要隔離的是病毒，而不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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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此次的新型冠狀病毒，還是殺傷力更大的鼠疫桿菌、埃博拉病毒等，每逢致命流行病肆虐時，將病患隔離安置的手段，依然是阻隔疫情擴散的最重要的措施

1573 年的米蘭地圖。地圖右側的正方形建筑即當地專門收治黑死病患者的隔離醫院

寒氣仍然籠罩著中國的春天，武漢“封城”之后，“自我隔離”成為新流行詞。這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隔離檢疫，公交車、地鐵、輪渡、長途客運全面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高速公路的離開通道被暫時關閉。解除封鎖的時間尚不可知，疫情何時平息，是所有問題的答案。

傳染病的流行取決于三個基本條件——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而隔離病患就是針對傳染源的主要控制方法之一。無論是此次的新型冠狀病毒，還是殺傷力更大的鼠疫桿菌、埃博拉病毒等，每逢致命流行病肆虐時，這種將病患隔離安置的手段，依然是阻隔疫情擴散的最重要的措施。

不同地區的古文明都有類似的衛生理念，但古時候的隔離措施，更多是一種趨利避害的驅逐和割棄?！独从洝分袑π磐揭幷]稱，一旦發現麻風病人，“他就要拆毀房子，把石頭、木頭、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潔凈之處”。麻風病于中世紀初期侵入歐洲時，教會便以此綱領對病患進行檢查，一旦確診，他們就會被逐出人類社會，終身隔離。

盡管被區別對待，牧師仍會向病患解釋，基督不會看不起他們，疾病將拯救他們的靈魂。一些地方還會為病患舉行安魂彌撒，讓病患躺在棺材里，由牧師象征性地宣告其“死亡”。麻風病人會被集中安置在郊外的隔離院里，依靠慈善團體為他們提供食物。16 世紀以后，麻風病在西方逐漸消失，原來的隔離院或被荒廢，或被改為防治鼠疫和梅毒的隔離病房。

到了14 世紀，更可怕、更致命的“黑死病”席卷歐洲，死亡人數至少2500 萬人，相當于當時全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們被迫制定法律以抵御瘟疫，流行性疾病開始被視為威脅整個社會的公共事務。城市大門緊閉，交通要道被嚴密把守，任何人都要經過仔細盤查，才被允許入城。

瘟疫沿著海港向外傳播，進入大陸腹地，因此，港口城市成為最危險的地方。1377 年7 月27 日，當時重要的港口城邦拉古薩共和國（Ragusa，今克羅地亞的杜布羅夫尼克）議會頒發命令，所有從疫區抵達的船只必須?？扛浇娜齻€小島——馬爾坎（Mrkan）、博巴拉（Bobara）和蘇佩塔爾（Supetar），隔離一個月。這是人類史上第一項制度化的隔離措施。

拉古薩之后，威尼斯沿襲此措施，將外國旅客隔離在圣拉扎羅島（san Lazzaro degli Armeni）上，并于1448 年將隔離期限延長至40天。這兩個亞得里亞海貿易港的做法于16 世紀時被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廣泛效仿，而意大利語“40 天”（quaranta giorni）亦逐漸成為“隔離檢疫”（quarantine）的代名詞。

威尼斯人1403 年在毗鄰城市的小島拉扎雷托·維奇奧（Lazzaretto Vecchio）上建立世界上第一座專門用于隔離病患的醫院，并于此后20 年間將其擴建成附帶辦公樓、居民樓、庭院等的綜合檢疫中心，配有醫生和警衛。到了19 世紀，歐美主要城市都建有類似的專門收容機構，用于收容病患和流浪漢等被社會排斥的各色人等。

根據普遍估計，瘟疫患者從感染到死亡一般不超過40 天，隔離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災厄蔓延。而被隔離者甚少得到有效照料，很多人因此發病致死。然而，在細菌病學確立以前，人們對跳蚤和老鼠在疾病傳播中的作用一無所知，隔離措施并非總是奏效；瘟疫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仍然在歐洲各地造成大規模的人口衰減。

一方面，人們無法預知疫情，往往在疾病蔓延之際才對人群進行隔離；另一方面，并非人人都會自覺遵守隔離指令?？茖W史學者卡爾·阿普恩指出：“有錢人總有辦法逃過隔離檢疫，而其他人只能一直留守直至隔離結束。因此被隔離者多是別無選擇的窮人?！焙谒啦≡跉v史上多次爆發，隔離檢疫制度亦因此延續下來，并被逐步完善。

19 世紀末，細菌學的發展為隔離傳染病病患提供了新的科學依據：既然疾病由細菌引發，那么只要做好防護和隔離，疾病感染便無從入手。20 世紀前后，歐美各國逐漸發展起“國家醫學”（state medicine）的觀念：國家有責任保障公眾健康，而為了國家利益，政府有權力和義務向個人推行衛生觀念。公共衛生的重點從基礎設施建設和急性傳染病控制逐步轉向個人衛生習慣的塑造和教育上。

隔離檢疫的理念伴隨著19世紀西方的殖民主義，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學者梁其姿在論文《麻風隔離與現代中國》中提到，1874 年，麻風桿菌被發現以后，由英國傳教士發起的國際基督教組織“麻風救濟會”在印度、暹羅、朝鮮、中國等地廣泛建立了隔離院。在中國，中華麻風救濟會于1926 年成立，到1940 年，與教會有關的麻風隔離院、醫院、診所，全國至少有51 個。

1910 年冬天，東三省突然爆發了近代中國最嚴重的瘟疫，超過6 萬人在此次災厄中喪生。時年31 歲的馬來歸國華僑、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臨危受命，擔任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經過反復檢驗后，伍連德發現，此次鼠疫是僅憑飛沫就能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新型鼠疫，即日后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美國加州奧克蘭市的市政禮堂被用作臨時醫院，美國紅十字會成員在此輪流照顧病患

伍連德提出，要采取隔離、消毒、防疫等現代醫學手段抵御疫情，掐斷傳播路徑。他要求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癥狀，連續7 天正常，才能解除疑似狀態。在東北總督錫良的協助下，東北境內鐵路于次年1 月起陸續停運，往來旅客需在山海關的檢疫所中停留5 天觀察。鼠疫最終得以控制，并于4 月23 日正式宣告肅清。

美國歷史學家班凱樂（Carol Benedict）認為，此次鼠疫控制，政府出動軍警進行隔離消毒、清查病人、清理街道、強制防疫等措施，是“國家醫學”在中國開始的標志，也是中國進入現代國家進程的重要一環。事實上，在這場抗擊瘟疫的戰斗中，參與救援的中醫師死亡率高企，而掌握現代細菌學知識的西醫則成功撲滅疫情。

不過，作為一種疫病治理手段，隔離措施并非十全十美。1900 年，舊金山政府為控制淋巴腺鼠疫的擴散，對唐人街進行隔離。但當局并沒有隔離美國本土居民，只隔離了中國移民的住所，一些醫生聲稱，鼠疫是“食米者”而不是“食肉者”的疾病。

科學的隔離措施能救治病患，但將疾病道德化，并以此貶損、污名化、歧視、壓迫某些人群，將讓我們的社會陷入更致命的“瘟疫”——“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發生這樣的轉變，即把錯誤歸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是否被認為是疾病的犧牲品。犧牲品意味著無知。而無知，以支配一切人際關系詞匯的那種無情邏輯來看，意味著犯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