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與歐洲的至暗時刻

李博強

遍觀人類歷史，鼠疫或許是在人類記憶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烈性傳染病，在英語中，鼠疫便是瘟疫的代名詞。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暴發，最大的受害者是羅馬帝國及受其影響和統治的地中海世界。這次暴發也由當時在位的羅馬皇帝而得名——“查士丁尼大瘟疫”。

死者的尸體層層堆疊，就像“草垛里的干草”一樣

公元541年夏天，奇特的疾病在下埃及地區一座沿海城市佩盧希烏姆（此處是從西奈半島進入尼羅河三角洲的門戶，位于今日蘇伊士運河北端以西不遠處）暴發。

患者病情發作時會有輕微但緩慢升溫的發熱，然后出現淋巴腺腫大，腫脹的凸起主要在腹股溝，有時也在腋窩、耳朵和大腿出現?！爱斄馨拖倌[塊變得非常大，并且流出膿液后，病人會戰勝疾病存活下來?！边@是同時代的歷史作家普羅科比記錄下來的臨床觀察。普羅科比還觀察到，幸存者會持續衰弱，組織壞死的后遺癥會導致終生損傷。

而在另一位同時代的編年史作家以弗所的約翰筆下，還提到其他動物——包括野生動物——也都染上了這種病，“甚至連老鼠身上也有腫塊，它們被疾病擊倒，奄奄一息”。

如果病人的病灶局限在身上腺體的話，那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但當細菌直接進入血液，引發的原發性敗血型感染帶來幾乎瞬間的死亡。在一個沒有抗生素的年代，這種疾病的致死率可達到80%，絕大多數病人會在數天內死去。

瘟疫迅速從佩盧希烏姆向西擴散到整個埃及，向東蔓延到巴勒斯坦地區。它在陸路的傳播速度并不算快，但地中海發達的海上交通為瘟疫傳播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埃及是地中海世界重要的糧食輸出地，和地中海世界絕大多數地區都有貿易聯系，躲藏在谷堆之中的黑鼠，將這種致命的疾病傳播到地中海絕大多數港口。

公元542年2月下旬，瘟疫在君士坦丁堡暴發。從疫情暴發的頭幾天起，君士坦丁堡每天都要產生幾千具尸體。隨著死亡人數越來越多，大量的尸體根本來不及掩埋，最后只能將原用于城市防御的塔樓作為堆放尸體之處。死者的尸體層層堆疊，就像“草垛里的干草”一樣。

當塔樓快塞滿尸體時，人們再把塔樓封上，羅馬人注重喪葬儀式的傳統在鼠疫的沖擊面前根本無法維持。既然連收尸工作都沒法正常進行，君士坦丁堡的社會秩序可想而知。零售市場被迫關閉，隨之而來的便是食物短缺，不管你有多少錢，也無法買到食物。

為了防止死亡后無人知曉，“每個人出門時都會在脖子或胳膊上掛上標簽，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实郾救艘踩旧狭宋烈?，不過他幸運地成了感染患者中幸存的那五分之一的一員。君士坦丁堡的疫情持續了4個月才平息，累計死亡估計在23萬人到30萬人之間，帝國首都一半的居民永遠消逝在這4個月里。

富饒的意大利變成了殘破之地

這場瘟疫并不局限于羅馬帝國，但它對羅馬帝國經濟社會造成的打擊要遠超它的鄰國。越是富庶的地區，鼠疫造成的損害越大。死于這場鼠疫大流行的人，據估計至少達到當時羅馬帝國人口的三分之一。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在6世紀40年代的歷史記載里出現各種亂象：大面積饑荒、暴亂以及通貨膨脹。中央財政收入急劇下降的直接結果，是帝國無力再供養一支足夠規模的軍隊。當東哥特人發起反攻時，查士丁尼竟然長期無法向意大利繼續投送兵力，這也使得意大利戰爭一直拖延到6世紀50年代，雙方的反復易手和瘟疫的侵襲，共同把富饒的意大利變成了殘破之地。

但這還不是噩夢的結束。公元558年，鼠疫時隔16年再次襲擊君士坦丁堡，又造成了10萬人級別的死亡。在帝國的其他地區也可看到鼠疫周期性暴發的記載。鼠疫的周期性暴發與6世紀的氣候劇變共同作用，極大地削弱了羅馬帝國的國力，最終使羅馬帝國走向了災難的7世紀。

地中海世界對于來訪的鼠疫桿菌，是完美的殺戮對象

那這場災難究竟是怎么發生的呢？即便對于今天的我們，這場鼠疫暴發的直接原因依然不夠明晰，但現有的研究已經可以勾勒出一個大體的圖景。

鼠疫桿菌早在3000年前便已通過基因變異的途徑獲得了在跳蚤消化道中生存，從而便于傳播的能力，但在其形成之初還只是中亞地區一種地方性動物疾病，無數嚙齒類動物飽受其折磨，而人類對其仍一無所知。

隨著包括絲綢之路在內的亞歐大陸貿易網絡建立，亞歐大陸上的東西方貿易日益發達，為6世紀的鼠疫大流行創造了兩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其一是原本生活在東南亞的黑鼠，作為生物入侵者進入地中海世界，并在這里迅速繁衍壯大。其二是鼠疫桿菌通過印度洋—紅海貿易，從中亞來到埃及。黑鼠—跳蚤網絡的建立，為鼠疫流行創造了完美的溫床，而地中海世界對于來訪的鼠疫桿菌，是完美的殺戮對象。

鼠疫在一個地區的傳播并不依賴于人群，染病的老鼠和寄生在他們身上的跳蚤，通過地中海世界發達的水陸交通流動。每當它們進入一個地區，便會將疾病傳播給當地的嚙齒類動物和跳蚤，這些嚙齒類動物染病后會大量死亡，而失去了宿主的跳蚤會轉而試圖寄生在人身上，它們的吸血活動是鼠疫桿菌最有效的傳播途徑。

即便絕大多數患者染上的都是在人與人之間傳染性差的腺鼠疫，鼠疫依然通過這種動物網絡不受控制地流行。

時至今日，鼠疫依然在世界上零星發生

羅馬帝國因為鼠疫的大暴發失去了它再次統治整個地中海世界的機會，但鼠疫并沒有就此離人類世界遠去。繼6—8世紀在亞歐大陸西端暴發后，鼠疫又在14—17世紀迎來了第二輪遍及亞歐大陸的暴發，這一輪暴發為鼠疫“掙得”了“黑死病”的威名。

第三次暴發則開始于19世紀末，并迅速地借助全球交通連接擴散到整個世界。但幸運的是，人類醫學的發展為鼠疫防治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1894年，法國微生物學家耶爾森和日本微生物學家北里柴三郎發現了鼠疫的病原體鼠疫桿菌;1897年，俄國微生物學家哈夫金發明了第一種鼠疫疫苗——哈夫金疫苗;1898年，法國微生物學家西蒙的研究解釋了跳蚤在鼠疫傳播中的重要作用。當公共衛生學家伍連德博士在1910年底來到哈爾濱時，他已經擁有了疫苗和血清。在擁有這些工具的基礎上，伍連德敏銳地發現了東北地區暴發的肺鼠疫和常見的腺鼠疫病理上的差異，通過隔離和佩戴口罩來阻斷呼吸道傳播，通過強制消毒來殺滅病原體，推廣疫苗接種，最終控制住了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阻止了悲劇的重演。

在大多數建立了完善防疫體系的國家，鼠疫疫情也得到有效控制，最終第三輪鼠疫大暴發在現代化的防疫措施和抗生素面前，于20世紀中葉銷聲匿跡。但時至今日，鼠疫依然在世界上零星發生，并作為地方性動物疾病存在于世界上許多地區的嚙齒類動物群體中。

當我們回首人類歷史上的鼠疫疫情時，不難發現科學進步和及時采取防疫措施的重要性。羅馬人對鼠疫缺乏科學認知，也沒有現代公共衛生體系，在瘟疫面前束手無措，但即便是建立了完善公共衛生制度的今天，我們依然能夠高枕無憂嗎？我想任何經歷了2020年初這場疫情的人，都會有自己的答案。

曾經有人為羅馬帝國在大瘟疫中的脆弱提出這樣一種解釋：越是復雜精巧的系統越經不起某個方向上的劇烈沖擊，因為一個環節被破壞，其他環節也會隨之崩塌。今日的人類文明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沒有人能在危機面前獨善其身。

在疫苗和特效藥完備的今天，鼠疫對于人類命運的威脅已經微乎其微，但是，當新型疾病出現的時候，我們真的能對其作出完善的應對嗎？疫病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高懸，隨著科技與醫學的進步，人類對疫病無須像先人那樣恐懼，要有信心，但也絕不能掉以輕心。

（摘編自七一網 七一客戶端/《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