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創新
——兼論突發性重大公共危機治理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

陽 鎮，尹西明，陳 勁

(1.清華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3. 北京理工大學 管理與經濟學院，北京 100081)

0 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國家重要戰略目標，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并提出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在這一重大戰略目標導向下，如何在微觀企業層面助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管理學界的重大研究課題[1]。企業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微觀市場主體，一方面基于其經濟屬性助推市場治理的合效性，另一方面作為具有公共社會屬性的社會單元與社會組織，在企業社會屬性之下，社會責任實踐作為企業參與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與主要途徑，在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過程必然離不開治理制度法治化、治理主體多元化以及治理工具數字化。因此，如何更好地推進企業基于社會責任實踐參與社會治理，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成為企業面對的重大現實課題。

中國國土面積遼闊，自然環境復雜，自然災害與公共危機頻發[3]。當前，中國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地區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成為區域發展的主要矛盾，每次自然災害與公共危機的出現必然會對整個宏觀經濟運行、中觀社會形態以及微觀企業運營管理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尤其對于由大型自然災害引發的重大公共危機治理而言，公共危機治理不同于一般性公共治理或社會治理，其產生過程、波及范圍以及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擴散性及巨大的破壞性，給整個經濟社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面對具有高度隱蔽性以及長期性影響的社會重大公共危機，單純依靠政府作為治理主體難以有效應對，不論是滿足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還是解決公共社會問題的現實需要，企業在參與現代公共危機治理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實質上，企業作為微觀市場組織，其敏銳的市場嗅覺與較高的動態能力能夠有效為政府治理賦能，并發揮自身專業優勢、效率優勢以及社會影響力優勢。無論是“非典”病毒防控，還是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災，抑或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與治理過程中，都能夠看到企業深度參與政府公共治理與社會治理。數字化時代下企業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深度、廣度以及效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創新。

基于此，本文著重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導向下的企業社會責任轉向進行分析，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主體由中央企業(國有企業)主導向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參與的“共同體”轉變，且數字化背景下平臺型企業(Platform firms)成為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新主體；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內容維度由單一的經濟責任或慈善道德責任維度轉向涵蓋經濟、社會與環境的綜合價值與共享價值維度；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議題中，社會共享與脫貧攻堅成為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新議題。突發性重大公共危機治理一方面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作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驗，需要企業基于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創新，有效應對突發性公共社會問題的高度破壞性、動態復雜性與影響不確定性。面對特大型公共危機，企業既可以基于傳統個體型的原子式、基于供應鏈的價值鏈式、基于戰略聯盟的聯動式，也能基于平臺企業主導下的商業生態圈與基于公共治理互聯網平臺的社會生態圈主導兩種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新范式，推動治理主體、治理過程及治理手段與工具優化，最終助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1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導向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創新轉向

1.1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治理創新：由單一政府治理轉向多元主體協同治理

治理理論起源于政治學與公共管理理論，治理(Governance)意指公共主體與市場私人主體協調互動，在既定制度框架內開展協調活動、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或創造社會機會[4]。在微觀企業個體層面，由于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內涵認知的模糊性以及社會責任制度的復雜性與不健全性，整體上，企業未能將社會責任融入企業使命、企業治理與運營管理體系之中，企業社會責任實踐過程出現社會責任缺失與異化問題，如直接產生負外部性的企業社會責任缺失行為[5]與以“說一套、做一套”為特征的偽社會責任行為[6]，以及假借企業社會責任名義向公權力與公信力主體尋求利益交換而給整體社會福利帶來損失的企業社會責任尋租行為[7]。在實踐層面，企業社會責任缺失與異化行為層出不窮，給整個社會福利帶來損失，也進一步引發了社會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悲觀論。由此，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是對傳統企業單邊社會責任管理的延續與引申，旨在通過外部企業社會責任敦促主體通過相應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安排，打造一個基于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的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結構，促使企業運營管理行為(經濟性行為與社會性行為)符合利益相關方的價值期望，并規范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使企業創造涵蓋經濟、社會與環境的綜合價值與共享價值。從這個意義上看，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本質上包含兩個層面的目標體系，第一層面的目標是最大程度地避免企業社會責任缺失與異化行為，從而降低因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和異化行為帶來的社會風險與社會福利損失；第二層面是最大程度地激發市場各類微觀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意愿與動力，基于相應的治理制度安排(激勵制度、評價考核與認證制度)促進各類微觀企業主動參與公共性社會問題解決，由此促進各類企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實現綜合價值與共享價值最大化。

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導向下，治理主體多元化意味著在傳統企業社會責任治理過程中，以單一性政府為主體主導的“元治理”、以企業個體為主導的“自我式社會責任市場治理”被逐步改變，基于企業利益相關方的網絡共享型治理成為新導向(見表1)。在多中心網絡治理共同體中，企業、政府以及社會組織等多元利益相關方構成的多種治理主體有機結合，立足于各方治理意愿、治理資源與治理能力優勢，通過共享公權力與公信力形成良性社會責任治理網絡，培育共同的治理價值觀。由此，在企業社會責任治理過程中，提高各類主體的治理能力，如企業、政府、社會責任評價機構、新聞媒體共同參與建立特定性行業與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系統、社會責任實踐披露與報告系統、社會責任實踐評價與激勵標準、社會責任議題實踐程序與機制，從而明確定義各類治理主體之間明確的交互方式。同時，多元治理主體的多中心治理網絡體系包括積極構建一個基于共同責任愿景的社會責任實踐共同體組織或社會責任實踐平臺或戰略聯盟，使處于同一社會責任實踐共同體組織場域內的利益相關方網絡節點成員進行社會責任實踐經驗交流和知識共享，實現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網絡化及社會化整合，形成社會責任知識溢出效應與動態擴散效應，最終形成一套解決社會責任缺失行為、偽社會責任行為以及社會責任尋租行為的辦法。

表1 基于主體視角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治理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下同

近年來，在數字化平臺經濟背景下，平臺型企業基于全新的平臺商業模式，形成“平臺—用戶—平臺”的價值共創模式[8-9]。平臺型企業基于互聯網雙邊市場的開放性、雙邊性及跨邊網絡效應，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但諸多平臺型企業也表現出社會責任缺失與異化行為。不同于傳統企業社會責任缺失與異化行為，平臺型企業包絡了數量巨大的社會用戶，可能給整個商業生態圈帶來價值共毀(Value Co-destruction)，由此降低整個社會福利[10-11]。在國家治理能力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政府如何在制度層面實現面向平臺型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成為未來研究課題。探索基于生態圈理論以及公共治理理論的平臺型企業社會責任生態化治理內在機理與動態實現過程，從而在微觀層面建構全新的平臺企業社會責任生態化治理體系成為企業社會責任治理必須直面的實踐課題[12]。

1.2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主體創新：國有企業主導轉向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參與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有企業成為社會責任履行的主導性微觀主體，其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具有特殊的雙重使命。黃速建和余菁[13]認為，國有企業不僅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微觀支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也是政府干預和參與經濟的雙重手段，需要解決3類“失靈問題”：一是西方發達國家經常出現的一般性市場失靈問題，如充當宏觀調控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工具，以及作為公共物品與服務的提供者；二是經濟轉軌國家獨特的市場失靈問題，如承擔社會保障體系構建的“制度變遷”成本；三是發展中國家獨有的市場失靈問題,如實施“ 經濟趕超”戰略等。實質上，國有企業歷次改革的重大轉折往往源于對國有企業本質認知的重大轉變，進而導致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發生重大調整，其背后隱含著國有企業對于社會責任的認知不斷加深，國有企業基于雙重使命定位成為參與市場治理與社會治理的基礎性主體。

隨著新時代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新發展理念貫徹落實，黨和政府(國務院國資委)對不同類型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中的功能定位更加科學，主要表現為：①針對國有企業，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因而國有企業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②根據國有企業經濟使命與社會使命結合程度的差異性，進一步區分不同使命主導的國有企業類型，使不同類型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進一步細化與優化。 2015年12月，國務院國資委等三部委聯合下發的《關于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將國有企業按照目的屬性與價值屬性結合程度的異質性進行細分，其在運行過程中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的整合程度具有差異性，由此形成“商業類國有企業”與“公益類國有企業”，表現為不同類型的混合型組織實現相應的經濟目標與社會目標[14-15]。

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多元化治理主體協同參與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成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及主要路徑,民營企業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驅動力量。自《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將企業社會責任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后，我國政府對于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的關注逐步平衡。在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層面，民營企業成為推動新時代下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如在新經濟、互聯網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業態中，騰訊、京東、阿里巴巴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其它社會責任內容維度如社會捐贈與慈善方面，民營企業在教育醫療、農村扶貧、重大災害救災以及社會救助等方面的參與度越來越高，形成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實踐雙輪驅動與共同演化的局面。更為重要的是，在數字化背景下，互聯網平臺企業成為區別于傳統企業的全新組織載體，通過特有的雙邊市場效應使得各類中小微企業基于共同價值創造目標與價值偏好集聚于同一平臺組織場域，形成基于平臺包絡戰略下以大、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平臺商業生態圈。由此，基于平臺包絡的大、中與小微企業共同參與社會問題解決，實現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多元主體融通創新。

1.3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議題創新：社會共享與脫貧攻堅成為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新議題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期，各類經濟與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緊密交織，不論是經濟領域的市場治理，還是公共領域的社會與環境治理，都意味著國家治理體系作為一項宏大工程，需要經濟性與社會性主體提升自身治理能力予以實現。在微觀企業層面，企業社會責任議題是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相應內容維度下的具體實踐領域。每個企業社會責任議題隨著外部經濟社會環境變化和利益相關方關注點轉移而在時空上具有動態性，按照社會關注演變，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發展表現出生命周期的演化特點并經歷潛伏期、發生期、發展期、熱點期、消退期等不同階段，不同階段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的關注度會有所差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下，對于微觀層面企業參與社會治理與政府公共治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企業在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經濟與社會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必須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資源優勢與能力優勢，貢獻其獨特的經濟資源與社會資源，基于雙元制度融合打造混合型組織，甚至驅動傳統市場邏輯主導的商業組織或社會邏輯主導的社會企業向雙元制度共生融合的共益企業(Benefit Corporation)轉型，在價值創造過程中，實現基于經濟與社會復合屬性下綜合價值最大化[16-17]。尤其是在五大發展理念下，共享發展成為關系全面小康社會能否真正意義上建成的關鍵要素。因此，對企業社會責任實踐過程中的共享價值創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企業不僅要為股東創造經濟價值，而且應該在更廣泛的商業生態圈乃至社會生態圈創造共享價值。因此，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議題轉向，基于Carroll(卡羅爾)的社會責任金字塔模型，在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慈善責任等內容主題與維度下的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必然具有全新的轉向。例如，在企業社會責任中的經濟責任維度，在高質量發展戰略目標下，提升微觀主體的技術自主創新能力，進而驅動整個產業體系轉型升級成為焦點；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責任內容維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脫貧攻堅以及社會價值共享成為重要議題，也是企業破解新時代主要社會矛盾的焦點。在企業社會責任內容維度中的環境責任維度，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企業環境責任實踐的重要議題。

1.4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創新：平臺化履責成為全新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是指在一定的企業社會責任認知理念下，選擇相應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議題，進而參與或推動社會問題解決，由此衍生出相應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主體、前置性社會責任認知邏輯、實踐對象、實踐模式、實踐議題、實踐方法與工具等。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作為一種基于微觀市場主體矯正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和社會失靈的重要補充機制，其對經濟與社會環境的價值創造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過程，涵蓋治理理念、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治理工具的全方位創新與變革，意味著在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中，實踐主體、實踐模式以及相應的實踐工具產生了全方位創新。

具體來看，在數字化與平臺化背景下，以互聯網為載體的平臺型企業成為社會責任實踐的全新主體[17]。相應地，基于互聯網的平臺化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成為治理主體多元化與治理工具數字化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全新范式。傳統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大多以單個企業為原子式參與解決相應的社會性與公共性問題，本質上屬于企業分散式參與社會治理方式?；诨ヂ摼W的平臺化履責是指面對公共性問題或社會環境問題，將多元社會主體集聚于同一平臺組織場域，依托相應的核心成員或平臺搭建者，推動不同社會主體開展相應的社會責任實踐行為，以平臺特有的包絡效應以及跨邊網絡效應集中式收斂各類經濟社會主體，從而解決公共與社會問題。由此來看，平臺型企業以集中式治理方式實現社會治理，且平臺內不同社會主體在解決公共社會問題過程中，基于自身資源優勢與能力優勢實現協同互補，并將各自優勢資源和能力在互聯網平臺或社會責任實踐界面上充分耦合與共享，最終解決公共性與社會性問題，促進公共價值與社會福利最大化。在基于互聯網的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參與主體、社會責任實踐工具、價值創造方式以及價值創造效應呈現出全方位創新，有效契合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治理主體多元化與治理手段數字化的創新要求。

2 突發性重大公共危機治理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創新——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典型事實

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治理制度法治化、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過程協同化、治理手段數字化成為政府、企業與社會形成“治理共同體”的新轉向。對于企業而言，基于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發揮其公共社會屬性，在參與公共治理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必然需要創新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主要范式，以契合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導向。更為關鍵的是，突發性重大公共危機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危機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質是治理制度體系優化創新，通過制度理性、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過程高效以及治理工具創新等實現公共危機治理能力現代化。由于突發性重大公共危機治理不同于一般性公共治理與社會治理，具有高度沖擊性以及影響長期性，單純依靠政府作為治理主體難以有效應對公突發性公共危機治理環境的高度動態性以及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因此，企業在現代公共危機治理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如何基于自身戰略導向、資源優勢、能力基礎及社會影響力，有效選擇相應的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成為企業參與公共危機治理與社會治理的重大現實議題。

2.1 公共危機治理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傳統范式

(1)基于個體型的原子式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趥€體型的原子式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強調在社會責任實踐過程中，資源來源與實踐過程均以企業個體為邏輯元點。個體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模式在參與公共性與社會性問題解決過程中，以企業個體為邏輯元點，由此，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利益相關方也以企業獨立個體為范圍邊界，在參與解決某一社會問題過程中聚焦于企業特定的生產與服務功能，立足于自身資源基礎與能力優勢，直接或間接落實某項社會責任議題以解決相應的經濟、社會或環境問題，承擔企業個體屬性下的經濟與社會環境責任。因此，基于企業個體型的原子式社會責任實踐意味著企業在參與解決重大公共社會問題過程中，尤其面對突發性公共社會事件，能夠發揮個體資源優勢與能力優勢。例如，應急物資類制造企業基于自身產品制造功能，通過擴大企業生產能力，滿足在公共應急突發事件中的市場需求與社會需求。本次疫情中，口罩、防護服等病毒防護類公共產品供不應求，大量制造企業頂住壓力，千方百計擴大生產。同時，原子式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不僅僅是企業個體承擔外部利益相關方的社會責任，更包括企業著眼于自身經濟屬性，通過技術變革、商業模式創新以及效率改進提升企業經濟價值創造能力。

在本次突發性重大新冠疫情下，企業個體型的原子式社會責任實踐重點仍在于維持企業基本經濟功能，頂住疫情防控下員工難以按時復工的經濟壓力。如海底撈有全國門店 550 家，員工超過 8 萬名，虎嗅根據其 2019 年中報進行粗略估算，海底撈每天收入5 789.6萬元，每天員工成本2 029萬元，當前收入為 0，相當于每天虧損近8 000萬元。在服務行業人手短缺的情境下，根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數據，疫情之下企業員工返工受限，導致超市等零售企業門店營運、物流配送等方面員工短缺 50% 以上。首先，服務類企業主動探索恢復生產能力的方法，探索“員工共享”這一新型員工聘用創新方式，從而有效應對疫情之下企業生產與服務壓力。其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以個體為元點通過慈善捐贈承擔公益慈善責任。如表2所示，截至2020年2月5日，全國1 934家企業已累計捐贈191.9億元善款。其中，阿里巴巴、蒙牛集團、騰訊、字節跳動、招商銀行、牧原集團、美團、吉利控股、恒大集團等35家企業各自捐贈上億元，490家企業捐贈1千萬至1億元，1 409家企業捐贈1百萬至1千萬元。除傳統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以社會捐贈為基本方式外，各類企業發揮自己所長，參與到抗擊疫情的社會治理過程中。

(2)基于供應鏈/價值鏈的線性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诠?價值鏈的線性化社會責任實踐范式突破了企業個體型的原子式社會責任實踐局限，直接推動整個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面向重大突發性社會問題或公共問題，促使企業所在供應鏈上組織成員主動或者被動貢獻自身資源優勢，推動供應鏈內上下游組織成員具體落實相關社會責任議題，推動相應的社會問題解決。具體來看，基于供應鏈/價值鏈的線性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一般由所在供應鏈的龍頭企業主導，將處于同一供應鏈/價值鏈上的利益相關方納入同一組織場域，包括上下游企業、社會組織、金融融資機構以及政府等，通過隱性或顯性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契約，推動供應鏈上組織成員形成一致性企業社會責任認知，以及公共性與社會性問題解決方案[19]。實質上，重大突發性公共社會事件不僅對企業個體生產運營產生影響，而且對整個行業價值鏈產生影響。如制造企業不能按照既定計劃開工生產，必然影響相關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原材料生產、庫存計劃或營銷計劃，導致整個供應鏈乃至全球價值鏈萎縮。尤其是疫情帶來的假期延長以及交通管制，導致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推遲復工問題，進而導致相應材料生產與倉儲、物流配送發展空間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供應鏈可持續發展。

在這次疫情中，眾多企業突破了個體型的原子式社會責任實踐的資源鉗制，基于供應鏈/價值鏈的線性化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推動整個供應鏈降低疫情給企業與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在本次疫情之中，企業由于無法按時復工帶來現金流緊張問題，2020年1月19日，民生銀行了解到一家為抗擊新冠疫情獲批藥物“肺炎一號”受托生產方的制藥公司面臨資金流轉缺口情況，應用全線上化公司業務融資產品信融E為其發放貸款近百萬元。過程中，客戶可以足不出戶，手續簡便，從線上提交融資申請至貸款發放僅耗費半小時。目前,民生銀行采用供應鏈金融信融E產品N+N融資模式，通過線上申請、智能審核、多維度校驗放款、遠程開戶、線上協議簽署實現自動化審批放款，幫助企業緩解疫情之下的資金壓力。國家電網江蘇電力公司作為一家能源供應企業，通過制定“支持企業復工復產12條措施”，涉及企業用電結算方式、臨時性電價扶持、供應鏈金融服務、物資綠色采購等方面，推動供應鏈上組織成員共同面對社會問題，有效緩解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重慶長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一家香港上市的汽車物流企業，本次疫情下不僅組織和鼓勵全體員工開展愛心互助捐贈活動，而且基于供應鏈整合方式，通過發出社會責任倡議方式，鼓勵供應鏈/價值鏈上組織成員貢獻相應的經濟資源與社會資源，并鼓勵全國各地區員工和供應商合作伙伴，積極參加所在地方政府和社區抗“疫”斗爭的公益活動，力所能及地提供抗疫物資及資金捐贈。

表2 抗疫企業捐贈前10名單概況(單位：萬元)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鐘宏武等與責任云研究院，數據截止至2020年2月4日

(3)基于企業戰略聯盟的聯動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戰略聯盟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DEC公司總裁簡·霍普蘭德(J·Hopland)和管理學家羅杰·奈格爾(R·Nigel)提出，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企業為共同擁有相應市場與資源達成一致的戰略目標，通過正式市場契約安排或非正式協議而結成優勢互補、資源共享、能力協同、風險共擔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形成基于戰略的共同組織場域。因此，戰略聯盟作為一種節約企業間交易費用的經濟性合作組織，也是在社會網絡理論視角下企業之間網絡聯結、相互嵌入的社會關系與社會資本，一般而言，其具有多種結構，較為普遍的兩種結構是對等型戰略聯盟與中心主導型戰略聯盟[20]。前者主要是指聯盟中各類微觀企業處于相對平等的地位，資源基礎與企業能力旗鼓相當；后者則是指聯盟中存在一個中心節點主導整個戰略聯盟內企業信息傳遞，從社會網絡視角看，中心節點企業處于戰略聯盟中結構洞的位置，即其它企業通過中心節點企業的契約與信息指令等協調整個戰略聯盟運行，從而實現聯盟共同戰略目標?；趹鹇月撁说穆搫有推髽I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是指基于共同履責戰略目標所形成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聯盟?；趹鹇月撁说钠髽I社會責任實踐范式突破了傳統供應鏈中上下游合作關系的資源約束，將不同供應鏈/價值鏈企業基于共同社會責任戰略目標納入同一聯盟網絡之中，形成跨產業鏈、跨組織邊界的戰略合作關系，有助于聚合分散的社會責任實踐資源,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放大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綜合價值創造效應。

在本次疫情引發的社會問題解決過程中，眾多企業基于共同的社會公共問題形成社會責任戰略聯盟。藥物研發成為醫藥企業、醫院、政府以及醫藥協會等面臨的共同社會問題，為參與這一公共性社會問題解決，湖南省成立藥物評價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長沙市藥物評價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以下簡稱“聯盟”)，其聯盟組織成員醫院(中南大學湘雅醫院、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湖南省人民醫院、長沙市第一醫院)、醫藥企業(都正生物)第一時間響應國家號召，發揮戰略聯盟內企業組織與社會公共組織的資源優勢，協同作戰，合力聯動，共同推動臨床試驗合法合規，為抗擊疫情提供科技支撐。國內航化品龍頭企業深圳市潤貝化工有限公司與同為民航航空新材料產業技術戰略聯盟理事單位的材料專家，在對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進行調研后，對“RH-A-1452新型冠狀病毒殺菌與預防”效果開展緊急研究與論證工作，助力民航抗擊新型冠狀病毒。在疫情防控公共信息披露方面，地理信息系統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中的中海達集團、南方數碼積極開展善款募捐活動以履行社會公益慈善責任，武大吉奧、超圖集團、易智瑞公司、蒼穹數碼、數字政通等企業發揮各自地理信息技術優勢，協助政府疫情防控。此外，南方測繪、高德地圖、百度地圖等地理信息類企業以產品或信息技術服務抗疫工作，號召聯盟內組織成員充分發揮組織優勢與資源技術優勢，以實際行動助力疫情之下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供給。

2.2 數字化平臺經濟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創新

基于互聯網的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則是在社會與環境問題實踐情境下，將具有不同優勢的經濟性與社會性主體聚集在同一個互聯網平臺組織場域，依托集體認可制度、規則與價值規范，推動平臺內不同類型的經濟性與社會性主體開展社會責任實踐，從而推動公共社會問題解決。因此，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成為區別于傳統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企業個體型的原子式、供應鏈/價值鏈的線性式以及基于戰略聯盟的網絡聯動式)的全新社會責任實踐范式。肖紅軍[21]認為，平臺化履責這一新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能夠通過社會資源整合平臺，聚合與撬動不同社會主體落實相關社會責任議題，實現傳統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內容邊界、價值創造方式以及參與社會治理方式的系統性超越。從企業與社會關系視角看，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下，平臺型企業嵌入社會的方式是基于平臺所鏈接的商業生態圈或社會生態圈嵌入，從而形成“平臺型企業個體—社會”以及“平臺型企業—商業生態圈—社會”雙元嵌入路徑[12]。因此，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作為數字化經濟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創新范式，能夠基于平臺型企業獨特的跨邊網絡效應，以平臺特有的包絡戰略最大程度地激發各類經濟性與社會性主體的參與意愿，撬動多元社會主體共同解決公共性社會問題，其主體范圍、資源范疇、能力邊界實現了全方位的創新與突破，從而實現企業商業生態圈向企業社會責任生態圈迭代與升級[22]。實質上，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存在兩類主要模式，一類是基于商業生態圈主導的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另一類是公共治理平臺或社會創新平臺主導的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

(1)基于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商業生態圈主導?；诨ヂ摼W企業的平臺商業生態圈主導的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實踐過程中，平臺企業作為鏈接各類經濟性與社會性主體的核心組織，基于平臺企業搭建的履責界面，包絡各類經濟性與社會性主體，撬動商業生態圈內多元社會主體資源，并基于社會化資源整合推動公共社會問題解決，實現企業參與社會治理模式創新[12]。一方面，企業能夠整合商業生態圈資源，以平臺企業為主導推動社會問題解決；另一方面，撬動商業生態圈內異質性組織與社會個體，促進商業生態圈內的核心組織參與社會問題解決。由于疫情給企業員工復工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互聯網平臺企業可以為整個商業生態圈企業提供免費相應技術服務，聚焦于社會責任內容維度中的經濟責任議題，緩解商業生態圈內企業人才供給緊張問題，助推各類企業開展線上復工生產。例如2020年2月3日，平臺型企業“豬八戒網”宣布投入超過1億元的服務資源，開展“戰疫情—共同保護企業生命線”行動，并基于互聯網平臺集結萬名專業人才，為10萬家企業提供“免見面”服務，幫助企業開展線上復工運營，特別為湖北企業提供針對性幫扶政策。阿里構建“藍?！本蜆I共享平臺，通過靈活的短期用工形式，進一步緩解企業用工壓力，助力企業生產復工。

同時，在本次疫情中，各大互聯網平臺企業利用數字化優勢，聚焦社會責任實踐維度中的公共治理責任，解決疫情帶來的負面社會問題，因而社會責任實踐維度超越了單一經濟責任維度。如阿里云向全球公共科研機構免費開放AI算力，加快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旗下辦公套件飛書免費為整個商業生態圈中的用戶提供遠程辦公支持，助力社會正常運轉。騰訊向武漢捐贈了3億元，助力本次重大疫情社會公共輿論治理，如騰訊新聞“較真”平臺上線了“肺炎實時辟謠”專題和全國發熱門診地圖，騰訊醫點邀請17位權威專家，共同編輯了“新型肺炎”詞條內容，有效實現對商業生態圈內多元社會主體的公共信息與輿論治理。美團平臺不僅基于平臺數字化能力服務于疫情防控的公共安全治理，而且基于其獨特的商業影響力對平臺內商家用戶推出“收益額外贈送”與“商家加油”計劃，實現了對平臺商業生態圈內公共產品供給。阿里平臺推出六大措施扶助平臺內商家用戶。此外，2月5日，京東云與AI發布“人工智能公共服務平臺”公益版，向政府、企業、社會公眾提供疫情地圖、智能防疫助理、遠程醫生、教育辦公等技術服務，搭載自疫情爆發以來京東云與AI推出的所有免費技術產品，利用全矩陣技術產品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總之，互聯網平臺型企業能夠利用數字化技術優勢，基于商業生態圈整體所鏈接的用戶資源，以平臺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新范式在公共安全治理、公共信息發布、社會運轉效率提升乃至醫療技術攻堅等關鍵領域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推動整個商業生態圈價值創造，為商業生態圈內各類利益相關方創造基于經濟、社會、環境的綜合價值與共享價值(見表3)。

(2)基于互聯網公共治理平臺的社會生態圈主導。平臺化社會責任實踐范式的第二類模式是基于互聯網公共治理平臺的社會生態圈主導?；诨ヂ摼W的公共治理平臺可以有效將企業個體所鏈接的生態圈資源嵌入或者嫁接到公共治理平臺之中，協同外部公共性主體與社會性主體共同參與社會責任實踐，推動公共社會問題解決。一方面，立足于政府發揮市場治理與社會治理的“元治理”功能，實現政府在重大公共社會性實踐過程中作為制度規劃者、資源組織者、社會服務提供者、監督者以及多元社會主體關系協調者等多重治理功能[23]。因此，發揮政府在重大公共社會性事件中的制度保障、社會動員、資源整合以及利益協調與社會救濟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立足于互聯網公共治理平臺的社會生態圈能夠將企業鏈接的商業生態圈嵌入其中，進而有效發揮企業在參與政府公共治理過程中的專業優勢、效率優勢、資源優勢以及社會影響力優勢。具體來看，首先，相較政府，企業具備更好的專業化生產能力，能夠為市場和社會提供個性化產品與服務，發揮企業專業化生產與服務優勢，助力政府在公共危機治理過程中的公共產品提供與公共服務供給工作；其次，面對具有問題突發性、解決方案緊迫性、高度社會破壞性及不確定性等特征的重大公共性與社會性事件，政府受制于科層組織結構導致信息傳輸與共享效率較低，且政府行為受經濟與社會各方面力量牽制，會影響企業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的作用發揮；企業作為市場中具有高度競爭性的微觀主體，相較于政府，具備更大的效率優勢，在參與政府主導的公共社會平臺治理過程中，能夠有效克服政府組織結構帶來的治理失靈，充分發揮微觀市場組織活力，給公共治理與社會治理帶來及時有效的執行力，從而有效應對公共治理過程中的動態復雜環境。最后，企業在嵌入或嫁接進入政府主導的公共治理平臺后，能夠有效發揮企業在商業生態圈中的影響力，尤其是互聯網平臺型企業，能夠將所鏈接的商業生態圈經濟性資源與社會性資源嵌入到政府主導的公共治理平臺之中，有效聚合政府公共社會影響力與企業商業影響力，實現公共社會理性與企業市場理性的有效契合，解決共同面臨的重大公共社會問題。

表3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治理下基于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平臺商業生態圈主導的社會責任實踐

在本次疫情中，有些互聯網平臺型企業通過與政府協同搭建政府公共治理平臺或嫁接政府公共治理平臺，有效聚合多元社會主體，使政府與企業以及社會性利益相關方形成應對公共社會問題的資源合力，并有效提升政府在公共危機治理過程中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與公共服務能力。2020年2月5日，京東云與AI發布“人工智能公共服務平臺”公益版，面向各地政府針對疫情防控定制研發，向政府、企業、社會公眾提供疫情地圖、智能防疫助理、遠程醫生、教育辦公等技術服務?！叭斯ぶ悄芄卜掌脚_”搭載了自疫情爆發以來京東云與AI推出的所有免費技術產品，以期利用全矩陣技術產品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另外，在本次重大突發性疫情治理中，政府組織通過互聯網數字化技術搭建公共治理與公共服務平臺，有效聚合企業、社會組織與公眾的多元化異質性資源，為有效應對疫情治理過程中物資短缺、疫情防控、信息披露、企業生產復工問題等，提供平臺支撐、技術支持與制度保障，進而實現市場秩序與社會秩序穩定。例如，四川省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開通“全省中小企業防疫專項服務平臺”，集結全省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的服務資源，實現“政府+企業”的公共治理互聯網平臺搭建?；诠仓卫砥脚_，充分發揮省中小微企業創新創業服務聯盟作用，通過“互聯網+”助力中小企業復工復產，及時摸底生產經營情況和防疫物資需求，實現全省醫療防疫物資供需信息實時對接并提供復工企業防疫培訓等服務。目前，“服務包”已整合京東、電信等多家機構的服務產品，推送數十款免費信息化應用，特別是云會議、云辦公等服務產品，在防疫期間，為雅迪科技以及中灘園區內5 672家科技類、連鎖類、服務類中小企業提供免費技術服務與應用，助力園區內企業有效應對本次重大突發性公共危機事件，解決共同面臨的公共社會問題。在政府政務服務優化方面，浙江省政府利用手機APP“浙里辦”，建立新型病毒公共服務管理平臺。該公共服務平臺調動醫院、企業以及社會公眾等多元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疫情信息收集、管理與披露工作，其模塊包括主動申報與疫情線索提供、互聯網醫院新型肺炎通道、居家醫學觀察服務與管理、集中醫學觀察服務與管理、信息發布與健康教育、網上智能問診與人工服務等，有效整合省市縣村四級防疫的公共信息與數據報送及管理，為公共衛生數據挖掘和數字化治理提供有力的數據支撐與能力保障。

總之，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導向下，面對重大突發性公共危機治理與社會治理，各類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在聚焦情境、戰略導向、主導企業、立足資源、成員選擇以及社會責任實踐行為特征方面存在較大異質性(見表4)。

表4 突發性重大公共危機治理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比較

3 研究結論與展望

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政府治理、市場(企業)治理與社會治理成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3個層次體系[24]。國家治理能力是指基于特定的治理制度安排，實現對市場私人場域與社會公共場域治理的能力，對公共產品提供、公共社會資源分配、市場活力釋放、突發公共性與社會性事件應對以及社會秩序穩定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單純依賴政府實現對公共社會領域的治理，難以有效應對數字化背景下治理環境的動態性與復雜性。因此，企業基于社會責任實踐創新，更合理、合效與合意地參與公共治理與社會治理成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的重大創新轉向。21世紀，新一輪工業革命下數字化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區塊鏈等)滲透于經濟與社會領域，意味著企業基于社會責任實踐參與突發性重大公共問題解決具備了全新的治理主體與治理工具選擇，互聯網平臺型企業基于商業生態圈或社會生態圈嵌入社會，數字化背景下技術賦能治理成為治理主體、治理過程與治理工具創新的著力點。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典型事實發現，企業在參與重大公共危機治理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基于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情境選擇(企業組織內情境、供應鏈情境、聯盟情境以及商業生態圈情境)—內容導向(經濟責任、社會環境責任、道德慈善責任)—議題選擇(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具體性議題)”，產生了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既包括基于傳統個體型的原子式、基于供應鏈的價值鏈式、基于戰略聯盟的聯動式傳統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也涵蓋數字化平臺經濟時代下基于平臺企業主導的商業生態圈與基于公共治理平臺主導的社會生態圈的全新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未來，在企業助力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需要根據企業所處情境，綜合考慮自身資源存量與能力優勢，選擇與創新相應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實現企業參與政府公共與社會治理范式創新，進而實現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效率提升、治理工具賦能以及治理過程優化，全面打造以“政府-企業-社會”為主體的治理共同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