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與克制 —“兒童文學”古今之辨

胡舒依

中國兒童文學如何發生、何時發生這一論題，百年來一直存在爭論。

周作人早在一九一三年發表的《童話研究》中說：“中國童話自昔有之，越中人家皆以是娛小兒，鄉村之間尤多存者，第未嘗有人采錄，任之散佚?！本o接著一九一四年發表的《古童話釋義》中進一步論證，得出結論：“中國雖古無童話之名，然實固有成文之童話，見晉唐小說，特多歸諸志怪，莫為辨別耳?！贝丝芍^中國兒童文學“自古有之”這一觀點的濫觴。進入新時期以來，認為古代存在兒童文學的一派幾乎都以此為依據。王泉根認為，在我國古代文學的豐富寶庫中，早已存在數量眾多的兒童文學遺產和傳統，他在《中國古代兒童文學探賾》一文中也引用上述周作人的觀點，進而認定：“中國雖古無‘兒童文學一詞，但為兒童服務的文學則是‘古已有之，而且源遠流長?！彪S后，王泉根在其各類文章和著作中，均堅持這一觀點。但反對的聲音也很強烈，朱自強在二000年初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中強調兒童文學是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產物，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由西方影響而來，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部分。后來他又在《“兒童文學”的知識考古—論中國兒童文學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明確反對中國古代存在“兒童文學”這一說法。朱自強認為：“兒童與兒童文學都是歷史的概念……沒有‘兒童的發現作為前提，為兒童的兒童文學是不可能產生的。因此，兒童文學只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它與一般文學不同，它只有現代而沒有古代?！?/p>

應注意的是，無論支持與否，雙方的觀點都是建立在“現代性”兒童文學的理論支撐上。有一個事實無法否認，中國古代文學中確實不存在“兒童文學”的概念，也就沒有相應的標準。要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做歷史向度的考察，不妨借助現代兒童文學的概念，但古今有別，應以審慎的態度進行考察，盡量避免以今度古。

在中國古代，最易于兒童接受的文學形式莫過于童謠，古代大量的童謠與政治生活糾纏不清，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傳統童謠與兒童生活息息相關， 自明代以后， 這類童謠尤多。如明代楊慎所編《古今風謠》、杜文瀾所編《古謠諺》中的部分童謠，清代鄭旭旦所編《天籟集》、悟癡生所編《廣天籟集》、范寅所編《越諺》中“孩語孺歌之諺”。意大利駐中國使館官員韋大利（Guido Vitale）一八九六年編輯出版的《北京兒歌》，美國人何德蘭（T. Hudson）于一九00年編輯出版的《孺子圖歌》，均搜集自民間。這些童謠朗朗上口，符合孩童喜疊音、善模仿的特性，內容取自孩子們的日常生活。在祖母、母親的溫柔呢喃中，在同伴的口口相傳中，孩子們初識天地日月，感知人事萬物。這部分童謠本身沒有經過生拉硬扯的牽強附會，沒有五行占驗的荒謬之說，也沒有強加道德的詮釋。充滿節奏和韻律的聲調，簡單質樸的語言組合，適合兒童記憶和唱誦，符合兒童成長階段的心理和接受能力。

蒙書是專為兒童編寫的讀物，做啟蒙發智之用，但細細區分可發現又有所不同，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識字百科，如《急就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聲律啟蒙》等，這類讀物多為簡短的韻文，易于誦記，一方面教授孩子常用字詞，一方面傳授些淺顯的詩文作對、天文地理、博物人倫的知識。從目的和效果來看，更接近今天的教材。另一類則有一定的文學色彩，雖然內容簡單，但都有明晰的人物、故事情節，用淺顯的語言講述故事，用符合兒童性情的方式教之以事，以事悟理，或以文引趣，以趣入情。如元代盧韶的《童稚日記故事》，搜集有曹沖稱象、灌水浮球、司馬光砸缸等描寫兒童聰明智慧的小故事，朱熹《小學》引楊億語：“童稚之學，不止記誦?！沼浌适?，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痹偃缑鞔捔加械摹洱埼谋抻啊?，雖看似為典故大全，但由此引申出的歷史故事確可作為兒童文學啟蒙的途徑。這類故事教導兒童遵守日?；镜男袨橐幏逗偷赖聹蕜t，引導兒童追求真善美，具有一定的文學色彩，應歸入古代兒童文學的范疇。

以上所舉之例，說明古代文學中有以孩子為主體創作的適宜他們接受的文學形式和作品。因此中國古代存在“兒童文學”的事實，只不過限于當時具體的歷史社會背景，與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相比存在差距和區別。在考察古代社會的具體問題時，應充分尊重當時的歷史背景，不能過分以今衡古。

曾有學者在文章中說，《詩經·衛風·芄蘭》是中國最早的兒童詩歌，此說應是想為現代兒童詩歌尋古時之源，但這個例子存在可探討的空間，因為古時描寫兒童的詩歌和現代意義上的兒童詩歌不是同一概念。

首先，現代意義的兒童詩不等于描寫對象為兒童的詩，現代兒童詩的概念是為兒童創作的符合兒童心理、適合兒童接受的詩。在古代詩人的創作中，除了經天緯地、治國安邦的抱負外，田園家居、天倫之樂的脈脈溫情也不在少數，大詩人筆下的小兒女給這些終日想著修齊治平、致君堯舜的文人內心補上了一層柔光。如左思有《嬌女詩》，陶淵明有《責子》，李白有《寄東魯二稚子》，杜甫有《北征》《遣興》，李商隱有《驕兒詩》，白居易有《吾雛》《羅子》《阿崔》，施肩吾有《幼女詞》，等等。除了自家孩子，別人家的孩子也能入詩，胡令能有《小兒垂釣》，崔道融有《牧豎》，楊萬里有《宿新市徐公店》，袁枚有《所見》，這些詩都和《芄蘭》相似，以兒童入詩，情感真摯、刻畫逼真、手法多樣 ，但這不是兒童詩。因為這些詩歌都是以成人的視角來審視孩子，用成人的筆觸和表達方式來描寫孩子，表達的是成人內心的情感活動，喚起與詩人所處環境、所具身份接近的人的共鳴。若非要說明什么，只能說明古代人對孩子的關注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淡漠。至于在當下，這類作品描寫對象是兒童，更易從心理上拉近當代兒童與時代遙遠的古典文學的距離，而被成人用來對兒童進行古典詩歌啟蒙則應另當別論，將此類詩歌作為古代存在多樣化的兒童文學的證據是不成立的。

第二， 從先秦開始，對《詩經》的闡釋都緊緊以儒家傳統詩教為核心，強調的是詩的社會政治作用，正所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对娊洝沸纬傻臅r代去今已遠，在儒家詩教理論的倡導下，在漢代經學的影響下，各種解經之作愈加遮蔽了《詩經》中詩的原始面目，各首詩篇的創作目的和主旨眾說紛紜，難成定論。以《芄蘭》為例，對于此詩主旨的闡釋歷代多有不同，《毛詩序》說：“《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彼未祆洹对娂瘋鳌穭t坦言：“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痹鷦⒂袢辍对娎y緒》說：“愚意衛人之賦此，毋亦嘆衛國小學之教不講歟？”明代豐坊《詩說》說：“刺霍叔也，以童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鼻迦朔接駶櫋对娊浽肌氛f：“《芄蘭》，諷童子以守分也?！苯袢烁吆嗟葎t以為是刺童子早婚，程俊英《詩經注析》則認為：“這是一首諷刺貴族少年的詩?！倍鞏|潤《詩三百篇探故》則認為是戀歌，“以次章‘能不我甲（狎）之句推之，疑為女子戲所歡之詞”。王泉根認為《芄蘭》：“以幽默、戲謔的筆觸，生動刻繪了兒童天真爛漫、稚氣可掬的生活情趣和心理，表現出大人對孩子的一種似嗔實喜、明責暗憐的天倫樂趣?！贝嗽娒鑼憣ο鬄閮和敲鞔_的，但究竟是不是為了孩子創作的，是不是表達天倫之樂，均無文獻可征。古代文學作品的解讀還應遵循古代文學研究的規范，不同的解讀可備一說，下論斷還是應該有更多的文獻證據。

周作人說：“中國雖古無童話之名，然實有成文之童話?！钡撬Z境中的“童話”和認為“古代的兒童文學俯拾即是”這一派人語境中的“童話”相同嗎？周作人在日本留學期間接觸到兒童學和人類學理論，閱讀到國外的童話作品受到啟發，回國后以此為準繩來審視他兒時接觸的故事《蛇郎》《老虎外婆》《老虎怕漏》等，發現這些民間傳說的故事模式和西方童話竟如此相似，進而檢索中國古代文學中述奇志異類的作品，發現古代典籍中有作品很像西方的童話。例如《搜神記》中的“李寄斬蛇”、《搜神后記》中的“白水素女”、《酉陽雜俎》中的“吳洞”等?！皡嵌础焙喼本褪侵袊糯妗盎夜媚铩钡墓适?。周作人在《童話研究》中說：“生民之初，未有文史，而人知漸啟，監于自然之神話，人事之繁變，輒復綜所征受，作為神話世說，寄其印感。迨教化迭嬗，信守亦移，傳說轉昧，流為童話?！薄巴捳?，幼稚時代之文學?！笨梢钥闯?，周作人認為童話由神話傳說演變而來，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童年期出現的文學，它反映的是文明發生之初先民認識世界的方式，在這里童話和神話是同一種類型。他以此來辨析古代的民間傳說、神話故事，將它們定義為“童話”?？梢?，周作人語境中的“童話”和現如今人們對童話的理解并不一樣。至于周作人為什么大力提倡兒童閱讀童話，他在《童話略論》中說：“童話者，原人之文學，亦即兒童之文學，以個體發生與系統發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約略相同。今以童話語兒童，既足以饜其喜聞故事之要求，且得順應自然，助長發達，使各期之兒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進，正蒙養之最要義也?！边@是周作人一生信服的“復演說”的體現，即兒童的心理及文學愛好應是“原人”的復演?！霸酥膶W”的童話符合兒童心智發育的特征，是順應兒童成長進程的。最后他說：“治教育童話，一當征諸民俗學，否則不成為童話，二當征諸兒童學，否則不合于教育?！笨梢娭茏魅说恼撌鲋械耐挍]有進入兒童文學的范疇，依舊是古代文學作品中的一類。而且他還強調了童話對于兒童是否能產生積極意義要“征諸兒童學”，即應以兒童學理論來挑選、改良古代童話，經過加工改造后的“古童話”才是兒童文學作品。

中國古代有兒童文學嗎？如果說中國古代完全不存在兒童文學是不客觀的，只能說，中國古代確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屬于兒童文學范圍內的作品體裁和題材也沒有那么繁多，雖不完全契合現代的兒童文學理論和體系，但是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

中國古代的兒童文學應該包括的部分前文已述及，那些被陰陽五行學說做了荒誕歪曲，視之為鬼神憑托，成為各種政治力量蠱惑人心、制造輿論的神學工具的童謠，那些用圣賢道理、封建倫常灌輸教化兒童以實現成人種種目的的兒歌，還有“四書五經”一類或所講的全是“修齊治平”的圣賢大道理，以及以“莫測高深的道學家的哲學和人生觀來統轄茫無所知的兒童”的東西，都不能納入古代兒童文學的范疇。而那些現在看來適合兒童閱讀，符合兒童接受心理的作品如“吳洞”“李寄斬蛇”，《鏡花緣》中“巨人國”、《西游記》等部分篇章，還有少年詩人創作的詩文等，是一種文化資源，經過加工擇取后可以提供給今天的少年兒童閱讀，但這些作品不能直接稱為“古代兒童文學”。

總而言之，我們應正視中國古代文學中有部分為兒童的文學存在這一事實，但同時也應保持克制理性的態度，客觀對待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兒童文學資源。那些古代文學遺產應在現代兒童學、現代兒童文學理論標尺的測量下，經過編輯出版加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呈獻給孩子。

（本文選自：讀書 202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