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由”遇見“解放”

張寶明

如同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中心一樣，在每一個中心的暈輪層面也總會浮現出屬于那一個特定時代的關鍵詞。就此而言，關鍵詞的應“時”而生本不是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在一些司空見慣、見“慣”不怪之情同手足、聯袂出臺的關鍵詞背后，卻有著我們常人難以想象的反差與張力。以我們熟悉的剛剛離去的二十世紀為例，諸如孔學與孔教、自由與民主、自由與解放等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很容易成為魚龍混用、不分彼此的等質詞。

倘若將“自由”與“解放”這兩個關鍵詞置入近代中國百年的歷史長河中考察，就會發現這一對孿生關鍵詞的出現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它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期一度成為一個熱詞，譬如胡適們和李大釗們就各執一詞，在語言的法庭上打了一場頗費周折的筆墨官司。無獨有偶，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北平新學會名義主辦，張東蓀、俞頌華為主編的雜志就很時尚地冠之以《解放與改造》。二是每當時運不佳、國難當頭的民族危亡關頭，自由與解放就會呈現難兄難弟、同舟共濟的曖昧面相。這多少與山雨欲來、只爭朝夕的艱難時世息息相關。

撇開鴉片戰爭以降的坎坷與滄桑，我們在二十世紀抗戰之血雨腥風的戰火紛飛年代更見兩者不分伯仲、相提并論的文字。兩者之所以不予辨析便橫加使用，是因為這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種需要。當共同面對一個強大敵人的時候，個人自由往往在民族、國家、集體的名義下被拋之腦后。在大是大非的緊要關頭，概念名詞的錯亂在所難免。久而久之，標本共貫、本末同條的現象就不言自明了。對此，即使是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大家也難以自拔。老舍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就有《以雪恥復仇的決心答復狂炸》一文問世：“歷史告訴我們：（一）解放與自由等名詞是用血鑄成的;（二）中華民族是明禮知恥的民族，人民肯用血去爭取解放與自由?！保ā犊箲鹞乃嚒返谒木淼谌?、四期，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99頁）《迎接新生·紀念死者》的作者蕭聲發出憤怒的吼聲：“我們的轉變，是空前未有的，全民族一致的英勇抗戰。它決定了我們：不做牛馬，要創造出自由與解放的嶄新的中華民族。這展開了新文化之發展的坦道?！保ā犊箲饝騽　返诙淼谒?、五期，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139頁）這一時期，無論哪一派，也無論哪一翼，都有激情燃燒與澎湃的吶喊和傾訴。作家王平陵在《在抗戰中建立文藝的基礎》一文中代集體發聲：“日本帝國主義者既造成這樣悲慘的命運，定要逼著我們聯合在一起，開始血肉的斗爭。好吧，我們就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和他們拼命到底罷！因為，已在血泊中掙扎的伙伴們，都在高聲叫喊：‘我們要求解放與自由?！保ā犊箲鹞乃嚒返谝痪淼谌?，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17頁）一則更具代表性的集體宣言還在這里：“今天我們已聯合起來，馬上就去作這個。能作到這個，我們才會嚴守在全文化界中的崗位，而完成我們爭取民族自由獨立與解放的神圣使命?！保ā吨腥A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載《文藝月刊·戰時特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182頁）這里不但將自由、解放相提并論，而且還將獨立與兩者共同綁架在了同一輛飛奔的戰車上。

中國有個成語叫作饑不擇食。情急之下，扮演著時代主體角色的歷史人物也有著“不擇言”的沖動和慌亂?！拔逅摹奔翱箲饡r期都不例外?；蛟S，面對強大的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兩座大山，他們是將“自由與解放”當作打虎的“親兄弟”以形成匕首、投槍的陣勢而為吧。

回到本題，鑒于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與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有著文化的差異，因此即使近代中西文化發生重大交集以后，西方傳統意義上的“Liberal”或“Liberty”也還是只能以同化的形式對應著這樣一個概念。加之“自由”與“解放”在西方一開始也是共享一個“Liberate”的詞根（意在強調對束縛的解除），這樣一來，譯介到中文后的“自由”，不但有各執一詞、眾說紛紜的語義，而問題的根本還在于兩者之間有著貌合神離的吊詭。

“自由”這個詞雖然在中國古代已常有使用，但其傳統意義基本與現代權利意識無涉，現代人權概念是由西方傳入的，顯而易見，“自由”當然也是舶來品。早在一八三五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刊上就記載了這樣一段富含啟蒙意義的話：“英吉利國之公會，甚推自主之理……倘國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保ā稏|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影印版，186頁）凡此種種，不再娓娓論析。這里，我們關注的是接踵而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何以在“自由”與“解放”概念上群賢畢至，而且在眾口一詞背后隱藏著不同的潛臺詞。

細讀當時的文本會發現，以《新青年》揭載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以“人的發現”和“個性解放”為鵠的，而且形成了勢不兩立、并駕齊驅的兩大“自由”傳統。這個籠而統之的自由理念囊括了人類有史以來的兩大傳統：Negative freedom and Positive freedom。關于這兩個“自由”的劃分，可謂由來已久。這里，我們租賃的是以賽亞·伯林一九五八年提出并收錄于一九六九年出版的《自由四論》中的“兩種自由概念”。幾乎與其齊名的同時代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哈耶克也異口同聲地將自由分為兩種：“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版）。大陸不少學者根據這一“原理”將“新青年派”演繹的自由傳統分為歐陸自由主義與英美自由主義（高力克：《〈新青年〉與兩種自由主義傳統》，載《二十一世紀》總第四十二期，一九九七年八月號）。究其實質，新文化運動高潮之后發生的“自由”與“解放”之爭在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兩種自由觀（積極與消極）、兩種思想路徑（法俄與英美）的沖突。只不過，那時是以名詞官司的面目出現。追根溯源，在“自由與解放之爭”的潛臺詞背后，隱匿的不過是“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深埋因子。如果說“問題與主義之爭”是兩種自由觀念的“紙上談兵”—實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那么“自由與解放之爭”就是觀念沖突的升級與深化—英美道路與蘇俄道路何去何從之張力的彰顯。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在“問題”與“主義”剛剛安生不久，胡適就在“金字招牌”《新青年》上不失時機地拋出了皇皇長文《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煽風道：“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點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保ā缎虑嗄辍菲呔硪惶?，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胡適的立論不越“多研究些問題”，尋求具體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這個“煽風”不是沒有來頭。原來，早在“問題”與“主義”開戰前，李大釗就點過“解放”之火。一九一九年七月，李大釗就很有針對性地拋出了火把：“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保ɡ畲筢摚骸墩嬲慕夥拧?，載《每周評論》第三十號，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就在胡、李短兵相接的當口，陳獨秀于一九二0年初針對社會上因“自由”異化為政治意義上的“解放”所引起的不滿，專門為《解放》說文解字道：“解放就是壓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別名。近代歷史完全是解放底歷史，人民對君主貴族，奴隸對于主人，勞動者對于資本家，女子對于男子，新思想對于舊思想，新宗教對于舊宗教，一方面還正在壓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事實本來是這樣，何必要說得好聽，男子也是如此，并非專門辱沒婦女。況且解放重在自動，不只是被動的意思，個人主觀上有了覺悟，自己從種種束縛的、不正當的思想、習慣、迷信中解放出來，不受束縛，不甘壓制，要求客觀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圓滿效果。自動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義?！保ā缎虑嗄辍菲呔矶?，一九二0年一月一日）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胡適們和李大釗們在“人權”（自由）究竟是“天賦”還是“人賦”的命題上攪成了一鍋粥。

就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自由與解放兩個關鍵詞的關系而言，它們頗似當年乃至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自由與民主的情形?；仡櫋皢栴}與主義之爭”雙方歧義的焦點不難看出，胡適的說法算是點中了對方的穴位：“中國人（其實不單是中國人）有一個大毛病，這病有兩種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熱，一方面是‘方法盲?！保êm：《三論問題與主義》，載《每周評論》第三十六號，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他認為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自以為找到了“包醫百病”“根本解決”的良方便一勞永逸，其實這是“目的熱”之病灶的表征。從另一個角度說，這又是典型的“方法盲”。在這里，“主義”是目的，“問題”是手段，胡適強調的主要是改造社會的具體方法，即手段。

而在“自由和解放之爭”中，恰恰反過來了，李大釗、陳獨秀強調的是“解放”，是一種手段。胡適強調的是“自由”，是一種目的。這就形成了一種反差。也即是說，胡適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強調的是“問題”，是方法，是手段。在形式上看，頗似一場關于方法之爭。而在“自由與解放之爭”中，強調“自由”這一目的的當口，“解放”儼然成為一種被胡適視為見林不見木的籠統手段。與李大釗們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一直講的是方向和目的形成反差的一個典型，還是他們此時對手段與方法的倚重?！爸髁x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保惇毿悖骸吨髁x與努力》，載《新青年》八卷四號，一九二0年十二月一日）盡管在思想深處，兩爭一脈相承，屬于哲學路徑的同構，但是語詞概念的流布中卻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錯位和異構。

進一步說，“問題與主義”“自由與解放”不能簡單看成是目的和手段的差異，尋找概念背后的潛臺詞會發現，深層哲學譜系的表層會以不同的名詞概念表現出來?！皢栴}”與“主義”、“科學”與“玄學”是表里如一的異構;“自由”與“解放”、“自由”與“民主”則是表面同構，內在異構。在這一意義上說，我們在解讀思想史經典文本或事件時，要時刻警惕有被概念挾持或迷惑的可能性。概念詞在變換，關鍵詞也在變換，但是背后所遵從的哲學譜系是固定不變的。在價值性與工具性往往以連理交叉的形式出現時，我們更有必要通過關鍵詞的辨析和梳理把命題看得通通透透。其實，“目的”概念掩蓋下的“問題”意識有一種潛臺詞叫作“主義”，胡適背后的是實驗主義。尋找背后的真實，從根本上說，“自由”與“解放”的背后隱藏著的是杜威實驗主義哲學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兩種哲學譜系的不同。對此，我們在《新青年》主撰《敬告青年》的諄諄教導中可以窺見一斑：“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保ā肚嗄觌s志》一卷一號，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不難看出，如果說“自由”還有漸進、改良的成分，那么“解放”則絲毫不允許猶疑、緩行，砸碎并掙脫鎖鏈乃是其必然選擇。由此，激進、革命也順理成章。

“自由”和“解放”之所以容易混淆，首先是因為它們面對著共同的敵人—奴役、專制、封建，或者說“奴隸人的人”。其次是因為在漢語的譯介對象中它們共享一個詞根。例如，至今不少學者認為，英語動詞“Liberate”或其名詞形式“Liberation”分別對應漢譯的“解放”與“自由”。但一個顯見的語言學現象還在這里：無論是“Liberal”還是“Liberty”抑或“Liberation”，它們共享著一個拉丁文的詞根“Liber”。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中將“Liberal”與“Liberation”作為一個同屬語詞予以解讀。它給出的答案盡管有些自我的偏見甚至是成見，但至少可以讓我們對前者的“人文”性與后者的“豁免”性有一個基本的概念（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00五年版，261—267頁）?！白杂伞保↙iberal）可以加上后綴“主義”（Ism）成為自由主義（Liberalism），但由于其工具性難以成為解放主義。進一步說，“自由”的排他性只有在演繹為主義后才會“對其他集團的利益造成某種損害”（[ 英] 丹尼·卡瓦拉羅著，張衛東等譯：《文化理論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二00六年版，81頁），而“解放”的排他性與生俱來，在“釋放或免除”的同時也就有了從一個窠臼落入另一個窠臼的可能性。即是說，“解放”具有與生俱來的意識形態性。

“自由”與“解放”之緊張的著力點還在于，前者是自主、內在的“我者”，后者則是致力于外在、客體的“他者”。這有點象是“自利（利他）”與“先解放他人（再解放自己）”的歧義。在二十世紀的關鍵詞中，諸如我們看到的“自由”與“民主”之不分楚河漢界的勾連與混搭都屬于這種現象。在思想史意義上，進一步分析其語義學背后隱匿的潛臺詞，則是每一位學者的使命和擔當。

不難看出，“自由”遇見“解放”多生于情理語境。然而筆者不免尚生疑竇：既然“自由”，何須“解放”？借助當下的一句網上語言：“自由”，你今天受托了嗎？

（本文選自：讀書 202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