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AA建筑聯盟學院的發展研究

設計與建筑一脈相承，在設計教育中借鑒建筑教育教學成果與經驗的例子并不少見。英國AA建筑聯盟學院近年來引起我國建筑及設計領域極大的關注。因此本文通過對英文以及現有中文資料的整合，重點梳理AA的發展及其教學模式的形成之路，并分為三個階段進行闡述，即“非學院派的開端之路”“艱難變革的現代主義之路”“桀驁傳奇的先鋒之路”，旨在突出AA獨特的教學模式得以發展的歷史原因。

AA學院；建筑教育；發展階段

英國AA建筑聯盟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本文以AA簡稱）是一所前衛而獨特的建筑學院，它以一系列驕人成就與獨特方式，引起世界建筑及設計領域的關注。眾多現當代知名的建筑師，如蘭姆·庫哈斯、扎哈·哈迪德、丹尼爾·里伯斯金、伯納德·屈米、彼得·庫克、理查德·羅杰斯等都有著在AA學院學習或從教的背景，他（她）們設計落成的具有先鋒色彩及實驗價值的建筑物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當今世界的空間景觀，他們主導的“建筑電訊派”、解構主義建筑、數字化-參數化建筑等推動著當代建筑思潮及流派的發展。設計與建筑一脈相承，在設計學的各個研究方向中都離不開關于建筑的討論，從理念到方法，再到表現；同樣在設計教育中借鑒建筑教育教學成果與經驗的例子也并不少見。AA特殊的教學模式，如以“工作單元”替代設計課程，教師設計課程主題；如基礎教學以裝置、身體及行為、影像、拼貼等當代實驗藝術方式作為練習手法，避開了功能、構造、制圖等一般建筑入門教學內容；又如創新性、實驗性、交叉性、藝術性的教學面貌等，都是值得設計教育參考的?；诖吮尘?，本文通過對英文以及現有中文資料的整合，重點梳理AA的發展及其教學模式的形成之路，旨在突出AA獨特的教學模式得以發展的歷史原因。

1.第一階段：非學院派的開端之路

AA學院的前身“建筑聯盟”于1847年由一群年輕見習學生在倫敦成立，是對當時在英國建立的建筑培訓方式方法的一種反抗。不同于像法國L'Ecole des Beaux Arts（巴黎藝術學院）的歐洲大陸模式，建筑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指導和控制，英國由于其本身的自由民主制以及對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的恐懼，因而采用了一種見習生系統，即建筑師承擔建筑教育與培訓的職能，同時收取高昂的費用，但這種做法效果甚微。在這樣的背景下，兩位實習生23歲的羅伯特·克爾（Robert Kerr）和18歲的查爾斯·格雷（Charles Gray）的書信于1846年的《建筑家》中發表，他們提出如果國家不能通過提供系統的建筑課程及訓練方式提供建筑師的培養模式，那么在經過培訓之后建筑教學也許可以通過學生自己來實現。隨后一個小型建筑制圖員協會迅速組成，以“建筑聯盟”的名義舉行的第一次正式會議于1847年5月在倫敦歷史最為悠久的建筑之一圣堂旅館中舉行。

AA的發展目標在這一階段比較廣泛，主要包括組建最大規模的協會聯盟，這個聯盟旨在將整個建筑行業的年輕人都納入進去，終結傳統的自我教育，并獲得簡單自力更生的良好信任。在每周五晚上舉行的沙龍上交流討論成員們或一些受邀嘉賓的學術觀點與專業論文，或者提供一些設計相關環節以為解決設計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進行討論與批評。這樣的會議提供了一個可以對學生的方案進行平鍵和分析的場所，成為辯論和競選活動的論壇（圖1）[1]，也為建立聯系和友誼提供了機會。事實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RIBA于1862年設置了自愿考試制度，AA隨后成立了自己的自愿考試班，用約翰·威爾頓·伊利（John Wilton Ely）的話來說，這是第一次建立現代系統學習的概念，這一概念是以考試作為建筑師教育的基礎進行檢驗的。隨著自愿考試課程的建立，英國建筑教育的組織和專業水平也隨之提高。

1859年AA遷至更大的場所，與RIBA共用干德街9號（9 Conduit Street）。AA的招生簡章或《棕皮書》每年出版并歸檔圖書館，這使AA在宣傳和推廣方面的工作更加受到重視。會員人數穩定增長，AA的社交生活蓬勃發展，晚宴和年度晚宴成為每一年的重要事件，并形成了半公開論壇以進行激烈的辯論，抗議或一些尖銳的諷刺。同時，1870年建立起每年度的游學制度，目的地不僅包括英國的縣和各城市種的大教堂，而且還涉足歐洲其他國家，如1875訪問了法國夏朗德省，1880年訪問了意大利。一些以攝影方式記錄的資料被收錄并隨AA素描簿一并編輯出版（出版于1867年至1913年，以及1923年），一系列攝影與制圖集被制作出來用以記錄許多現在丟失的歷史建筑和景觀。

1880年代后期，隨著AA的第一本月刊《AA筆記》（AA Notes）的編輯刊印為建筑學的發展提供了另一個論壇，在月刊中可以討論一系列建筑相關的問題，審閱出版物并發布廣告（圖2）。不斷增加的活動和隨之而來的活力刺激了學生人數的大量增加。學生數量的不斷增加以及新的考試系統的需求，促使AA在1890年代初期重新審查其最初形成的相互學習系統[2]。AA在充滿活力的校長倫納德·斯托克斯（Leonard Stokes）的領導下，進行了重大的結構重組，為更系統、更有條理的學習奠定了基礎，并最終于1901年成立了全日制學校。作為這些改革的一部分，AA于1891年移至大馬爾伯勒街（Great Marlborough Street）租用的新校舍，于1902年接受了皇家建筑博物館位于塔夫頓街（Tufton Street）的館舍和藏品，此舉為AA解決了當時急需教室的問題。

2.第二階段：艱難變革的現代主義之路

1900年代中期的建筑教育發展，已朝著古典美術藝術模式（Beaux Arts model，“布札模式”）大幅度的邁出了明顯的步伐，向著法國和美國模式轉變，并于1913年達到頂峰。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是當時的負責人。許多巴黎工作室的員工被雇傭，包括來自Wells Mews第一工作室的員工。第一次世界大戰使AA積極鼓勵其成員參軍，超過600名志愿人員，參與到當時的第4營“建筑師”。在戰爭期間，AA處理了許多重要問題，如錄取女學生的問題雖然在1893年和1905年都曾提出過，均以拒絕告終，但在1918年，該提議終于被獲準。這時候校舍再次成為一個問題，因為AA的師生們認為博物館并不適合教學——那些未使用的收藏品占據了可用空間的四分之三。因此，AA最終將這些藏品捐贈給V＆A美術館，同時出售了物業，并于1917年遷址貝德福德Bedford廣場。

一戰結束以后，正當人們對美國教育模式的興趣繼續增長的時候，AA卻越來越受到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建筑發展的影響。事實上AA在將荷蘭與北歐建筑的引入和推廣到更廣泛的英國建筑設計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這期間的領軍人物包括當時的AA秘書和攝影師弗蘭克·耶伯里（Frank Yerbury）。他們經常出差，而且是在當時的校長霍華德·羅伯遜（Howard Robertson）的陪同下出差，后者為許多文章提供大量的材料。耶伯里（Yerbury）還組織并領導了每年的AA游學考察，于1922年訪問了荷蘭，于1925年訪問了丹麥和瑞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AA教學理念與方法盡管與斯堪的納維亞的現代主義思想不符，但仍然采用了相關的規則。事實上從1920年代后期開始，在學校內部與法國和德國的建筑思潮與教學方法發生了第一次真正的沖突，當時的校長吉爾伯特·詹金斯（Gilbert H Jenkins）在1927年的年度致辭中致力反對現代主義的理論主張。

到1930年代中期，AA成了左派激進思想和英國第一所現代派學校的所在地。正如伊麗莎白·達林（Elizabeth Darling）所寫的那樣，具有非凡政治和社會動機的學生群體，加上一系列新任命和外部壓力的結合，在短短的幾年內導致了對現有規則的擯棄和殘余布札系統的有效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單元制，現代主義，團隊合作，以及關于新城鎮和貧民窟研究與規劃。

AA轉型為具有現代主義教學理念與方法，勞斯（Rowse）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于1935年被任命為校長后便著手將社會學的組織方法與城市規劃引入建筑教學。反對派以AA理事會和教育總監古德哈特-倫德爾（Goodhart-Rendel）為代表。1938年5月當勞斯被解雇，并由法國古典主義學者費爾南·比勒雷（Fernand Billerrey）取代時，事情變得異常嚴重。學生們的意見發表于他們的期刊《焦點》（FOCUS），發表要求改革的宣言與促進教育方法變革（圖3）。稍后，由于一系列內部沖突和罷工行動迫使古德哈特-倫德爾辭職。以具有戲劇性的方式在學期舞會結束時的午夜，單元制被宣布保留下來了，現代主義建筑的教育實驗得以繼續。但是在此過程中，原來在學校發展及維持教學秩序的學生投票制度被取消，AA創始機構的權利也被剝奪。

1935年詹姆斯·理查茲（James Richards）擔任《建筑評論》雜志的主編，開始發起關于現代主義建筑的討論，對歐洲大陸的現代主義建筑正式進入英國產生了重要推動作用（圖4）。他推崇北歐現代建筑，認為北歐建筑師把地方材料和細節與現代建筑的抽象形式結合起來的做法，尤其適合英國的傳統和社會狀況。二戰結束以后，佩夫斯納與理查茲一起宣揚和推廣帶有鄉土色彩的瑞典模式——新經驗主義建筑，認為英國的現代建筑應該與英國文化的傳統保持一致，遠離歐洲大陸現代建筑過于的抽象形式和功能主義，采用更具人情味的風格，包容并蓄的、非單一化的特征，以此區別于歐洲大陸的現代主義建筑的方盒子特征。

理查茲和他領導的《建筑評論》雜志，自1930年代始就一直在尋求一種更有人情味的現代主義建筑。1940年理查茲發表文章宣稱現代建筑的原則已經被英國所接受。這一時期《建筑評論》開始調查和探尋英國城鎮和鄉村的自發的傳統。1942年當理查茲隨英國軍隊在北非駐扎時撰寫了《大地上的城堡》一文，贊美英國城市郊區街道的寧靜快樂以及鄉村美麗的花園。1938年理查茲和約翰·派普（John Pipper）開始記錄一些不知名的城市和鄉村建筑以及獨具英國特色的景觀。1938年第一期《建筑評論》以“航海風格”為主題發表了派普記錄拍攝的燈塔、防波堤、浮標和海邊的房屋等，這一系列報道大獲成功。此后《建筑評論》雜志持續不斷地組織類似的活動，另一位建筑師德·馬勒（Eric de Mare）也參與進來，他先后研究了運河的歷史，拍攝記錄了運河上的生活以及不知名的橋梁和碼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學校撤離到巴尼特的芒特豪斯（Mount House in Barnet）。由于戰爭原因，學生的人數銳減，到1944年女學生人數比男學生多50至46人。戰爭結束后傘兵團少校雷蒙德·戈登·布朗（Raymond Gordon Brown）被任命為校長。隨著服役中男生的逐漸退役，到1947年1月學生人數達到了空前的461名，擴大后的學生組成構成了極富創造力的活力，他們與比自己大十歲的，在戰爭中獲得了豐富經驗的成熟校友群一起工作。而1930年代與“布札”課程的爭論也得以真正結束。

在這期間，AA檔案館雖然損失了一批1950年代的杰出項目，例如安德魯·德比郡（Andrew Derbyshire）1952年的“區域”項目，以及帕特·克魯克（Pat Crooke）和約翰·沃克爾（John Voelcker）的一些項目；但是另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自這個時期開始逐漸增加到AA的收藏中，如約翰·托維（John Toovey）的學生作品集就是其中之一，包括熱帶建筑系成立的第一年的作品。熱帶建筑系創建于1955年，在麥克斯韋·弗萊（Maxwell Fry）的領導下，詹姆斯·庫比特（James Cubbitt）任該系主要負責人，之后由奧托·科尼希斯伯格（Otto Koenigsberger）接管，后來成為AA一個獨特且極為重要的部門而享譽國際，該系一直持續到科尼希斯伯格辭職并于1970年關閉。也就是從這個時期起，AA開始頻繁地投入到各種建筑項目與交流中去，弗蘭克·賴特（Frank Lloyd Wright）與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都于50年代到訪過AA（圖5、圖6）。

3.第三階段：桀驁傳奇的先鋒之路先鋒之路

到1950年代末期，學校不再沉迷于左派政治，并開始引入流行文化及其對桀驁不馴的種種先鋒藝術的理念進行詮釋。這一時期的中心人物塞德里克·普萊斯（Cedric Price）于1957年畢業后就立即開始在學校任教，成為這一時期的中心人物，他的“快樂宮殿”（Fun Palace）項目始于1961年2月。1960年代開始的英國搖滾音樂、時尚設計和電影在全球范圍內取得成功，“建筑電訊派”（Archigram）可以說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英國建筑新先鋒派（圖7）。

AA因建筑電訊派而聞名于世，而作為小組核心人物的彼得·庫克（Peter Cook）在當時是AA的唯一畢業生，因此他的思想觀點也對AA的其他教職工及學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如安德魯·海格特（Andrew Higgott）所寫的那樣，“AA的真正變革是由建筑電訊小組進行的革命……它的色彩，大膽和無視歷史、傳統以及英式禮節?！蹦峁爬埂じ窭锬沸ぃ∟icholas Grimshaw）和皮爾斯·高夫（Piers Gough）等學生于1965年和1966年，分別構成了彼得·庫克（Peter Cook）在AA所說的“建筑電訊十年”。

自1958年RIBA牛津建筑教育會議以來，AA一直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遵守“官方系統”，該計劃要求教育標準化以及將建筑學校整合到大學中，因此在1960年代初開始了與帝國理工學院合并的談判。與此同時AA陷入嚴重的財務困境，面臨著1976年在貝德福德廣場的租約到期后令人擔憂的前景。

同時大多數學生和教職工擔心納入國立綜合性大學很可能損害AA在發展歷史中所特有的自由和教育體系的獨立性。1971年2月，由于學生和教職員工的要求越來越高，帝國理工學院因對學校社區的性質和意圖表示擔憂而中斷了談判。一方面校長邁克爾·勞埃德（Michael Lloyd）和由簡·德魯（Jane Drew）和約翰·丹尼（John Denny）領導的議會為關閉學校作了準備。一方面，學生和教職工決心保證學校教育的延續和學術特征的發展，成立了校長的選聘委員會，最終選舉了芝加哥大學的客座講師兼巡回國際設計學院院長（一所建筑暑期學校）——埃爾文·博雅斯基（Alvin Boyarsky）擔任新一任的校長職務。

從1971年起直到1990年去世，博雅斯基一直在貝德福德廣場，對AA的發展與變革起著至關重要的決策作用，他將AA轉變為重要的獨具特色的國際建筑教育。博雅斯基于1972年登上AD雜志封面（圖8）；他還在1985年于貝德福德廣場騎著大象，以表明他的主張與決心；博雅斯基取消了AA助學金制度后，抓住了機會，使學校一步步成為國際建筑教育界教學關注的對象，如著手進行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展覽，編輯和出版物計劃。年度項目回顧和招生說明書項目也同樣啟動，以提高學校的國際知名度。博雅斯基改并擴展了單元制系統，創建了一個學術上教學上競爭激烈的場面，一年合同聘妻的導師必須將其單元“出售”給學生，而學生又不得不經歷艱苦的面試競爭過程。博雅斯基不相信任何課程，在他的管理下導師可以自由地制定自己的日程，并遵循自己的興趣和理念。羅賓·米德爾頓（Robin Middleton）負責通識性課程；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講授符號學；還有伊利亞·詹克斯（Elia Zhenghelis）、伯納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彼得·庫克（Peter Cook）、約瑟夫·賴克沃（Joseph Rykwert）和丹尼爾·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等大師級人物的單元課程。一些優秀學生在畢業后被聘為工作人員；詹克斯的學生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于1975年進入教師行列，而很快他的一名學生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于1978年也成為AA的教師。同樣，屈米的學生奈杰爾·科茨（Nigel Coates）于1977年成為AA教師（圖9）。

進入21世紀以來，AA本科課程的學術特色不斷發展壯大。學院目前擁有的全日制學生中有82%來自國外。研究生院目前開設九個研究生課程，包括致力于新興技術，可持續環境設計，歷史與批判性思維，住房與城市主義，景觀城市主義和設計研究實驗室等課程。自治和獨立的傳統仍然牢固而健康。博雅斯基在1990年去世后，艾倫·巴爾弗（Alan Balfour）當選為董事長。1994年，莫森·莫斯塔法維（Mohsen Mostafavi）接任了這一職務。2004年再次進行了學校社區投票，經過為期一年的委員會評審，結果選舉了布雷特·斯蒂爾（Brett Steele）為董事。AA于2002年收購了位于多塞特郡的面積為350英畝的森林“胡克公園”（圖10），以及建立起與各種教育資源包括與ABK，Frei Otto，Buro Happold和Edward Cullinan（建筑師事務所）之間的創新合作。最后，AA獲得了摩威街（Morwell Street）4和16號以及貝德福德廣場32、33、37、38和39號的租賃，從而在AA最初的倫敦基地建立了一個校園（圖11）。

4.結語

在AA學院17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經歷了時代帶來的各種考驗，從最初的“學建筑、做建筑”到當下“做最好的建筑”，AA始終在堅持走屬于自己的路。AA最初以一種“研討會”的形式出現，是由一群建筑實習生發起的，因此它從一開始就強調了學生作為教學主體的重要性。它不屑于各種約束，不畏各種質疑，并在最大程度上給予學生參與教學的討論，這或許是AA極具特點的“單元制”教學模式在各種極端的歷史環境中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正是這一點使AA培養出的學生極具個性與韌性，并在建筑領域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奇跡。正如安德魯·海格特（Andrew Higgott）在回顧AA學院的歷史時所總結“在AA，建筑被看成是要去發現的‘未知的’事物，是要被揭示而非學習獲得的知識。也就是說，它的目的是找到一種屬于個人的建筑，而不是掌握一門普通的技藝?！盵3]

注釋：

[1]本文所有圖片均出自Abridged version of an introductory lecture to Archives For London &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ciety,February 2010,作者Edward Bottoms,copyright AA Archives.

[2]RIBA于1882年及1890年兩次改革了考試制度，從自愿方式上升為更為正規的方式。

[3]引言出自安德魯·海格特于2005年在AA學院開設的一門課“實驗的傳統：AA學院的歷史”中的前言，參見李華：《建筑聯盟的建筑文化：采訪馬克·卡森》，《建筑創作》2005年第2期，第33-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