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總署的文學翻譯活動考釋

◎ 操樂鵬

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總署（1949—1954年）的政策制定、機構運作與制度推行，在收編與整合全國出版業的同時，也控制、影響著文學翻譯與出版?？疾爝@一時期的文學翻譯史與出版史，需將出版總署的文學翻譯活動納入研究視域。而參之以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編審局局長葉圣陶的日記，大量鮮活的譯事與紛雜的人事隨即浮出歷史地表。尤為重要的是，葉氏日記中對編譯人員之能力有無、譯本質量之高下、翻譯計劃的利弊與實施之完滿程度、體制運作的官僚化現象，均有發自其個體知識分子立場的觀察與省思。這兩條話語脈絡中的翻譯史、出版史，并不是對立的建構與解構之關系，亦非主流與支流之別，更呈現出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翻譯與出版場域糾纏交錯、相互詰問的混雜狀態。職是，下文的論述既關注“臺前”的出版總署，又佐以“幕后”的葉圣陶日記。兩相比照，以期接近乃至復原建國初期文學翻譯史與出版史的真實圖景。

一、從出版委員會到出版總署

平津戰役后，中共方面幾近控制了整個華北地區。中共中央早已意識到出版工作將在宣傳事業與國家文化建設上日益占據重要位置。華北局宣傳部隨即下達若干決定，以加強對出版工作的領導。1949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及葉劍英，籌劃組織臨時的出版工作委員會，以領導平津和華北地區的黨的出版工作。①出版委員會以黃洛峰為主席，委員包括祝志澄、王子野、李長彬、華應申、史育才等人，“在中央還沒有搬到北平前，由華北局宣傳部周揚同志領導”②。1949年2月22日，在出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揚指出：“平津解放后，出版上的第一件事首先應該做到是統一?！雹墼诔霭婵偸鸪闪⒅暗拇蟀肽觊g，出版委員會的政策制定和施行，均沿著自平津而華北以至全國的統一出版的路線，實際上已然勾畫出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格局的雛形。

從北平開始，出版委員會決定統一新華總店與華北新華書店，改編三聯書店以及接收正中書局等其他私營書店。不過，此時私營出版社并未被全盤接管。出版委員會還曾邀請開明、群益、海燕、新群、天下、新中國等十家私營出版社召開出版界座談會。對舊出版機關，其方針是“除必須接管者外，暫時任其存在，慢慢改造，逐步加強管制，為我服務”④。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出版委員會發起成立了華北聯合出版社和上海聯合出版社，是為出版業公私合營的初步嘗試。在書籍出版和發行方面，首先保障供應干部學習用書和中小學課本，并編輯出版帶有政策性的政治出版物和工具書，如《毛主席文選》、“干部必讀”、“政策叢書”等，借此過程逐漸統一版本。在書刊審查上，委員會認為一般書店如中華、開明等出版的文化科學書籍及教科書一般不應查禁；普通的舊書如《三國演義》等，一般均不應查禁；對蔣區出版物則加以區別對待，其官辦書店出版的公開宣傳法西斯思想的反動政治書刊應堅決予以查禁。⑤可以說，這時的出版委員會忙于配合全國解放的政治輿論宣傳和出版建設，在文學出版上用力較少，在文學翻譯上更尚無暇顧及。唯一的例外，大概要數“中國人民文藝叢書”，該叢書正是由出版委員會排版、印刷、發行的。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與“新文學選集”常被論者并舉，進而討論新中國成立初期延安文藝和五四新文學兩條文學傳統的并峙與交鋒。新中國成立后，文化部成立“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該編輯委員會囊括了茅盾、葉圣陶、丁玲、楊晦等人?！靶挛膶W選集”于1951年由開明書店出版。而對“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相關出版發行問題，絕大多數論者語焉不詳，僅談及它由所謂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社”編輯而成，成員包括周揚、柯仲平、陳涌等。事實上，“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由出版委員會負責排版、印刷，并以新華書店名義發行。除在天津印行外，各解放區依據樣本又有自行翻印版，195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進行再版。因而，“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種數和版本十分混亂。

1949年10月，出版總署籌備會議接連召開三次會議商討成立事宜。1949年11月1日，出版總署正式成立，總部設立在東總布胡同10號。出版總署基本上由此前的三部分出版工作機關重組整合而成：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新華書店編輯部、出版委員會。胡愈之擔任出版總署署長，副署長則是葉圣陶和周建人?？偸鹪谑痖L、副署長之下設置編審局、翻譯局、出版局以及辦公廳（編審、出版、翻譯三局的成立儀式是在12月31日，晚于總署的成立時間）。每局設有局長、副局長，各局之下又分設各處：

1950年11月，出版總署進行改制，保留辦公廳，翻譯局更名為編譯局，撤銷編審局、出版局，改設為圖書期刊司、出版事業司、出版干部司。而到了1952年，編譯局也被撤銷，取而代之的是在圖書期刊司下設立翻譯處。同年，出版總署再次調整建制，改組為“1廳3局”的架構：辦公廳、出版管理局、印刷管理局、發行管理局。

從性質來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是“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指導和管理全國出版事業的總機關”⑧，其主要業務和職能為：“（一）建立及管理國家出版、印刷、發行事業；（二）掌管國家出版物的編輯、翻譯及審定工作；（三）聯系或指導全國各方面的編譯出版工作，調整公營、公私合營及私營出版事業的相互關系”⑨。有關全國統一后出版事業的建設，胡愈之在1949年初即有全盤設想，并經周揚轉達中共中央。擔任出版總署署長后，胡愈之便開始制定、執行一系列設想，其目標是：出版事業的計劃化、體制化；出版、印刷、發行事務的分工；國營和私營書店/出版社的整合。出版總署在文學翻譯上的活動也內在于上述出版格局調整的進程中，主要包括：擬定翻譯計劃，保護翻譯版權，建立國際書店，召開全國翻譯會議，組織、聯絡以及培養編譯力量等。

二、出版總署在文學翻譯方面的政策擬定與制度推行

新中國成立之初，無論是文學翻譯的譯者，還是翻譯編輯和出版人員，人力上都捉襟見肘。翻譯局最初就因人力缺乏，其下屬辦公室及各處均遲遲未能成立。成立伊始，翻譯局除局長外共有18人，其中俄文翻譯12人，英文翻譯3人。由是，出版總署也開始了組織、聯絡以及培養編譯力量的行動。出版總署在1949年11月的報告中指出，翻譯局正聯系和羅致各方面之翻譯人才，以俄文翻譯為主；對于不能參加局內工作者，“擬請為特約編譯”⑩。1950年，翻譯局開始登報招考翻譯人員。?1952年，出版總署舉行了作者和翻譯工作者座談會，試圖“了解作者及翻譯工作者對于出版物和出版工作的意見，了解作者及翻譯工作者正在進行、準備進行或可能進行的著作翻譯計劃，掘發社會各方面還有沒有閑散的著作翻譯力量”?，并著力“推動各出版社把組織社會力量從事著譯書籍的工作列為經常的主要任務之一，確定經常聯系的名單和聯系的制度。糾正目前許多國營出版社存在著的關門主義傾向和處理外稿方面的不負責任態度”?。出版總署規定：“全國性國營專業出版社，每社每年至少必須組織著譯者50人，并與之訂立撰稿或譯稿合同，切實完成選題計劃?！倍案鞯胤絿鵂I出版社，每社每年至少必須在區內組織著譯者10人至25人”?。另一不容忽視的情況是著譯者往往水平較低，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翻譯和出版環境也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在翻譯局最初的18人當中，“翻譯人員之程度一般均甚低，能獨立從事譯書者僅3人”?。出版總署在1950年上半年的工作報告中如實陳述：翻譯局“雖經努力充實人員，但能獨立編譯的人數至今仍極少”?。譯者能力未逮，其譯述也就達不到出版的要求，如沈志遠所說：“計成立迄今，共譯出二十幾種論文及幾部譯著，但大多數均不適宜出版?！?同時，粗制濫造、不負責任、搶譯亂譯、重復浪費的現象不絕如縷，校者和審定者的輕率態度，書沒有印出原書書名、作者、出版年月、版次、出版者，也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翻譯事業上的重大缺陷。?

為了扭轉翻譯事業的缺陷和不足局面，出版總署定期制定翻譯計劃，旨在推動翻譯工作的計劃化和體制化。1949年11月，出版總署即做出決議：“約集中央政府各機關、各黨中央機關及各全國性人民團體之有編譯、出版機關者開一次會議”，“通過此會議要求各單位均提出明年讀編譯出版計劃”?。此后，出版總署每年都有上年度的總結以及本年度的計劃，如《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一九五〇年工作計劃》《一九五一年出版工作計劃大綱》《出版總署關于1953年出版工作和1954年方針任務的報告》等。正如《出版總署1950年工作總結和1951年工作計劃要點》所言，擬定翻譯計劃的目的即在于：“改進翻譯工作逐步走向計劃化：出版總署翻譯局翻譯了外文書籍85種，記900萬字，其中蘇聯著作占最大部分。翻譯局并開始聯系了全國的翻譯工作者，使原來無計劃的分散進行的翻譯工作逐漸走向計劃化，消滅翻譯界的重復混亂與不負責任的現象，逐步提高翻譯工作的質量?！?

為了使翻譯獲得充足的源文本，國際書店由此設立，專門負責外文書刊報紙的進出口，地址也設在東總布胡同10號。根據《新華書店試行組織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國際書店“在總店直接領導下，統籌辦理國內外書刊的進出口經銷事宜；領導、管理國際書店各地書店（辦事處），經營國外出版書刊的經銷工作”?。另據《管制國外出版物進口暫行辦法（草案）》第二條：“國外出版物進口貿易，統歸國營國際書店獨家經營?！?可以說，1949年以后的書刊進出口，均處于國際書店壟斷和管制之下。國際書店所把控的書刊進出口業務，已不單單是書刊買賣的貿易關系，本質上更是一種貫徹向蘇聯一邊倒的新中國外交文化政策的政治關系。與翻譯計劃常常將蘇聯文學翻譯作為大宗類似，國際書店的主要業務也集中在進口蘇聯書籍。而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書籍上，往往進貨數量和種類極少。對此，出版總署有明文指令：資本主義國家的“古典文學、藝術作品，為滿足大城市中的部分讀者需要可以主動少量進貨，放在大城市國際書店分店及新華書店外文部發售”?。

為了保障翻譯的規范化和體制化，出版總署在保護翻譯版權上也不遺余力。1950年，《出版總署出版局關于統一版本說明及版權頁、封面、扉頁等格式的意見》規定：版權頁必須包括書名、著者、譯者、出版者、發行者、印刷者等。在封面、扉頁上，“譯者、編者一般不刊于封面。翻譯作品原作及原作者之原文亦應盡可能刊出于封面”?。同年，《出版總署關于發布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五項決議的通知》規定：“出版物應盡可能有序文、前記一類的文字，對讀者負責介紹內容及版本情況、著譯情況。在版權頁上，對于初版、再版的時間，印數，著者、譯者的姓名及譯本的原書名，等等，均應作忠實的記載?！?次年，《出版總署關于出版翻譯書籍應刊載原本版權說明的通知》再次申明：自1951年起，出版翻譯書籍，除翻譯人姓名，出版者名稱、版次、出版年月等仍一一載明外，并須在版權頁上分別刊明：原著外文書名、原作者外文姓名，原出版者名稱，原本版次及出版年月（如系轉譯書籍，應說明轉譯，并刊載所依據之譯本的外文書名，譯者外文姓名、出版者名稱、版次、出版年月）。?此后的1953年和1954年，《出版總署關于圖書、雜志版權記錄的規定》《出版總署關于頒發“關于圖書版本記錄的規定”的通報》等文件仍在強調著翻譯書刊的版權問題。

三、葉圣陶日記中的出版總署與文學翻譯

上述部分主要以出版總署的公函文件為史料依托，對建國初期的文學翻譯史和出版史的勾勒，似乎可以止步于此。通行的出版史和翻譯史即將前引諸公文、草案等直接作為既成史實來搭構起各自論說。在《二十世紀翻譯文學史·十七年及“文革”卷》第二章“翻譯事業的組織與建設”中，論者有是類表述：“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五年間，翻譯界提出了從分散到組織、從無序到有序的口號，譯壇面貌很快就煥然一新。廣大譯者受到新形勢的鼓舞，滿懷豪情壯志，準備在中外文化與文學交流中大顯身手。他們一面重刊舊著，一面奉獻新作，精心裝點著譯林的春天?！?若是僅僅以公函文件作為唯一的史料支撐，這段熱情洋溢的描述在整體判斷上或許并不太有乖實情；然而具體到特定的時限范圍與文化語境，卻并不精當而致謬以千里。尤其當引入歷史當事人的日記等私人話語時，便不難發現前者對歷史實然的遮蔽、簡化乃至曲解。質言之，描述翻譯史、出版史，既要對政策和制度做“公文”式梳理，也需對個人話語做“私語”式考辨。前者呈現出動機、目標與手段，后者注目于效應、結果與實存。

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兼任編審局局長，同時還是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圣陶，留下了翔實可靠的日記記述其在出版總署及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全過程，既不乏豐滿生動的細節，更實時記錄下了葉圣陶本人的興奮與低沉、困惑與思索，為觸摸和解讀建國初期的出版史、翻譯史提供了珍貴的剪影。具體來看，葉氏日記的特質和價值在于：其一，即時性。葉圣陶工作之余共時地錄載和袒露出他斯時斯地的所思所感，多即時反應，而無事后諸葛式的自我美化或浮露之氣。其二，私人性。葉圣陶日記不以發表為鵠的，在日記中盡可對人事議論發語，直言不諱。葉氏為人的質樸坦誠，也保證了其記敘的可信度，可謂“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其三，個體視角與民國經驗的滲入。民國時期，身為作家和教育家的葉氏長期致力于編輯出版與國文教育事業；1949年之后，葉氏從出版和教育事業的建設者轉變為領導者之一，他對共和國體制下翻譯出版事業的觀體察和審視，自然多了一層足資比較的民國視域。葉圣陶作為個體知識分子對文學翻譯的警醒往往能夠超越文化體制的局限而彌足珍貴。故而下文的論說將不憚煩瑣，直接援引葉氏日記原文，于必要處略加考釋；有意對照葉氏日記與公函文件，旨在去偽存真，在兩者的斷裂和罅隙中，試圖還原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翻譯出版的真實景況，兼以解析葉圣陶在文學翻譯與出版上的省思。

出版總署自成立直至被撤銷，一直在不厭其煩地強調著翻譯出版的計劃化。在印刷力量有限、紙張匱乏的新中國成立初年，自然有著合理分配資源、避免浪費之訴求。葉圣陶在日記中記載：“各局欲擬明年之工作計劃。我編審局擬明年出書二千余萬言，翻譯局則不滿千萬言，愈之均嫌其少，以為須擴大?！Y論為各局再謀擴充，星期五再談?！保ū疚乃~圣陶日記，均出自《葉圣陶日記》（中）（下），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后文所引，不再一一加注，僅在所引原文后標注日記日期和所在頁碼。1949年11月22日，P1 145）可以看出胡愈之不滿于翻譯計劃的總量，刻意追求著翻譯的高產出。這正是葉圣陶對翻譯計劃化的質疑所在。制定計劃之前需要對整個翻譯工作有通盤認知，而“愈之忙于作明年之計劃，而所得材料，或頗殘缺，或出臆造，統而觀之，至難合榫”（1950年12月21日，P1 207-1 208），“所謂工作計劃，理應根據對于全盤工作之了解。而欲了解全盤工作，非周知出版工作各方面之實際不可。今同人所知皆甚少，所思所慮，彼此又不一致，欲求訂成切合實際之計劃，誠難乎其難。愈之自己動手，恐亦不免于懸揣也”（1952年2月5日，P1 313）。這種流于“懸揣”的計劃“實不能必達，則以我國一切距計劃化尚遠也”（1952年2月13日，P1 317）。正因此，當署務會議在討論指標數字時，葉氏獨獨“對此一大疊表格實無從下心思，只有聽人講說而已”（1954年2月12日，P1 526）。

即便有了翻譯計劃，往往只停留于案頭，并不與實際的翻譯工作發生任何有效聯系?！叭羧ツ曛媱?，精印一本分發而后，即復不提，則殊非所宜也”。煩瑣的層層上報與審核，使得計劃還未實施，時間已消耗泰半，1952年的“工作計劃于二月中方始草成，層層審核，至早須于三月中批準，則一季已去矣”（1952年1月24日，P1 310）。當出版管理局在1952年對上海一百余家私營出版家的情形進行調查總結后，葉圣陶方才深覺有意義，“我署成立將近三年，此工作為第一次做。據此為基礎，乃有指導與管理可言”（1952年6月4日，P1 352）。

在日記中，葉圣陶不僅對翻譯計劃頗有微詞，也對出版總署機構運作與制度建設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有所警覺。諸如《出版總署1950年工作總結和1951年工作計劃要點》這類總結性報告，葉圣陶以為，兩年來“我署之總結皆草草為之，寫成文字往上一報，自己則歸入檔案，于實際工作不生關系。若此之總結徒然耗費心思力量，可以不做。必須前一度之總結可以影響后一度之工作，使工作得以改進，總結乃有其意義”（1951年12月21日，P1 297）。與實際工作毫無關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多數總結報告“滿紙空話，前后無連貫，實不成樣子”，“余謂此類報告如欲敷衍將事，大可不作。如欲認真作，必須言之有物，見我署檢查之真相”（1950年9月4日，P1 186）?？墒?，“目前一般文件，皆不可究詰，朦朧表意，細按之則問題重重”（1951年10月31日，P1 283-1 284），即便是胡愈之、沈志遠的報告，同樣如此。如沈志遠翻譯會議的報告“意頗平凡，文尤蕪雜，略提意見而歸之”；1951年葉蠖生代擬的翻譯會議閉幕講話“草率殊甚，既須刊登，非改不可”（1951年11月26日，P1 290）；謝冰巖所做的出版工作計劃大綱，“余不能審其數字，第修潤其語言。體例不一，語言不明，時時而有，一一為之改正”（1952年9月10日，P1 380）。這些紙上空談、徒增檔卷的“文山”已是這般消耗，“會?！备亲屓~圣陶身心俱疲，“竟日時間，大半費于集會，生涯如此，非始料所及也”（1951年4月19日，P1 235）。葉圣陶時或憂心忡忡，深感勢單力薄，無力挽此傾向；時或陷入極端地懷疑，“如是辦公究有無意義，甚難明也”（1951年6月25日，P1 250-1 251）。

葉圣陶終其一生兢兢業業，確乎是位務實型的出版家和教育家。以葉氏的眼光，自然看不慣總署諸人“多喜言提高質量，而于具體書本則要求不甚高，標準不甚嚴”（1953年1月21日，P1 417）。在聽翻譯會議專題報告時，“張錫儔君談蘇聯翻譯界情況，較空疏。樊以楠女士談人民大學譯員之培養，及其校譯稿之審讀制度，頗為切實”（1951年11月8日，P1 286），葉自然傾心于言之有物的前者，而反感空洞的宏論。正因此，葉圣陶自然也不情愿身居高位，寧可做一名看稿審稿的一線編輯，“出版總署責任之重，編審工作之難以做好，一時紛集于胸，頗思脫去此公務機關”（1949年11月30日，P1 147），“第求縮小工作范圍，限于看稿改稿，社長與總編輯之名義雅不欲居”（1953年9月26日，P1 490）。

葉圣陶的求真務實也貫穿到他對譯家譯品要求的嚴苛。對翻譯局譯員水平之低，葉圣陶并不諱言，“此局將多譯俄文書，俄文譯員有十數人，程度均不見高”（1949年11月11日，P1 144），“而同人能力太差，亦屬無可奈何之事”（1951年4月20日，P1 235）。即便對于成名已久的譯家，葉圣陶從未虛與委蛇。樓適夷將他翻譯的《蟹工船》（小林多喜二）交葉圣陶譯校。葉圣陶看完后，直言道：“譯筆頗有問題，少數部分可為改動，大部分余無能為役，即書之于紙，俟適夷自己解決”，“竟日看適夷之譯稿，僅得六十余頁。此譯之病在詞匯枯窘，語言單調。欲求其靜，唯有另起爐灶重譯耳”（1954年8月9日，P1 574-1 573）。對于真有在翻譯上出色者，葉氏也從來都由衷贊賞。如“看新到之《人民文學》，中有介泉所譯英國小說一篇，其譯筆深可佩。惜如此譯筆，國內甚少。一般譯品，皆僅能知曉其事，未能領其味也”（1954年6月11日，P1 556）。此處的介泉即翻譯家潘家洵，這篇“英國小說”指的是潘家洵所譯的菲爾丁《湯姆·瓊斯的歷史》（第三卷），發表于1954年《人民文學》第六期。冷靜之余，葉圣陶常常也有一絲悲觀思緒縈繞不去。如葉曾看到“新出之《翻譯通報》。有數篇指摘極端荒唐之譯品”。這里新出的《翻譯通報》，應當是1952年四月號，在“批評之部”專欄中載有趙少侯《評高名凱譯<三十歲的女人>中譯本》、方今等《評韋叢蕪先生的譯品》等翻譯批評文章，不同程度地指摘譯品之錯訛。這些譯作“竟不成其為語言”，難怪葉圣陶“觀之生恨”（1952年5月7日，P1 345）。

與出版總署刻意追求翻譯出版數量指標不同，終生投身于國文/語文教育的葉圣陶更看重譯作的語言對讀者的影響。葉圣陶曾與胡繩書信探討,“下午到社，寫信致胡繩，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多不成樣，對原作者原作品為貶損其價值，而于讀者，一則降低其文學口味，二則攪亂其語言習慣”（1952年12月22日，P1 407）。另如對《牛虻》的風行，葉氏并不過分看重該譯作在意識形態上的教育意義，反而認為“此類書既必風行，不第影響青年之思想，亦復影響青年之語言”，“譯事不可草率，遂屢改譯稿”（1953年8月9日，P1 475）。這也昭示著個體知識分子與文藝體制的分野所在。

四、“三反”運動及出版總署的撤銷

必須說明的是，葉圣陶在日記中對出版總署及其翻譯活動的游離和抵觸，并未發展成實質上的公開表態或對抗行為，而僅僅構成一種歷史當事人在私人語境中對共和國文藝體制及文學譯場的反思性“話語”空間。一方面，葉圣陶性情溫潤，本身并不是金剛怒目、拍案而起式的人物；另一方面，出版總署是“依照明確的規章和手續辦事的等級權力機構”?，作為“受令性”的單位本身并沒有太大的自主活動空間。共和國單位制度的行政特性使得決策“在同一個級別內就難以提出反對意見，推翻意見就必須來自上一級權威”?。恰如葉圣陶日記中的自述，“余對己不批評，對人亦知而不言”（1952年1月9日，P1 303）。葉氏的洞察也就未能觸動整個體制的運行。而當“三反”運動波及翻譯界時，才為其糾偏提供了契機。

1952年，陳克寒空降出版總署，擔任黨組書記和副署長，主持“三反”運動。葉圣陶的日記中也有記錄：署務會議上，“克寒提出應貫徹反官僚主義之精神，并貫徹修改本年度工作計劃之精神”，“其次討論檢查公文”，“檢查公文乃毛主席之指示。毛主席以為反官僚主義為經常之工作，必抓住關鍵事項一一反之，務期切合實際”，“檢查公文，視三年來所作決議、決定、指示等項究有若干確為切實可行者，其不合實際者，徑即廢除。此是求實簡政之要義也”……（1953年5月19日，P1 451-1 452）某種程度上說，“三反”運動的出發點和所要解決的問題與葉圣陶的關注點頗多重合處。陳克寒到任后，親自實地調查，雷厲風行，迅速發布報告和指示，如《出版總署黨組關于檢查公文的報告》《關于修訂1953年計劃的意見》《出版總署關于頒發1954年度出版事業計劃控制數字的指示》等，對數字主宰翻譯出版業務、搶購樣本、爭奪專譯權等亂象進行調整和整頓。以反官僚主義為旗號之一的“三反”運動，卻也以大量的會議和文件作為其展開形式，不但影響了出版總署的日常工作，也吊詭地走向了自身的對立面,深陷官僚形式主義的羅網之中。未能等到整改見效，出版總署于1954年11月被撤銷，部分合并于文化部。

翻譯家羅念生在《文藝報》撰文諷刺道：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翻譯“卻有點放任自流。雖也曾開過兩次翻譯工作者會議，但沒有起很大的作用。有人說第一次會議的最大‘成就’是撤銷編譯局”?。翻譯局的撤銷，其實早于出版總署。翻譯局于1950年改制為編譯局，被撤銷于195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無合適人選領導翻譯局的工作。葉圣陶日記有言：“翻譯局之存廢，大致須廢。緣志遠將去華東服務，處長人選甚少，實際上已無由成立也?！保?951年12月5日，P1 293）新中國成立后的沈志遠忙于主持上海民盟的工作。翻譯局成立之始，沈雖被列為局長，但由葉圣陶兼理翻譯局事務，沈志遠直到1951年才從上海返回。對于羅念生提及的第一次翻譯會議，出版總署既“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又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浪費（估計至少浪費四千萬元），會議決議更沒有得到貫徹。?因此，簡單地將沈志遠看作重視翻譯出版工作，或以第一屆翻譯工作會議來討論翻譯工作的組織化、計劃化，?都與實情不完全相符。

至于出版總署被撤銷，葉圣陶曾說：“余亦謂兩年以來，諸人對于工作無一致認識，出版總署究當如何，無明確之綱領?！保?952年1月15日，P1 305）想必正是原因之一。出版總署的機構設置與組織框架在短期內幾次改動，可見當時對其職能定位缺乏通盤考量。盡管出版總署未必算得上“壽終正寢”，葉圣陶的反思卻已成為空谷足音。葉圣陶對官僚主義的警覺，尚早于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在“大躍進”之前，葉氏也已發覺盲目追求數字指標的“激進現代性”的躍躍欲試。此后，文學翻譯和出版的當代進程依舊沿著出版總署劃定的軌轍前行，擺蕩于文學與政治、個體與制度之間。其中糾葛之深，往往尤甚于出版總署時期。

注釋：

① 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關于當前出版工作幾個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北平出版事業致彭葉趙電[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

② 出版委員會工作報告（黃洛峰在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第四次大會上的報告）[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268.

③ 出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24.

④ 全國出版事業概況[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119.

⑤ 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關于當前出版工作幾個問題的決定[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5.

⑥ 出版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記錄（節錄）,出版委員會第十三次記錄（節錄）,出版委員會綜合報告,關于出版委員會的報告[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

⑦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組織條例（草案）》有“1949年11月11日送核”與“1950年1月14日送核”前后兩個草案，內容大體一致，在翻譯局處稍有修訂。前者翻譯局的第三、四處為參考書刊編譯工作、文藝翻譯工作，到了1950年調整為文藝及參考書刊翻譯工作、翻譯期刊編輯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暫行組織條例（草案）[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507；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暫行組織條例（草案）[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22.翻譯局第三處“文藝及參考書刊翻譯工作”的負責人為金人。

⑧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指示[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642.

⑨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暫行組織條例（草案）[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22.

⑩? 出版總署最近情況報告[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523,521-522.

? 出版總署第九次署務匯報記錄[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50.

? 出版總署要求各出版社、書店、印刷廠召開座談會征求意見的通知（廳秘字第56號）[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二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117.

? 出版總署關于全國出版事業的狀況和今后方針計劃給文教委員會的報告 機廳（52）第160號[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二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208.

?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全國出版事業五年建設計劃大綱（草案）[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二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431-432.

? 出版總署1950年上半年工作報告—向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報告[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314-315.

? 出版總署第一次署務匯報[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490.

? 為翻譯工作的計劃化和提高質量而奮斗（沈志遠在第一屆全國翻譯工作會議上的報告）[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一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400.

? 出版總署第二次署務會議記錄（節錄）[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509.

? 出版總署1950年工作總結和1951年工作計劃要點[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一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105.

? 新華書店試行組織條例[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783.

? 管制國外出版物進口暫行辦法[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一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163.

? 出版總署對國際書店總店所擬向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書刊幾項原則的意見 （53）發機字第61號[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365.

? 出版總署出版局關于統一版本說明及版權頁、封面、扉頁等格式的意見[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14-15.

? 出版總署關于發布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五項決議的通知[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649.

? 出版總署關于出版翻譯書籍應刊載原本版權說明的通知[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一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15-16.

? 周發祥,等.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十七年及“文革”卷[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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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念生.建議成立文學翻譯所[J].文藝報,1957(10)：15.

? 出版總署兩年來召開的各種專業會議總結報告[M]//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二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44.

? 崔峰.翻譯、文學與政治[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