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I號”福祿扁壺說略

劉慧茹

一、引言

扁壺是根據其壺身扁平的外形特點來進行命名，是戰國以來一種出現于北方的特殊樣式的壺體。孫機先生在《漢代物質文化圖說》中系統考證了漢代各類扁壺的稱謂、用途和源流，從而考證其屬榼類器。1在《說文·木部》中載“榼，酒器也”，由此可見其用途為酒具。宋代《博古圖錄》亦據其外形特點稱之為匾壺，扁壺雖非其本名，卻與其形狀相合，且其功能確與壺同，故后人多沿用之?！澳虾號”宋代沉船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德化窯青白釉印花扁壺，編號為T0502④:170。該扁壺腹部呈扁圓形,壺體周圍飾兩列聯珠紋，正、反面各模印一臥鹿及“?！薄暗摗倍??？趶?.4厘米，腹徑6.9厘米，寬3.1厘米，底徑3.4厘米，高8.4厘米。2(見圖1、圖2)從形制上看，此件扁壺明顯借鑒了草原文化造物特點，在紋飾上又體現出濃郁的農耕文明風格。本文試通過造型與紋飾兩方面，對此扁壺進行探討，以期管窺其形制類型及其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多元文化的滲透。

圖1、圖2 南海1號2014年出土白釉福祿扁壺正背面

二、“南海I號”扁壺的器型分析

自兩漢到明清，扁壺在各朝代都有各自的特點，各有源頭，并非一脈相承?！澳虾號”出土福祿扁壺為宋遼金西夏時期的扁壺，這一時期的扁壺與唐代沒有沿襲關系?？脊刨Y料顯示此時期出土的扁壺大部分在遼及西夏政權統治區，西夏扁壺屬于臥式扁壺，適于橫行擱置，且擱置時重心較矮，平穩不易磕損，壺體設計沒有流及把手，壺身側邊粘有系，方便穿繩提之，扁壺上可見模擬縫制皮革的針線痕跡，說明其源頭或來自相同形制的皮囊壺，此類扁壺是先民對馬背生活的一種情感化表達及模仿。

宋代出土的扁壺數量十分稀少，推測這與本族人民的生活習慣有關，宋代領土內為農耕文化，人們定居生活，不似游牧民族那般經常遷徙，所使用的生活用品一般不需要隨處搬動，不用過于考慮器物形制是否便攜、耐磕損等因素。龍泉溪口青瓷窯址發掘出土了一件南宋時期黑胎生燒坯的扁壺。胎壁中留麻布紋。直口，腹扁圓，方足。肩側有兩耳。足上有相對兩孔，是一件罕見器物。3

遼金扁壺是在其特殊時代背景下，為適應北方各民族間游牧生活的習慣、融合了農耕文化的審美，而創造出的獨特產物。造型分為立式扁壺與臥式扁壺。立式扁壺一般為腹呈扁圓形，撇口、束頸較高、直高圈足，兩側有系便于穿繩4，這類扁壺大部分未見流及把手。立式扁壺的另外一個分支為帶執扁壺，造型上一般為執與流組合使用，此類扁壺出土的數量較穿帶扁壺更少。吉林省扶余縣出土的一件遼三彩印花扁壺，方唇、口沿處微殘，頸部短窄，腹部扁圓，模印折枝葡萄紋，扁方足。肩部兩側各粘有一系。腹部一側有柄，已殘，對應一側有流，流口部已殘。5在裝飾手法上采用模印紋飾，飾以帶有異域風格的葡萄紋樣?！澳虾號”出土的福祿扁壺與此件帶執扁壺在型制上更加接近，皆為模印成型，且都有流及把手。

宋遼金西夏時期的有代表性的扁壺梳理如下：

表1 宋遼金西夏時期扁壺比較

通過比較不難發現，在整體大小及高度上，宋遼金的扁壺，整體高度不及西夏的碩大，以“南海I號”福祿扁壺為代表的宋代扁壺最為靈巧；除遼代扁壺可見漏斗狀外，其余皆口頸同寬；腹部皆扁圓狀，金代扁壺微鼓，縱剖面皆為圓形，形制上繼承了圓形皮囊壺的特點，遼代的三彩龜形陶扁壺豐富了形制的種類；宋遼扁壺足墻高直，有一種俊挺之美，西夏的臥式扁壺，足部設在腹部，足墻也較矮；裝飾紋飾可見有模印、彩繪、三彩、剔花等裝飾工藝；宋遼扁壺可見流及把手，金、西夏暫未發現。

由于宋朝與遼金等周邊地區有貿易交往，遼的南京、西夏的涼州、金的燕京商業繁盛，商稅成為金財政的重要來源，遼、西夏、金都曾與宋有榷場貿易，文化與制瓷工藝存在著交流與借鑒的可能，為陶瓷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契機。宋代各民族之間的相互接觸與往來，逐步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彼時的各少數民族除了擁有本民族特色的工藝用品生產外，也接受了漢族較先進的文明以及各種工藝制作方法，陶瓷亦是其中一個種類，并將其與本族生活需求以及文化理念相結合，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在工藝美術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宋代的手工業，已經遍地開花至成為商品生產規模了，這在該福祿扁壺的生產地德化窯就可見一斑，德化窯作為一個專供外銷的瓷窯場，其生產的部分器型在國內很少見，如“南海I號”出土的德化窯白釉大盤，口徑達28-35厘米，很顯然是為了滿足某些特殊使用人群而定制的外銷瓷。此件福祿扁壺推測也是在這種商品生產模式成型且訂制瓷器氛圍濃厚的大環境下產生的。

三、“南海I號”扁壺的紋飾特征

紋飾是當時人們審美情趣的一種外在物化的表現形式，將自己的思想賦予器物之上，通過各種事物的諧音寓意美好，以尋求心靈的慰藉。因此推測，“南海I號”扁壺的裝飾紋樣可概括為兩大要素：文字、圖案。

該福祿扁壺采用模印吉祥漢字的方式，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及萬事萬物希冀祝愿的心理。最初的文字由象形字發展而來，“畫成其物， 隨體詰屈”6，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美感，文字表達直接、準確，易讓人接受。我國早在漢代就巧妙地將文字運用到瓦當裝飾中，如寄寓性的“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吉祥語，具有一定的圖案美。模印漢字是陶瓷裝飾中常用的一種方式，其是在刻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先刻劃一件器具制成模具，用這件模具復制出若干相同的陶瓷裝飾作品，模具可重復使用7。既達到了產量上的保證，又可在質量上做到整齊劃一。不同于唐時長沙窯器物書寫詩句作裝飾的灑逸，模印漢字因使用刀刻成型，故有一種挺拔的力量美。扁壺腹部正反面模印“?！薄暗摗迸c鹿的組合，畫面構圖居中，在視覺的中心位置，引人注意?！案！薄暗摗倍帜Ｓ〉梅浅Ｒ幷?，橫豎筆劃的粗細分布十分均勻。福、祿二字寓意福祿雙全，是古代的直接展現，充分體現了當時人們對于幸福生活的向往。

該壺體兩面模印的鹿紋，采用宋時流行的寫實手法，皆呈趴臥憩息姿勢，作回首凝視狀，鹿的刻畫十分簡練，靈動的線條勾勒出鹿的輪廓線，制作精巧，各個部位婉轉曲折流暢自然，十分耐看，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鹿角呈低慫放松狀態，摒棄了早期奔放夸張的造型，沒有警覺的意味，呈現出一副悠然自得的畫面,可見鹿紋的運用已經很嫻熟流暢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軍事上孱弱的宋代在藝術審美追求上的幽雅含蓄。鹿同“祿”諧音，寓意高官厚祿，在扁壺上也體現了“圖文互應”的韻味，耐人尋味。

壺體外側一周飾兩列聯珠紋，學者們普遍認為，聯珠紋是起源于西亞薩珊波斯的一種裝飾紋樣8， 其實早在西漢時期在我國就運用到絲織品、瓦當、石窟壁畫、陶瓷以及石硯等材質的裝飾上，作為一種裝飾性符號，映射出當時我國與波斯風格相適應，從而呈現出不同的旨趣?！澳虾號”出土的福祿扁壺，在壺體外圍飾以兩周聯珠紋，起到了分割畫面的作用，同時又具有一定的韻律美感。

總的來說，該扁壺運用“漢字”加圖案的組合方式，在一定意義上體現出了“經營位置”的設計感，也說明作為外銷瓷場的德化窯，在產品生產上，愈加重視其外觀與質量的把控，這也是其能夠譽滿海外的重要原因。

四、結論

通過對外陶瓷貿易品的探究，我們可以推出宋代對外交流的范圍，主要攜帶者、交通者的群體分類及其在宋代對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通過交流商品在宋代人民生活中的使用狀況，我們可以看出物品的適用對象、使用程度及其所產生的影響，進而推測出宋代對外交流中的主要交流層次和深度。

“南海I號”沉船上此類扁壺僅出土一件，顯然不是作為船貨隨船出行，推測極有可能是船員的生活用品，或個人所攜之物，就其大小形制而言，與同出自德化窯的青白釉大盤相比，顯得小巧而精致，格調高雅。此件扁壺有流及把手，已不見原始帶系扁壺便于攜帶的作用，更多的是定居日常使用以及陳設觀賞，是北方游牧文化與漢文化互相借鑒、互相融合的產物。從其出土位置來判斷剛好位于船的右后側，此區域堆積了大量的船體上層建筑的木料和散落的生活用品，同一層出土的一件醬釉罐，下腹部書寫墨書“ 航前公用”表明器物的用途范圍，其使用者有可能為船長或者意趣高雅的客商使用。隨著影響力的擴大，海上絲綢之路走向世界，福建陶瓷成為中國外銷瓷的主力軍，生產的白瓷、青瓷、青白瓷、黑釉瓷等大量輸出到東南亞等地，對當地的社會生活方式及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甚至可以通過私人定制以及“來樣加工”的形式生產當地人喜歡的品種。貿易交流也體現在文化間的相互交融，形成獨特的文化特征，滲透在審美情趣與生活方式上。

注釋：

1 孫機.說“柙”[J].文物,1980(10):81.

2 王元林、肖達順.“南海Ⅰ號”宋代沉船2014年的發掘[J].考古,2016(12):56-83+2.

3 金祖明.龍泉溪口青瓷窯址調查紀略[J].考古，1962(10):535-538+11.

4 袁勝文.陶瓷扁壺的源流[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10):93-103.

5 袁勝文、李鈺.陶瓷扁壺的類型與分期[J].南方文物,2012(03):92-102.

6 李進興.西夏瓷器造型探析[J].蘭州學刊,2009(09):211-213.

7 李琳.中國古代文字在陶瓷裝飾藝術中的表現研究[D].青島理工大學,2016.

8 王曉娟.北朝聯珠紋樣探微[D].廣州：暨南大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