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際視閾下的文化信息傳譯探究

鄧馳

摘 要：翻譯不僅僅是語言間的轉換，更重要的是通過語言轉換實現跨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在翻譯時，不僅要考慮字面意思，還需要準確傳達文化內涵。本文根據文化信息的交際價值，將文學作品中詞匯層面的文化信息進行分類，并以契訶夫經典短篇小說的漢譯本為例，對比分析不同譯者在傳譯文化信息時所采取的方法，提出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動態地把握文化信息傳譯過程中的主次輕重，以期讓目的語讀者產生文化認同或至少是理解和不排斥。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文化信息;契訶夫;傳譯方法

一、引言

翻譯是語言間的轉換，更是跨文化的交流。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語言反映著文化，是文化的傳承者。正如美國翻譯家奈達（Nida，1993）所言：“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來說，熟悉兩種不同的文化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僅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發揮效力?！?/p>

從廣義上來說，任何翻譯都是跨文化的翻譯，其中也包括文學翻譯。文學具有思想性，揭示其思想性必然會涉及深層文化，表達其觀點也免不了要運用一些語言手段。而語言本身反映民族事物、現象、風俗、道德、心理等方面的內容，所以，文化因素的處理在翻譯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楊仕章，2003）。

本文以契訶夫短篇小說漢譯本為研究對象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契訶夫的作品在我國擁有大量的讀者和極深遠的影響力。在中國譯介的俄羅斯作家中，按作品譯介數量、出版發行量來看，契訶夫的作品都是首屈一指。我們對契訶夫作品做更多的譯介研究，有助于準確解讀并傳達作家的深刻思想，進一步還原其作品的真實性，從而促進兩國民間的文化交流。其二，契訶夫小說的語言中包含了大量且豐富的文化元素，為我們研究翻譯中的文化因素提供了寶貴素材，同時，準確傳達其中的文化內涵有助于中國讀者增進對俄國文化的了解。

在文學翻譯實踐中，如何解析并準確翻譯文學作品中的文化信息，是翻譯理論中需要系統解決的課題之一。有學者認為，在傳譯原作中的文化因素時，需要注意輕重緩急，根據各種信息在跨文化交際中的交際價值來確定是否傳譯、如何傳譯等（楊仕章，2003）。本文中筆者根據文化信息在文學翻譯中的交際價值，對其進行分類，并選取契訶夫的短篇小說《萬卡》《小公務員之死》和《變色龍》中的文化因素進行分析，探究文學翻譯中文化因素的傳譯問題。

二、文化信息的分類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它歸屬于文化。譯者在從事翻譯這一文字轉換活動的同時，也肩負著將字里行間的文化信息傳譯出來的任務，使之為本國讀者了解和吸收，達到兩個民族文化交流的目的。由于譯者在理解文化信息時存在局限性，并且文學作品中包含了大量復雜的文化信息，譯者不能也沒有必要將它們全部譯出。所以在跨文化翻譯實踐中，譯者應根據自己的意圖或目標語讀者的期待理清文化信息在作品中的重要程度，對其分布順序作出相應調整，如次重、先后，可增減信息，但務必保持意義的整體性（肖唐金，2018）。

科學的劃分有助于加深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對于文化信息的分類，目前分法多種多樣，沒有統一的標準。在此我們不過多探討和評價。本文中筆者所作的劃分是以翻譯為目的的劃分，這樣劃分有利于譯者更好地掌握他們所遇到的文化信息，能對其有一個透徹的認識，從而合理地傳譯出來?；谶@一目的，我們根據文化信息在交際過程中的作用和價值對其進行分類，將其分為三種信息，即文化主信息、文化次信息和文化零信息。

眾所周知，文化交流從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需要經歷一個過程。通常對于理解原作起關鍵作用的文化信息是主要信息，其交際價值最大，而起次要作用且具有文化特色的信息屬文化次信息，它能輔助讀者全面理解原作。而文化零信息則是指那些幾乎沒有交際價值的，對于譯者和讀者而言不具有文化特色的信息。需要注意的是，文化零信息僅僅指該信息在跨文化交際中不具有價值，并不意味著在整個文本中沒有價值。

文化零信息在俄漢互譯中表現為兩國文化的共同部分。但在跨文化交際中，文化零信息只是相對的概念，文化的民族性通常大于共性（嚴明，2009）。某一文化信息對于甲文化來說屬于零信息，而對于乙文化來說可能就不是零信息了，如中國文化中的除夕、對聯、湯圓等在漢語文化中是文化零信息，而在西方文化中則不然。

根據文本中文化信息的承載量和重要性將其分為文化主、次、零三類信息，這種分類法對于翻譯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三、文化因素的傳譯分析

文化存在于所有人類活動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中俄兩國文化中存在的共性與個性、沖突與交流對翻譯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在俄譯漢過程中源語文化因素和中俄文化差異亟需譯者重視并積極處理。

翻譯作為一個跨文化交際過程，其信息源是原作。文化信息在原作中可體現在文本的各個層面，如篇章、句子和詞匯等。其中，詞匯對文化的反映最為直觀。因此，本文將契訶夫小說原作中詞匯層面的文化信息，根據其交際價值劃分為文化主信息、文化次信息和文化零信息，分析各類信息在現有譯本中的翻譯效果，大致歸納出音譯、直譯、替代、注釋、意譯、略譯等傳譯方法，以期幫助中文讀者了解到原作傳遞的真實信息，順利實現跨文化交際。

（一）文化零信息的傳譯方法

菲德羅斯曾說：“由于人類共同的天性和從此發生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共同性，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標準是存在的?！毕鄳?，在描繪同一事物、同一特征時，俄漢兩種語言賦予了其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內涵。文化與語言存在的共性使源語言和目的語有時在內容和形式上能夠達到高度統一，這些異曲同工之處在翻譯中就表現為文化零信息。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采取直譯的方法將字面意思翻譯準確，國外受眾理解起來就基本不會有障礙。例如：

Нафанаил немного подумал и снял шапку.（Чехов， 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

譯文：納法奈爾想了一會兒，脫下帽子。（汝龍，2015）

中俄兩個民族的很多身勢語都有相同的含義。在短篇小說《胖子和瘦子》中，作者使用大量身勢語對于反映人物的社會地位，揭示人物性格特點及心理活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國際交往中，脫帽行禮是人們在正式場合或者一些社交場合上，向自己的交往對象表示敬意的一種方式。我國自古就有脫帽致敬的傳統禮儀，如唐代劉知幾在《史通·敘事》中寫道：“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币虼嗽谠恼Z境中，該文化信息的含義同樣也能被漢語讀者所理解，所以它屬于文化零信息，譯者無須過多解釋，讀者也能理解。

文化間的共性使俄漢語中某些言語表達在字面意義、形象意義和隱含意義上相同或近似，所以采用直譯的方法，對中國讀者而言沒有理解障礙。

（二）文化次信息的傳譯方法

由于文化間的差異，源語中一些文化因素對譯語讀者來說是陌生的，有的雖不陌生，但其意義與它在譯語文化中的意義有所區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采用直譯，必然會給讀者帶來理解上的困難，不能被讀者所接受。如果這些文化因素在作品中不起重要作用，即屬于文化次信息時，可以采取替代、意譯或略譯的方法。例如：

Служил， знаешь， в департаменте， а теперь сюда переведен столоначальником потому же ведомству.（Чехов， 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

譯文a：你知道，我原來在衙門里做科員，如今調到這兒同一類機關里做科長。（汝龍，2015）

譯文b：你知道原來我在一個廳里做科員，現在把我調到這里任科長，還是原來那個部門。（馮加，2011）

原語中“столоначальник”的含義對中國讀者來說是陌生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勉強直譯，讀者理解起來會有困難，如果加注解釋又顯得過于累贅。因此，在原文語境下，我們不妨利用漢語中含義、情感色彩相當的形象“科長”進行替換，同樣也能傳達出主人公“升官，仕途如意”的信息。

替代法是在保證原文交際目的，并且不破壞原文整體藝術效果的前提下，利用譯語文化中的某個含義和情感色彩相當的成語、諺語或文化形象來傳譯原文的意思。這種譯法的優點是能夠不落言筌地填補文化差異，保持譯文的通暢性，方便讀者理解。因此，替代法應當在一些不需要做到保留源語形象的場合中使用（黃曼，2004）。

– Что-с？

– спросил шепотом Червяков， млея от ужаса.（Чехов，? 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

譯文a：“怎么啦，大人？”契爾維亞科夫嚇得愣住了，輕聲地說。（沈念駒，2004）

譯文b：“什么？”切爾維亞科夫低聲問道，嚇得愣住了。（汝龍，2015）

語氣詞-с是俄語中一種舊的用法，來源于сударь（先生）或者сударыня（太太）兩個詞的第一個字母，它接在詞的后面，表示禮貌或恭維。由于它在作品中不屬于關鍵信息，因此沒有必要解釋這樣的用法，意譯或略譯的方法都是可取的。汝龍老師在翻譯此句時仍盡力保留了外國風格，翻譯成“大人”一詞提醒讀者故事發生的年代，傳達出了作品的時代氣息。意譯法注重原文語言風格的體現，將原文語境意義準確地傳達出來，是筆者所贊成的翻譯方法。

– Порфирий！–воскликнул толстый， увидев тонкого.

– Ты ли это？ Голубчик мой！ Сколько зим， сколько лет！

– Батюшки！ – изумился тонкий.

– Миша！ Друг детства！ Откуда ты взялся？ （Чехов， 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

譯文a：“波爾費林！”看見瘦子后，胖子喊道：“是你嗎？我的小鴿子！多少年不見了??！”?！袄闲?！”瘦子驚奇地說：“米沙！童年的朋友！你從哪里來？”（劉心語，1998）

譯文b：“波爾菲里！”胖子看見瘦子，叫起來，“真是你嗎？我的朋友！有多少個冬天，多少個夏天沒見面了！”“哎呀！”瘦子驚奇地叫道：“米沙！小時候的朋友！你這是從哪兒來？”（汝龍，2015）

這里的“Голубчик”是對對方的愛稱，若譯為“小鴿子”，不符合中國人的文化觀，讓中國讀者不知所云。這是由中俄文化差異所致，俄羅斯人在口語表達上，比中國更為自由。俄語中在表示雙方間的親密關系時，說話者經常會用動物的名稱來稱呼對方。因此此句直譯有失作家本意，不如意譯為通俗易懂的“我的朋友！”可見，譯者對兩國文化的了解是翻譯準確的前提。

此外，文學作品中還有一些文化信息可以略去不譯，例如：

……， а из ящиков развозятся по всей земле на почтовых тройках с пьяными ямщиками и звонкими колокольцами.（Чехов， Ванька）

譯文a：三套馬的驛車從郵箱取了信，由醉醺醺的車夫趕著，晃蕩著響亮的鈴鐺，分發到各地。（沈念駒，2004）

譯文b：……就由醉醺醺的車夫駕著郵車，把信從郵筒里收走，響起鈴鐺，分送到世界各地去。（汝龍，2015）

“тройка”指的是俄羅斯的三套馬車，即用三匹馬同時套在一輛車或雪橇上。其套法特殊，且速度快。但該文化信息屬于文化次信息，對其采取略譯并不會影響對文本的理解，所以汝譯本的略譯法是可行的。

一般而言，翻譯中很少會出現需要省略某些文化因素不去翻譯的情況。但是，如果在翻譯時，用解釋性的詞語補充說明那些對于理解作品起次要作用的文化信息，譯文將會變得過于“臃腫”。因此，譯者要靈活且慎重地運用換譯、意譯和略譯法，不要因為省略而丟失信息。

（三）文化主信息的傳譯方法

如上文所述，為了再現文學經典的藝術魅力，同時也為了讓目的語讀者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和風土人情，進而消除跨文化交際障礙和矛盾，在形式和內容都允許的情況下，譯者應該盡可能地保留原文中的文化信息，特別是對理解文本思想內涵起關鍵作用的文化主信息。

運用“會說話”的名字來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征是契訶夫的創作特色之一，譯者在閱讀和翻譯時需要引起注意。其作品中一些有寓意的名稱是根據俄語的某個詞變化而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采用音譯的方法。例如：

Ванька Жуков， девятилетний мальчик， отданный три месяца тому назад в ученье к сапожнику Аляхину， в ночь под Рождество не ложился спать.（Чехов， Ванька）

譯文a：九歲的男孩萬卡·茹科夫三個月前被送到鞋匠阿利亞興的鋪子里來做學徒。在圣誕節的前夜，他沒有上床睡覺。（汝龍，2015）

譯文b：萬卡·茹科夫，一個九歲的男孩，三個月前被送到鞋匠阿里亞欣那兒學手藝，在圣誕節前夜沒有睡覺。（沈念駒，2004）

Ванька是俄語名Иван（伊萬）的小名，Жуков是Ванька的姓，此人物姓名的搭配運用了雙關的修辭手法。在俄語姓名用法中，姓需要和大名（Иван）搭配使用來表示稱呼，而在作品中姓和小名連用違反了俄語姓名用法。Жуков是由жук（甲殼蟲）衍生而來的姓，暗示了小萬卡的悲慘人生，他和甲殼蟲一樣無足輕重、微不足道。此信息屬于全文中關鍵性信息，對于烘托全文、體現全文中心思想有重要作用，所以最好采用“音譯+注釋”的方法傳達出來，但在筆者查閱的譯本中都未對這一信息進行補償性注釋。

還有的名稱，其詞根不是俄語，這樣只懂俄語的漢譯者就不易發現其語義了，例如：

Это вот моя жена， Луиза， урожденная Ванценбах……（Чехов， 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

譯文a：這就是內人，露易莎，出嫁前姓凡曾巴赫……（沈念駒，2004）

譯文c：這是我的妻子路易絲，娘家姓萬采巴赫……（汝龍，2015）

Ванценбах是由德語“Wanze”（Ванцен）和“Bach”（бах）兩個詞構成，表示“臭蟲河”（клопиный ручей），作家利用這個名字從側面暗示了瘦子一家的特點。而以上例舉的兩個譯本中，譯者均未將該名字隱含的文化信息傳達出來，選擇了以音代譯。

諸如此類的由非俄語構成的人名，在翻譯時更需要進行特別的研究。事實上，“譯者往往看不到‘會說話名字的意義，因此在翻譯成母語時只傳達出原作的音響，而丟失了其內在含義”。

由上文可知，原文中有一些有助于理解原作的文化主信息是無法在正文中直接表達出來的。并且，對于俄國讀者來說可以理解的東西，中國讀者未必能夠明白，所以，對這種文化主信息進行文化補償是非常必要的。常用于文化補償的翻譯法是注釋法。例如：

В один прекрасный вечер не менее прекрасный экзекутор， Иван Дмитрич Червяков……（Чехов， 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

譯文a：在一個美好的夜晚，有一位毫不遜色地美好的庶務官伊凡·德米特里奇·契爾維亞科夫……（沈念駒，2004）

譯文b：一個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務官伊凡·德米特里·切爾維亞科夫……（馮加，2011）

譯文c：在一個挺好的傍晚，有一個也挺好的庶務官，名叫伊凡·德米特里奇·切爾維亞科夫。（腳注：這個姓可意譯為“蛆”）……（汝龍，2015）

Иван Дмитрич Червяков這三個詞體現了俄羅斯人的命名方式：名+父稱+姓。但是這一點在小說中并不重要，屬于文化次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小說主人公的姓Червяков的命名不是偶然的，他是由Червяк（軟體蟲）一詞變化而來。這多少向讀者暗示了人物的性格特點——膽小、軟弱，因為俄羅斯人對Червяк的聯想就是這樣。所以，Червяк在這里是一個隱性的文化主信息，它對理解小說人物的形象有一定輔助作用。只有通過注釋將其與“小蟲”聯系起來，讀者才能進一步把握人物的形象。汝譯本在這一點上做得較好。

注釋法是揭示文化信息，特別是隱性文化信息不可或缺的方法。注釋一方面可以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另一方面又能使讀者比較詳細地了解新的文化知識。

翻譯要求譯者具有廣闊的文化視野。譯者對文化因素的把握和處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翻譯的質量。因此，譯者應根據具體的情況作出分析，從而選擇最為合理的譯法。

四、文化信息傳譯的特點

隨著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民族之間從陌生到熟悉，原有的文化主信息與零信息可能相互轉化。這顯示出文化因素在翻譯過程中是動態存在的。這種動態特征也決定了在不同的語境中，作家對同一文化因素所要強調的文化含義是有可能不同的，各類文化信息的內部也有次重之分。所以，在進行具體文化信息的傳譯時，應當注意以下兩點：一是動態把握文化信息的類別，二是明確文化信息的主次要點。

（一）動態把握文化信息的類別。

文化因素在翻譯過程中是具有可變性的。當原來的文化零信息因時空的轉移被賦予了新的交際價值時，它就成為翻譯中需要處理的文化非零信息。反之，原來的非零文化信息，由于跨文化交流的發展而在譯語文化中不再具有交際價值時，就變為文化零信息。這在實際翻譯過程中，就表現為隨著讀者文化視野的拓展，某些文化信息可由加注翻譯逐漸變為不注直譯。例如：

Это вот моя жена， Луиза， урожденная Ванценбах……лютеранка……（Чехов， 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

譯文a：這就是內人，露易莎，出嫁前姓凡曾巴赫……路德宗教徒……（腳注：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時期產生于德國的基督教新教宗派。發起人為馬丁·路德。）（沈念駒，2004）

譯文b：這是我的妻子路易莎，娘家姓萬岑巴赫……她是新教徒……（馮加，2011）

沈譯本的出版年代早于馮譯本，當時中國人對西方宗教的了解甚少。而馮譯本面世時，一般的讀者對于基督教的教派已經有所了解，所以不必加注也可以實現溝通。自然，лютеранка也由一個文化的非零信息變為文化零信息。

文化的交流使得文化間的相互認識不斷加深。譯者應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翻譯中的文化因素，考慮不同時期讀者對異質文化的接受程度的差異而采取相應的處理方法。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遷，一些詞會被賦予新的意義，因此，在其他民族的人眼里，它就承載并傳遞了新的文化信息，即這個詞由文化零信息轉變為了非零信息。例如：

"Яблоко" и "Родина" направят наблюдателей на выборы мэра Москвы.（Ситдиков 2018）

譯文：“亞博盧”黨和“祖國—全俄羅斯”競選聯盟派觀察員參與莫斯科市長選舉。

“яблоко”在俄語中的本義是蘋果，可是，如果將上句中的“Яблоко”翻譯成蘋果，似乎難以理解。原來，這里的“Яблоко”指的是俄羅斯的一個民主黨派，該黨全稱以其三位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即“亞夫林斯基（Явлинский），博爾德列夫（Болдырев），盧金（Лукин）”競選聯盟。又因為這三位領導人的俄語姓氏的首字母恰巧為俄語詞“Яблоко”（蘋果）的前三個字母，所以俄羅斯人又將該黨形象地稱為“Яблоко”。此時，它就由一個文化零信息變成了非零信息。

隨著不同文化間逐漸融合、互相借鑒，一些起初鮮為人知的事物，經過一定的時間總會得到理解，這要求我們在翻譯時要學會動態地處理文化信息。

（二）明確文化信息的主次要點

如前文所述，譯者在處理文化信息時有必要分清主次，文化主信息是翻譯的重點，而文化次信息和零信息則在翻譯中處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同樣地，在文化主信息的內部也有主次要點之分。不同的語境中，作家對同一文化因素所要強調的文化內涵可能有所不同。在翻譯過程中，能否正確傳達各類文化信息的要點決定能否真正實現交際效果。所以，在確定翻譯方法之前，要注意所傳譯信息的重點何在。翻譯時要有的放矢，以確切地傳達作者的意圖。例如：

В один прекрасный вечер не менее прекрасный экзекутор， Иван Дмитрич Червяков， сидел во втором ряду кресел и глядел в бинокль на ?Корневильские колокола?.（Чехов， 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

譯文a：在一個美好的晚上，有一位同樣美好的庶務官伊凡·德米特里奇·切爾維亞科夫，他坐在第二排的椅子上，用望遠鏡在看《柯涅維勒的鐘》。（李輝凡，2010）

譯文b：在一個美好的夜晚，有一位毫不遜色的美好的庶務官伊凡·德米特里奇·契爾維亞科夫，坐在劇院第二排，用望遠鏡在觀賞《科涅維爾的鐘聲》（腳注：法國作曲家普朗蓋特（1848-1903）的歌?。ㄉ蚰铖x，2004）

譯文c：在一個挺好的傍晚，有一個也挺好的庶務官，名叫伊萬·德米特里奇·切爾維亞科夫，坐在戲院正廳第二排，舉起望遠鏡，看《哥納維勒的鐘》。（腳注：一出三幕小歌?。ㄈ挲?，2015）

汝龍和沈念駒的譯本雖有進行注釋，但都只是淺層的解釋，沒有抓住這部劇在原作中的信息要點。作家在這里選擇這部戲是有原因的，它反映了當時的俄國社會風尚?！锭唰猝擐支缨讧荮瞌悃堙讧?колокола》是一部在當時人們都爭先恐后前去觀看的法國小歌劇，能看到這部劇體現了個人的威望與地位，這也是切爾維亞科夫感到“幸福極了”的原因之一。所以，筆者認為較理想的注釋為：當時在俄國非常時髦的一部法國小歌劇。

Тебя дразнили Геростратом за то， что ты казенную книжку папироской прожег， а меня Эфиальтом за то， что я ябедничать любил.（Чехов， 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

譯文a：大伙兒叫你赫洛斯特拉特，因為你用一根煙卷兒把公家的一本書給燒了;管我呢叫厄菲阿爾特，因為我喜歡打小報告。（赫洛斯特拉特：古代的一個希臘人，為了出名，于公元前356年焚燒了古代藝術珍品阿泰密斯神廟。厄菲阿爾特：公元前5世紀中期雅典民主派領袖。）（沈念駒，2004）

譯文b：他們給你起個外號叫赫洛斯特拉托斯，因為你用紙煙把課本燒穿了一個洞。他們也給我起個外號叫厄菲阿爾忒斯，因為我喜歡悄悄到老師那兒去打同學們的小報告。（赫洛斯特拉托斯：希臘人，公元前356年放火燒掉了弗安所城狄安娜神廟，因而聞名。厄菲阿爾忒斯：希臘人，公元前5世紀，為波斯軍隊帶路，出賣同胞，引敵入境。）（汝龍，2015）

譯文c：給你起了一個外號，叫赫洛斯特拉特，因為你用香煙把公家的一本圖書燒了一個洞。我的外號叫厄菲阿爾特，因為我喜歡告密。（赫洛斯特拉特：古代希臘人，他為了揚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焚燒了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阿泰密斯神廟。厄菲阿爾特：古代希臘人，曾引波蘭軍隊入境。）（馮加，2011）

Герострат之所以聞名在于他燒掉的是世界七大奇觀之一。閱讀汝龍對此做的注解時，中國讀者未必能體驗到胖子燒穿公家圖書的嚴重性和轟動性，并且汝譯本注釋中的“因而聞名”也沒能體現出馮和沈譯本中“為了出名”所暗含的胖子燒書的原因。至于第二個注解，沈念駒對“厄菲阿爾特”的解釋無法使讀者領會這個外號與瘦子的內在聯系。馮譯本的解釋也沒能突出小說人物的形象，相比之下，汝譯本的解釋更為恰當，對人物形象的刻畫、讀者理解文本起到了幫助。

上述兩個例句都用到了注釋法。注釋在幫助譯文實現最大程度上對原文的忠實，補償譯文的意義等方面發揮著必不可少的輔助作用。正如俄羅斯學者葉·格里高里揚（Григорьян， Е.）所言，注釋為那些對原語陌生的譯語讀者保留了更直接地了解原語文化、欣賞原作美妙之處的權利。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做注釋時需要突出文化信息的重點，這樣才能使譯文在最大程度上展示原作風貌、揭示原作文化因素。

總之，隨著文化溝通不斷得到加強，譯者要從歷史的角度，用發展的眼光，對文化因素進行動態把握，明晰輕重。

五、結語

本文從跨文化交際角度對文學翻譯中文化因素的傳譯作出闡釋，依據對契訶夫小說漢譯本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文化信息的翻譯方法和特點。思考并解決翻譯中文化因素的傳譯問題，有助于減少原作文化層面的不可譯性，提高譯文的可讀性。因此，譯者不僅要掌握精湛的語言技巧，同時也應具備靈敏的文化嗅覺，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動態地把握文化信息傳譯的主次，從而讓目的語讀者達到文化認同或至少是不排斥，更好地實現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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