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意愿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周韜 劉珊 王超 張雪

摘要?基于行為與預期視角，構建了農業轉移人口進程定居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通過對河南省3市1 280個農業轉業人口的問卷調查，采用二元Logisitic模型實證研究了反映農業轉業人口主觀意愿的相關因素對其進城定居意愿的影響。結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城市務工時間和幸福感對其進城定居意愿具有顯著影響，收入水平、勞動合同、社保、職業等因素影響不顯著。提出了提升心理預期;發揮市場機制對農村資源要素的配置;從制度層面把控關鍵要素（人、業、錢、房等）推行市民化;發展農業轉移人口的選擇能力;打造公平的競爭平臺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市民化;村民化

中圖分類號?S-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517-6611（2020）14-0216-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14.060

Abstract?Based on the behavior and expectation perspective，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ettlement willing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B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 280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s in 3 cities of Henan Province， using the binary Logisitic model，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to settle in cities were studied empiricall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ducation level， urban working time and happines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willingness to settle in the city. The income level， labor contract， social security， occupation and other factors are not signific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promoting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giving play to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allocate rural resource elements;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control the key elements （people， industry， money， housing， etc.） to promote citizenship;developing the ability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selection;creating a fair competition platform.

Key words?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Settlement in cities;Citizenization;Villagers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敖⒔∪青l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爸袊厣鐣髁x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明確提出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和市民化，實現“十三五”期間，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百分點以上。李克強總理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農業轉移人口的意愿和獲得感、幸福感決定著各項政策的實施效果，要實現人的城鎮化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標，農民有意愿從鄉村遷至城鎮定居是基本前提”?？梢?，農業轉移人口是現階段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主體，這部分人的留返意愿、職業選擇和心理預期直接關系到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

1?數據來源與方法

1.1?數據來源

河南省作為我國的農業大省，鄉村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50%左右，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0.16%，其中包括很多農業轉移人口。該研究根據典型性、代表性和可行性原則，選擇了河南具有影響力的3座城市——鄭州、洛陽和開封作為樣本城市。鄭州作為河南省省會，是我國中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原經濟區核心城市，下轄6區1縣及5個縣級市，人口988.1萬（2017年底）;古都洛陽作為世界文化名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正被打造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下轄6區8縣及1個縣級市，人口680多萬;開封作為河南省新興副中心城市的重要一翼，地處中原腹地、黃河之濱，西與省會鄭州毗鄰，東與商丘相連;轄5個市轄區、4個縣，常住人口454.93萬。訪談了三地的火車站、商業街、大學城、商場及人民公園等地，這些地方都是農業轉移人口的主要聚集地。

樣本地區的常住人口總數均位于河南省前列。其中鄭州全市常住人口為988.07萬，比上年的972.39萬增加15.68萬，增長1.61%。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713.71萬，占72.23%;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274.36萬，占27.77%。與上年相比，城鎮人口增加23.12萬，鄉村人口減少7.44萬，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21百分點。洛陽市2017年末總人口710.1萬，其中市區人口201.0萬;年末常住人口682.3萬，其中城鎮常住人口382.2萬，城鎮化率為56.0%。鄉村常住人口300.1萬，占比44.0%。2017年末，開封市常住人口454.93萬，比上年末增加0.26萬，其中城鎮常住人口215.73萬，常住人口城鎮化率47.42%，比上年末提高1.54百分點（表1）。

表1中數據來源于河南省統計局《2017年河南統計年鑒》，洛陽市統計局《洛陽市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河南省統計局《2017年開封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該研究共計發放問卷1 500份，收回有效問卷1 28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85.3%。在回收問卷中，洛陽市合計回收446份，鄭州市合計回收619份，開封市合計回收215份。此次調研共涉及8個公共場所，其中洛陽火車站共計回收問卷226份，鄭州火車站共計回收問卷306份，開封火車站共計回收問卷113份;洛陽大學城、龍翔商業街等其他地方共計回收問卷220份;鄭州市人民公園、小商品批發市場等其他地方共計回收問卷313份;開封清明上河園等其他地方共計回收問卷102份（表2）。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假說。

組織行為學認為，行為是人的有機體對外界刺激做出的反應。心理學認為，人的動機決定人的行為，動機的產生由需要支配，而內外刺激影響需要，四者之間的關系可以表達為“刺激→需要→動機→行為”。理性行為理論認為，人的行為意愿影響行為的產生，而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影響人的行為意愿。由上可知，農民進城行為的產生是主觀意向（內部刺激）和客觀條件（外部刺激）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主觀意向不僅包括農民個體的愿望、幸福感和對外部環境的認知與把握程度，還包括家人、親友等的意見對個體認知的影響?？陀^條件不僅包括與農民個體及家庭密切相關的個體因素和家庭因素，還包括個體及家庭必須面對身處其中的社區因素和制度因素。根據我國農業轉移人口的現實情況，決策的動機主要取決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心理回報和心理成本等。據此，該研究構建了基于中國實際的農業轉移人口“兩化”決策過程模型（圖1），對農業轉移人口未來出路與歸屬的決策提供理論依據。

據此，特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受教育程度對進城定居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受教育水平反映了一個人的人力資本狀況，城市比農村更容易發揮人力資本效益[1]。受教育程度越高，自然收入水平越高，工作機會也越多，進城定居傾向也越強烈，村民化決策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減弱。

H2——居住地離市中心的距離對進城定居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根據調查結果，離市中心越近的區域進城定居意愿越低，村民化意愿高[2]。進城定居意愿離中心城市的距離呈正比，進城定居意愿在地理上呈現反杜能圈現象。村民化意愿離中心城市的距離呈反比，村民化意愿在地理上呈現杜能圈現象。

H3——在城市的工作時間對進城定居意愿具有正向影響，對村民化意愿具有負向影響。以一般來說，在一所城市生存的時間越長，會對這所城市有一種歸屬感[3]。但是中國人講究落葉歸根，這種歸屬感可能在家鄉環境的驅動下，并不是那么顯著，村民化意愿可能較為顯著。

H4——收入水平對進城定居意愿具有顯著影響。查閱文獻[4-5]，收入對進城定居進程有巨大的促進影響。新生代農民工（80后農民工）的收入越高，則在城市定居的能力越強，進城的傾向程度也就越高，第一代農民工（70后農民工）村民化意愿則越強。

H5——勞動合同對進城定居意愿具有顯著影響，對村民化意愿不明確。勞動合同代表著工作的穩定性和保障性，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社會保障也有很大可能影響著進城定居意愿[6]。外來的農業轉移人員基本都是為了利益，而忽略了勞動合同給他們帶來的穩定性。

H6——社保對進城定居意愿均具有顯著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如果感知到所在社區公平，將會產生積極的互惠效應，長期留居，最終可能出現有社保一方的選擇[7]。反之，如果感知為不公平，將產生消極的互惠效應，在城市暫居或返鄉生活，候鳥式遷移發生的可能性更高，進城定居意愿發生的概率降低。

H7——職業對進城定居意愿具有顯著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如果感知到所在工作單位公平，將會產生積極的互惠效應，長期留居，最終可能出現進城定居意愿[8]。反之，如果感知為不公平，將滋生返鄉意愿，另一方面，職業晉升機會越高的，會在城市暫居，遷移的意愿會增強，進城定居意愿發生的概率會升高。

H8——幸福感對進城定居意愿和村民化意愿均具有顯著影響[9-10]。農業轉移人口的主觀滿意度的高低能夠側面反映出他們在城市的生存現狀，他們在城市生存現狀的好壞直接決定著他們對城市社會的評價，從而影響著他們“留城”與“返鄉”的決策。

1.2.2?二元 Logistic模型。

設定?p?為進城定居的概率，取值范圍為[0，1];將進城定居決策的概率與相悖意愿的概率的比值?p/（1-p）取自然對數得到?ln?p/（1-p），稱作對p?做Logistic 的轉換，可記為Logistic?p?，且Logistic?p?的取值范圍為（-∞，+∞）;以Logistic?p?為被解釋變量，可建立如式（1）所示的回歸方程：

將式（1）回歸方程進行變形，可得到與解釋變 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如式（2）所示：

1.3?變量描述

在構建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居住意愿影響的實證模型時，共選擇設計了包含個體特征因素、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8個解釋變量。變量名稱、測量和賦值見表3。

2?結果與分析

基于進城定居決策的二元Logisti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方程的卡方值為20.73，概率值為0.01，顯著小于0.05的顯著水平，可見據此建立的模型非常顯著。通過回歸分析可以發現，假設H1、H2、H4、H5、H6、H7不能通過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檢驗，假設不成立。假設 H1、H3、H8可以通過相應的檢驗，假設成立。

表4顯示影響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意愿的各個自變量中，有2個因素極為明顯：受教育程度和幸福感。

H1假設成立：受教育程度對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的顯著性系數為0.009。究其原因分析，農業轉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更能接受和適應城市生活，也更希望成為市民。由于受教育水平反映了一個人的人力資本狀況，城市比農村更容易發揮人力資本效益，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自然收入水平越高，工作機會也就越多，進城定居傾向也就越強烈，反之村民化意愿越強烈，所以受教育程度是衡量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決策的重要指標。

H3假設成立：在務工城市工作時間對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的顯著性系數為0.02。分析其原因，農業轉移人口在居住地工作的時間越長，落葉歸根的思想越強烈，使得自己在務工城市沒有一定的歸屬感和安全感。因此，在務工城市工作的時間越長，進城定居意愿越弱，反之村民化意愿越強烈。

H8假設成立：幸福感指數對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的顯著性系數為0.071，對農業轉移人口村民化的顯著性系數為0.080。分析其原因，新生代農民工生活主觀滿意度的高低能夠側面反映出他們在城市的生活現狀，他們在城市的生存現狀的好壞直接決定著他們對城市社會的評價，從而影響著他們想成為城市居民的愿望?？梢?，幸福感對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決策均具有顯著影響。因此，幸福感指數是衡量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決策的重要指標。

H2假設不成立：調查結果顯示，離市中心越近的區域，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意愿越低。進城定居意愿與離中心城市的距離呈正比，進城定居意愿在地理上呈現反杜能圈現象。分析其原因，被調查者“落葉歸根”思想嚴重，大多數農業轉移人口都愿意回家鄉養老，并且家鄉能帶給人一種歸屬感和安全感，因此，假設不成立的原因主要是心理因素，進城定居“留城”現象不顯著，反之村民化意愿越強烈。

H4假設不成立：收入水平對農業轉移人口顯著性系數為0.637。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居住城市自身發展因素的影響，雖然現階段有較為良好的收入，但是所在城市的發展前景并沒有達到本人的心理預期，因此，農業轉移人口更向往去更發達的城市或一線城市發展。所以，收入水平對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決策的影響并不顯著。

H5、H6、H7假設不成立：勞動合同，社保，職業對農業轉移人口顯著性系數分別為0.459、0.690、0.285。分析其原因，勞動合同和社保都屬于保障類因素，現在社保覆蓋全國，城鄉差別減小，異地就醫和就業政策已經相對開放完善，所以，以上社會保障類因素對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決策的影響并不顯著。

3?結論與討論

農業轉移人口的低意愿選擇“留城”就是低意愿市民化，可能造成滯后城市化。長期以來，城鄉生產力發展不平衡，城市居民從事第二、三產業。由于第二、三產業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力，市民獲得的收益也相對較高。正是城市和鄉村存在兩個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的經濟系統，這兩個系統內部的要素和運行方式都存在差別，導致了城市和鄉村兩種不同的發展結果，產生了城鄉之間的差別。再者，我國城鄉生產力發展不平衡，城市生產力發展較快，因而導致城鄉發展失衡、城鄉差別凸顯[11]。在城市中農村人口普遍參與的工作都是底層的工作，收入相較于城市平均收入偏低，城市中的消費水平較高，這使得農村人口在城市賺取收入，回農村去消費。

農業轉移人口的低意愿選擇“返鄉”即低意愿村民化，可能造成鄉村衰落。第一，鄉村居民主要從事相應的第一產業，鄉村農業生產力落后，農民獲得的收益相對較低。第二，農村人口大多都會有承包土地，在農民沒有真正成為城市人享有與城市人相同的社會保障之前，土地是農民的唯一保障，為保有土地，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并不愿意將戶口遷入城市。而農村主要以第一產業為主，二、三產業發展較差，這促使了農村第一產業占比的加大，加大了與城市二、三產業發展之間的差距，從而使得城鄉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

大量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不是影響農業專業人口城鄉決策的顯著因素[12];市民化意愿越強，村民化意愿并沒有降低;幸福感越高，市民化和村民化意愿均較高?？梢?，農業轉移人口城鄉選擇的過程是復雜的，通過實地訪談發現，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定居決策與稟賦效應、心理賬戶、福利依賴以及自我擴張之間有著密切聯系，因此，可能需要在行為經濟學和心理學的視角下予以解釋，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4?政策建議

（1）針對農業轉移人口對城市、鄉村生活的不同偏好，要重視其心理作用的影響。對于想要留城但仍有所顧忌的農業轉移人口來說，可以讓他們體驗一段時間完全的城鎮生活，在這段時間內農業轉移人口擁有與市民均等的社會福利，即相當于他們擁有了“市民身份”這件商品，有了對市民生活的體驗，農業轉移人口對市民生活的信心和對城市定居后的期望會有所變化，幫助他們做出選擇。而對于想要返鄉但不知回去后怎樣發展的那部分人來說，可以讓他們了解并參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即相當于他們擁有了“農民身份”這件商品，通過一段時間的體驗，堅定他們返鄉的信念。

（2）針對農村資產的復雜性，要做的是引入市場機制來對其定價，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優化作用。在保證土地所有權集體所有的國情下，加大土地的流轉力度。土地流轉應該在政府的有效干預下加大土地流轉企業之間的競爭，提高土地流轉的效率，實行浮動租金制，保障農業轉移人口的利益。而對于市民化后預期的城鎮福利，要倡導城鎮“硬福利”與“軟福利”共同提高，既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的剛性需求，又設法讓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市民身份中。同時要允許農業轉移人口城市定居后依然有“反悔”的余地。如果城市定居后的結果不能讓農業轉移人口滿意，那么應該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繼續獲得土地的福利，金融市場上應大力發展土地信托。

（3）把握好4個關鍵要素——人、業、錢、房。第一個是人，以人為本;一切政策制度的制定都要盡可能地站在農業轉移人口的角度并使制度服務于他們，讓他們感受到政府推行市民化政策是真正為了他們好。第二個是業，“新市民”有了穩定的工作，才有固定的收入來源，才能支撐他們的生存發展。第三個要素是錢，財力支撐;改善農業轉移人口的工作生活環境，對家庭困難的新市民進行“精準幫扶”，財政上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得跟上。第四個是房，居者有其所是農業轉移人口安家樂業的基本保障，有房有家才能使他們安心、放心。這4個要素統籌協調推進，才能提升農業轉移人口留城的心理預期。

（4）發展農業轉移人口的選擇能力，打造公平的競爭平臺。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定居，增強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就要增加他們的工作機會，給予公平的競爭機會，讓市民和村民有平等的工作平臺?，F階段農業轉移人口仍基本停留在職業和地域轉移層面，未能完全改變固有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及綜合素質，沒有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市民，也沒有完全留在農村，成為真正的農民。作為理性經濟人，農業轉移人口有選擇進城定居的權力，對于想要進入城市工作的村民，應該大力發展高中階段教育和高等教育事業，使更多的農村青年接受更好的教育，幫助他們尋找更適合的工作崗位，從而讓他們留在城市，進而定居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國家應該健全市場機制，拓寬就業渠道，建立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城鄉一體的勞動市場?？梢詫r民就業的服務和管理費用納入政府財政預算，促使進城務工農民和市民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對于不愿意進城的村民，政府應該做好職業農民培育，加快實施振興鄉村，使他們在鄉村也能很好的安居樂業。重視“三農”工作，提高農村經濟價值，創造農村市場環境，增加村民的工作平臺，給予他們和城市同等的工作選擇機會。實現共享區域信息，推進規范的就業中介組織建設，拓寬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渠道。轉變農業轉移人口的“腳踩兩只船”的投機心理，關鍵是給予他們更多的機會，提升選擇能力，認清自己的現狀，做出最好的選擇，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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