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噬細胞陽性蛋白-3α、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A及前梯度蛋白-2在鼻咽癌患者中的表達及預后判斷

金光裕 岳艷

(陜西省核工業二一五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 咸陽 712000；2.陜西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 咸陽 712000)

鼻咽癌是我國發病率較高的耳鼻喉惡性腫瘤之一。雖然放射治療(簡稱放療)是目前未發生遠處轉移鼻咽癌的重要治療方式，但是仍有部分發生遠處轉移的鼻咽癌患者，放療難以發揮良好的效果[1-2]。評估鼻咽癌患者預后影響因素非常必要。研究發現，巨噬細胞炎性蛋白-3α(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3α，MIP-3α)在炎癥[3]及肝癌[4]、舌狀細胞癌[5]等腫瘤患者體內呈現高表達狀態，并且參與多種腫瘤細胞的侵襲、轉移過程。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cystatin A)，與腫瘤的發生、發展、浸潤、轉移密切相關。MIP-3α和cystatin A可用于評估鼻咽癌患者的預后[6]。另外，人前梯度蛋白2(anterior gradient-2，AGR-2)在乳腺癌[7]、卵巢癌[8]、胰腺癌[9]、前列腺癌[10]中均呈現高表達，有研究[11]顯示AGR-2在鼻咽癌的轉移過程中發揮一定作用。本研究檢測MIP-3α、cystatin A及AGR-2在鼻咽癌患者中的表達，分析其評估鼻咽癌預后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 收集2012年1月～2013年1月在我院就診的90例鼻咽癌患者。所有患者未接受過病理活檢，無遠處轉移征兆，納入試驗后進行活檢前未接受放射化學治療(簡稱放化療)。最終病理分期依照我國2008版標準。入組后，所有患者原位腫瘤及相應淋巴結所接受的放療累積量為68～74 Gy和64～70 Gy，其余部位則為50～56 Gy。Ⅰ～Ⅱ期患者僅接受單純放療，Ⅲ～Ⅳa期患者聯合放化療。

1.2 方法 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法檢測MIP-3α、cystatin A及AGR-2在鼻咽癌組織樣本及癌旁組織中的表達。對所有患者進行為期5年的隨訪，記錄患者在隨訪期內的總生存率(OS)、局部無復發生存率(LRFS)及無遠處轉移生存率(DMFS)。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1.0統計軟件?；颊哔Y料如為連續性變量，則以均數±標準差記錄，離散型變量以例數表示；兩樣本均數的比較采用兩樣本t檢驗，率的比較采用卡方檢驗，生存分析采用Kplan-Merier曲線(K-M曲線)，Cox比例風險模型分析影響鼻咽癌患者預后的相關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MIP-3α、cystatin A及AGR-2的表達及與患者臨床特征的相關性 鼻咽癌患者癌組織MIP-3α陽性49例(54.4%)，癌旁組織MIP-3α陽性22例(24.4%)，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3.320,P<0.001)；癌組織cystatin A陽性59例(65.6%)，癌旁組織cystatin A陽性25例(27.8%)，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5.804,P<0.001)；癌組織AGR-2陽性53例(58.9%)，癌旁組織AGR-2陽性28例(31.1%)，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4.029,P<0.001)。根據MIP-3α、cystatin A及AGR-2檢測結果表達陽性與否分組，結果發現：Ⅲ～Ⅳa期患者的MIP-3α陽性率高于Ⅰ～Ⅱ期患者(P=0.005)；≥45歲鼻咽癌患者cystatin A陽性率高于<45歲患者(P=0.013)；Ⅲ～Ⅳa期患者的AGR-2陽性率高于Ⅰ～Ⅱ期患者(P<0.05)。詳見表1。

表1 患者基本信息

2.2 鼻咽癌患者生存分析 采用K-M曲線分析不同表達水平的MIP-3α和cystatin A陽性患者的OS、LRFS和DMFS，結果發現，MIP-3α陽性患者的OS、DMFS差于MIP-3α陰性患者(P<0.05)，但2組間LRFS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圖1)；cystatin A陽性患者的OS、LRFS、DMFS均差于cystatin A陰性患者(P<0.05，圖2)；AGR-2陽性患者的OS、DMFS均差于AGR-2陰性患者(P<0.05)，2組間LRFS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圖3)。

圖1 不同MIP-3α表達患者的OS、LRFS、DMFS 注：A.OS；B.LRFS；C.DMFS。

圖2 不同cystatinA表達患者的OS、LRFS、DMFS 注：A.OS；B.LRFS；C.DMFS。

圖3 不同AGR-2表達患者的OS、LRFS、DMFS 注：A.OS；B.LRFS；C.DMFS。

2.3 多變量Cox風險比例回歸 將年齡、性別、患者分期、MIP-3α及cystatin A作為變量對患者OS、LRFS及DMFS進行Cox風險比回歸分析，結果發現：性別對腫瘤患者預后無影響；對OS而言，T3～4期患者、N3及cystatin A陽性患者的風險更高，預后更差(T3～4：HR=3.89；N3：HR=4.26；cystatin A陽性，HR=5.23)；對LRFS而言，T3～4期患者、AGR-2陽性患者的預后差于T1～2期(T3～4：HR=13.76；AGR-2陽性：HR=6.77)；對DMFS而言，年齡≥45歲、N3期以及MIP-3α陽性患者的預后更差(年齡≥45歲，HR=4.01；N3：HR=4.75；MIP-3α陽性，HR=8.69)。詳見表2。

表2 多變量Cox風險比例回歸

3 討論

趨化因子是一種由多種細胞分泌的低相對分子質量細胞因子，可以介導細胞的趨化和轉移。腫瘤細胞可表達多種趨化因子及趨化因子受體，調控多種細胞的生理活動。MIP-3α是一種T細胞及未成熟樹突狀細胞的有效誘導物，并且可以招募調節T細胞遷移至鼻咽癌部位從而導致免疫抑制，輔助腫瘤細胞對抗正常機體的防御作用。MIP-3α可以通過吸引內皮細胞、促進血管增生以及影響細胞活性以促進腫瘤細胞增殖及轉移。研究發現，MIP-3α表達增加與口腔鱗癌之間存在關系[12]。MIP-3α可通過結合其受體CCR6促進胰腺癌的侵襲。本實驗發現，MIP-3α在54.4%的鼻咽癌患者陽性率高于癌旁組織，說明鼻咽癌也存在MIP-3α高表達。通過分析MIP-3α表達與臨床結局之間的關系，我們發現高級別鼻咽癌患者存在高水平MIP-3α表達，且MIP-3α表達與患者OS、DMFS之間存在聯系。

侵入周圍組織并發生轉移是腫瘤細胞的重要特性。細胞外基質的降解及滲透是腫瘤細胞轉移的重要步驟。特異性蛋白水解酶高表達，可以促進上述過程的發生。特異性蛋白水解酶包括絲氨酸蛋白酶、基質金屬蛋白酶、溶酶體半胱氨酸蛋白酶B等，都與腫瘤轉移密切相關。組織蛋白酶與cystatin相互作用可導致細胞外基質降解。該過程與腫瘤生長、血管生成、腫瘤侵襲及轉移有關。已有研究顯示，cystatin A與腫瘤患者更差的預后相關[13]。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cystatin A高表達與鼻咽癌患者更差的OS、LRFS、DMFS相關。

目前，許多研究都發現AGR-2在惡性腫瘤的侵襲、轉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已有項目對AGR-2用于腫瘤診斷及預后判斷的效果進行了研究[10,13]，發現AGR-2在腫瘤患者細胞質內呈現高表達。同時有研究[14]表明，AGR-2在鼻咽癌患者呈現高表達，并且與鼻咽癌轉移有關。本研究發現，不同分期患者的AGR-2表達水平存在差異，且AGR-2不同表達水平患者的OS及DMFS之間存在差異。在多變量Cox分析中發現，鼻咽癌患者T、N分期與預后密切相關，但MIP-3α、cystatin A以及AGR-2同樣也是鼻咽癌患者某些結局指標的有效預測因子。

生物標記物在鼻咽癌的診斷及預后判斷中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相比于傳統的影像學及病理檢查，采用生物標記物作為鼻咽癌診斷或預后的判斷指標更為簡便可行，更能為患者接受。本研究發現，MIP-3α、cystatin A及AGR-2在鼻咽癌組織中高表達，與腫瘤病理分期密切相關。在此基礎上，通過5年隨訪，分析患者生存情況發現，MIP-3α、cystatin A及AGR-2陽性患者的預后較差，MIP-3α、cystatin A及AGR-2是影響鼻咽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這些結果提示，在臨床上，MIP-3α、cystatin A及AGR-2可能作為生物標志物用于評估鼻咽癌患者生存預后的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