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昌熾與敦煌藏經洞文獻保護

莊吉

提起敦煌，人們一定會聯想起茫茫戈壁中那個美麗的月牙泉，還有那個秘境之地——莫高窟，或者是洞窟中讓人浮想聯翩的飛天，石龕中佛像靜謐的禪悅，亦或九色鹿的傳說。如今敦煌早已是世人向往的文化圣地，是詩與遠方的網紅打卡點。

意外獲得藏經洞文獻

1900年，王道士在清理洞窟時無意間發現了一個藏經洞。之后，他偷偷地與英國人、法國人進行多次秘密交易，從此，藏經洞中數萬件珍貴古代文獻，被外國探險家們整箱整箱、堂而皇之地盜運出境。以致國學大師陳寅恪頓足捶胸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p>

然而，這一切對于那位最早接觸并保護過敦煌文物的蘇州學者來講，他內心的糾結與自責又豈止“傷心”二字。那么這個人是誰呢？他就是近代蘇州大學者——葉昌熾。

葉昌熾（1849—1917），江蘇長洲（今蘇州市）人，晚清重要的金石家、版本學家、詩人和藏書家。葉氏光緒十五年（1889）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等，任國史館纂修、總纂官等職，后入會典館，修《武備圖說》，又遷國子監司業加侍講銜，擢升甘肅學政，光緒三十二年（1906）罷歸。著有《藏書紀事詩》《語石》《緣督廬日記》。

光緒二十八年（1902）二月，時任國子監司業加侍講銜的葉昌熾擢升為甘肅學政。經過長途跋涉，歷時近兩個月，葉昌熾千里迢迢趕到蘭州上任。就任后不久他便離開省城，先后到涼州、張掖、酒泉、高臺等州府督學，直至天寒地凍的十二月初才返回蘭州。第二年（1903）二月至五月間，葉昌熾又到省內各州府督試生員、考核教諭。光緒三十年（1904），工作勤勉的葉昌熾從二月中旬至十一月初，再次赴下轄州府視學。光緒三十一年（1905），57歲的葉昌熾，從二月至八月繼續在邊塞各地督學。幾年間，他常常徒步跋涉，不辭艱辛，足跡遍及嘉峪關內的各州府縣。

初到甘肅時，葉氏剛完成金石學專著《語石》的初稿。出任甘肅，給他提供了尋訪西北名碑遺石的好機會，所以無論沿途州縣孔廟、城隍廟及寺院、道觀，但凡有碑刻的地方，他必定親往踏勘。同時，他還向各州縣官員發出了若干書信，希望能得到當地的重要碑刻線索，以便補充自己專著中的不足。數年間，他陸續收集到50多通珍稀的碑文，填補了古代金石史上的許多空白。

葉昌熾從17歲時起就養成記日記的習慣，在他的《緣督廬日記》出版時，有媒體這樣介紹：”督學甘肅之際，四年內于征軺來去，所經各地之文風民俗、土宜山水，以至碑拓志銘之類，亦各有記載?！睆娜~昌熾在甘肅的行跡來看，他平生并未出嘉峪關，沒有去過千里之外的敦煌，那他又是如何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結下不解之緣呢？

前面提及為了補充《語石》一書的碑刻資料，葉昌熾向各地州府縣衙主官發去書信，其中也向敦煌縣縣令汪宗翰發出信函。汪縣令收到學政的親筆信后十分重視，便把目光投向剛剛發現藏經洞的莫高窟，差人找到了王道士，并在洞窟內外拓得數個碑刻。

光緒廿九年（1903）十一月，葉昌熾收到敦煌汪縣令寄來的5幅拓片、1尊造象、1幅佛像和4卷寫經。對此，葉昌熾在日記中作了詳盡的記錄：

十二日，汪栗庵大令自敦煌拓寄《唐索公碑》、其陰《楊公碑》，《季大賓造像》、其陰《乾寧再修功德記》，經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象四分，《皇慶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峙f佛象一幅，所繪系《水陸道場圖》……又寫經四卷，皆《大般涅槃經》，筆法遒古，確為唐經……

葉昌熾撫摸著這些珍貴的碑刻資料感慨萬千，對于發現的藏經洞經卷更是唏噓不已，他寫道：

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剎，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門镕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幾石榻，榻上供藏經數百卷，即是物也。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統張又履、張筱珊所得皆不少……

曾指示原地封存藏經洞

敦煌縣令汪宗翰曾正式向一位懂行的上司報告了藏經洞的發現大體情況。作為甘肅學政的葉昌熾也非常重視，他擔心當地“僧俗不知貴重”，不懂得好好保護文物，加上地方權貴巧取豪奪，于是將敦煌發現文物藏經洞之事向巡撫和藩臺衙門做了通報，建議趕緊將洞內的文物運到省城加以保護。

由于路途遙遠，僅五六千銀兩的運輸費就無從著落。當時，甘肅財政非常拮據，經反復商議后，葉氏只得代表甘肅巡撫寫信指示敦煌汪縣令將藏經洞文物原地封存，相關藏品盡快清點，編制目錄上報。

這一情況，在斯坦因《敦煌秘藏運英記》中得到了印證：“余等在敦煌已聞及此大批古寫本發現，沙州道臺曾報甘肅巡撫，旋即批令妥存原處。其次蔣與道士談，幸運從道士處得知發現品目錄已為道士所毀，部分中文寫卷確呈送蘭州巡撫矣?！?941年，曾任中央大學教授和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的衛聚賢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到敦煌考察。衛聚賢返回后，寫成《敦煌石室》一文，提及：“葉昌熾建議藩臺衙門將古物運于省垣保存，而估計運費五六千銀，以運費無著，乃于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令敦煌縣長汪宗翰檢點經卷畫像封存?！贝撕?，敦煌研究院資料中心劉永增在《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文物之流失》中也說：“甘肅學臺葉昌熾通過敦煌縣令汪宗翰得到藏經洞出土文物多件，建議將藏經洞出土古遺書全部運至省城保管，因運費難以籌措而擱淺?！?/p>

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敦煌汪縣令又一次寄來資料，葉昌熾在日記中寫道：

二十日，謁廟放告。汪栗庵來函，貽《敦煌縣志》四冊。硃搨一紙，稱為《裴岑碑》……又宋畫絹本《水月觀音象》，……又寫經三十一葉，皆梵文。以上經象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光緒三十年（1904）九月，敦煌汪縣令再次寄來碑刻資料，葉昌熾記道：

初二日，得敦煌汪栗庵大令書，寄贈莫高窟碑十通。擅墨稍精，前得模糊之本可以補釋……

截至光緒三十年（1904）九月，敦煌縣汪縣令最少向葉昌熾寄去了莫高窟碑刻拓片10通，尤為重要的是，其中有藏經洞出土文物畫像2幅、寫經5卷，以及貝葉經31葉等。后來，葉氏聽說敦煌縣令對藏經洞已實施了封存，便以為平安無事了。此后一年多時間，再也沒有過問。

天有不測風云。1905年八月初四，清政府下令廢除從隋朝開始長達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各省學政一律裁撤。消息傳到甘肅時，葉昌熾還在外地督學，等到他趕回蘭州時，他這個學政已經失業了。他只能等待朝廷安排一份差不多的職位，好歹自己也是堂堂三品大員。然而一直沒有音信。一轉眼到了第二年開春，58歲的葉昌熾終于明白了，估計不會有消息了，倒不如自己辭職來得體面，于是寫了個辭呈回鄉去了。

因時局動蕩，各級官員自顧不暇。國際文物販子乘虛而入，從王道士手中騙購大批珍貴文獻。直到1910年12月的一天，葉昌熾的朋友張訚如造訪，他才聽說一二：

宣統元年十月十六日：午后，張誾如來，言敦煌又開一石室，唐宋寫經畫像甚多，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載去，可惜也。欲吏邊氓，安知愛古，令人思汪栗庵。

其實，這一消息并不準確，所謂又開一石室，就是葉昌熾指示封存保護的那個藏經洞。他兩個月后在一則日記中寫道：

（十二月十三日）午后，張誾如來，攜帶《鳴沙山石室秘錄》一冊，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間所藏經籍碑版釋氏經典文字，無所不有。其精者大半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圖書館。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國守土之吏，熟視無睹。鄙人行部至酒泉，雖未出嘉峪關，相距不過千里，已聞石室發現事，亦得畫像兩軸，寫經五卷，而竟不能磬其寶藏，輶軒奉使之為何！愧疚不暇，而敢責人哉！

葉昌熾和敦煌縣令汪宗翰一樣，始終不太清楚藏經洞里究竟有多少東西，他們都被那個看似木訥的王道士蒙蔽了。在當年清政府腐朽無能的統治下，一位三品官員竟然在一夜之間丟了自己的官職，連自身都難保，誰有能力來保護好藏經洞呢？葉昌熾個人收藏的2軸畫像和5件經卷，在他百年之后也失散了。

（責任編輯：劉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