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挽救極不平等時代的美國？

郜曉文

2020年美國大選已經塵埃落定，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最終獲勝，但特朗普也獲得了超過7200萬普選票，證明其擁有強大的選民基礎。11月14日，數萬名特朗普支持者在華盛頓特區舉行大游行，與拜登支持者之間發生激烈沖突。這說明美國社會的裂痕并不因大選結束而自動彌合。

俗話說，堡壘總是從內部開始瓦解。要探究共和黨人怎么適應后特朗普時代的挑戰，美國民主將如何變革，也許要從特朗普上臺前的故事說起。

今天的美國社會，一方面，下層階級中積怨已久的種族、性別、性傾向問題愈加激化;另一方面，精英階層強調政治正確以維護既得利益。而新冠疫情的到來，無疑加劇了這種分裂危機。今天，一張通往美國的機票遠不如二十年前那樣讓人趨之若鶩。那么，這幾十年間，美國究竟發生了什么改變，導致了這樣難以收拾的局面？

今年出版的《推特治國》（Let Them Eat Tweets：How the Right Rules in an Age of Extreme Inequality）一書中，耶魯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兩位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Jacob S . Hacker）和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通過研究過去 40 年間美國共和黨的發展演變，揭示其如何在減稅法案、工會制度的運作中中飽私囊，加劇社會不平等現象，成為削弱美國民主制度的罪魁禍首。這也在側面說明，即使特朗普敗選，美國的問題也遠遠沒有得到解決。

財閥統治的崛起

實際上，這本書講述的是特朗普上位之前美國發生的一項巨大轉變。這一轉變對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及其首要追求目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對美國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威脅。很顯然，在特朗普的任期內，這一威脅始終存在，在其離任之際也不會煙消云散。

這項轉變就是財閥統治的崛起。所謂財閥統治，按照本書作者的解釋，也就是富人組成的政府、富人控制的政府、為富人服務的政府。這種失控的不平等重塑了美國政治，財團和超級富豪，特別是其中最為保守的那一部分，開始掌握權力，政策也逐漸向他們傾斜。小布什曾在選舉前1個月的阿爾·史密斯晚宴上，對著他的富人聽眾們承認：“有人稱你們為精英階層，我稱你們為我的根基?！?/p>

最著名的是超級富豪大衛·科赫和查爾斯·科赫，據英國《衛報》報道，科赫兄弟執掌的“科氏工業”沒有上市，是美國第二大私人公司，業務包括石油、能源、化工、木材等。2019年，大衛·科赫個人資產達到505億美元，在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上排第11位。

科赫兄弟憑借著其龐大的財富，在美國政界發揮著非同尋常的影響。在美國爭議頗大的環保、槍支、稅收和能源政策的制定背后，都有科赫兄弟的影子。在特朗普上臺前，科赫兄弟一直是共和黨的長期捐贈人。他們通過為競選籌集大量資金，提升保守黨富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比如，科赫的一位盟友賭王謝爾登·阿德爾森曾在2018年中期選舉籌備階段，向共和黨在眾議院內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單獨捐款3000萬美元，他前前后后的捐款總額達到了約1億美元。更有甚者，這些富裕捐款人的捐款路徑多為以“貿易”或“社會組織”為名的非營利組織，因此一般都不會披露捐款人的姓名，外界只能通過一些稅收記錄、法庭判決等窺到其冰山一角。

實際上，財閥施加影響力的途徑很多，不光通過為競選捐款，還會干預議會和政府人事安排，來影響政策的制定。

比如，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是一個院外的長期游說組織，致力于讓更多的共和黨人進入州政府，改寫州法律并使其有利于企業和富人。此外，財閥還關注州及聯邦層面共和黨組織人事，其中包括科赫兄弟的“美國人爭取繁榮組織”和美國商會，它們的與共和黨的資金來源多有交集，他們的成員經常是前共和黨工作人員。

政黨的選舉資金、活動能力、組織建設需要金錢和人力的不斷投入，顯然隨著社會收入和分配差距的拉大，商業團體和精英階層所擁有的上述資源越來越多，這吸引著共和黨偏向于精英階層。同時，建設良好的政黨能夠為精英階層提供有利政策，這也吸引著精英階層成為共和黨的盟友，兩者互相推動對方的極端化，使共和黨在財閥統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與民粹主義合流

令人驚奇的是，共和黨雖然推行了一系列不符合普通美國民眾利益的舉措，如攻擊醫療保險制度，反對勞工和消費者保護等，但其仍然能夠獲得數以千萬計的普通美國人的支持。這與一般政治學家所認為的“為應對競選，政府的政策應與民眾的需求達到基本平衡”觀點背道而馳。

為回應這一問題，作者指出，“共和黨利用白人身份認同維系財富不平等，通過破壞民主政治維持財閥統治?！?/p>

種族分裂在美國歷史上一直占據著核心地位，自里根時代以來，共和黨的歷屆總統，一方面要推廣剝削和壓榨底層工人的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模式，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一定的民眾支持率，他們是如何做到的？一個策略是利用美國異常豐厚的種族主義傳統，獲得下層白人的支持。2016年，特朗普能夠贏得大選，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在中下層白人群體中煽動了種族主義的狂潮。

根據2016年6月28日路透社的調查，特朗普支持者明顯對白種人好感度高，而對非洲裔持負面態度。在“非洲裔不如白種人智力高、比白種人更懶惰、更粗魯、更暴力、更罪惡”這些問題上，特朗普支持者持肯定回答的比例最高。在特朗普的煽動下，他的支持者即中下層白人群體更加擔憂有色人種搶奪白種人工作，并主張白種人應團結起來攻擊有色人種。

但是，重視種族因素的作用并不意味著否認財閥統治的作用。那么，這兩股勢力是如何結合到一起的呢？答案是作者稱之為“種族競標”（ethnic outbidding）的一種基于種族心理運作的競選策略。

簡言之，追求黨派利益和經濟動機的精英階層，利用種族、民族、地區或公民身份等因素來煽動選民。早期煽動民眾憤怒情緒的團體有基督教右翼和美國全國步槍協會。接下來，共和黨煽動憤怒的內容包含一系列不斷更新的危機，而且增加了新的宣傳技巧，包括基督教廣播、直接發郵件并開展招募、基于教會的動員、給候選人忠誠度打分。事實證明，這些方式十分有效地制造了強烈的民眾支持。

偏見是“情感極化”的重要推手。如果沒有精英基層對人們情緒的煽動，選民們很可能更愿意接受相對溫和的黨派立場和競選策略。共和黨利用選民地位的下降與經濟的衰退，成功地把種族主義、對政府的不信任和經濟上的不安全感捆綁在了一起，導致選民對另一黨派及其支持者抱有反對情緒，即使不看好特朗普，也不會投票給希拉里·克林頓。

這樣，財閥統治和民粹主義兩股勢力合流為財閥民粹主義，代表了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最具獨特性的一面，這是一種極其不穩定和危險的組合。但實際上，除了對民主黨的不信任和對共和黨的投資外，兩者基本沒有相似之處。

寄希望于改革

眾所周知，選舉民主賴以維系的基礎是強大的中產階級，精英與普通選民之間平衡利益取向。但到1980年后，美國社會收入和分配不平等加劇，富人與其他民眾之間產生了資源和權力差距，日益威脅民主政治有序運轉，甚至引起嚴重的政治分裂。

本書為讀者揭示了美國政治面臨的危機，一言以蔽之即財閥民粹主義，其表現，是一個為少數利益服務的保守主義政黨，利用美國憲法的漏洞和深刻的社會分歧來抵擋多數民眾的力量。美國憲法的制定者無法預料到今天的處境，建國之初國父們擔心的是怎樣防止民主侵犯少數人的權利。但正如作者所說，他們在制度設計上的某些選擇成為了今天抵抗民主的少數派的溫床。

這些制度的漏洞包括，對特定地理區域代表權的強調，參議院向低人口州的傾斜，以及權力分立機制導致的政治權力在國會、總統、法院以及各州政府之間呈現碎片化。由于存在這些漏洞，作者在書中提出的改革方案中指出，必須集中于最根本的問題上，即面對不平等和不對稱的兩極分化，首先要改革這個向財閥傾斜的經濟體系，其次是建立一個更堅固、更具包容性的民主制度。

目前，美國經濟體系的不平衡已經到了危險的程度。早在10年前，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身居美國財富金字塔頂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國總收入將近四分之一。新冠疫情惡化了財富不平等的現狀。據美國政策研究所一份關于財富不平等狀況的最新報告顯示，從2020年3月18日到9月15日，643名最富美國人總共“聚斂”了驚人的8450億美元資產，其財富合計增長了29%。與此同時，數百萬低收入群體卻因疫情失業，生活陷入困境。

美國社會的穩定依賴于鞏固中產階級，以及建立可以制衡經濟精英的機構。美國需要為中產階級創造就業機會，發展社會組織新模式和代表工人的新形式，但這是一個緩慢而艱苦的過程。此外，作者也提出了改革分配政策，大幅提高超級富豪的稅率，用于為底層民眾帶來實在而廣泛的利益。但目前兩黨經濟精英、財閥在參議院和最高法院的存在根深蒂固，難度和阻力都可想而知。

總之，美國的前途寄希望于重大的經濟改革，以為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奠定基礎。但是，無論中外，改革都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2008年的經濟危機已過去十二年，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都沒有能完成這個歷史任務。還有不到兩個月上任的拜登總統可以完成嗎？愿上帝保佑美國。

本書出版與之際（2020年7月）美國大選形勢尚未明朗，雖然作者希望民主黨復興，帶領美國走出保守派的困境，但作者并不希望共和黨降級成為永久性的少數黨，“我們的目標是督促共和黨面對未來，而不是過去，從而建立一個經濟更加溫和、推動種族包容的同盟?！?可見，作者的信心仍然寄托于美國的制度：民主行動能拯救民主本身。從這次大選的結果來看，美國開始朝著作者的期望發展，但能否真正走出危機仍待時間來證明。

推特治國

——美國的財閥統治與極端不平等

作者：雅各布·哈克? 保羅·皮爾森

譯者：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