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封建論是歷史虛無主義嗎？

吳志濂

關鍵詞：歷史虛無主義;封建;唯物史觀

上個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盛況空前，對諸多建國早期的觀點和學術問題進行了大規模的肅清和扭轉，歷史印象和歷史評價出現了一系列顛覆，爆發了歷史虛無主義危機，其間，“封建”和社會分期成為重要議題。二十一世紀初隨著馮天瑜著寫的《“封建”考論》的出版，“封建”劃分和社會分期問題再次引發大討論，封建堅持論者以“泛化封建論”“約定俗成論”以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基本綱領等原因反對“封建”的再劃分，而非封建論者則以“實事求是”“循名責實”以及剝離學術與政治等緣由否定秦以后封建論[1]?！胺饨ā北旧砭烤故钦钦`，筆者礙于學識有限不好輕易評判，兩者交織，又一次將歷史虛無主義拿出（這個問題是自80年代之后我國長期存在的問題，在青年人中尤為突出），筆者對此尤為注意，特此發表拙見。

歷史虛無主義存在解構失當的問題

歷史虛無主義概念評判標準應當是實事求是的唯物史觀

歷史虛無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學者提出的概念，由江澤民同志1989年在黨建理論研究班上首次使用，一開始被用來批判社會上出現的否定中國革命進程和優秀歷史英雄的錯誤觀念，而后被史學家納入史學術語體系[2]?！妒穼W理論大辭典》 中對于歷史虛無主義的解釋是：“歷史理論術語，一種對待歷史的非歷史態度。持這種態度的人，往往用后來人們已經做到的事情和已經達到的認識水平去否定過去……用要求現代無產階級的標準去要求和責備古人，把過去的歷史看成錯誤的堆積，罪惡的堆積，看成漆黑一團?！盵3]可見，歷史虛無主義本身作為一種歷史學研究的專業術語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表示不從歷史實際出發，不結合每個歷史時期的社會、時代背景，以“非歷史態度”看待歷史的錯誤行為。與之對應的，以正確的視角看待歷史的歷史態度則十分關鍵。

什么是正確的歷史態度？對于正確的歷史態度問題，筆者認為用陳寅恪老先生的語言更為合適，即“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标惱舷壬脑捄芎玫貫闅v史態度提供了注解，要求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才能夠領會古人的真實感情，才能真正對其展開評論。而對于這種身臨其境、設身處地站在古人的立場思考歷史的問題的態度，本質上是遵從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的態度，是以“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態度來思考問題，這種觀點是動態的、發展的，是符合唯物史觀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出發，那種不愿意看到真實情景下的歷史情況而只跟隨自己的心情看自己想看到的、胡亂解讀歷史、不實事求是、不追求“論從史出”的做法，是與唯物史觀相背離的。

歷史虛無主義是政治與學術的集合體

語言雙面化。歷史虛無主義由于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學者提出的觀點，不免有一定的政治傾向，尤其是對“否定革命歷史”“否定革命先烈的努力”“扭曲歷史人物的正面形象”等一系列錯誤觀點的批判，使得官方權力對此提及頗多，那些錯誤觀點所隱藏的反共性質是引起重視的關鍵。同時，歷史虛無主義的形成是以嚴峻的國際和國內局勢為背景的，國外以蘇共十二大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為起點直至蘇聯解體，國內開展改革開放，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4]，掀起一股重新審視共產黨歷史的熱潮，因此其作為一種政治語言無可厚非。由于其有唯物史觀的辯證思想，遵循實事求是的史學理論基礎，又由于在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與史學研究的學術陣營是融合和共生的關系，無論其是否作為學術語言登上歷史舞臺，對于歷史學研究本身具有學術意義，被寫進《史學理論大辭典》便已經昭示其作為一種學術語言進入了史學研究的范疇。兩種語言的交織融合導致其性質的復雜，所以在實際運用中容易產生某種傾向（比如政治傾向），或者產生爭議。

軟性化。部分學者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在發展演變中已經越來越軟性，不再是明目張膽地否定歷史人物、丑化領袖，而是具有“隱藏性”“欺騙性”，潛藏在各個行業圈子，借助著新媒體的普及，綿里藏針，打著某種“學術”的幌子進行意識形態的動搖，董學文列舉“民國熱”、不恰當的小說和劇本作為案例批判了這些軟性化現象[5]。誠然，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批判性加強的同時，局部而片面的資料傳播的速度和范圍也在擴大，這兩方面就助長了一些軟性的歷史虛無主義的發酵，必須承認這種現象是存在的。如今互聯網普及，微博之類的媒體平臺在為青少年提供了信息的同時，成為了一種網絡宣泄的工具，網絡信息最大的特點就是碎片化和娛樂性，這兩點對于歷史虛無主義的某些不正確的歷史言論是有助長作用的。即使有一些學術性比較強的，可信度比較高的信息也不能免去這種影響，因為從某種程度而言，選擇在網上發表言論的人本身就可能具有一些活躍的因子和追求新鮮感的成分。

趨勢普遍化、年輕化。同時也應看到一些人從奇聞軼事中尋找快感和新鮮感的心態，畢竟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能引起情感刺激和情緒波瀾的事物更能被人記住，如果通識的教育存在刻板或者乏味的缺陷而第三方信息的趣味性增強的話，就會趁此產生不小的力量。探奇的年輕人是這種力量的普及群體，楊軍在一篇分析歷史虛無主義的論文中也曾指出，大眾娛樂惡搞、消費歷史等一系列行為成為當下歷史虛無主義的主要表現，他列舉了一些將“精日”言行美化成“cosplay”、拿紅色經典“開涮”的網絡現象，指出歷史虛無主義低齡化的特點[6]。網絡娛樂和大眾消費已然成為了一種趨勢，這是伴隨著我國工業化、信息化發展必然會出現的現象，歷史虛無主義也確實存在著年輕化、普遍化的趨勢，有的年輕人在網上發表的辱國辱政言論是最直接的表現，但需要分清公眾中一部分可糾正者和惡意者的區別，分清說實話和說假話的區別。

唯心主義化。無論是奇聞軼事，還是所謂“你不知道的歷史真相”等一系列手法，還是所謂“非毛化”言論，或者截取部分歷史碎片進行片面的分析，都是個人情緒或者某個團體的情緒產物。筆者認為觀點的選擇有很大的主觀因素，包括《告別改革》這樣的論述的出現，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背景下激發的某種否定浪潮，這種否定來源于一些人心態和情感的叛逆性，不可否認地帶有唯心主義色彩。龔云認為部分研究者過分解讀西方的史學態度、“一切歷史都是相對的，歷史認識不存在真理”等認知因素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來源[7]，筆者批判地認同這個說法，盲目拿著西學觀點評判中國之過，確實不恰當，但是歷史認識本身就是個哲學命題，如果是依據充足可靠的材料，經過公正嚴明的分析得出結論，倒不至于是“歷史虛無主義”，西方方法論本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就連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但運用的過程可能存在很大的主觀差異，這個過程就是唯心主義發酵的搖籃，不能因為一些人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就說方法本身錯了，倒顯得有些一棍子打死一批人。

歷史虛無主義存在形式主義

筆者在上一段論述中引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于當下歷史虛無主義的形態進行的分析和描述，但對于他們的觀點只進行部分認同。語言雙面化、軟性化、趨勢普遍化和年輕化以及唯心主義化是歷史虛無主義突出的特點，但無論是楊軍列舉的歷史虛無主義三大表現——大眾娛樂、“精日”言行和割裂改革史[8]，還是龔云著重強調歷史虛無主義的“反共”性質[9]，都是從不同的層面擴大該術語的政治話語權，而淡化了其本身的學術意義。正如筆者在第一個觀點中提出的那樣，歷史虛無主義無論是學術的、還是政治的，都應當以唯物史觀為衡量標準。但實際上，由于社會現象和意識形態的普遍分化，其運用已經越來越偏離唯物史觀。比如龔云反對為歷史反面人物翻案，反對將李鴻章等人看作是“杰出人物”，反對“美化”帝國殖民主義，反對將帝國主義入侵看作是中國工業化和落后反省的促進力量等[10]，缺乏對歷史材料的準確論述，更側重于主觀地從政治立場上提出批評（實際上有唯心主義的意味），李鴻章等人固然在近代史上起了壞的示范，但其本身作為領導集團的核心人物還是有一定的能力和手腕的，既不能完全說他是壞的，也不能采取歷史虛無化說他有多好，其代表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假，官場上也不見得干凈，但他也是在統治集團內部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一個興辦洋務的人，有一定的相對進步性。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殖民，確實是中華民族的災難，值得深惡痛絕，但從歷史現實上看，西方的工業化早于東方，當時的中國確實處于落后狀態，西方的沖擊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確實對于中國的工業化和意識形態的覺醒有推動作用，雖然這個過程萬分痛苦。但肯定西方的沖擊不代表肯定殖民的正義，也不代表接受殖民主義，現實是多維度的，從同一個事件看到另一種有實際意義的觀點并不是一件壞事，侵略和殖民是覺醒的敲門磚，但只有真正的獨立才能更好地實現現代化，這并沒有對歷史現實進行否定。所以在分析歷史虛無主義的時候，不要從表面現象入手采取形式主義，將事物一概而論，而應從事實出發分析其實際內容，再提出批評建議，并且這種批評建議也同樣需要遵從實事求是的基本史觀。

在筆者看來，一些學者可能出于對意識形態的痛心而抓住各種細節批其“歷史虛無主義”，采取批斗式的語句和較為情緒化的說法而不是用事實論證來進行批判，這種行為本身就落入了形式主義的漩渦，反而走向了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相反面，比如張海鵬在紀念呂振羽的文章中無邏輯的批判，認為只要是否定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觀點的行為都是歷史虛無主義，老一輩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成就都是不容否定的，沒有必要回頭[11]，就是一種缺乏理性的盲目追捧，老一輩史學家固然值得尊敬，但是將任何研究的正確性或者錯誤性絕對化都是不符合事物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規律的，更從路徑上阻礙了唯物史觀發展和深入探討的可能性。重新審視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觀點是不是歷史虛無主義？回答這個命題需要搞清楚，歷史虛無主義的實質應當是否定唯物史觀，而不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封建論”本身因兼具學術與政治因素而有局限性

特定背景下的特定產物

從中日兩國本身存在了千年的“封建”概念與歐洲的分權政治對譯，到封建的泛化和濫用[12]，這一過程中歷史環境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的槍響和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讓俄國斯大林的“五階段論”傳入中國，而在當時救亡圖存和落后的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威理論是稀缺的，各種形勢之下，剛剛覺醒的中國革命者在學術認識較為稚嫩的條件下，采取“信從無疑”的態度也就可以理解了[13]。這不是病急亂投醫，也不是蒙昧無知，就以主張“戰國封建論”并肯定社會五形態學說的郭沫若先生為例，其關于人類社會的共性有過這樣的描述：“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么不同……但這必要的條件是須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盵14]這句話大體一看，一個沒有經過嚴格學術訓練、沒有深刻了解世界其他文化的人，恐怕都會是點頭應和，其間包含的理論邏輯是完全正確的，并且符合大多數人喜歡總結規律和挖掘事物共性的偏好，而其論據本身的不合理之處（人的發展受到環境等諸多因素影響，故而其實并不相同），需要有足夠的見識和學識才能真正看穿。這種言論即使是放在當今社會，認同者恐怕也會過半數，在當時文化和教育還沒有充分對外交流和義務教育還沒有全面普及的舊社會，怎么能要求所有人都能有現代學者的認知水平呢？

所以接受泛化封建、用近乎教條的模式套用中國歷史這些行為，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特定產物，封建論本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是相對先進的認知。必須承認該言論確實在當時而言，作用非常正面，且意義非凡，任何一個普通人站在那種歷史節點上，都很難否定它，很難不擁護它，其存在是絕對正當的。黃敏蘭也指出，“中國共產黨接受蘇式‘馬克思主義明顯是受政治的影響?！盵15]所以這個東西的產生是有特定背景的。

西學東漸需有時間考量

之前也已經提到，中國的大門是被強行打開的，所以兩種文化交融，需要一個緩沖的時間。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林則徐是極個別的開眼看世界的人，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覺醒的人才稍稍擴大到了官僚集團和士大夫，到了甲午中日戰爭失敗，整個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才真正開始蘇醒。由于是被動的，中國與西方的文化的交流更需要時間積淀，1899年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部分論述才從英文翻譯成漢字出現在了《中國公報》中，到了1920年陳望道翻譯的中國第一本完整的 《共產黨宣言》才問世，這也是中國第一本馬列譯文作品，而后又經過了長時間的校譯和拓展，到了抗戰時期馬列典籍的翻譯才有了較為猛烈的增勢，1938年中共中央成立馬克思列寧學院，甚至直至今日，中央編譯局依然有專門的部門在翻譯和校正馬列典籍。這些說明了什么？這說明了“西學東漸”是需要時間的，這說明對馬列的反復解讀和重新審定是有意義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敲下的關于“封建論”的定論，是在文化交流還不夠暢通的時候，是在交流的時間還不夠充分的時候，怎么能說就一下子為后面所有問題定論了呢？怎么能說沒有改進和反思的空間呢？即使是五十年代再次進行的討論，就足夠成熟了嗎？黃敏蘭提到，“在1952年發現問世的一篇德文論文中，馬克思‘明白地提出了多元演進的歷史發展觀”， 而這篇德文論文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史學家還不可能看到[16]，這也可以佐證西學東漸的時間性。

唯物史觀變成“本本主義”

建立在早期討論和先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立下的基本框架之下，“封建論”便成為了固定范式，無論說封建泛化也好，約定俗成也罷，已經有一批人（有的還是做學術的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五方式論”。這批人自然包括普羅大眾，實際上即使存在“封建”名實之爭，也不能說“反封建論”和“封建論”哪個就是絕對的正確，已經出現的否定“封建”概念的呼聲固然有其合理性，大眾的認識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就拿筆者自身認知而言，在接觸“反封建論”之前，就是認可并接受了“五階段論”，這能說因為一些史料證明五種形態演進的道路不怎么符合史實，那么普遍認可的“五階段論”就是不合理的嗎？不能。因為其理論本身有說服力，不經過類似于王和等人的嚴密論證，五階段論便是最好的說明社會演進的方式，在這個歷史坐標下，其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學者而言，抱持固守觀念就有些不應當了，尤其是以“是否承認秦以后為封建社會問題，關系到‘肯定還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17]這種語法句式來抱持固守觀念的人，僅僅從拿架子和類似于批斗式語氣來表達不滿，以“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的評判標準的句式本身就已經陷入了教條主義，問題的核心應該是堅不堅持唯物史觀，堅不堅持實事求是，“馬克思”只是一個代號，就像一本書的名字，重要的是其精神實質。簡而言之，用思想去檢驗思想，用理論去關照實際，才是恰當的做法，正如王和先生倡導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的一切理論，包括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在今天是否有效、要不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也必須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去檢驗，絕不應存在‘不允許討論的禁忌”[18]。

“封建”概念本身性質模糊

“封建”的本質性質到底是什么？針對“封建”論戰，筆者發現，不同的觀點大都建立在對“封建”本質性質不同的解讀上，葉文憲認為封建是一種國體、是一種政治制度，以分封制為基礎，說明其類似于周實行的“武裝部落殖民”，而與井田制等生產方式沒有關系 [19]。從中國古文中“封建”最原始的含義來講，這種解釋有其合理性。馮天瑜則將“封建”的特性定義為貴族政治和領主經濟，既包含了政治成分，也包含了經濟意味[20]，同樣以“封土封臣”為基礎，但偏向于西方莊園體制。而李根蟠則將封建的邊界進一步拓寬，將之放在歷史發展變化的視角，先后視其為社會形態、政治制度和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等同），認為其概念是發展變化的，因而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分期和定義[21]。不同的學者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在對封建概念進行定義后進行了各自討論，因而產生了爭論，從意圖上講，對于否定“封建論”者而言，或許每個人都試圖建立一種封建方面的學術秩序，但由于他們對“封建”概念本身的性質界定不盡相同，在此基礎上各方研究的重點也就出現了不同，封建堅持論者一邊也要維護某些政治利益，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體系里自成一家，各自為論，這種情況下，相互之間也就沒什么可比性，關鍵點就成了“封建”本身的性質問題，又由于討論太熱烈，各家思想又各有不同，也難以匯聚到一起，這是討論沒有定論的重要原因。這種無定論實則為封建論的各種解釋提供空間，反過來說，正因為封建概念性質模糊，其討論也才會出現互為顛覆性的觀點，封建論也就有了局限性。

否定封建劃分不是歷史虛無主義，但反“封建論”是“歷史虛無主義”

討論“封建”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標準是一致的

在馮天瑜、王和等人的論述體系中，提出再討論“封建”問題是經過一系列史料比對和對“封建”原意的追溯得出，例如用西歐日耳曼部落打敗西羅馬而建立起西歐封建制度來批駁五種社會形態的適用性[22]，用馬、恩原論中對于東方和中國制度問題的淺層涉及和已經被其承認的多元演進史觀來批駁單線直進的五形態論[23]，這種論從史出的做法，基于事實提出的觀點，以及其運用的方法都是符合唯物史觀的，這點需要強調。評判否定封建劃分和歷史虛無主義是否一致最關鍵的地方在于其論述體系的標準是否統一，在這種統一的標準下，關于否定封建劃分的理論又是否真正達到了這種標準。這兩個概念都是在唯物史觀的框架下運行的，實事求是是兩者討論共同的原則，這一點毋庸置疑，因此，張海鵬等人認為的否定封建劃分就是歷史虛無主義這種說法帶有形式主義的偏激性——如果是經過擺事實、講道理和對歷史材料的認真研究得出的結論，如何能稱其為歷史虛無主義呢？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將一些表現作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標準，例如龔云就將“否定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否定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美化帝國主義殖民化”“替中國近代統治階級翻案”作為歷史虛無主義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具體體現，其中關于批評“否定兩半性質”的人的話大體是——批評其“美化資本主義”或者是批評其將兩半描述成“資本主義道路”，這些當然是值得批判的歷史虛無主義，但是，龔氏完全沒有對否定封建劃分的這一行為有所提及，僅僅單純立出標題說“否定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很顯然忽略了同一現象存在的內在因素，沒有從根本上看待問題，也存在本文前面提及的形式主義弊端[24]。所以就實事求是的唯物史觀標準而言，封建討論和歷史虛無主義應當是共存關系，而不是此消彼長關系。

歷史虛無主義的普遍化、軟性化與討論“封建”劃分不相適應

持反封建論觀點的學者們一般認為，需要糾正“削足適履”“語亂天下”的封建概念。但是，在進行這一糾正行為的同時，需要意識到一個現實而嚴峻的問題——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正如前文論述的那樣，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已經從各個角度強烈地意識到當今社會歷史虛無主義廣泛存在的事實，因而已經進入了高度的戒備狀態。誠然，社會發展和學術發展是必然的不可扭轉的趨勢，基于更廣泛的史料數據、追求更加嚴謹客觀的治學態度是發展的表現，但是將“封建”概念完全從政治中剝離其實目前還無法進行?！胺饨ㄕ摗北旧砭褪翘囟〞r代背景下的雙面產物，它是學術的，但也是政治的，因此它有自身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致使其無法輕易被否定。同時“封建”概念本身性質認可的模糊也為否定封建劃分設立了障礙，如果單單提封建劃分，或許更多地包含學術概念，但是一旦涉及到整個封建論語言體系的整改，那就不僅僅是學術概念了。意識形態危機是鄧小平在80年代的解放思潮的負面影響下提出的深刻論點，一代又一代領導人在這方面不斷地做維護社會和平與穩定的努力，如今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還沒做好全方位的知識儲備，還沒有建設起足夠高的民眾素養，討論“封建”仍舊不適合大規模展開。歷史虛無主義和“封建”提法都是深刻地受政治背景和時代環境的影響，王和老先生所批固然不錯，單單拿出大口號來壓服別人是難以成功的，反而會爆發嚴重的教條主義危機，失去“民心”[25]，但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徹底推翻原來的某些概念，看上去是為學術正名，卻也有失去“民心”的危機，只不過這兩者所指的“民”并非同一個群體罷了。不妨比較一下這兩個群體的分量就可探知在如今形勢下哪一個更舉足輕重。

解構失當的歷史虛無主義同否定封建論是對應關系

形式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和較為嚴峻的現實使得該理論或許存在解構失當的毛病，但由于封建論本身也有形式主義和局限性，故而兩者所處的語言地位一定程度上相當。前文提到，張海鵬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解讀存在形式主義，這是一種解構失當，但是，在其解構失當的語言背景下，所暗含的意味是：無論如今的封建討論是否合乎唯物史觀和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無論其是否更科學，這種批判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對前人的否定，這種否定一旦成為了意識流就會產生與歷史虛無主義等同的效應。如果拋卻衡量標準，這種認知是合乎常理的解構失當，而反觀封建論，也存在教條主義的毛病，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封建論是符合解構失當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概念范疇的，正如黃敏蘭批判的“五方式論者為了維護自己學說的神圣性，特別強調要肯定老一輩革命家的成就”[26]，單從學術角度來看，這種偏向于主觀情感的觀點是不合適出現在學術交流上的，但是作為歷史虛無主義的原始條件（因為前文提到最早提出歷史虛無主義時，就是以否定革命歷史和否定革命前輩為案例的），這種說法無可厚非。這種深刻的辯證的復雜性，是各種因素交織的結果，所以認為“否定封建論”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站在這種局限性的維度思考，有當然性。

總結與建議

根據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分析和對“封建論”的相關比較，可以得出兩者均是在學術和政治的雙重影響下進行的討論，均有不同程度的偏重于政治。兩者的局限性導致其無法在學術環境中盡情展開討論，但這種局限性不影響思想的自由，也容許學術的自由展開，但在更廣大的層面上開展相對困難。從是否遵循唯物史觀的原則而言，對于封建的討論是合乎理性和實事求是準則的，不能將其批判為歷史虛無主義，但就兩者本身的局限性而言，否定封建論或多或少與歷史虛無主義的教條相關。由此說明，無論是哪種層面都有發展和改進的空間。

教育需要進一步改良

改良需要抓住問題的實質，需要自我端正——不是因為不良材料的傳播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而是要深刻反省主流教育還未深入人心，是否因為主流教育出現了教條主義和呆板的形式，所以年輕人才會到第三方渠道里面找樂趣，進而引發意識形態大戰，如何讓這種趣味自書中來、從教育中來，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辦法和根本途徑。如果僅僅從社會發展的潮流和信息化趨勢的必然性，客觀消極地對待歷史虛無主義現象，空喊幾句口號，或者從媒介上施壓，這種對表面現象的遏制有可能反而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最終很難進行有效控制，反而使事情愈演愈烈，任何問題的出現，主體內在的改進比外在的改進更有效率。

避免唯物史觀的教條主義，重視實事求是的原則方法

教條主義本來就是社會上存在的頑固因素，個人認為這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關，尤其與科舉制度的“八股取士”相關。它有好處，它使得很多人在沒有條件充分實踐的時候獲得了對事物前瞻性的認知，它使得我們的思維在抽象觀念上高度發達，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學習知識和記憶知識，但是這也限制了創新的發展，還可能出現知識與實際不相匹配的尷尬情境。但是如果要發展，就不能限制創新，就不能使得認知和實踐脫節，所以我們弘揚實事求是的唯物史觀，弘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教條主義在我們這里是有頑固性的，那也就表示，在弘揚實事求是的唯物史觀的同時，需要充分注意唯物史觀本身的教條主義和扭曲現象（筆者將其稱之為反對本本主義的本本主義），而在這個過程中，正如王和老先生提到的那樣，不妨拿實事求是作為評價一切的客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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