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齋雋友 石靜而壽

文/俞 瑩 by Yu Ying

“高齋雋友——胡可敏捐贈文房供石展”于4月29日在上海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展期為期兩個月。這是今年上海博物館因新冠疫情中斷開放以來的首個特展，也是古代賞石專題首次在國內國家級博物館亮相。展覽期間，并出版了《高齋雋友：胡可敏捐贈文房供石》畫冊，收錄了旅美華人賞石收藏家胡可敏女士捐贈上海博物館的78方賞石及相關藝術品。

正如胡可敏女士在《捐贈后記》所述的：“用中國人常說的‘墻內開花墻外香’來形容源自中國的供石在西方綻放、結果，一點也不為過。供石是中國人的‘品牌’。中國有熱愛供石的歷史，熱愛供石的土壤、氣候與養料，又有許多學者、文人、畫家。我希望捐贈上海博物館的這批供石的收藏、展出能使中國對供石的研究與探討更上一層樓，使中國的供石之花在祖國更放異彩?！?/p>

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供石（西方稱之為“文人石”）就已經在歐美主流藝術界展覽并引發學術界的研究，至今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最高藝術殿堂內均有展示。2012年，在巴黎吉美博物館舉辦了中國藝術家曾小俊的供石收藏，并出版了圖錄《石境：中國藝術之微妙玄通》?？梢哉f，中國“文人石”的抽象性特征給許多西方藝術家以啟發，并提供了很大的創作空間。但是，作為“文人石”發源地的主要博物館（我曾經在青島市博物館見到過有嶗山古石的展示），長期以來對于其展示和研究卻付之闕如，極不正常。上海博物館的此次供石展以及出版畫冊，可以說填補了空白，意義非同尋常。

胡可敏的藏石，受到了其父滬上知名的古董、供石收藏家和盆景制作家胡兆康的影響，特別是他的“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思想，以及1994年9月捐贈畢生收藏的近百件供石、山石盆景給上海古猗園（至今供置于清代建筑翠靄樓中的“頑石齋”）的義舉，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使得她時隔20多年以后慨然捐贈這批藏石。

胡可敏旅居美國波士頓30多年，是西方頗有影響的“文人石”收藏家和鑒賞家，至今已經出版了數部有關英文專著，在西方世界積極推介中國“文人石”收藏與鑒賞。此次捐贈的大部分藏石，收錄于《The Romance of Scholar's Stones: Adventures in Appreciation》（《頑石山房藏石心路》）一書，如英石“‘襄陽無語’銘研山”就是該書的封面石；有的藏石還收錄于國內出版的《中華古奇石》一書，如靈璧石“‘三峰伴月’研山”。絕大部分是近幾十年在國內各地購藏的，也有一部分來自海外藏家，如一方菊花石《一花獨放》，就是美國已故著名“文人石”收藏家理查德·羅森布魯姆的藏品。

此次特展分為“慕古追邈——追尋古石之路”“采瑰第品——供石的識別與欣賞”“模形范質——有趣的類石清供”三個單元，展覽的石種包括“四大名石”在內的古代賞石，其中以出自山東的古青州石（包括今稱的博山文石）最多，還包括陶、銅、玉、木等其他材質制作的類石清供，均有原配或舊配座架，一些供石上還有前人題刻，極富觀賞和收藏價值。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第三單元“模形范質——有趣的類石清供”因為屬于工藝美術范疇，藏品都有年代標注外，其他兩個單元的賞石均無年代標識。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古石的斷代非常之難，爭議很多，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其涉及的有關知識既廣又雜，目前博物館沒有相應的專業人士；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館方對于古石斷代的謹慎，也就是多聞闕疑。胡可敏女士也不希望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給供石草率斷代。

比如，判定古代供石的依據，包括皮殼（俗稱“包漿”）、木座和銘文等要素。石表包漿雖舊，但很難有一個量化標準，它雖然與傳世年代遠近有關，更與盤玩時間的長短有關，很難確切判定藏玩年代。再說木座，雖然是舊座，是否是原配也不太好判定，更多的舊座制作年代要遠遠晚于石頭的賞玩年代，而且按照時代風格來判斷木座制作年代也會出錯，因為清代（或是民國）也可能做成明代式樣。此外，有的舊座是被挪用的，如魯作木座，很多其實原來是現成的供桌案幾，上面雕琢落榫后即可置石，是否原配很難判斷。尤其是銘文，這是古石作偽的“重災區”，幾乎絕大部分供石相關的所謂名家題刻，很難有歷史文獻相印證。

如以此次上海博物館助展的一方館藏“清·高鳳翰銘‘小方壺’石”為例。這方古石堪稱上海博物館的看家藏石，至少曾經兩次出展，也是促成胡可敏女士捐贈藏石的動因之一。這方古代嶗山綠石，包漿滋潤，上有清代“揚州八怪”之一高鳳翰名款的刻銘“小方壺”，落款為“丙寅秋南阜（高鳳翰號南阜）左手制”。底座則為現代所配，上有海派書畫大師吳湖帆的題刻，原為著名收藏家錢鏡塘之藏品。但是，這方藏石在現代之前的傳承紀錄缺失，也缺少高鳳翰本人的相關紀錄佐證。（按丙寅或為乾隆十一年，1746年，高鳳翰時年61歲，其時他在多年流寓揚州等地后退居家鄉膠州三里河村，過著清貧的晚年生活）。按照“二重證據法”，孤證不立，故無法判定就是高鳳翰的藏石。

高鳳翰一生愛石癖硯，也喜好畫石，此次上海博物館就提供了一幅他的畫石冊頁，不少傳世的古代硯石和嶗山綠石，多見有高鳳翰的名款，優劣不一，真偽難辨，真正能夠與書證相符的百不有一。也就是說，至少在當時及后世，有不少仿冒其名款的物件（古玩界稱之為“老沖頭”），這方“小方壺”石也并不完全能排除在外。

古代直至近代，古董舊物喜好“傍名款”的不計其數，有的是出于一種仰慕，就如清代瓷器中的“寄托款”，更多的則是出自一種射利。如胡可敏捐贈的一方靈璧石“‘項子京’銘研山”，前后刻有諸多名家題款，除了明代著名收藏家項元汴之外，還有米芾、虞集等名家款以及“寶晉齋”等銘刻。這方奇石雖然背部留有石根——表明是原石，而且底座也是舊配，整體石表包漿滋潤，古意盎然，但稍作分辨，其正面的造型、輪廓以及肌理都是加工出來的，細加分辨，這些名款應該屬于一種“寄托款”。

類似“‘項子京’銘研山”這樣動手較多的古石并不多，更多的是局部修治雕鑿擴洞等形式。自然石經過人為修治（非配座等外化活動）是否就成為了賞石藝術品，也是頗有爭議的話題——這大概也是國內博物館不“認可”其為古代藝術品的原因。就像是羅森布魯姆那句有名的詰問一樣：“（文人石）很像現代抽象的雕塑。我曾經想，現代百科全書式的圖書館和現代藝術世界曾努力接納和包容一切藝術，為什么這些圖書館和藝術世界如此徹底地和無法解釋地將奇石拒之門外？”因為作為藝術品，應該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而古代賞石的加工，主要還是一種局部修治，局限于還原到一種“理想的自然”或是“心中的自然”，而不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創作”。

不過，雖然古代賞石斷代十分不易，但其觀賞和收藏價值并非僅僅是與賞玩年代或是收藏主人有關，而是應該與它所傳達或是表現出來古人的一種師法自然的情懷、道禪無為的觀念等有關，這是它源自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價值所在。我想，這也是上海博物館慨然接受胡可敏女士捐贈的古典文房供石并予以展示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