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緣死”現象的根本問題研究

摘 要：2010年，日本“無緣死”紀錄片播出以后，日本學界將這一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指向了傳統共同體的解體。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的單身和獨居人口不斷增多，這似乎印證了日本的傳統共同體解體一說。然而，深入分析這些數據發現，日本社會的主要單身群體并不是由離婚造成，而是由未婚導致。如果婚姻關系的成立意味著家庭共同體的再生，那么未婚就并不意味著家庭共同體的解體，而意味著家庭共同體沒有再生。除了血緣以外，以地緣和業緣為基礎的日本傳統共同體也因為“無緣死”現象而暴露其面臨的問題，但是否能稱為解體則需要重新商榷。通過對日本官方數據的重新整理和分析發現，日本的“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并不在于傳統共同體的解體，而在于共同體再生的困境。

關鍵詞：共同體;無緣死;解體;再生;自噬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0）04-0054-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6

一 、 問題的提起

2010年，日本廣播協會播放的紀錄片《“無緣社會”——32 000人“無緣死”的沖擊》曝光了日本社會的一種死亡現象，即“無緣死”。所謂的“無緣死”，指的是一個人長期獨自居住生活，缺少人際交往，直到死亡前身邊都無人照顧，甚至死亡以后也無人認領遺體的死亡現象。

“發達國家”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給與日本的主要標簽。環境優美，經濟發達，和平穩定，國民素質高等一直被視為現代日本社會的主要特征，這幾乎形成了一種世界性的共識。同時，作為一個亞洲國家，日本集團主義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

日本出現一個人孤零零地死去無人知曉的死亡現象會引來熱議也就不難理解。

關于社會現象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主題。所謂的現象，指的并非個案，而是指異乎尋常的眾多相似事件。社會學實證主義研究奠基人涂爾干就是通過研究自殺現象開創了社會現象實證研究的先鋒。然而，不同于人的主觀意愿上“求死”的自殺心態，“無緣死”是在人們并沒有意識到死亡后果的情況下發生的死亡現象。因此，無論是從現實意義來看，還是從學科立場來看，日本的“無緣死”現象無疑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通常，遇到類似的社會問題時人們更喜歡追問為什么。比如，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死亡現象？但是，本文的意圖并不在于此?！盁o緣死”是日本近年來創造的新概念，但實際上與“無緣死”相似的社會現象卻并非日本獨有。中國和西方社會都存在這樣的死亡現象。近年來，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尸體在家中已經干枯成一堆白骨以后才被人發現的事件屢見不鮮。歐洲社會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類似的社會現象，并且學界已經對此進行了研究。這種死亡現象在西方國家被稱之為“lonely death”。日本學界近幾年的相關研究也開始出現了“孤獨死”或者“孤立死”這類新概念來替換“無緣死”。

社會現象背后通常與社會問題關聯在一起。有的社會問題是以顯性的面貌出現的，比如暴力沖突;而有的社會問題卻是以隱性的面貌潛伏著，比如階層固化。比起顯性的社會問題，隱性的社會問題如果不仔細地通過對社會現象進行歸納和分析就會難以被發現?！盁o緣死”所反映的根本問題并不像暴力沖突所反映的社會矛盾或者社會秩序穩定問題一般明顯，它反映的根本問題是隱性存在的，如同我們所看到的收入高的家庭中子女更容易接受更優質的教育現象所反映的社會階層固化問題一般。那么，“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隱性的社會問題之根本究竟是什么就值得深究。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是，日本“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是什么？

二、 研究綜述

對于日本“無緣死”現象的關注在中國學界近幾年的研究中開始陸陸續續地出現，但是研究成果并不豐富。值得一提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日本高齡者“孤獨死”現象解析及對中國的啟示》[1]。這一研究以人口老齡化為切入點，旨在強調“孤獨死”與日本地域社會變遷、家庭結構變革與傳統社會支持網絡瓦解之間的關系，以及日本采取的相應對策給中國帶來的啟示。這一研究實際上支持的是日本學界的一個基本觀點，即日本傳統共同體的解體。

在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中，日本學者以“無緣”為線索來理解這種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橘木俊詔[2]110、石田光規[3]1219。他們認為，“無緣”指的就是日本傳統的血緣、地緣、業緣3種人際關系的消失，因而日本的“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就是日本傳統共同體的解體。對此，他們列舉了日本人的離婚、未婚、未就業等方面的數據，以及日本人在社會活動（比如志愿者組織）中的參與程度，來證明日本的傳統共同體的解體程度。

近幾年，無論是日本社會對“羈絆”討論的增多，還是一些客觀數據都似乎在印證日本學者所擔憂的問題，即日本傳統共同體的解體。1970年，日本的離婚率為0.93‰，到2007年，離婚率上升到2.02‰[2]73。但是，2014年日本的離婚率下降到1.8‰參見日本總務省統計局《人口家庭》《世界71個國家的離婚率》，http：//www2.ttcn.ne.jp/hon kawa/9100.htmt.。獨居人口也在不斷增多，尤其是老年獨居人口。以老年夫妻為成員的家庭在日本逐漸增多。根據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1980年，日本65歲以上的獨居老年人約88萬人，2015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600萬人左右，據推算，2035年，這一數字還將繼續增長到760萬人左右參見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6/html/zenbun/s1_2_1.html.。不僅如此，無業的人口也不斷增加。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統計的結果顯示，2011年，日本60歲以下的未婚無業者達到255.9萬人之多[4]25。

然而，數據所反映的另外一個事實卻被忽略了。雖然日本社會的離婚單身人口以及獨居人數不斷增加，但是，比起未婚單身人口的增長，離婚單身人口以及獨居人口的增長顯得并不足道。1965年，日本男性和女性終生未婚率分別為1.5%和2.53%;2015年，日本男性和女性終生未婚率分別增長至23.37%和14.06%，據推算，這兩個數值到了2035年還會分別繼續增長至29%和19.2%參見http：//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w-2011/23pdfhonpen/pdf/1_2_1_2.pdf#page=3.

http：//www.mhlw.go.jp/wp/hakusyo/kousei/15/backdata/02-01-01-002.html.。此外，從國際比較來看，日本的離婚率也并不比歐美主要發達國家更高。2014年，俄羅斯的離婚率為4.7‰，美國為2.8‰，德國為2.3‰，英國為2.1‰，而日本的離婚率只有1.8‰同①。。此外，根據日本的《帝國統計年鑒》和厚生省《人口動態統計》的數據[5]150，這一數據甚至比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數據還低：1880年至1900年之間，日本的離婚率就已經在2.5‰和3.5‰之間高居不下。共同體解體的前提是已經建立了共同體，家庭共同體的解體前提是婚姻關系的成立。如此一來，“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是否就是日本傳統共同體的解體就值得商榷。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學界之所以將“無緣死”現象的根本問題指向日本的傳統共同體，即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為基礎的人際關系基本結構，可以追溯到日本社會研究的兩位著名學者，一位是日本人類學家中根千支，另一位是美國學者傅高義。

日本人類學家中根千枝《縱式社會的人際關系》[6]2931《以家庭為中心的人際關系》[7]165173，以及美國學者傅高義的《日本第一》[8]162163，這3部代表性著作分別建構起了日本社會“地緣”“血緣”“業緣”3種基本人際關系類型。中根在其著作《縱式社會的人際關系》中指出，日本社會的人際關系認同意識是以“場”所謂的“場”，中根認為包括地域和集團。然而，中根這一歸納實際上并不夠準確。在地域和集團之間，日本人更認同的是地理空間上的地域，而不是現代組織集團。為原理，對地域和集團存在著強烈的認同感，并以此決定人際關系的親疏遠近。日本社會的“地緣”人際關系認同意識由此成為學界中頗具影響力的觀點之一。此后，中根又在其另一部著作《以家庭為中心的人際關系》中指出，日本的社會結構是以父權家長制式的親子關系為主要特征，這也是日本社會核心的人際關系。在這部著作中，中根認為“血緣”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指的“血緣”并不能按照生物意義上的血緣來理解，更不能按照中國人的血緣觀念來理解。在日本社會，“血緣”的社會意義并不以純粹生物意義的血緣為基礎。是日本社會人際關系，乃至日本社會結構的核心。除了血緣、地緣以外，進一步以“緣”來解讀日本社會的學者是傅高義。傅高義在其代表作《日本第一》中指出，日本戰后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日本企業依靠三大法寶即年功序列制，終身雇傭制和工會組織。建立起來的員工“愛社如家”精神、員工與企業之間以及員工之間緊密的業緣關系密不可分。在中根千枝以及傅高義的影響下，“緣”不僅成為理解日本社會的關鍵概念，而“緣”所指的人際關系也成了理解日本社會結構的根本。日本學者濱口惠俊提出了“間人”論[9]150151，中國學者尚會鵬提出了“緣人”論[10]，可以認為都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提出來的。

另一方面，“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雖然是日本共同體的困境，但是并不能只從結構的視角看待共同體形式本身。如果僅以結構把握日本血緣、地緣和業緣共同體的變化，對于“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的考察只關注了靜態的共同體形式，就容易忽略社會學考察的根本維度之一，即行動，從而無法全面把握日本傳統共同體所面臨的問題。共同體是人際關系的重要表現形式，但是人際關系不僅包括共同體這種表現形式，還包括貫穿始終的人際交往行動?？梢哉J為，共同體和人際交往行動共同形成了人際關系的形式和內容，如同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

三、 重新審視“無緣死”現象根本問題的兩個基本維度

在社會學領域中，有兩個基本維度構成了學科研究的根本視角，即行動和秩序。無論是早期經典的唯心論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還是20世紀中葉奠定結構主義研究范式的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都是以行動和秩序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兩個基本維度來建構社會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正如杰弗里·C·亞歷山大在《社會學的理論邏輯》中所指出的那樣，“行動和秩序代表了社會學爭論的真實預設;它們建構了一個其他理論爭議所不能包含的一般框架”[11]83。

然而，在社會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范式轉變過程中，無論是行動還是秩序，都漸漸出現了亞歷山大提出的“化約”的危機：或者將行動化約為秩序，或者將秩序化約為行動，將兩個維度合并為一個維度。這種化約帶來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將行動化約為秩序，就會難以解釋社會的變遷;而如果將秩序化約為行動，就會難以解釋社會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或者稱為結構性的穩定。因此，兩個維度化約為一個維度在社會學研究中可以稱之為研究的危機。顯然，日本學界關于“無緣死”現象的研究路徑就明顯存在這一化約危機，將行動化約為秩序，將秩序固化為人際關系結構形式，從而造成從歷史的縱向維度來看待同一方面的數據時難以自圓其說。因此，為了對日本的“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進行重新探討，文章將回到社會學研究的兩個基本維度，即秩序和行動，來探討當前日本社會的傳統共同體現狀，分析傳統共同體所面臨的具體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秩序和行動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兩個基本維度實際上也曾引起過社會學界關于兩個維度本身的深入探討。比如作為結構主義代表的帕森斯就開宗明義地指出社會行動本身所存在的結構，而韋伯則認為社會行動是以不同的理性為導向的，比如工具理性、價值理性、情緒的、傳統的四種不同類型，根據行動的手段、目的、條件等將社會行動分成不同類型。馬克思強調秩序是外在強制性的，而涂爾干則強調秩序的主觀性。但無論是哪一種立場，都如同亞歷山大在《社會學的理論邏輯》中所指出的那樣，所有的社會行動都必然包含對手段和目的，規范和條件之間比重的評估;社會秩序則包含強制性的外在力量和規范性的內在依歸的權衡。換言之，雖然是從行動和秩序兩個基本維度重新探討當前日本社會傳統共同體的現狀，但并不是以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立場探討個體“自行其是”、各自行動，而是以方法論集體主義的立場探討在日本社會中存在的趨同的行為模式傾向。因此，本文將通過對日本的傳統共同體形式和人際交往行動相關的宏觀數據的定性研究，分析日本傳統共同體所存在的具體問題。

四、 解體還是再生：日本傳統共同體的困境辨析

（一）共同體的解體和再生的基本邏輯分析

解體和再生兩個概念原本都是生物學領域的基本概念。實際上，生物學概念應用于社會科學領域早已不是新鮮事，早期的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在提出“共同體”和“社會”這一對概念時就已經開始使用了生物學領域的“有機”概念。滕尼斯關于共同體和社會區分的重要觀點就是共同體是有機的，而社會是機械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更是進一步區分有機團結和機械團結這組概念。此外還有諸如社會學的結構主義、功能主義的主要理論范式都是以生物學的結構、功能等概念為基礎。

如果我們承認了共同體是有機的，那也就意味著除了社會學視角以外，還需要從生物學視角來看待共同體這個如同生物組織一樣的社會組織。如此一來，共同體就應該具備兩個基本屬性：其一，如同生物組織有生存和滅亡的規律一樣，共同體也有產生和消亡的屬性;其二，共同體的各部分之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具有不可分的統一性。正如生物體的細胞通過不斷裂變維持機體正常生命活動一樣，由人組成的共同體也會通過相應的機制維持共同體的正常運轉。

不同的是，共同體的運轉依靠的其中一種關鍵機制既有生物意義，也有社會意義。這種關鍵機制就是人口再生產。共同體中的行動主體是在生物意義上會經歷生存，成長，死亡和再生過程的人。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社會中對人口再生產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比如節育，因此，人口再生產機制不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更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重要機制。由于這一機制的存在，共同體便不會保持產生時的原初形式和規模，而是會不斷打破舊有的共同體形式和規模，產生出新的共同體。人口再生產的直接結果是產生新的人口，這是新的共同體成立的重要條件。新共同體的成立，與新的人口產生的生物過程一樣，這種過程可以稱為共同體再生。雖然人與人之間會根據各種不同的原則來建立新的共同體，但毋庸置疑的是，人口再生產為共同體再生創造了重要條件。

另一方面，按照上文所述，共同體這種有機的社會組織既會產生也會消亡。如果共同體內部之間的各部分不再緊密聯系，彼此分離而無法成為統一的整體，那么共同體就會因此而消亡。在這個意義上，共同體消亡也可以稱為共同體解體。人口的消長對于共同體這個依靠人形成的社會組織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人員一旦從共同體離開（或者是死亡，或者是遷移），共同體的完整性就會受到影響，尤其是一些小的共同體，比如家庭共同體，這種影響會非常明顯。要恢復共同體的完整性，就需要通過補充新的人員，或者引進，或者人口再生產，來補償共同體的完整性。反之，如果人口再生產停止，那么共同體就難以得到有效的補償條件而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從而直接導致共同體走向解體。因此，作為共同體的關鍵機制，人口再生產如果能夠得以保證，那么共同體才有再生的條件，而人口再生產一旦停止，那么共同體就會面臨解體的風險。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再生產雖然是共同體存亡的關鍵機制，但并非唯一機制。畢竟共同體不僅是生物意義上的組織，更是社會意義上的組織。正如趙鼎新所指出的那樣，“生物學中機制和經驗現象的關系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對一的，而人的特性致使機制和經驗現象在社會中產生了多對一的關系：對于一個社會現象，我們一般都能找到多個——有些甚至是和經驗現象毫無關系的——解釋機制”[12]。概括而言，社會現象經常是通過多個機制才能加以解釋。此外，共同體的解體和再生雖然會受到人口再生產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未必是即時性的，在其他社會機制的作用下，這種影響極有可能會延遲出現。換言之，在其他社會機制的作用下，人口再生產的停止未必會立刻造成共同體解體;人口再生產的持續也未必會立刻促進共同體的再生。在影響共同體的社會機制中，有一個的重要機制不得不提，即人際關系。

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些社會關系既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包括人與組織之間的關系。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人際關系。如果說人口再生產影響共同體的再生，那么人際關系則影響人口再生產。雖然在生物機制上，人口再生產是共同體再生的關鍵機制，但是在社會機制上，人際關系卻是共同體維系的關鍵機制。因此，要理解日本傳統共同體的困境，就應該理解以上兩個機制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正如上文所述，日本“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是日本傳統共同體的困境，其中傳統共同體包括以血緣、婚姻為基礎的家庭，以地緣為基礎的鄰里，以及以業緣為基礎的企業（或事業）這3種基本的傳統共同體類型。要全面理解日本傳統共同體困境的具體問題所在，需要打破以往日本學界主要從共同體形式為討論對象的主流研究路徑，從共同體形式以及作為共同體成員的行動兩個維度為切入點，對家庭、鄰里、企業（或事業）3種傳統共同體的現狀進行分析和歸納，才能理解日本“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需要提出的是，人口再生產是共同體的關鍵機制，而這一關鍵機制的功能承擔者是家庭共同體，即只有家庭共同體才能夠為傳統共同體提供實現再生的人口條件。因此，下文將重點分析日本傳統共同體中的家庭共同體。

（二）家庭共同體的自噬

近年來，日本社會研究學界熱議最多的話題之一是日本的老齡少子化和未婚人口的急劇增加。2015年，聯合國公布的全球人口老齡化數據顯示，日本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30.1%，居全球第一。而到了平成時期以后，日本的總和生育率持續下跌。2012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4左右，低于人口穩定發展應達到的目標值2.1，進入少子化社會。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日本未婚的人口正出現急劇增加，15年以后，每10名日本男性當中就有3人未婚，而每10名日本女性當中就有2人未婚。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出生率偏低一直為日本各界詬病，成為日本社會當前面臨的難題，因為老齡少子化會直接帶來老年人看護難，醫療成本上升，勞動力短缺等等其他相關的社會問題。但是，對于家庭共同體的影響才是最直接的。顯然，家庭共同體會由于成年子女未婚以及人口再生產的減少而難以產生新的家庭共同體，如同細胞無法裂變一般。這是日本家庭共同體所面臨的最為顯性的困境。

也許存在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從日本的家庭共同體發展的現狀來看，老齡少子化和未婚人口的急劇增加只是其中的部分問題，還有近幾十年來更為突出的現象是家庭共同體規模的縮小，即所謂的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現。這或許應該被視為日本家庭共同體解體的根據。根據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參見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6/html/zenbun/s1_2_1.html數據。，1980年65歲以上單身獨居的老年人大約為88萬人，至2015年，達到了600萬人左右;1980年65歲以上的老年夫妻家庭在所有的65歲以上的老年人家庭形態中所占比例為19.6%，2013年則上升到38.5%;與子女共同居住的65歲以上的老年人家庭1980年為69%，2013年則下降到40%。家庭共同體的傳統形式就是“同居共財”，所謂的解體之說似乎也就并非無法理解了。但是，如果僅憑此認定日本的家庭共同體解體的話，那么這種觀點容易受到來自歷史人口學的研究成果的挑戰。日本學者速水融在其研究日本歷史人口學的成果中就指出過，由一對夫妻和婚生子女構成的核心家庭實際上在日本近世時期就已經大量存在。從這一點來看，很難認為日本核心家庭的增多就是日本傳統的家庭共同體解體。此外，如果按照家庭共同體的“同居共財”這一基本性質來看的話，還需要考慮到“共財”這一家庭共同體的另外一種基本性質。而在缺少對家庭財產進行制度性分配的情況下，人際關系機制會促使即便家庭成員不再同居，卻依然共財的現象的發生。

盡管老齡少子化和未婚人口的急劇增加，但這僅僅只是日本的家庭共同體所面臨的顯性問題。日本家庭共同體面臨的實際情形要遠遠超過它所暴露出來的顯性問題。如上所述，人際關系是家庭共同體再生的重要機制。人際關系的行動就是指人際交往。從人際交往行動來看，日本的家庭共同體面臨的復雜情形是：一方面成年子女與非共同居住的父母之間面對面的交往近乎斷絕;另一方面成年子女卻又依賴老年父母的經濟支持來維持自身生活，他們或者即便到了適婚年齡也不結婚并依然與父母共同居住，享受父母住房和資金方面的經濟支持，或者即便結婚了也依然得到來自父母的資金等經濟支持。

2015年，日本內閣府公布的第8次老年人的生活和意識國際比較調查結果顯示參見http：//www8.cao.go.jp/kourei/ishiki/h27/zentai/pdf/kourei_h27_2-2.pdf數據。，在日本、美國、德國、瑞典4個國家中，日本老年人與非同居的成年子女之間的交往親密程度最低。調查頻率分為“幾乎每天”“每周1次以上”“每月1至2次”“每年數次”和“幾乎沒有”這5種程度。在顯示親密程度最高的“幾乎每天”這一項中，日本只有20.3%，低于美國（42.9%）、德國（24.8%）、瑞典（30.0%），處于墊底位置;而在顯示親密程度極低的“幾乎沒有”和“每年數次”這兩項中，日本分別高達3.1%和18.8%，高于美國（2.1%和5.6%）、瑞典（0.8%和6.6%），接近甚至超過德國（3.2%和15.8%），居于前列。

另一方面，日本的成年子女無論是未婚還是已婚，他們雖然在與父母的面對面的交往上存在近乎斷絕的狀態，但是他們對父母的經濟依賴程度卻并沒有因此斷絕，甚至很高。這種經濟上的依賴表現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未婚的和無業的成年子女通過與父母同居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住房需求，甚至解除自身的家務勞動。日本學者山田昌弘和玄田有史將這類人群分別稱之為“寄生單身者”[13]11或者“孤立無業”[4]3者。他們或者不結婚，或者不工作，卻能夠憑借父母為他們提供的住房并幫助他們解決家務勞動的便利，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尤其是孤立無業者，他們與獨居老年人相似，除了同居的家庭共同體成員以外，幾乎不與其他人員交往。另一方面，無論是未婚的還是已婚的日本成年子女，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著來自父母的經濟援助。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對日本成年子女接受父母經濟援助的相關調查《第2次全國家庭動向調查》統計的數據參見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00年的《第2次全國家庭動向調査——現代日本的家庭動向》一文。，日本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在不與父母同居的情況下，接受父母經濟援助比例分別為21.9%和51%，在與父母同居的情況下，這一比例分別為37.3%和36.9%;日本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在不與父母同居的情況下，接受父母經濟援助比例分別為45%和27%，而在與父母同居的情況下，這一比例分別為46%和39.4%。然而，日本的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的經濟交往并不具有相互性。日本學者鈴木富美子[14]的研究成果表明，95.5%的日本成年子女并沒有在經濟上援助父母，90%左右的日本成年子女并不會在生活上照顧自己的父母。

從日本家庭共同體面臨的以上情形來看，按照有機體的生物現象，可以認為，日本的家庭共同體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就是自噬。所謂的自噬，簡單而言就是指生命體吞噬自身細胞來實現維持自身存在或者更新需要的過程。日本因發現細胞自噬機制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分子細胞生物學家大隅良典的研究成果表明，細胞自噬除了能夠分解細胞內的老化物質以及有害物質來維持身體的健康外，不少有冬眠習性的哺乳類還會利用這一現象讓細胞內的物質再生以此維持生命。這種生物機制是細胞活動的動態過程，對于觀察日本家庭共同體的現狀是值得借鑒的。以動態的眼光來看，日本的家庭共同體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便是這種如同生物自噬現象一般。在人際交往行動上，家庭共同體的自噬現象表現在兩個不同的方面：其一，家庭共同體成員的人際交往行動從與家庭共同體以外的人員交往轉向了僅僅與家庭共同體內部的人員之間的內部交往，尤其是與同居的家庭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交往;其二，家庭共同體依然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保障的功能，成為日本成年子女在不需要繳納保險費用的情況下卻能夠沒有任何阻力地享受著父母提供的住房和保障金等待遇的保障單位。這兩個方面就如同日本細胞生物學家大隅良典揭示的細胞自噬機制一樣，日本的成年子女如同細胞一般，分解著家庭共同體內老齡化的父母來維持自身的生存需要，尤其是日本未婚、無業卻與父母同居的成年人，他們像冬眠的哺乳動物一般，通過家庭共同體自噬而使得日本的家庭共同體并沒有如同日本學界所言的解體，而是維持著日本的家庭共同體的存在，雖然這種存在形式不再是一對夫妻和婚生未成年子女，而是一對夫妻和婚生成年子女的變異形式。

（三）鄰里共同體的僵化

共同體維系的關鍵機制是人口再生產，但是在鄰里這樣的傳統共同體當中，人口再生產并非直接影響共同體，而是在人口遷移因素的影響下間接發揮作用。在日本的城市化過程中，人口流動不僅使日本地方人口過疏化以及大中城市人口過度集中，而且使鄰里共同體人口數量也必然受到影響。以地方小城市為代表的城市和鄉村的鄰里共同體隨著城市人口的驟減而減少;相反，以東京、大阪為核心的超大城市和城市圈為代表的大中城市的鄰里共同體人口則隨著城市人口的激增而增加。從共同體形式來看，在小城市的鄰里共同體中，人口的減少自然會限制人口再生產，如此一來，鄰里共同體不僅再生受到限制，而且會因為人口的流出而面臨解體的危機。按照這樣的邏輯，那么在大中城市的鄰里共同體中，人口的增加為鄰里共同體注入了新的人口，為共同體的再生也創造了條件。但是，日本大中城市的鄰里共同體是否會因為人口的增加而因勢利導，有效地實現共同體的再生呢？

除了人口因素以外，鄰里關系也是考察鄰里共同體現狀的重要維度。從行動來看，鄰里交往的頻繁程度或者親密程度可以視為鄰里關系的重要參考指標。但是，日本鄰里交往的頻繁程度或者親密程度并不樂觀。根據日本內閣府2006年公布《國民生活偏好程度調查》統計的數據參見日本內閣府《2006年國民生活偏好調査》，

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0361265/www5.cao.go.jp/seikatsu/senkoudo/h18/18senkou_2.pdf.，人們的地域活動參與程度極低，絕大部分關系到人們之間社會交往的地域活動參與程度所占百分比幾乎只有個位數。日本廣播協會的統計結果顯示，日本人與鄰里之間相互商量和相互幫助的期待程度從1973年35%下降到2013年的18%參見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40520.pdf#search=%27%E6%97%A5%E6%9C%AC%E4%BA%BA%E3%81%AE%E6%84%8F%E8%AD%98%E8%AA%BF%E6%9F%BB%27數據。。此外，根據日本內閣府公布的2015年《第8次老年人的生活和意識的國際比較調查》結果，日本老年人對鄰里的依賴程度明顯低于西方國家，只有18%左右，而美國、德國和瑞典最低為24.6%，最高為45%參見http：//www8.cao.go.jp/kourei/ishiki/h27/zentai/pdf/kourei_h27_2-2.pdf數據。。這種依賴程度包括站在屋外閑談、一起吃飯喝茶、參加活動、交談心事、幫助生活瑣事、生病時互相幫助等。鄰里之間在生病時互相幫助，反映鄰里人際關系親密程度最高;交談心事這類相互分享彼此較私密信息鄰里交往行動反映的鄰里人際關系親密程度較高。但是，在反映親密程度最高的人際交往行動中，日本老年人的比例最低，只有5.9%，德國、美國和瑞典分別高達31.9%、27%和16.9%。而在反映親密程度較高的人際交往行動中，日本老年人的比例依然最低，只有18.6%，而德國、瑞典和美國分別高達48.3%、31.2%和28.3%。雖然是關于日本老年人與鄰里交往的國際比較數據，但是這一數據充分地證實了日本廣播協關于日本人與鄰里交往程度的統計結果。

由此可見，在大中城市的鄰里共同體中，人口雖然不斷增加，而鄰里共同體的人際交往卻形成了僵持的局面。日本鄰里共同體的人際交往現狀便是如此。鄰里共同體成員由于住在同一個小范圍的地域共同體內，基于禮貌的見面寒暄或者只是站在屋外閑聊都只是在一種無法避免的情形下會產生的人類社會普遍發生的社會交往行動，完全有別于主動的，頻繁的和親密的人際交往行動。在相互交談心事或者生病時需要幫助這種體現關系的親密性的人際交往行動上，日本人卻避之不及。日本人并不愿意與鄰里之間的人際關系能夠往親密程度發展，更愿意把鄰里之間的人際關系維持疏遠的程度，保持距離感而不愿意將關系往前推進一步。如此一來，日本鄰里共同體的人際關系就表現出一種僵持的局面，使得鄰里共同體也變得僵化。

（四）企業共同體功能的改變

與鄰里共同體相似，企業共同體也并非直接依靠人口再生產機制來維系自身存在的人口需求，而是以調整勞動力人口的數量或者結構的方式來滿足自身存在的人口需求。最一般的調整方式就是通過招聘新的企業員工和辭退舊的企業員工（或者企業員工按規定年齡正常退休）。然而，企業共同體畢竟是社會組織，在社會意義上，勞動力人口的流動直接造成的是企業共同體成員的更換，并隨之導致企業共同體成員之間人際交往的主體的更換，這意味著不僅共同體成員的數量在增減，而且共同體成員所承擔的功能可能也在變化。因為每個被替代的勞動力所應當承擔的勞動分工內容也許一樣，但是他們實際發揮的功能卻未必相同。更重要的是，人際交往需要的是穩定，而不是頻繁的更迭。如果企業共同體人員頻繁更迭，帶來的后果將會是企業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的變動。

按照流行學界多年的“三大神器”（終身雇傭制度，年功序列制度，工會制度）論，日本企業員工“愛社如家”的精神，終身效力于某個固定的企業，直到退休。無論是新進的員工，還是從企業退休的員工都能夠繼續如同家庭里的一員，得到企業這個大家庭的各方面關照和庇護，他們永遠親密無間，日本的企業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能夠一直維持不變。

然而，隨著所謂的終身雇傭被日本企業新的雇傭制度打破，日本企業的勞動力人口頻繁流動，企業共同體內部人際交往主體也不斷更迭，使得企業共同體的人際關系維系出現困難的局面。20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就出現了雇傭兼職員工的新的雇傭方式。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日本《勞動者派遣法》的出臺，日本企業雇傭非正式員工的做法就受到了法律認可，90年代，所適用的行業由16個又擴展到26個。于是，日本企業的雇傭制度變成了正式雇傭和非正式雇傭兩種。前者是指享受企業全職員工待遇的全職雇傭，后者是指無法享受全職員工待遇，且只是短期工作的雇傭（少則數月，多則一年）。日本企業雇傭制度變更以后，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1984年，日本非正式員工人數約為604萬人，占所有雇傭勞動者人數的15.3%左右，而到了2016年，日本的非正式員工人數增長至2 023萬人，占所有雇傭勞動者人數的37.5%參見http：//www.mhlw.go.jp/file/06-Seisakujouhou-11650000-Shokugyouanteikyokuhakenyukiroudoutaisakubu/0000120286.pdf#search=%27%E9%9D%9E%E6%AD%A3%E8%A6%8F%E9%9B%87%E7%94%A8%27數據。。

非正式員工的大量出現，不僅改變了企業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支出，而且改變了企業共同體內部的人際關系。原本被企業共同體稱頌的“愛社如家”的精神不復存在。對于大量出現的非正式員工而言，他們工作關系和所屬集團不斷發生改變，沒有辦法把每一個工作的企業變成自己的家一樣去熱愛，因為他們要不斷地面對新同事，而沒有一個家庭會不斷地在數月或者一年里增加無數的“家人”。也正因為如此，日本人對企業共同體的人際關系期待值才會從1973年的59%不斷下降到2013年的36%參見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40520.pdf#search=%27%E6%97%A5%E6%9C%AC%E4%BA%BA%E3%81%AE%E6%84%8F%E8%AD%98%E8%AA%BF%E6%9F%BB%27數據。。

非正式雇傭不僅讓企業共同體內部的人際關系發生改變，而且產生的大量非正式員工在維系或者建立其他人際關系方面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非正式員工的薪酬遠遠不及正式員工，其他社會保障方面的福利也不及正式員工。日本學者太郎丸博指出，日本非正式員工與正式員工的純收入相差2倍[15]43，正式員工與小時工、兼職員工、臨時工之間的薪資差距大約為3倍，正式員工與派遣員工之間的薪資差距大約為1.9倍，正式員工與短期員工和臨時員工的差距則為1.6倍[15]75。在其他福利待遇方面，日本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之間的差距同樣較大，比如年金和失業保險。這也是為什么日本存在成年子女依然需要依賴父母經濟援助現象的原因之一。2001年，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5歲至39歲且與父母同居的日本未婚人口中，64%以上的人是為了享受父母提供的更優越的經濟條件參見內閣府《2001年國民生活偏好調査》，http：//www5.cao.go.jp/seikatsu/senkoudo/h13/1-1.html.

。

日本企業共同體的勞動力人口的頻繁流動，是出于削減勞動力成本支出的經營和管理需要，為共同體的經營和管理帶來更大的便利。與此同時，日本企業共同體的勞動力人口的頻繁流動，打破了日本企業共同體成員所謂的終身雇傭下產生的穩定人際關系，使企業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不再處于穩定狀態，而是不斷隨著人員的頻繁流動導致的人際關系的斷裂。這對于企業共同體的經營和管理并不會產生直接的消極影響，相反，企業共同體依然繼續利用更低的勞動力成本創造物質和財富，提供就業崗位，維持企業共同體的運營。在這個意義上，日本的企業共同體并不像日本學界所指的那樣解體了，而是繼續存在。但是，企業共同體的人際關系并沒有因為其繼續存在而變得更加穩定，相反，企業共同體的人際關系因為勞動力的頻繁流動而變得松動，人際關系也逐漸疏遠。顯然，日本企業共同體因為它本身不再可以為所有企業共同體成員提供同樣保障，已經變成了無力承擔起原先同樣保障功能的社會組織，員工無法再做到“愛社如家”，且員工之間也很難維系“家人”般的關系。于是，“尼特族”“寄生單身者”的出現也就不難理解。如此一來，當勞動力供給不足時，企業又不得不繼續采用更加削減勞動力成本的雇傭舉措，造成企業雇傭與勞動力供給之間的惡性循環，影響企業發展。

綜上所述，日本“無緣死”現象所反映的根本問題并不是日本傳統的共同體解體的問題，而是共同體再生的困境。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為基礎的傳統家庭共同體，傳統鄰里共同體，傳統企業共同體分別表現出不同的再生困境。家庭共同體的人口再生產功能弱化，未婚人口激增，并出現了成年子女需要父母養育，而父母卻無法獲得成年子女經濟和精神支持的不可逆的自噬現象，由此，傳統的家庭共同體實際上是以限制再生的方式維系其存在。鄰里共同體并沒有因為人口流動產生新的活力，人際關系反而越來越疏遠，傳統的鄰里共同體依然存在，但卻陷入了一種僵化局面。企業共同體采用具有更大變數的雇傭制度維系企業共同體的運營，但是人員流動頻繁帶來的人際關系的不穩定性使其所謂的“家”的功能變弱，影響企業勞動力供給，導致促進企業勞動力成本繼續上升，造成企業雇傭與勞動力供給之間的惡性循環，影響企業發展。既然“無緣死”的根本問題是日本傳統共同體再生的困境，那么導致這種困境產生的根源是什么，這也許是國別研究視角難以獨立解決的問題，需要以更宏觀的學科視角來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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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雅坤]

Research into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Japanese “MUEN Death”

LI Shuqi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In 2010， when “MUEN death” broke out in Japan， the Japanese academics almost regarded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it as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Admittedly， since 1980s， Japanese single and solitude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It seems that the conclusion made by the Japanese scholars is absolutely right. Howeve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ata will reveal that the Japanese singles do not originate from divorce， but from being unmarried. I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rriage relationship means the rebirth of the family community， then being unmarried does not mea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family community， but that the family community is not reborn. In addition to blood ties， the Japanese tradi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geographical and industrial ties also exposes the problems it faces because of the phenomenon of “MUEN death”， but whether it can be called disintegration needs to be reconsidered. Disintegration or regenera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Japanese official data，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reflected in the phenomenon of “MUEN death” in Japan is no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but the dilemma of community regeneration.

Key words：community; “MUEN death”; disintegration; rebirth; autophagy

收稿日期：2020-04-30

作者簡介：

李書琴（1986—），女，湖北赤壁人，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日本社會、日本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