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態人類學研究漫談

范明明 崔延虎

摘 要：在此次訪談中，崔延虎教授針對目前國內生態人類學發展的歷程、困境以及未來發展方向做了系統而全面的介紹。他指出，我國生態人類學正在成為人類學中的熱門分支學科，尤其在生態建設成為國家的頂層設計后，但是生態人類學的理論建設、實際應用等方面仍然存在諸多挑戰。未來應在本土理論構建、專業人才培養、跨學科建設、研究視角轉變以及實際應用等五個方面研究進一步努力。此外，新疆作為一個生態、文化多樣性的重疊區域，對國內的生態人類學發展可以有更多的貢獻。

關鍵詞：生態人類學； 生態多樣性； 文化多樣性

中圖分類號：K8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332（2020）02-0101-09

崔延虎教授是國內最早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學者之一，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長期在新疆做草原游牧民族、綠洲生態等相關研究，對新疆的生態系統、民族文化、社會變遷有著深刻的認識和思考。在30年的研究生涯中，崔延虎教授經歷了生態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也對本學科的優勢、困境及未來發展方向有著獨到的見解。我們對崔延虎教授進行了專訪，因篇幅所限，本次訪談分為上下兩篇。

范明明（以下簡稱范）：崔老師，您是國內比較早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學者，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是如何開始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

崔延虎（以下簡稱崔）：我本科學的是英語，很偶然的機會，最后被人類學抓走了。那是1984年，我在西安讀研究生的時候，學校請來幾個美國教授，其中一位美國俄亥俄大學的人類學家給我們上寫作課。他給我們的范文中有不少人類學的文章，比如研究印第安人的、研究非洲部落的，這些文章引起了我的興趣。因為我是新疆來的，這里的多民族文化環境使我對這些研究不同文化的文章有一種親切感，那是我接觸人類學學科最早的經歷。到了1988年，我接受英國一個教育基金會的邀請，到英國做了6周的學術訪問，在那里接觸了幾位人類學家。1990年下旬，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的Caroline Humphrey博士派了一位年輕老師到新疆，邀請我參加他們的一個國際合作項目“內亞環境與文化保護國際合作課題”。1991年2月我到了劍橋參與這個課題的研究，1994年課題結束后回國。期間我們接受了一段培訓后，我于1993年回到新疆，在阿勒泰市的汗德尕特鄉和哈密地區巴里坤縣薩爾喬克鄉做了近九個月的田野調查。這是我學習社會人類學和接受系統訓練一段最重要的經歷。課題主要研究圍繞阿爾泰山脈的幾個國家和地區的草原生態環境與社會變化，參與人員來自俄羅斯圖瓦、布里亞特，蒙古國和中國內蒙古、新疆，參與者的學科背景既有人類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也有自然科學專業。Caroline Humphrey博士是國際上研究內亞牧區的著名社會人類學家。她對我們安排的培訓是多學科的，課題研究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內亞牧區生態環境與社會文化變遷上，回國以后我開始做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在牧區生態人類學領域。后來新疆師范大學的民族學碩士點建立后，我帶兩個方向的學生，一個是“環境與社會”，另一個是“民族地區社會發展”。當時還不敢用“生態人類學”的名稱，因為我們的碩士點是民族學，人類學是社會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生態人類學是二級學科下面的一個方向。在“環境與社會”這個方向內，對學生的教學和培訓基本上是按生態人類學搞的。在國內人類學民族學圈子里，我是一個不受門派約束的學習者和研究者，無門無派。

范：中國的生態人類學是上世紀80-90年代才開始發展的，進入21世紀逐漸形成規模，出現了較多的研究成果和幾個研究團隊，您怎么看待中國生態人類學的發展？

崔：從我不很全面的了解看，國內生態人類學的發展大概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介紹性論文開始的。我認為在人類學這個領域中，生態人類學發展還算是比較快的。在百度學術網上輸入“生態人類學”字樣，現在大概有上千頁的鏈接。國內生態人類學的整體發展，我覺得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引進國外生態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這個引進階段到2008年左右結束，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在這期間出現了一些比較好的基于田野調查的著述，比如云南大學尹紹亭及其帶領的團隊，一直走在學科發展前列，有很多高水準的成果出版或發表。吉首大學楊庭碩老師主要研究地域在湖南、湖北、貴州，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有些在國內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把生態人類學的研究轉到了國內的民族地區，最早是在西南、西北地區，然后是內蒙古地區，也就是進入了第二階段。在第二階段尹老師發起組織了一些討論會，其中2007年在云南大學召開了“生態人類學高級論壇”，來自廈門大學的曾少聰老師做了海洋生態人類學的論文報告。這個會議標志著生態人類學學科在國內的發展有了一個比較緊密的群體，把研究領域擴大了。尹老師研究云南和貴州的民族生態文化，成果斐然；云南師范大學崔明昆老師的民族植物學研究做的非常深入和細致；楊庭碩老師的團隊在吉首大學成為學校學術重點團隊，在羅康隆老師的支持下，研究領域逐漸擴大，成果也更多；內蒙古大學阿拉坦寶力格老師做的蒙古游牧人類學和生態人類學的調查研究成果很是喜人。更為重要的是，就在2000年后，尹紹亭老師、麻國慶老師及其他老師們培養的一批博士和碩士相繼畢業，成為了國內生態人類學研究群體的新生力量，他們的田野調查做得很扎實，論文大都聚焦在國內西南、北方、西北民族地區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國內來講，從第一階段的國外理論的引進，到開始研究集中在國內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社會及環境研究，生態人類學成為國內人類學研究比較熱的一個分支學科。那個時候的學術期刊和相關的學術網頁，以“生態人類學視野下的……”為題的文章非常多。

范：生態人類學目前在國內發展的困境是什么？

崔：首要問題是國外引進來的理論與中國語境適應的問題。國外，特別是歐美的研究大多數基于在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做的調查，形成的理論是否完全能夠解釋我們國家悠久歷史進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我們后來也感覺到，國內生態人類學研究形成的經驗、認識、話語，歐美的學者們理解起來有一定的困難。有一個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家問，“你們的范式是什么？”也就是說，一定要找一個研究范式出來。我當時也比較困惑，過去我們使用西方建構的生態人類學的理論來解釋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獲得的資料，但是我們自己感覺到這些理論用在中國的一些地區的具體案例上，解釋起來很費勁。不是說不能解釋，但是用西方生態人類學的理論解釋我們的民族志資料的時候會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西方的生態人類學早期形成的理論對國家的作用基本不涉及，但是我們研究的這些地區的具體案例，比如云南的“刀耕火種”、新疆牧區的游牧，為什么成為了需要改造和拋棄的生計方式？加上媒體的宣傳，形象很負面，這和國家的政策導向等有關。占據意識形態主流地位的社會發展史、進化理論認為“刀耕火種”、游牧是落后的，所以說這個東西得按照我們這邊的歷史和邏輯來解釋。

第二，國外早期生態人類學形成理論的調查地區社會，大多數屬于被西方認為是“原始”（primitive）的，沒有系統的書寫歷史，因此缺乏長時段、大尺度的民族志描寫和理論闡釋。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沒有發生過文化中斷的現象，而且有著連續不斷的歷史書寫。像蒙古族、哈薩克族等歷史上的游牧群體，他們的歷史書寫，其中生態文化的書寫和記錄，包括存在于民間代代口述相傳的自然生態知識，尤為豐富多樣。無論是在西南還是在北方，各個民族社會都有豐富的認識自然、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本土生態文化。與西方生態人類學的調查和研究相比，中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對象有著長時段的歷史和本土知識的記錄，這對中國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們來說是寶貴的“本土文本”。顯然，為了能夠應用西方生態人類學的理論做我們的研究，忽視這些“本土文本”，“削足適履”是不可取的。國外生態人類學家提出的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出發點、對象、設定的目標等沒問題，他們的理論和方法是不是完全適用我們這里就值得討論。

范：那么，這些國外的理論，對于中國生態人類學以后的發展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方面？

崔：第一，需要再認識斯圖爾德的適應理論。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的文化生態學的一個最基本觀點是，文化是特定人群對特定自然生態環境適應的結果。他依據的是對類似肖肖尼這樣的印第安人部落調查獲得的資料，有沒有復雜社會的人類群體對復雜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人造的生態環境的適應問題？這在當前中國生態人類學研究中是無法回避的問題。我接觸過的一些研究生抱怨說，他們的田野調查點“不典型”，是不是受國外生態人類學早期調查對象形成的定勢模式有關？適應理論對生態人類學研究有著重要的認識作用，但是我們在面對已經發生巨變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來講，需要進行改造和創新，來適應復雜社會的生態人類學研究需要。適應總是存在的，而且現在的適應比肖肖尼那些印第安人的適應更加困難。比如，人類社會如何適應氣候變化就是生態人類學研究面臨的新問題。我們不僅面對著一個支離破碎的自然生態環境，而且面對著一個人造的“自然”生態環境。所以，我覺得適應理論仍然是我們觀察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但是需要把它應用到復雜社會的生態人類學研究中，需要通過認真的田野調查創新和改造。我們要看在復雜社會和“人造的自然”生態環境中，現在的人類群體怎么適應。

第二，政治生態學。過去生態人類學的研究不太注意權力和決策對于人地關系的影響?，F在看來，在我們中國乃至全球目前的語境下，權力、資本和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政治生態學的理論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借鑒，當然不是全部搬過來。

第三，過程生態人類學。我們的研究不太注重過程，新的生態人類學理論提醒我們，可能過程比最后的結果在生態人類學研究中更重要。過程中的人地關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再加上剛才講的政治生態學理論，各種權力、決策等等，特別是資本等對一個具體社會的人地關系的影響，無論是微型社會還是大社會，只有在過程中才可以觀察。

第四，生態學本身最近20年有一個新的發展領域，深生態學（deep-ecology）。過去生態學研究一個自然群落中的各種關系，深生態學研究自然群落中生物多樣性各種各樣的關系，以及擾動它們的另外的系統（社會系統）之間的關系。實際上說這個擾動最大的力量來自人類社會本身，最近在歐美的研究中借助了深生態學的角度看這種擾動。因為我們現在進行的全球最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與工業發展，這個擾動了不得，生態學的這個新理論認識可能對我們有所幫助。生態人類學研究也需要從生態學角度看問題，過去我們比較多地從人類學的角度看問題，再加上生態學這個角度更好。

現在國內有些學者認為斯圖爾德的適應理論現在已經不適用了，過時了，我感覺不是。我們都在適應，包括這些研究者自己都在適應（只不過是適應的范圍或者對象不同）。拿我做了近20多年調查的阿勒泰市汗德尕特鄉來說，30年前，兩個調查村是傳統的牧業村，現在雖然一年的四季游牧依然在進行，但是游牧的方式、時間以及牧民與外部世界的交換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牧民在冬草場的住房與過去完全不同了，手機成為了牧民聯絡最主要的工具。以前牧民騎馬走三、四個小時到鄉政府所在地辦事，現在手機一撥，問題解決了；使用汽車轉場，鄉里派醫療車巡回在牧道上，商人們的汽車跟著游牧的牧民和畜群走；牧道也變了，春秋草場成為了阿勒泰市著名的旅游景點，人來人往?？吹竭@一切，你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原來我們參與游牧時熟悉的很多東西不見了，但是游牧還在，牧民們在適應這種變化。五十多歲的牧民用手機打電話，二、三十多歲、甚至十幾歲的拿著手機，一邊放牧，一邊通過手機“看”外部世界。作為生態人類學的研究者，我們也處在適應過程中。適應理論的基本東西沒有過時，生態人類學研究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環境適應的關系，而且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與生態學家們一樣，需要觀察和研究自然生態環境怎么適應人類社會，怎么適應來自人類社會的干擾。

范：目前我國生態人類學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與以往不同，“生態”已經成為熱門詞匯，作為一門與現實問題緊密聯系的學科，面對著國家不斷出現的新議題，比如生態文明、“兩山論”、一帶一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未來學科建設與發展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崔：第一，基于本土歷史和現實的理論建設或理論構建依然是第一位的。我們現在處于一個比較尷尬的階段，我們自己還沒有一套完全基于中國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存在的生態人類學理論。我們國家有著歷史悠久的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知識體系，而且這個體系本身就是多樣性的，包括生態環境史，不同歷史時期各個地區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形成的哲學觀念。在理論構建上我一直思考三個問題：一是現在應該多做一些區域生態人類學的理論探索，按照不同的區域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特征，探索和形成我們的理論認識。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莫蘭教授的《生態人類學導論》，我認為這是一本比較成熟的生態人類學導論。這本著作與其他學者的著作不大一樣，強調不同的地理生態區域的研究。其框架結構按照不同氣候地理地帶，如溫帶、熱帶、濕地、干旱區、高山區等等，論述生態人類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我們的生態人類學在理論建設問題上是不是先考慮按照中國的地理生態區域，比如說干旱區、中原的農區、西南的亞熱帶地區、中南的水區，以及海洋海島，通過扎實的調查，逐步形成一些理論。二是要做結合的研究。比如古今結合，古人提出“天人合一”等等這些歷史上形成的認識，需要探究古人怎么通過觀察得出這些結論，然后和我們現在觀察得出的結論結合起來。其中要特別注意的是，在結合問題上要尊重文化多樣性。具體來講，要特別重視不同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本土生態文化。三是中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和調查要注重過程研究。我們現在博碩士論文大多都比較偏重于描寫他們觀察到的結果，對于過程的研究比較少。尹老師《刀耕火種》那本書里面實際上對刀耕火種整個過程，包括被消滅掉的過程都有非常好的描寫。因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在互動過程中逐漸演變來的。我們現在田野調查時只看到了當時呈現出來的現狀和一些結果，如果沒有過程研究，我們不知道人與自然的、人與特定生態環境的關系是怎么演變的，演變過程中他們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發展和變化的，而這些文化又怎么隨著生態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我覺得理論建設現在要做的就是這三塊。最近幾年， 我在塔里木河流域了一些調查做，一直在問當地的農民，他們記憶中的塔里木河，上一輩、上上一輩傳下來的關于塔里木河的一百多年的記憶是什么？在最近一百多年中（對這個時期的記憶比較靠譜），塔里木河河道是怎么擺動的？他們怎么樣隨著這個擺動而適應變化，調整自己的生計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這個過程非常重要，搞不清楚，就很難說我們在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態人類學調查和得出的結論是接近事實的。我們需要若干個這種過程描寫構建起我們中國不同地區、不同生態地區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這恰恰是我們現在的研究比較缺少的。大部分已經出版發表的成果呈現的是現象、現狀和產生的結果，這些現狀到底之前的演變過程是怎樣的，不是太清楚。

第二，生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可能和其他的人類學分支學科的田野調查有點區別，生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需要至少連續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時間，因為認識一個小型區域人與自然的關系，需要參與四季自然循環和人類活動的過程，沒有長期的、不間斷的對于整個過程的田野調查，我們對一個小型或微型社會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認識不能說是“全面”的，更不能說是“深刻的”?，F在國內，很多生態人類學的學者們，特別是研究生們，在現行制度安排上很少做一個年度連續性的田野調查實踐。我們的博士們現在田野調查到底做多長時間，假如能認認真真做連續性的六到九個月就是相當不錯的了。但是沒有這種不間斷的、長時段的田野調查，能夠說我們已經對一個小型或微型社會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了解“清楚”了嗎？對田野點的選擇，我們依然受傳統人類學觀念影響的認識，即一定要找一個“典型”的或“有代表性”的“傳統”存在比較明顯的田野調查點。然而，現在中國已經是一個發生巨大變化的國家，現代化和全球化影響波及到了過去我們認為的“傳統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由于社會的變化也在發生變化，現在影響人與自然關系的因素和過去影響人與自然關系的因素有很大不同。就是說田野點的選擇已經無法找到“傳統”的、受外界干擾不多的地點了。選擇有傳統與現代都存在，而且有沖突的田野調查點不可避免。當代的人類學調查和研究對象已經沒有我們“理想”中的那種部落和村社，應該面對當代社會。

第三，我們需要處理好多學科和跨學科的問題。生態人類學研究者，絕大部分人的學科背景是民族學、人類學或者社會學，我們缺乏生態人類學研究和觀察所必需的自然科學（地理、生態、生物）的視角和方法。前面提到的劍橋大學課題研究中，Humphrey 博士組織的培訓內容確實讓我耳目一新。除了人類學理論、調查方法的培訓外，多學科的培訓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影響。請來的老師中有一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環境學教授，他是一位國際上知名的動物環境行為學家，他講馬、斑馬與草地環境的關系，講馬的食草行為對草地環境的影響，聲情并茂，至今我還記得他的講課動作。另外一位老師是劍橋大學北極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講氣候與環境的關系，講北極氣候變化對內亞草原生態環境和牧民的影響，當時對我來講，真是前所未聞。受到這種多學科研究的影響，過去20多年來，我與本校的海鷹教授合作做研究，他是一位干旱區地理生態學家。我和他一起做調查、向他學習，獲得生態學、植物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從自然學科的角度認知草原、荒漠植物以及草原、荒漠植物群落，以及它們與其他環境因素的關系等，一起討論新疆的生態環境及變化，收獲很大。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和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者合作做生態人類學的調查研究，會慢慢覺得各自的學科知識是互補的。我的看法是，缺乏多學科的視角和研究，生態人類學總好像少了一條腿。因為生態人類學和其他人類學的分支學科不一樣，其他分支學科主要針對的是人及其社會、文化，而生態人類學除了這些之外，還有自然地理生態環境。對所研究地區的地理、生態、生物存在及其與社會的關聯不懂，在書本和網絡上抄點資料，沒有實地觀察的認識，這樣的研究不是認真的學術研究。我覺得這個問題需要將來的學科建設中注意。

第四，現在需要堅決地把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從所謂的“簡單社會”研究轉向復雜社會的研究。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社會，是一個急劇變化的復雜社會，或者有人說的“后自然社會”“后現代社會”，那么在復雜社會的田野調查必然會面對復雜社會中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生態人類學的調查結論和認識與早期歐美人類學家研究“簡單社會”形成的認識有巨大的或“質”的差別。這些結論有可能成為我們形成理論非常重要的來源。30多年前我們到中國帕米爾高原地區，那里受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影響非常晚，用官方語言來說，這個地區的發展非常緩慢。最近十幾年我多次到這里，發現在北京援疆團隊大力推動下，基礎設施建設好像飛躍了半個多世紀，不僅是塔什庫爾干縣縣城，在鄉村、牧區，也都是這樣。援疆單位把北京的發展、社會管理的經驗推及到了帕米爾高原，所有這些同時也在改變著那里的塔吉克社會和文化，變化之大使我感到非常驚訝。1984年我第一次到帕米爾高原留下的記憶與近些年來的所見所聞對不上號了。在這樣一個處于急劇變化的復雜社會里，生態人類學應該研究復雜社會，非常復雜的人與自然關系。

第五，生態人類學研究者不僅直接進入了田野調查的社會，也身處這個社會所在的生態環境中，面對著社會和生態環境急劇變化的現實，看到傳統文化的消失、生態環境變差等一系列問題，就會根據自己的調查研究結果給國家和地區提出建議，這很自然，這是應用生態人類學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這個學科應該為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服務，但是怎么服務？這是一個大的問題。剛才你提到國家不斷出現的新議題，比如生態文明、“兩山論”、一帶一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生態人類學確實有自己獨特的可以做貢獻的領域，但不是說生態人類學的一些理論或我們形成的認識可以直接成為國家進行生態文明建設的依據。我們的一些認識、理論通過轉化，首先能夠被決策者理解和接受；其次能夠被從事生態文明建設的老百姓理解和接受。這需要人類學家做大量的工作，我覺得有幾個方面需要思考：第一，態度必須嚴肅。有一些建言的文章把作者看到的現象和某些理論湊到一塊，就提出了如何做、做什么的許多建議。還有一些是依據國家提出的議題，湊上一些事例，就形成了政策建議或發展建議，實際上有多少具有可行性？包括我們學科研究生的畢業論文，不單寫一章“政策建議或應用”類的文字也不行。但是海量的“政策或發展建議”中有多少得到決策者的認可和接受，起到了作用？所以生態人類學研究者在為國家和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提供服務、提出政策或發展建議時，要有一個嚴肅的態度，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隨心所欲。第二，認識必須客觀。一些涉及到生態人類學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論文，對傳統生態文明和傳統本土知識的認識和評價有點脫離實際。傳統農耕時期和游牧時期形成的人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的理念和方法在那些時期是適用的，但是到了現在大規模的工業化、信息化時期，是不是或能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為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服務？需要在認真調查的基礎上，按照嚴格的學術方法去蕪存菁、保護和弘揚傳統生態文化中的精華，揚棄不適應今天社會發展的內容。在傳統社會形成的那些觀念、方法是不是在今天完全適用，要打問號，我們要客觀地看待這個事情。我們生態人類學必須認識、闡釋傳統的生態文化和生態行為的核心是價值觀念和生態智慧，而不是完全照搬傳統社會的一些做法。第三，持嚴肅客觀批評的學術立場。生態人類學在為國家和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提出建議的時候要保持學術批判的態度，因為存在著各種有害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問題。當然，在我們目前的環境中，批評和批判比較難做，但是還得做，換一種能夠被接受的方式來做。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古村鎮大會，在會上一個公司展示了他們的“古村鎮保護和創新方案”，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一個蛋糕的模子，把古村鎮所有的元素揉到一塊，按照同質化的方式進行改造和新建。按照那種設計方案，每一個村鎮基本上都是一種思路，一個標準，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沒有了。從公司的角度看，這個方案如果被接受，是一個盈利的事情；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這個方案很新而且標準化程度很高，只要有錢做起來不難。但是忽視了一個問題，這個高度標準化的方案把（生態）文化多樣性這個中國古村的靈魂抽取掉了。我們在發言的時候指出，如果按照這個方案搞古村保護，又走了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中國城市規劃建設的那種套路，千村一貌，是不可取的。

生態人類學研究可以、也能夠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是生態人類學應該承擔而且可以承擔的責任，我想，要做到有所貢獻，生態人類學研究者應該恪守嚴肅客觀的學術態度、學術規則，通過認真的田野調查，把不同地區、各個民族的傳統生態智慧和優秀的生態文化挖掘好、整理好、闡釋清楚，在這個基礎上按照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總體要求，提出分區域、注重鄉村的理論和方法建議。同時，對那些胡編亂造、嘩眾取寵的“理論”和“策略”，保持一個嚴肅客觀批判的態度。

范：您對生態人類學學科的發展和建設的思考非常地系統和全面，尤其您提到的復雜系統、政策層面的應用等都非常必要和緊迫，現在生態人類學的研究落地與發聲還是挺困難的，尤其為決策部門提供準確的信息和有效的政策建議很難，應該怎么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呢？

崔：不能說“非常系統和全面”，僅僅是個人在過去數十年間田野調查和做研究的一點體會。一方面，我們生態人類學研究者，通過過去數十年的田野調查和研究，獲得了中國各個區域、各民族本土生態文化的大量第一手資料，為我們這個多元一體國家人與自然的關系建立起了一個初步的知識體系，對快速發展的中國人與自然關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有著來自田野的切身感受，所有這些使我們堅信，生態人類學研究對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等基本國策的實施和落實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這一點無需置疑。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在生態人類學的研究落地與發聲還是挺困難的”問題，這需要從兩方面看。

首先，學科研究在理論建構上依然薄弱，實際上這是中國人類學學科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之一。在引進國外生態人類學理論和建構，將其植根于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理論方面，做得還不夠好，沒有形成能夠解釋這片大地上人與自然關系的系統的理論體系。這也許是中國生態環境與社會歷史和現實非常復雜的原因所致，但生態人類學學科內研究力量、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不足或薄弱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還有，由于復雜的原因，急功近利的“研究”思維也影響著學科的發展。

其次，從各級決策層和大眾對于這個學科的了解和接受角度看，生態人類學究竟對發展的中國，特別是對國家生態文明國策的實施和不同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究竟有什么作用，恐怕對此了解的政府人員和大眾很少，即使是那些直接參與和指導生態文明建設的官員們對這個學科的認知情況也是如此。我曾經參與關于新疆生態發展戰略的一些會議，討論生態文明建設時絕大多數官員的發言只能是“背書”，他們對于生態文明建設基礎之一的生態文化的認識還只是集中在美化環境、改善人居條件等方面。這些與生態人類學學科知識的普及遠遠不夠有關，也與整個社會對生態文明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認知不到位有關。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需要下大力氣推動和解決的問題，生態人類學研究者需要考慮走進另外一個“田野”，即如何參與到各個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決策、實施中去，在這場偉大的實踐中汲取營養，提升自己，反過來反哺生態文明建設。

想多談幾句的是，生態人類學學科發展和服務于國家發展決策，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研究思路，以及如何提供準確信息與咨詢建議。我前面多次提到，生態人類學研究應該是多學科的研究，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和融合是不能回避的研究思路?，F在有一個傾向，即多學科等于定性與定量研究結合就可以了，比如現在學術論文的寫作，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受到一種驅動，一定要搞數據，但是對人類社會的研究，甚至包括對自然的研究，完全依靠數據并不能得出定性的結論?，F在決策部門也要求你提供一個準確的數據，但是什么叫準確的數據？人類學研究者往往通過獲取當地政府數據和做問卷獲得需要的數據。當地政府數據的準確性問題一直有疑問，這里就不多說了。我們按照社會學的方法做問卷，獲得的數據準確嗎？20多年前我在阿勒泰地區一個鄉做了近7個月的田野調查，期間也做了問卷調查。田野調查即將結束時，我對所做問卷獲得的信息，特別是數據的準確性發生了懷疑，因為近6個月的參與式觀察，我對著田野點的了解深入了。為了驗證，我又用同樣的問卷選做了十幾家的問卷調查，結果令人吃驚。十幾戶問卷第二次做完之后，我與之前做的一對照，第一次做的問卷里面獲得的數據和信息中60%是有問題的，第二次問到的答案比較真實。

這件事情給我的教訓就是人類學做問卷調查一定要小心，在后來的很多調查中，我很少做問卷調查，我寧可纏上一個人問他一天。從生態人類學的角度，怎么把自然科學，比如生態學所要做的量化研究和我們這種定性研究結合起來得出認識，是需要磨合的。我們自己的學識和方法上現在完全掌握不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和海鷹教授這樣的自然科學研究者合作。他從高山到盆地大概一公里半的垂直帶，搞十個樣方；我在旁邊跟著一群羊，記錄下羊群在哪里停留時間最長，比較喜歡啃食哪些草。然后問牧民，一天從下面到上面趕幾趟羊，羊在哪里停留最多。那么這一公里多的垂直帶上，羊群的移動、行為、吃草頻率和草地垂直帶樣方中植被的變化，一對照就看清楚了。海鷹教授做的量化調查，如草場蓋度、密度等，和我們對這群羊啃食的觀察，結合起來，得出的關于載畜量、放牧密度等結論基本上是準確的，我的觀察獲得定性資料和他的數據可以對上號。

人類學的誘惑正是在這個地方，老讓你犯錯誤，當時說搞清楚了，過了十天再過去看，發現自己搞清楚的事情還不完全是這樣。所以我在田野調查的時候就同一個問題會多訪談幾個人。被調查對象具有共同認識的那一點，可能就是比較接近真實的。因為每個人談東西，他自己自身的經歷，都可能影響他敘述出來的東西。

范：新疆的自然生態環境特別復雜多樣，沙漠、盆地、高山、草場、農田各種類型都有，同時也是一個民族特別復雜多樣的地區。您在這個地區已經進行了大概三十多年的研究了，從您的角度來看，新疆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比較棘手的有哪些問題？或者比較有意義的點有哪些方面？

崔：我覺得新疆應該是國內做生態人類學調查和研究比較好的一個地區。第一，生物多樣性。新疆的生物多樣性在于他的生態環境多樣性，這里除了沒有海洋，地球上其他的地理單元在新疆都有。第二，文化多樣性。民族之間文化的差異很明顯，文化多樣性特征非常明顯。第三，新疆文化多樣性還體現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積淀，歷史上受東來西往的文化影響，積淀下的東西形成了歷史文化的復雜性。這幾個方面對生態人類學研究來講，既提供了比較好的研究對象和資源，也構成了學術和其他方面的挑戰，因為對象太多、資源太豐富而讓我們感到力不從心。我自己認為，在新疆做生態人類學研究需要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轉變現在單一民族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做國家在場的生態人類學調查。這個分兩個方面看：一是我前些年做了一個新疆生態文化類型區的劃分。第一類是森林-草原生態文化，第二類是沙漠綠洲生態文化，第三類是高原生態文化，主要是帕米爾高原的生態文化，第四類是屯墾綠洲生態文化。這四個實際上是按照生態功能區劃分的，按照這個分類，你會發現每一個生態文化區里面不是單一的民族。比如說森林草原，就有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還有一部分維吾爾族。在這樣一個區域之內，生存著多個歷史悠久的游牧群體。所以以單一民族為基點進行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就顯得不足。在帕米爾高原，柯爾克孜人和塔吉克人在那里生存了非常長的歷史。然而，近70多年來，這里居民的民族成分在增加，逐漸有了維吾爾族、回族和漢族等人口，人與自然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二是國家在場的生態文化區?，F在這些生態文化區不是過去那種“原始的、樸素的、粗獷的”部落區域，國家半個多世紀以來在這里對這些民族社會的改造、整合，幫助他們發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時，國家的建設工程，包括民生建設工程對這些地區生態環境的改造影響是非常大的。比如中石化、中石油進駐塔里木盆地，當地人與自然關系增添了新的因素和變數，外來人群生態環境行為與當地綠洲居民生態環境行為的差異和互借互融，使沙漠綠洲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有了新的社會和文化因素與內容，整體上復雜化了，這就是國家在場的影響。我覺得國家在場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甚至是一個重要領域。

第二，這些年我們感覺到，新疆生態人類學研究中，對水以及水與人類社會關系的認識是極為重要的。我們做了一些牧區哈薩克、柯爾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人民與水關系的調查，了解他們怎么看待水、應用水，他們和水之間的關系是什么，特別是有多少關于水的各種各樣的禁忌與儀式，等等。后來我們把關注點集中到了綠洲，綠洲離不開水，沒有水就沒有綠洲，在這里是個常識。我們針對綠洲居民進行水的調查，主要是維吾爾族農民，也包括一些漢族農民。對水與不同生態文化區域內居民關系的調查，形成了我們對新疆不同生態文化區內人和自然關系的一些新認識，這個研究我們還在繼續。最近，我們還關注到了氣候變化帶來的一系列涉及水資源和對生態環境、生計的影響問題。

第三，政治生態學視角下的決策研究。政治生態學講的是政治決策及其對生態區域和人地關系的影響。我們主要研究他們的決策，決策分三個方面，各級政府的決策，大大小小的企業在農牧區的決策，農牧民自己的決策，這三個方面缺一不。王曉毅教授和他的團隊在內蒙做了長期調查，成果非常多。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從政治生態人類學角度講，牧區現在的問題就是各種決策博弈的問題，政治生態人類學的一個角度是研究博弈。

第四，區域生態文化多樣性?，F在，新疆生態文化研究連一本著作都沒有。論文倒是有，各種各樣的論文，而且大多數是研究單一民族的生態文化。我前面講了，這種單一民族生態文化研究已經不能全貌反映現在的人與自然關系，需要從區域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們現在非常想做高原、沙漠綠洲、森林草原的基于不同區域生態文化田野調查與研究。換一種視角來看，可能會有新的發現和認識。這是基礎性的東西，以前調查不多，需要把這個搞清楚。即使做單一民族生態文化研究，也要看傳統形成的生態文化、形成的過程和最后積淀起來的那種文化是什么樣的，這個生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是什么，然后再看不同區域的生態文化價值觀念有沒有共同的東西。我們這些年做的調查，對納日碧力戈教授這些年一直提倡的共生共榮研究，有了新的認識，就是人與自然的共生共榮，一個核心價值觀。

第五，需要搞清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系。關于生態人類學的定義非常多，這個學科在某種意義上是認識和研究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之間關系的橋梁。我個人感覺生態人類學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探究這個關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看作是地球這輛車上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裴盛基教授指出，人類社會對地球各種生命形式的巨大影響， 使生物多樣性不再是一個與人類社會相互分割的自然單元，人類的文化、價值觀、社會經濟、資源管理、政策法律、倫理道德等，與生物多樣性的管理密切相關。他又說，人類活動改變生物多樣性的生存狀態是由文化價值觀決定的，文化表達人與生物多樣性的互動關系。新疆是一個做這兩個多樣性關系研究的好地方，但是我們與尹紹亭和楊庭碩老師他們團隊做的研究相比，落后了一大截，我們對本土知識的搜集整理不夠。特別是這些年來，這種搜集整理遇到了很大的問題，我也比較著急。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關系搞不清楚，生態文化多樣性就說不清楚。第六，應對氣候變化的生態人類學研究非常重要。大多數科學家認為，現在全球氣候發生了變化。最近十幾年，新疆氣候變化明顯的特征是溫度升高，降雨量增加，過去新疆人老盼著夏天天氣涼一點，下雨多一點。今年，降雨量明顯多了。這種變化，對草原、綠洲和高原生態環境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目前還沒有很明確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們在牧區和綠洲的調查初步顯示出，出現的變化已經對牧民和農民的生計產生了影響，適應氣候變化已經不再是一種對未來的預測。當年在劍橋大學參與課題研究的時候，Humphrey博士很有遠見，請來給我們做培訓的學者中，有劍橋大學北極研究所的學者，給我們講北極地區氣候變化對歐亞草原地帶的影響。我們當時有點糊里糊涂，亞州北部草原放牧羊群還要受北極氣候變化的影響？現在慢慢感受到了這種影響。比如牧民游牧到夏牧場的時間推遲了，意味著他們和牲畜在夏牧場的時間縮短了，如果九月底開始降雪，他們就得驅趕著牲畜趕快下山。降雨時間變化和降雨量增加對新疆棉花生產也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在棉花生長期間雨水過多，日照不足，導致棉花生長出現問題。如果氣候變化趨勢是長期的，那么對新疆人與自然的關系會發生非常大的影響。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在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在氣候變化的過程中，不同生態區域的人類社會是怎么樣適應氣候變化的。在牧區田野調查中了解到，牧民有一套應對極端天氣的傳統知識體系，如何使這個知識體系與現代科學結合起來，這是生態人類學研究面臨的挑戰。我自己認為，人類學所有的分支學科中，生態人類學可能是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能夠與自然科學直接對話的學科。

第七，按照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倡議，新疆現在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這里面就產生了兩個大的問題。我們絲綢之路經濟帶走出新疆到中亞，走出帕米爾高原到南亞，到巴基斯坦，乃至更遠的地方，這些地區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干旱區半干旱區。也有沙漠綠洲、草場森林等生態系統。第二點，這些地區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這些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生態文化，與新疆的相似性比較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中包括了人類生態文明共同體，維系文化和文明的多樣性，維系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生態文明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內容。如果新疆生態人類學形成了研究干旱區、半干旱區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和方法體系，無疑對幫助國家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大有幫助。生態人類學家介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調查研究沿線地區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文化，然后提出對策、參與培訓等，可以降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生態環境和當地文化可能遭到負面影響乃至遭受破壞的風險。這對于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實現和建設，無疑是有用的。

責任編輯：劉冰清

文字校對：向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