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巴達木墓地出土隋五銖辨析

蘆韜 胡振卉

摘要：2004年吐魯番巴達木墓地編號為05TBM302的墓葬中，出土兩枚五銖錢，筆者認為從文字風格上來判斷應為隋五銖錢，由于隋五銖錢鑄造量大，流通范圍廣，出土量大，麴氏高昌與隋朝關系密切，因此隋五銖流通到高昌地區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大統五銖。

關鍵詞：巴達木墓地;大統五銖;隋五銖錢;高昌

2004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對受盜擾的巴達木墓地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此次發掘共清理麴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墓葬79座，其中，在編號為05TBM302的墓葬中，出土五銖錢兩枚，至于兩枚五銖錢的定名，201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魯番晉唐墓地——交河溝西、木納爾、巴達木發掘報告》（下文簡稱《吐魯番晉唐墓地》）編者，認為出土的兩枚五銖錢為鑄造于西魏時期的大統五銖。

一、從錢文形制方面判別隋五銖與大統五銖

對照《吐魯番晉唐墓地》該書圖板第四十四，巴達木墓地出土的兩枚五銖錢，錢身正面外廓寬平不似漢五銖高峻，無內廓，“五銖”二字篆書，上下與內穿齊平，“五”字書寫極像一“區”字，“銖”字金字旁的三角頭向內傾斜，“朱”上下兩筆對稱方折，錢背內外廓均有且扁平，二枚五銖錢從文字風格、錢幣形制上來判斷，符合隋代鑄造的五銖錢典型特征，應為隋五銖。根據《隋書·食貨志》記載，隋五銖錢始鑄于隋朝開皇初年，隋文帝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為統一幣制，進而恢復社會經濟，“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彪m說后期有所減重，但隋五銖錢總體上鑄造精細，文字秀美，在中國古代貨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五銖錢的斷代一直是困擾學術界的難題，《吐魯番晉唐墓地》編者將隋五銖錢誤認為大統五銖也是情有可原。根據《北史》記載，西魏大統六年（540年）、大統十二年（546年）曾鑄造發行過五銖錢，但學術界對大統五銖存在爭議，且相關考古資料較少，僅1984年咸陽市胡家溝有明確紀年的西魏侯義墓曾出土39枚五銖。該墓墓主下葬時間在西魏大統十年（544年），出土五銖錢應為大統五銖。

西魏侯義墓出土的這批大統五銖，與常見的隋五銖相比，外形、文字風格極為相似，但二者還是有所區別。根據筆者觀察，從文字上看，大統五銖“五”字下橫略向下傾斜，而隋五銖“五”字下橫與內穿處在一條直線上。從錢體上看，大統五銖錢體大而厚重，直徑在 2.5厘米左右，外郭寬0.3厘米、厚度為 0.15厘米，而隋五銖外個頭則稍微小一點，直徑在2.3厘米左右，外廓、厚度均稍小于大統五銖。而巴達木墓地出土的2枚五銖錢，直徑為 2.35厘米，內穿0.9厘米，屬于典型的隋五銖錢無疑。

二、隋五銖與大統五銖在流通范圍、鑄造量、存世量方面的對比

隋五銖與大統五銖相比，鼓鑄量較大，流通區域廣泛。隋朝政府在并州設置錢爐五爐，揚州設置五錢爐，鄂州設置錢爐十爐，益州設置五錢爐，鼓鑄并發行隋五銖錢。民間私鑄隋五銖錢的行為也屢禁不止，私鑄數量也相當大。直至唐武德四年開元通寶錢鑄行，才結束了隋五銖錢流通的歷史。隋五銖不僅鑄造量大，存世量也頗豐。建國以來，隋五銖錢在全國各地屢有出土。茲舉出土數量較大的幾例：1982河南省滎陽縣城關鎮發現一處錢幣窖藏，出土隋五銖錢13000余枚，1983年山東省博興縣隋代寺院龍華寺遺址，出土隋五銖 324枚。2013年3月，西安西郊三民村19座隋代墓葬中，共計發掘出土隋五銖錢140枚。而西魏大統五銖通過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的，僅見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一例。鑒于隋五銖錢在歷史時期鑄造量、存世量、出土量也大，因此，吐魯番巴達木墓地出土隋五銖錢的概率要遠大于西魏大統五銖。

三、從麴氏高昌與隋朝關系探討隋五銖流入的可能性

從古代高昌與中原地區的交流融匯來考量，吐魯番巴達木墓地出土隋五銖錢，還見證隋朝中央政府與高昌國的密切聯系。出土2枚隋五銖的05TBM302墓葬，其旁邊編號為05TBM302的墓葬出土了一枚北齊的常平五銖，兩座墓葬中未出土唐代的開元通寶錢，出土其他器物未見明確紀年，但器物類型符合麴氏高昌時期的器物特征，應為此時期墓葬。根據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統計，麴氏高昌政權與隋朝中央政府交往有五次，最重要的一次為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高昌國王麴伯雅及其世子麴文泰入朝，隨隋煬帝游歷了長安、洛陽。每次高昌國的朝貢，隋王朝都給予豐厚賞賜，作為隋王朝的法定貨幣，也有可能在賞賜之中，被麴伯雅、麴文泰父子及其隨從帶回高昌國內。而西魏由于歷史短暫，根據王素統計，麴氏高昌僅在西魏大統十四年（548）和恭帝二年（555年）遣使請封，兩次交往側重于政治上，且次數、深度、范圍遠不及麴文泰父子時期與隋朝的交往。由于高昌地處古代絲綢之路要沖，來自河中地區的昭武九姓胡商即粟特人，建立西起撒馬爾罕，東至長安、洛陽的貿易路線，其網絡輻射中原腹地。在高昌境內，也有粟特人活動，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中，就有相關粟特人的記載。所以，也不排除粟特人通過絲綢之路貿易，將其從中原帶入高昌地區的可能。

綜上所述，從吐魯番巴達木墓地05TBM302號墓出土的兩枚五銖錢的文字、形制等直觀判斷，結合隋五銖錢鑄造量、流通范圍、出土量等因素，參考高昌國與隋王朝的緊密聯系，筆者判定兩枚五銖錢應為隋五銖錢而非西魏大統五銖錢，故而《吐魯番晉唐墓地》編者定名為大統五銖是不準確的。由于筆者學術水平淺顯，僅成一家之言，文章中多有疏漏，還望讀者不吝賜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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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榮新江著：《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

[9]〔唐〕李延壽撰《北史·魏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作者簡介：蘆韜（1986-），性別：男，民族：漢;籍貫：河南省安陽市人;職稱：文博館員;學歷：碩士研究生;單位：吐魯番市文物局;研究方向：吐魯番文物保護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