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經?桃夭》到《紅樓夢?五美吟》探尋“美人隱喻”與中國文化傳統

摘? 要：通過非直接點明的比喻方式，體現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是漢語文學創作中的常見方式。本文以《詩經·桃夭》以及《紅樓夢·五美吟》為例，通過對“美人隱喻”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析中國古代文人的思想認知水平，并對“美人隱喻”與中國文化傳統的辯證發展關系展開論述，希望讀者能夠有所收獲，不僅可以正確看待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也能夠對生活實際有所幫助。

關鍵詞：美人隱喻;中國文化傳統;思想認知水平;辯證發展關系

作者簡介：秦燕南（1979-），女，漢族，河南平頂山人，黃河科技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語言文學、影視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9-0-02

引言：

隱喻是漢語文化中一種常見的修辭手法，是指用一個詞或者短語（通常是一個具體事物），指代另一種具象物體或是人，通過其某一方面的“美好”，暗示被指代事物同樣具備此種優良品格。在文人騷客的筆下，多種實際事物被用于隱喻，寄托自身的“壯志未酬”或“英雄垂暮”，使觀者看后，產生精神層面的共鳴，進而生成帶入感，更加深入地了解作者或相關的文學形象。

一、中國文化傳統中“美人隱喻”的發展歷程

對于美的追求，不存在時空界限，在任何時代，追尋美、守護美，均是社會的主旋律。但對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群體來說，對“美”的定義存在差異。所謂“美人隱喻”被分為兩個級別：

第一，外表的美麗形態。如我國古典文化中的美人代表，既有“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之贊譽的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蟬、楊玉環），又有柳如是、陳圓圓、杜十娘等并稱“秦淮八艷”，為后世津津樂道的八位奇女子。每一位“美人”，除了其傾國傾城的容貌之外，如果平生機遇不夠“奇”，則聲名也不會如此顯著。如《紅樓夢》中，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以“傳說故事”為憑據，分別對西施、虞姬、明妃（王昭君，晉代避諱司馬昭名諱，改稱王昭君為明妃或明君）、綠珠、紅拂女的身世進行概括，從而形成《五美吟》。按照北京師范大學康震教授的說法：“《紅樓夢》先是一場大富貴，后是一場大破敗，終究一場空歡喜，無論是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所求皆不得，但歸根結底，寫的還是曹雪芹的自身經歷?！?/p>

第二，結合上文所述“美人隱喻”到了清代，“借古諷今”的本質已經著重凸顯，明末清初的小說家，大多在其作品中引入此種模式，借以表達自己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不滿（但實質是期待）。但此種思維并非形成于明末清初，筆者認為，始于東漢末年三國時代，經過魏晉南北朝的發酵，到了隋唐、兩宋年間，在無數文學大家的渲染之下，“美人隱喻”的性別主體由“美女”變成了“懷才不遇的英雄（君子）”。根據《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每自比管仲、樂毅”，經由劉備三顧茅廬之后出山，輔佐兩代君主，成就霸業。此種被《三國志》作者陳壽稱之為“古今之盛軌”的君臣際遇，令無數文人騷客為之瘋狂。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相對應的是“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但古代文人的清高，要求他們不能輕易“放下身段”，如果能夠由君主“三顧”而出山，將會使其虛榮心得到極大的滿足。到了唐代，詩仙李白來到長安之后，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其自比管仲、諸葛亮、謝安，但其過于“灑脫”、缺乏政治頭腦的性格，注定了他只能是“仙”，而不會成為“能臣”。到了元明清時期，市井流傳的歷史故事版本多種多樣，小說適時出現，而在羅貫中、施耐庵等人的筆下，諸葛亮被正式捧上神壇，天下的讀書人幾乎都將自身帶入諸葛亮的“美人/君子如玉”的設定之中，希望有朝一日，君王能夠對自己另眼相加，使自己的人生出現天翻地覆式的變化[1]。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美人隱喻”由最初的單單指代“美人”，逐漸演變成英雄，進而成為一種極為虛幻的英雄形象（小說中的諸葛亮，絕非歷史真實存在的諸葛亮），看似是隱喻主體出現變化，實則是讀書人的思想認知發生了改變。

二、《詩經·桃夭》中的“美人隱喻”分析

《詩經·桃夭》中的“美人隱喻”，既彰顯著先秦文化的高度發達，由能夠切實體現出人民的樸實無華。第一章節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以鮮艷的桃花指代新娘的妙齡與嬌媚，希望其嫁給良人，此后家庭和睦，一生幸福。自此開始，以“桃花指代妙齡女子”為代表的隱喻方式，成為了漢語文化中的一種常見修辭方式。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民間文化，還是文學大家的筆下文章，均少不了以《詩經》為例。如朱熹《詩集傳》中所述：“然則桃之有花，正婚姻之時也”，寓意在春暖花開的時節，最適合辦紅事，彰顯了古人對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二、三量章節“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卑凑罩弊g內容來看，也可以作希望家庭和睦、多子多孫的理解。但細究之下，《詩經·桃夭》暗含對女子德行方面的要求。短短60個字中，共三次提到“室家”、“家室”、“家人”，現代視角下理解的“家庭和睦”，放在先秦時代，需要增添“女子對家庭辛勤付出”的理解，對衣物的漿洗縫補、準備日常飯食、侍奉公婆、相夫教子，幾乎沒有一刻得閑，還要忍受男女不平等帶來的多種委屈。但在那個時代，此類“工作”均為女性必須承受的內容，連“美人”都要如此，遑論姿容處于中等甚至可以用“丑陋”來形容的女性。由此可見，此階段的“美人隱喻”更多指代現實生活中的美人，具體內容往往圍繞日?，嵥槭挛?，且需要從正反兩個方面看待。

三、《紅樓夢·五美吟》中的“美人隱喻”分析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寫道“黛玉自謂‘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恰被寶玉翻見，將它題為《五美吟》”。針對五位美人所做的詩中，均選取了令人蕩氣回腸的巾幗英雄事跡，為了越國，甘愿委身于夫差的西施;為了成就楚霸王千古英雄氣概而自刎的虞姬;傾國傾城的容貌、唯我獨尊的權力，卻抵不過小小畫師手中的一支筆;已經富可敵國，卻仍逃不過權力的強制命令，最終共赴黃泉的石崇與綠珠;身居楊府，尸居余氣卻英姿颯爽的紅拂女，五位“美人”的容貌、氣質、所處環境等均大不相同，其人生際遇卻足以為后人永久回味。然而，在林黛玉的心中，這些美人的“為后世懷念”，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嗎？林黛玉喜歡賈寶玉眾人皆知，她和寶玉自己也知，但若沒有木石前盟，兩人就真的能夠在一起嗎？曹雪芹將自身境遇，結合春秋筆法，在《紅樓夢》的開篇就已經埋下了悲劇式的結局，無論高鶚是否“狗尾續貂”，兩人的結局已經注定。與之相似的是施耐庵的《水滸傳》，36天罡、72地煞的宿命早已明示，如果觀者的思考深度僅僅停留在“宋江不接收招安，梁山就能夠一直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銀”，則無法抓住精髓?！都t樓夢·五美吟》、《水滸傳·宋江招安》，甚至是《三國演義·劉玄德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決策》，本質上充滿了明清時代文學作品創作者的“美人隱喻”，諸葛亮、劉備、宋江、李逵、賈寶玉、林黛玉，代表了社會不同階層，形形色色的人。作者自身是其中的一個（或是向往其中的一個），觀者看后更是如此。由此可見，英雄或是美人的本質形象其實并不重要，背后蘊藏的、無法說出口的“隱喻”才是古代文人的真正訴求[2]。

四、“美人隱喻”與中國文化傳統的辯證發展關系

結合上文對“美人隱喻”的分析，筆者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一脈相承，雖然朝代不同，具體的人、事、物業存在差異，但值得今人深入研究的核心價值，即“美人隱喻”與中國文化傳統的辯證發展關系始終未曾出現一絲一毫的變化。自古以來，“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的說法長期流傳。高級形態的“美人隱喻”，其實可以視為一種寄托政治追求的方式。如“三顧茅廬”成為千古君臣際遇典范的核心原因正是在于，一個君王（盡管彼時的劉備還是一條“潛龍”，實力不足），能夠“猥自枉屈”，多次拜訪一位比他年輕20歲的年輕人，尋求自身發展出路和治國之道，此種驚天地泣鬼神的舉動，令歷朝歷代的讀書人心向往之?！爸鲋鳌?，首先要有“知遇”，如果相反，斷了讀書人謀求“知遇”的道路，盡管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千古功業，依然被后世讀書人給予“焚書坑儒”、“暴秦無道”的負面評價;清朝雍正皇帝推行火耗歸公、攤丁入畝，讓老百姓有好日子過，扭轉了康熙末年國庫空虛的不良局面，但因為“得罪了”讀書人，而被野史編排成無道昏君。由此可見，“美人隱喻”如果和中國古代政治“過往甚密”，則無論是“美人”還是“君子”，其純潔性都必然大打折扣，甚至在很多時候，以“美人/君子”自居，只會撰寫酸楚文章的文人騷客們，希望通過“隱喻”方式表達政治訴求的行為，完全不值得今人提倡?？傮w而言，在歷史和傳統文化中，類似的有趣之處浩如繁星，對其進行深入研究，有助于當代社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3]

結語：

在漢語文化中，“美人”與“英雄”相對應，所謂“寶劍贈英雄，紅粉贈佳人”泛指強強聯合，使每一項優良的事物都能處于正確的位置，最大化發揮自身的作用。一旦明珠暗投，則光輝也會隨之暗淡。在現代視角來看，“美人隱喻”確實令人唏噓不已，但以“美人”自居的古代文人，是否真正擁有經天緯地之才，更值得今人討論。在借古比今的過程中，掌握精髓，正確看待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參考文獻：

[1]扎西南杰. 《紅樓夢》藏譯本文化意象翻譯研究[D].西北民族大學，2020.

[2]廉水杰.“美人隱喻”與中國文化傳統——從《詩經·桃夭》到《紅樓夢·五美吟》[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2020，20（02）：41-44.

[3]孔天伊. 《詩經》中“桃”和“?！钡膶徝酪庀笱芯縖D].黑龍江大學，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