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之明清史講義及相關的學科建設

摘 要 歷史學家鄭天挺先生在南開大學1956年的明清史講義，與楊翼驤、王玉哲兩位先生的講義失而復得，于2018年同時重現，提供了考察20世紀50年代南開大學歷史學科建設的寶貴資料。鄭天挺以無私奉獻的集體主義精神，主導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教學與研究，在唯物史觀原則和方法的指導下，務實、穩健地埋頭苦干，取得在全國高校歷史學上領先的業績。但由于隨后一系列事件的出現，鄭天挺沒有完成在南開的全部規劃，其中的經驗與教訓值得反思和總結，以利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 鄭天挺，講義，南開大學，學科建設

中圖分類號 K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457-6241（2020）20-0061-05

歷史學家鄭天挺先生自1952年奉調南開大學，即為南開大學歷史學學科建設的主要策劃者，他以飽滿的工作熱情，集體主義的忘我精神，純正敦厚的道德情操和精博的學術水平，成為南開大學歷史學科的旗幟，這種地位無他人可與倫比。鄭先生平生極其重視歷史教學，將教學與學術研究密切結合，這是他歷史學科建設的根本理路。他不顧領導工作和多種事務纏身，盡可能地親身投入教學工作。他在南開講授明清史的講義以及另兩位教授的講義，佚失多年之后于2018年同時重現，不僅展示了南開大學歷史學在20世紀50年代的蓬勃景象，而且蘊含著鄭天挺對于歷史學科建設的突出貢獻。

一、鄭天挺在南開的明清史講義

鄭天挺先生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工作期間，雖肩負?？倓臻L等事務繁雜的行政職務，但始終堅持親自給本科生開設課程。他講課的準備工作認真、勤奮，積累了中國古代史資料卡片數以萬計，其關注的重點在明清兩代。鄭先生治學，向來都是教學與研究相輔相成的，書寫史學卡片，等同于艱苦的學術研究工作，而這些資料卡片確實也利用于教學和研究兩個方面。鄭先生調入南開大學之后，擔任歷史系主任之職，更把本單位集體的歷史教學與歷史研究，視為最高要務，致力組織起中國歷史學科教學與研究的學術隊伍，以身作則地率領多名教師開展系列的教學課程。在南開，鄭先生主要講述明清史，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教學要按照唯物史觀的思路和框架建立教學大綱，這是一件新的規范，一切都是從頭做起。因此，鄭先生的明清史教學大綱經歷了多次修改，至1955年才形成基本穩定的教學結構，1956年初編成講義并且油印后而使用。

南開大學歷史系自20世紀50年代中，就由教師編寫講義，經手工刻寫蠟版，油印裝訂，發給學生，作為教材。這是鄭天挺先生所創立的規則，一直實行到改革開放后80年代初。不過，油印教材的印數雖然不少，但印刷質量難以提高，隨著出版物的增多，很容易被放棄保存，歸于淪滅。1956年印發的南開諸位教授的講義，已有多年離開人們的視線，甚或被淡出記憶。

然而2018年8月22日，筆者注意到網絡上有一組三份的歷史講義拍賣，乃王玉哲先生“中國上古史講義”、楊翼驤先生“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史講義”、鄭天挺先生“明清史講義”，真如天賜，機不可失，當即買下。在楊翼驤之講義正文首頁下角，有鋼筆書寫的“緯堂”二字，是保存者署名，經查考乃南開大學歷史系1955級本科生姜緯堂（1936—2000年），至今網絡上尚有姜緯堂之藏書拍賣。姜先生畢業后，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員，學術成就豐富。尤為可貴的是：姜先生必定十分珍重在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學習經歷，故能保存這套南開大學歷史課程講義達幾十年之久。

筆者認為，這部講義的油印和裝訂時間為1956年2月至5月之間，理由是：第一，楊翼驤之講義后附“歷史系一年級中國史課堂討論提綱”，計劃于1956年5月30日、31日組織學生舉行兩次討論，講義油印時間不能晚于此年5月;第二，關于漢字簡化，1955年有過熱烈討論，但至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國務院的《關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和《漢字簡化方案》，才形成定議。而講義是大學生手刻蠟版油印而成，其中簡體字與原繁體字混雜使用，表明簡體字已然推行但尚未被熟練掌握，因而油印時間不可能早于《漢字簡化方案》的公布，也不會滯后太久。2月是大學寒假后開學之時，講義必在本月付印下發，以助學生的課堂學習。查鄭先生家藏的1956年度明清史講課提綱，①章節設置的標題與新發現的這件“明清史講義”基本一致，也印證了二者同是1956年的文獻，1956年的明清史講課提綱與1956年的明清史講義，自然關系密切，但為了進一步研究和分析，還應該講清這份重要文獻的形式與內容。

油印的“明清史講義”，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課程講義很不相同，其基本模式是十分系統的章節布局，下設各種反映歷史史實的事目，可以組成有層次的敘述結構。然而每一章的各個事目之下，沒有寫入講授者自己的歷史敘述，乃是條例相應的歷史資料，或一條或多條，皆注明出處。例如開篇“大明帝國的成立”之后，就是引錄《明史》《明太祖實錄》中各一條資料原文，展示了明朝建立的基本情況。第五章第二節在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建立”條目下，引錄《明史》《明季北略》《明史紀事本末》《明清史料》等多種史籍的資料，均為抄錄原文，但間有刪去不大相關的文句，而標以刪節號。在引用資料中，不限于古籍，今人著述甚至見于報刊的討論，都在選擇之內，特別是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第三章，不僅引入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論述，還引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蘇聯、中國的相關論文，當然也同時摘錄大量中國史籍中的經濟史資料。

這樣的講義，當然可以從章節、條目的標題領會其講述內容、結構和史識，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學體系中，并非正式的、完備的大學講義。其如此樣態，由來有自，在鄭先生那一年輩的歷史學者，治史工作的重點是抄錄學術資料卡片，卡片大量積累，主要用于課堂教學，也可以在撰寫論文論著中應用。按照一門課程的既定教學提綱，擇取資料卡片，分組排列，每次上課只攜帶備用卡片，卡片可以保證板書原始史料的字句準確，以及起到提示作用，該講的內容早就要了然于胸，因而沒有講稿。許多回憶鄭天挺先生授課情景的文章，都談到鄭先生講課不帶講稿，只有卡片，如戴逸回憶說：鄭先生“講課是沒有講稿的，只帶一疊卡片，講起來卻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絕”。②其實，這是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名校歷史學科的老傳統，楊翼驤先生授課即是如此，而且一直堅持到20世紀80年代。這種授課方式，要求教師必須下大功夫備課，教師必須熟記基本的歷史知識，自有其優點，但若把課程內容作為教材或著述出版，則需要重新梳理材料，從頭寫作。相信鄭先生因工作職務過多和盡心于集體事務，一時未來得及撰寫完整講稿，暫以提綱和資料形式提供給同學們參考。在文本首頁標識為“中國史（三）明清部分參考資料”，“資料”二字，表明鄭先生并未將之視為已經完成了的講義，而與王玉哲等先生講義排列一起，表明最終還是應當修訂后出版，整個中國歷史教材的出版，是南開大學歷史學科當時的統一規劃。事到如今，這部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構就的明清史資料性講義，有著很大的文獻意義與學術價值，對于研究中國史學史和歷史教育史，都是不可多得的寶貴材料。當下如果將此文獻出版，上策是能夠尋求到當年南開大學歷史系本科生聽課筆記，將其內容分章節、事目插入而予以出版。倘筆記資料不能獲得，則應當將鄭先生家藏的1952年、1954年、1956年等年份明清史教學大綱中講述的內容補入講義，雖內容仍不完備，也聊勝于無。因此，鄭天挺先生的這份明清史講義，已經具有出版發行的迫切性。①

二、鄭天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

歷史學學科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運動，在歷史學界大力倡導以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而在大學歷史學系建立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教學體系，更是當務之急。在當時，教育部和設立歷史學科的大學，都在探索如何制定中國歷史教學大綱，鄭天挺先生是南開大學歷史學科建設的主持人和領導者，又是教育部委托編制中國古代史教學大綱的主要負責人。鄭先生已經是誠心誠意接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念的學者，在學科建設中指導思想明確，但在具體的教學結構和內容上，十分注意保持南開大學的學術特色，這種特色往往正是反映了學術上的優點。南開大學從1954年始，有王玉哲、楊翼驤、楊志玖三位史學名家依次講授中國上古史、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宋遼金元史，鄭先生自任明清史課程主講，并且負責全盤規劃。這一格局，維持至50年代末。查南開大學的中國古代史教學各段講義，只有鄭先生的明清史講授提綱，內容與鄭先生親自參加編制的教育部1955年《中國上古中古史教學大綱》②一致，其他部分在結構和內容上都有不同。最明顯的是教育部大綱采取的是戰國封建說，而南開大學的歷史教學提綱，堅持了王玉哲所主張的西周封建說。解析這個現象，需要梳理南開大學歷史學科建設的歷程。

抗日戰爭時期，南開大學經過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隨之聲名鵲起，實力增強，復?；靥旖蚝?，歷史學科很有發展。截止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已有吳廷璆、楊生茂、謝國楨、楊志玖、王玉哲、黎國彬等骨干教師任職，1951年又有世界史教師辜燮高加入南開大學歷史系，陣容可觀，且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師資力量并駕齊驅，全面發展。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鄭天挺從北京大學奉調到南開大學，按教育部指示立即就任歷史系主任，全面負責歷史學科建設工作。原系主任吳廷璆改任學校教務長，仍參與歷史教學和學術研究。次年，楊翼驤等又調入南開大學歷史系。③在中國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中，形成以西南聯合大學和北京大學“出身”（曾在北京大學學習、工作過）骨干教師為核心的學術隊伍，即鄭天挺先生和他的學生楊志玖、王玉哲、楊翼驤等，成為20世紀50年代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學科的主要奠基人。扎實認真、勤奮敬業，又敢爭學術先鋒的治史風格，成為南開大學歷史學科的主導精神。

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編訂歷史學教學提綱，南開人的起步不遲于任何單位。鄭天挺、楊翼驤、王玉哲、楊志玖都真心實意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鄭先生、楊翼驤特別具有主動積極的態度，而且已然登堂入室，唯物史觀原則的堅持和方法的運用，卓有成效。世界史方面，吳廷璆曾經投身于八路軍的軍事政治工作，楊生茂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方針，黎國彬、辜燮高也都是積極接受唯物史觀的學者，因而在教學改革上基本上沒有多少阻力。鄭天挺先生1952年就擬定了南開大學中國史隋唐至明清的教學大綱，此文今存，④其中顯著突出了經濟問題的講述，對農民軍的興起稱之為“起義”，表明是遵循了相應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念。楊翼驤1949年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當時就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為指導擬定了教學提綱，他說：

1949年1月北平解放，這年暑假后，我在北大史學系教中國史學史課?！F代分資產階級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二章，前者從梁啟超開始，后者從李大釗開始，都是講到臨近解放前。⑤

1953年，楊翼驤在與鄭天挺先生謀求盡快調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的通信中說：

毅生我師：

前接手示，敬悉生事已得南開行政領導方面同意……生近日正在編寫秦漢—南北朝講授提綱，曾與余讓之先生交換意見，并吸取他的經驗，不日可以初步完成。敬請安好

生 楊翼驤 敬上

九月七日晚①

這封信說明楊翼驤在未到南開之前，即已由鄭天挺先生預定主講秦漢至南北朝歷史，為此，楊翼驤已經擬訂教學提綱，這份歷史教學提綱，自然會像之前擬訂中國史學史教學提綱一樣，努力依據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為指針。20世紀50年代史學上大力推行唯物史觀的理念與方法，對于許多矢志于學術的史家而言，實際是開拓了一個思想方法的新境界，既增進學術基礎，也打開了十分廣闊的探討空間。至1954年，南開大學歷史系已經率先形成中國古代史各個階段的講義大綱，1955年楊志玖、楊翼驤的兩部完整的《隋唐五代史綱要》《秦漢史綱要》，已經同時交付上海新知識出版社。②

1955年，在南開大學歷史系已經按照唯物史觀編定了頗為成熟的中國古代史教學大綱和講義之際，教育部委任鄭天挺、唐長孺合作制定全國高校歷史系的《中國上古中古史教學大綱》。③唐長孺先生為武漢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術成果豐富，思想追求進步，積極學習和遵循唯物史觀。鄭天挺的為人處事十分謙虛、寬厚，不會要求教育部教學大綱必須采用南開大學教學提綱的框架，而是尊重唐先生的意見。同樣，唐先生也是謙恭君子，兼之不研習明清史，于是教育部《中國上古中古史教學大綱》的明清部分，完全錄用了鄭天挺在南開大學的講授提綱。不過，鄭天挺先生還是將南開大學教學提綱另外的一些重要優點，納入了教育部教學大綱之中。例如在漢晉之間，唐長孺先生以“魏”國代表一個時代，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就在1955年出版，此后一貫堅持，相關論文論著，皆以“魏晉”連書。而楊翼驤卻將相應時期稱之“三國”，秦漢史之后即為“三國兩晉南北朝史”。在概念的表述上，“三國兩晉”比“魏晉”為優，因為取消了舊有的“正統”偏見，更合乎正確的歷史觀念。在教育部《中國上古中古史教學大綱》中，使用的是“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概念，這應當是經過鄭天挺先生堅持意見和對唐長孺先生予以說服的結果。

自1955年到1959年，南開大學歷史系在課程講義的基礎上，經錘煉、提高，陸續出版了楊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綱要》、楊翼驤《秦漢史綱要》、王玉哲《中國上古史綱》，作為教材，大受歡迎。須知所有這些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工作與成果，并非各位教師各自獨立地進行，而是得自鄭天挺先生的規劃與部署，而且聯系出版社也是鄭先生出面接洽。楊翼驤晚年談到此事說：“1956年出版、1957年再版的《秦漢史綱要》，是當時開課講授所編寫的講義，是鄭先生介紹而出版?！雹軗?，其他兩部教材的出版，也是鄭天挺學生的統一規劃并且親自出面推薦，因為楊翼驤《秦漢史綱要》、楊志玖《隋唐五代史綱要》的出版，都是在上海新知識出版社，面世時間僅相隔3個月。1957年再版了上述二書、并且1959年出版了王玉哲《中國上古史綱》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實際是已將新知識出版社合并在內。另有楊翼驤《三國兩晉南北朝史》講義，1957年末也已經修訂成稿，由鄭先生推薦于天津人民出版社，⑤但出現意外事件而拖延乃至于淪失。這部《三國兩晉南北朝史》講義之所以推向天津人民出版社，是因為同時有王玉哲之作推薦給上海人民出版社，若兩書推薦于一處，可能會影響出版時間?？梢娺@一系列的歷史教科書寫作、出版，乃是鄭先生的統籌策劃與安排。鄭先生忙于提攜其他教師及各種行政事務，自己的《明清史講義》卻未及修訂成書，成為系列教材出版上的一個缺環，當然是十分遺憾的。然而在當時出版三部教材，已屬于成果斐然，這一時期，還沒有哪一高校能夠如此快速地取得同等的歷史教學與研究的業績。

三、余論

20世紀50年代，鄭天挺先生主導下，南開大學的中國史學科建設，取得了驕人的成就。而獲得成功的主要經驗是各位教師將充沛的治史功力，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原則與方法結合，打開了視野，擴展了探索空間，在學習和運用唯物史觀中，兢兢業業，埋頭苦干，體現出誠摯、穩健、實事求是的風格。鄭天挺先生于1956年撰寫的《關于中國社會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史料處理的初步意見》中，針對史學界研討中出現的流弊，舉出許多史料而分析其復雜性，主張不能將之簡單地附會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指出對于“不明晰的史料，不做深入的分析，只依靠主觀地引用經典作‘注腳，而又忽略經典闡述的時代和范疇，是不容易解決問題的”。①還特別指出“一定要從歷史實際出發，而不能從抽象的原理出發，否則容易犯教條主義的毛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經歷或者沒有經歷社會發展史上的某一階段，要在這個國家和民族歷史實際中尋找答案，而不能按照一般的社會發展史的模子去衡量它、塑造它，以至制造違背歷史真實的假說”，②這些旗幟鮮明的論斷，體現了立足于歷史資料、做實事求是研究的學術精神。在楊志玖、楊翼驤、王玉哲等出版的教材著述中，遵循按社會形態劃分歷史階段的唯物史觀，也引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但援引數量在當時相對較少，每引用則必是針對具體史事，有的放矢，切中肯綮。重點功夫是把唯物史觀的原則與方法，落實在篇章結構安排和具體歷史事件的評析。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務實思路，值得肯定和發揚。

但鄭天挺先生的中國史教學與研究規劃并未完全實現，這大半可歸因于1958年導致楊翼驤《三國兩晉南北朝史綱要》書稿不能出版的意外事件。是年3月10日，某身居高位的理論權威在重要會議上做了《厚今薄古，邊干邊學》的報告，激烈批評思想文化和學術上的“厚古薄今”，倡導“厚今薄古”。隨即在全國高校及學術、文化部門掀起一場批判運動。南開大學歷史系一些青年教師與學生在風潮中躁動起來，將矛頭指向楊翼驤的中國史學史和中國古代史課程，不僅大字報貼了滿墻，而且有16人署名的1萬多字點名批判文章，指責楊翼驤所講的中國史學史贊揚了地主資產階級史學家;所講中國古代史則多為帝王將相事跡，而且重史料、輕理論，不聯系現實問題。該文刊登在天津市南開區主辦的《人民南開》報，時間是1958年6月9日。當時正值楊翼驤之書稿在天津某出版社等待出版，出版社疑懼有加，不敢發排;作者蒙受巨大壓力，也不便對出版社追詢，拖延日久，遂石沉大海。按《人民南開》報的級別，影響范圍恐僅限于天津市內，這部書稿偏又在出版社內待刊，在當時的背景下，其遭受淪失，是難以避免了。③這個事件并非南開大學各級領導策動，純屬不諳事理青年人的跟風起事，但卻無法將其影響排除，受傷者不止楊翼驤一人，而是整個學科建設規劃。這個打擊對于南開大學歷史學科建設來說，超過上一年的政治運動，是一個令人心痛的教訓。未幾，鄭先生被教育部借調到北京大學，協助翦伯贊編輯《中國通史參考資料》，這關乎全國性學科建設的官方部署。因此，南開大學的歷史學科已不能按原計劃運行，鄭先生擔負的工作也日漸繁重，自己的明清史講義因而未能修訂完備。

于今，我們回顧20世紀50年代鄭天挺領導下的南開大學歷史學科建設，不能不景仰鄭先生在學術事業上忘我的集體主義精神，他為南開大學歷史學的發展嘔心瀝血，不居功、不炫耀，將提攜同仁學者置于個人治學之上，而從不對外張揚，在史學界堪稱無私奉獻的典范。這一階段南開大學歷史學學科建設的成功經驗，應當予以總結和弘揚，其時代教訓應當記取。馬克思主義史學應當怎樣在實事求是原則下穩健地發展，仍是一個迫切需要探索的問題。

【作者簡介】喬治忠，廊坊師范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豆艷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