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歸》所選中晚唐詩看竟陵派的文學思想

摘? 要：鐘惺、譚元春編選的《詩歸》選取了較大比重的中晚唐詩，顯示出和前后七子只重盛唐詩所不同的好尚。在所選詩人中，《詩歸》尤為重視“清深樸茂”風格的劉長卿、韋應物，以及“氣韻幽寒”的孟郊，“蘊藉溫夷”的張籍。在對詩作的點評中，鐘、譚強調“幽與微”的創作手法，“樸與厚”的人格修養。竟陵派對中晚唐詩的欣賞是片面的，但比前后七子包容得多。他們的詩歌創作或與一些中晚唐詩人有淵源。

關鍵詞：竟陵派;《詩歸》;中晚唐詩

作者簡介：張晴柔（1991.6-），女，四川成都人，漢族，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中國文學批評史。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9-0-03

《詩歸》是晚明竟陵派領袖人物鐘惺、譚元春選評的一部詩歌選集，分為《古詩歸》、《唐詩歸》兩部分。其中《唐詩歸》選唐詩三十卷：初唐詩五卷， 337首;盛唐詩十九卷， 1162首;中唐詩八卷， 487首;晚唐詩四卷， 255首。和明代另一影響力巨大的詩歌選本——李攀龍的《古今詩刪》相比，《詩歸》中中晚唐詩的比重明顯增大。關于竟陵派與中晚唐詩的關系，錢鍾書曾有略論，認為“伯敬之有才，五律可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東野之瘦”[1];朱易安則認為《詩歸》體現出萬歷以后明人崇唐心態發生了較大變化：“從嚴格地排斥宋詩和中晚唐詩轉變成比較寬和地對待宋詩和中晚唐詩。由于反對模擬、提倡性靈的創作思想，人們不再將注意力集中在體制、格調上，對唐詩的審美情趣也逐漸轉向比較空靈的‘神韻上，使原先按格調劃分‘正、‘變的品級觀念模糊了，鐘、譚的《唐詩歸》正是此時明人崇唐心理的體現?！盵2]通過分析《詩歸》對中晚唐詩的選與評，可以窺見鐘、譚對中晚唐詩的態度，體會其中折射出的文學思想。

一、《詩歸》所選中晚唐詩人特點

鐘惺在總評中晚唐詩時說：“漢魏詩至齊梁而衰，衰在艷;艷至極妙，而漢魏之詩始亡。唐詩至中晚而衰，衰在淡。淡至極妙，而初盛之詩始亡。不衰不亡，不妙不衰也?！弊T元春云：“艷之害詩易見，淡之害詩難知?！保ā短圃姎w》）[3]可見他們對中晚唐詩的態度是較為矛盾的：一方面認為其“淡”為“妙”，另一方面又認為過度的“淡”會損害詩歌審美。以“淡”為核心，鐘、譚格外強調中晚唐詩的幽、秀、厚、樸風格，這體現在他們對詩人作品的選擇上。

《詩歸》所選中晚唐詩人的作品數量，排名前十的是：劉長卿48首，張籍41首，孟郊36首，曹鄴32首，韋應物31首，馬戴21首，皎然18首，錢起16首、劉禹錫16首，李賀15首。而傳統觀念中最具盛名的白居易、韓愈、李商隱、杜牧等人的詩作入選很少。其中白居易詩僅選7首，元稹詩僅選6首，杜牧詩僅選6首，還不如詩僧無可。這一方面固然是竟陵派刻意求新，故意舍棄歷代傳誦的名作;但也并非就如錢謙益批評的那樣，是要“舉古人之高文大篇、鋪陳排比者，以為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4]，而是有其道理的。

鐘、譚對劉長卿和韋應物特別推崇，其實是和他們推崇陶淵明、王維、孟浩然、儲光義一脈山水田園詩人旨趣相承的。鐘、譚特別尊尚陶淵明，《古詩歸》選陶詩五十多首，整整一卷，位居古詩之冠。陶詩之“樸茂”、“清深”、“厚”，是鐘惺尤為欣賞的。而劉長卿、韋應物詩也具有陶詩的這些特色。鐘惺總評韋應物詩云：“韋蘇州等詩，胸中腕中，皆現有一段真至深永之趣。落筆自然清妙。非專以淡擬陶者。世人誤認陶詩作淺淡，所以不知韋詩也?！泵鞔_指出韋詩是擬陶而得其精髓者，有清深之趣。而評劉長卿詩云：“中晚唐之異于初盛，以其俊耳。劉文房猶從樸入。然盛唐俊處皆樸，中晚唐人樸處皆俊。文房氣有極厚者，語有極真者，真到極快透處，便不免妨其厚?！庇终f“文房五言妙手，樸中帶峭，便開中晚諸路?！笨梢?，鐘、譚選劉長卿詩，側重其“樸”與“厚”。而鐘評劉長卿《北歸入至德界偶逢洛陽鄰家李先宰》“炎州日日人將老，寒渚年年水自波”一聯云：“文房七言律以清老幽健取勝”，對其寫景之清幽亦是十分贊賞的。鐘、譚選詩，大半皆為此類清幽樸茂的山水詩。他們厚愛擅長山水的劉長卿、韋應物，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在“清深樸茂”之外，鐘、譚還特別偏愛“氣韻幽寒”的一類風格。這從《唐詩歸》多選孟郊、馬戴詩作可以看出。鐘惺評孟郊詩云：“東野詩有孤峰峻壑之氣，其云‘郊寒者，高則寒，深則寒也?！倍鴮τ谕硖圃姷摹皻忭嵱暮?、骨響崎嶔”，鐘惺雖認為“與盛唐人遠”，但也稱其“極妙”。馬戴“早耽幽趣”，其詩幽、壯并存。鐘評其《夕次淮口》詩為“靜深奧渾”，譚元春云：“高寂中寬然有余，右丞妙作也?！笨梢娝麄兊膶徝篮蒙?。

在欣賞清深乃至幽寒的山水詩之外，鐘、譚還重視蘊藉婉秀之詩?！对姎w》中所選張籍詩數量排名第二，遠超出元稹、白居易、韓愈。而其中除《城南》、《野老歌》外，幾乎不選關心民生疾苦的新樂府，只選婉麗清新之作，如《寄衣曲》、《白紵歌》等。鐘惺評張籍詩曰：“張文昌妙情秀質，而別有溫夷之氣;思緒清密，讀之無深苦之跡。在中唐為最蘊藉?！弊T元春云：“司業詩，少陵所謂‘冰雪凈聰明，足以當之?！辩?、譚強調張籍詩的蘊藉溫夷，相比之下，他們不重元、白之原因也就顯而易見了。鐘惺評白居易詩云：“元、白淺俚處，皆不足為病。正惡其太直耳。詩貴言其所欲言，非直之謂也。直，則不必為詩矣?！痹谠u白居易《和微之大觜鳥》詩時，鐘惺亦批評道：“寫到可笑可哭處，極痛極快，物無遁情。然風刺深微之體索然矣?！痹阽娦恃壑?，韓愈詩比元、白好，是因為“其樂府諷刺寄托，深婉忠厚”。如韓愈《病鴟》詩，“與樂天大觜鳥，同一痛快盡情，而規調稍嚴”;然而韓詩終究還是不夠深婉的：“讀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此二君不得不有世代升降之分矣”?？梢婄娦什幌矚g太“直”的諷喻詩，認為詩應當含蓄。這與竟陵派提倡的“厚”、“幽”是相通的。

不過，鐘惺并不拘泥于含蓄蘊藉的審美觀，而是能夠變通，著眼于詩人長處進行取舍?！对姎w》中選了很多晚唐詩人曹鄴的作品，鐘惺評曰：“此君艷詩好手，以快情急響為妙，而少含蓄。若含蓄則不能妙，選者無處著手矣。采其妙處，則其余當耐之。此看中晚唐詩法也?！蹦軌虬葑髌返摹安蛔恪?，取其妙處，足見選家眼界較高。但鐘、譚顯然并不重視曹鄴著名的風刺體物之詩，也足證他們是以含蓄為正的。

總之，《詩歸》選取的詩人，以清幽樸茂、溫夷蘊藉的風格為重。雖然鐘、譚較李攀龍眼界開闊，包容性更強，并不拘泥于某一固定標準，但依然不免舍棄了一些佳作。如不選杜牧、許渾的詠史詩，元、白新樂府的名作，韓愈奇崛險怪風格的古詩，這是由其審美好尚所決定的。

二、對中晚唐詩評點中所體現的詩歌理論

竟陵派主張學古重情、求靈求厚、融合性靈與復古，在《詩歸》評點中，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1.幽與微

竟陵派提倡詩歌意境之“幽”，而實現“幽”的途徑與“微”密不可分。鐘惺評韋應物《游開元精舍》云：“最深最細，細極則幽”。通過對細微景物和感受的把握，可以營造出清幽的意境。鐘、譚認為這種敏感細致的觀察力是所有偉大詩人的共性，即使是以豪雄著稱的李白亦以此為根本：“古人雖氣極逸，才極雄，未有不具深心幽致而可入詩者。讀太白詩，當于雄快中察其靜遠精出處，有斤兩，有脈理。今人把太白只作一粗人看矣?？痔撞淮钟诮裰娙艘??！?/p>

《詩歸》所選中晚唐詩常有幽微之境，而鐘、譚往往在評點中指出某字某境“微”、“細”;或加以圈點，或予以解析。如劉長卿《題獨孤使君湖上林亭》詩有“夕陽湖草動”一句，鐘云：“湖草動，動非草也，正是夕陽動耳”。夕陽光影移動，顯得湖草似乎在微微搖動，這一情景可謂微細之至，但被詩人敏銳地捕捉到，寫出了日落時分的寧靜意境。又如韋應物《游開元精舍》“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馀”一聯，譚云：“表字思路甚微?！边@一個字，可謂“詩眼”，將暮春花調的情景寫得熨帖入微。此類評點不勝枚舉。如羊士諤《居山居酧韋蘇州見寄》，寫“幽事奇語”，中有“孤茅泄煙處”一句，譚云：“泄煙二字，形容荒破入微?！币ο怠稉P參軍莊送宇文邈》有“燈光耿方寂，蟲思隱余清”一聯，鐘云：“幽、細?！币稀肚镏幸棺分霸轮兴陕兜?，風引鶴同聞”，鐘云：“引字尤微?！鄙疅o可《寄青龍寺原上人》有“斂屨入寒竹”一句，鐘云：“寫幽事入細”。對細微景物的描寫，既能襯托出環境的幽靜，又能表現出詩人心境的空明安寧?！对姎w》特意點出這些細微筆法，對于學詩者掌握寫詩的技巧，確實能有所裨益。

中晚唐山水詩中對景物細節的體悟，雖不免有細弱之病，但也體現出令人沉靜的幽情幽致。竟陵派提倡以沉潛的精神來關注細微的事物與感情，這對于李攀龍等人只重“氣格”、一味豪雄的“瞎盛唐體”是一種反撥。

2.厚與樸

竟陵派提倡“厚”。如高孩之所言，鐘、譚選評《詩歸》，“反復于厚一字”[6]。而“厚”往往與“樸”相伴而生。拿竟陵派最推崇的陶淵明詩來說，鐘惺即評價道：“幽生于樸，清出于老，高本于厚，逸厚于細。此陶詩也?！薄昂瘛迸c“樸”是清幽詩風的基礎，是詩的最高境界。同時，“厚”與“樸”不僅是詩歌上的藝術追求，更是鐘、譚的理想人格。正如譚元春的好友蔡復一對他的評價：“筆慧而人樸，心靈而性厚”。[7]

前文已論及《詩歸》稱贊劉長卿詩，因其得盛唐之“樸”，“樸中帶峭”;又“氣有極厚者”。關于竟陵派提倡的“厚”的詩風，在此不再贅言。那么《詩歸》中的“樸”又究竟指什么呢？可以通過一些詩句的點評來看：

地遠官無法（鐘云：樸而透。透處便是中唐派），山深俗豈淳。（劉長卿《送侯侍御赴黔中充判官》）

華發相逢俱若是（后三字加圈，譚云：三字至樸至苦，惟樸乃苦耳），故園秋草復如何。（劉長卿《北歸入至德界偶逢洛陽鄰家李先宰》）

此夕一相望，君應知我誠（鐘云：樸至此）。（韋應物《偶宿山寺憶暢當》）

漁人昔鄰舍（鐘云：樸），相見具舟楫。（錢起《早渡伊川見舊作》）

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鐘云：樸、妙似元結語）。（韓愈《出門》）

上將得良策，恩威作長城。如今并州北，不見有胡兵。晉野雨初足，汾河波亦清。所從古無比，意氣送君行（鐘云：亦以深樸勝）。（姚合《送邢郎中赴太原》）

可見，《詩歸》中的“樸”主要是指詩歌語言不事雕琢，渾然天成。但“樸”不得太直太露，若是有“直”、“透”之感，就不再是盛唐詩“以樸入俊”的正格，而是帶中唐習氣?？傊?，“樸”的自然韻味，應是渾厚、質樸的。

而詩歌的渾厚質樸，來源于詩人醇厚的性情?！对姎w》選張籍《祭退之》五古長篇一首，長達五頁，只為表現古人朋友相交的一片真情。其中有“觀我性樸直，乃言及平生”一句，鐘惺評曰：“可見古人師友相知，不專在文章”?？梢娝麑Α皹阒薄毙郧榈恼J可。與之相似，鐘惺亦屢屢稱道詩中所體現的詩人人格之“厚”。如選張籍《別段生》一首五古，全詩主要寫作者對一位青年后進的諄諄教誨、勸勉鼓勵。鐘惺評曰：“一團厚道，古人之心，古人之言?！庇秩珑娫u王建《送同學故人》云：“一段交情，覺‘同學少年多不賤語欠厚?！痹谒磥?，老杜感嘆昔日同學境遇與自己云泥之別，而怨同學無提攜之意，這種想法也是“欠厚”的。又評朱慶馀《送陳標》“滿酌勸僮仆，好隨郎馬蹄”的上句云：“厚在五字，不必終篇?！边@一句描寫出一個敦厚真誠、體貼周到的朋友形象，確是令人感到溫馨。從鐘惺對這些詩句的稱贊，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提倡詩人的“厚道”品格了。

這或許與鐘、譚二人的際遇有關：鐘惺因卷入黨爭而仕途失意，譚元春一生困于科場。二人皆嘗盡人情冷暖。況且明末文人“躁競”、“氣激”，時代氛圍苛刻暴戾，“人主用重典，士人為苛論，儒者苛于責己，清議苛于論人”[8]。在這樣的時代，鐘、譚向往“厚”、“樸”的人格和詩風，提倡“夫詩，以靜好柔厚為教者也”，真是空谷足音。

三、從《詩歸》看竟陵派與中晚唐詩的關系

從《詩歸》的選詩來看，竟陵派對中晚唐詩是較為欣賞的，但他們主要喜歡的是中晚唐詩幽深、險怪、靈樸的一面，對于元、白的淺俗，溫、李的密麗卻并無興趣。鐘惺甚至如此評論元、白之詩：“看古人輕快詩，當另察其精神靜深處。如微之‘秋依靜處多，樂天‘清冷由本性，恬淡隨人心、‘曲罷秋夜深等句，元白本色，幾無處尋矣。然此乃元白詩所由出，與其所以可傳之本也?！弊阋娝麄儗徝篮蒙械钠嫘?。

然而，比起李攀龍專注盛唐氣格、貶斥一切“變格”的嚴苛，鐘、譚已經算得上相當寬容了。李攀龍《選唐詩序》中提出了極為嚴格的選詩標準：“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概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號眾，慣焉自放矣?！盵9]這一宣言表明明代詩壇的崇唐傾向已經趨于極端，不僅完全排斥宋詩，也忽視中晚唐詩——《古今詩刪》中僅收劉長卿詩2首，不錄錢起。而“中唐而下，一切吐棄”。甚至連杜甫都稍為貶抑。這實際上是要完全與“杜詩—中晚唐詩—宋詩”的發展脈絡劃清界限。竟陵派《詩歸》依然延續了明人崇唐抑宋的基調，而且依然是以盛唐詩為“正格”，用其標準來評判其他時代的詩歌。但它重新確立了杜甫至高無上的地位，重視中晚唐詩，對后七子的極端復古傾向起到了糾正作用。這是明末詩壇崇唐風氣發生改變，對中晚唐詩、宋詩態度逐漸寬和的體現。

鐘、譚之詩，幽深孤峭，有孟東野風味，這是很多人都指出過的。錢鍾書《談藝錄》引曾剛甫《蟄庵遺詩·讀書題詞》之十五《題有夏集》云：“次山有文碎可惋，東野佳處時一遭”。又引姚石甫《后湘詩集》卷九《論詩絕句》第五十一首：“詩到鐘譚如鬼窟，至今年少解爭嘵。請君細讀公安集，幽刻終當似孟郊”（“公安”當為“竟陵”之誤）。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亦摘鐘惺詩兩首，認為其頗似孟郊：

茲宵非月夕，即雨亦何妨。但覺秋聲劇，能令游子傷。衣裳蟬背葉，書信雁頭霜。共作長安客，東西各故鄉。（《八月初二夜雨》）

入燕欣見水，況復是城中。雁帶他村日，萍生別苑風。暝兼沙草碧，秋借渚花紅?？洗仗对?，移時已在東。（《白衣庵水閣》）

其詩幽寒冷澀，多用暗、冷意象，確實有東野遺風?？傊?，竟陵派《詩歸》對中晚唐詩的重視與評點，是對前后七子只重盛唐詩的反撥，體現出竟陵派獨特的審美傾向與詩學主張。

參考文獻：

[1]錢鍾書：《談藝錄》.三聯書店， 2011.

[2]朱易安：《明人選唐三部曲——從<唐詩品匯>、<唐詩選>、<唐詩歸>看明人的崇唐文化心態》，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3]鐘惺、譚元春：《唐詩歸》，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590冊.

[4]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

[5]鐘惺、譚元春：《古詩歸》，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589冊.

[6]鐘惺：《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譚元春：《與舍弟五人書》，《譚元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9]李攀龍：《古今詩刪》，《文淵閣影印四庫全書》第138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