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規范對象”再研究

康麗娜

摘? 要：語言規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語言規范對象”的構成、特點及態度等方面，對“規范對象”變化動態分析涉獵較少。本文以“語言規范對象”為研究內容，通過分析造成其變化的內、外部因素，結合“語言規范對象”自身來說明語言對心理等的反映，從而進一步表明語言的本質屬性，加深人們對于語言規范的認識。

關鍵詞：語言;規范;對象

[中圖分類號]：H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9--02

自索緒爾從言語活動中抽離出“語言”，使之成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語言規范就成了語言研究領域中重要的一部分。以往有關“語言規范”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具體規范對象的構成、態度等分析上，如施春宏（2010）認為對于網絡語言的規范我們要持以客觀的態度，并表示網絡語言詞匯、語義等方面有其語言價值，在語言學問題的根本上又推動著人們觀念的改變和視角的豐富。周有光（1997）對中國地名的規范問題進行了論述，闡明了地名讀音、漢字產生不規范現象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語法規范目標。這些以規范對象為核心的研究，雖然論及了語言分析的心理因素，但卻忽視了語言的本質屬性，缺少對語言社會功能的表現和闡述。本文所述以“規范對象”為主要研究內容，但更著重于其動態變化的影響因素，以及基于“規范對象”所反映的社會心理、發展等同語言的關系，以進一步加深人們對語言社會功能的理解。

一、語言規范研究

語言規范的對象為語言，該“語言”除了作為復雜的符號系統外，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常見于日常生活，被人們廣泛學習或使用，為實現更好地交際而進行了相應的“規范”。

（一）語言規范

《現代漢語詞典》釋“規范”為：約定俗成或明文規定的標準[1]。因此語言規范指使語言合乎標準，即符合通用語的標準，范圍涉及語言本體、語用、地位等三個層面，此三者雖不可分割，但從我國以往語言規范的發展來看，不同時期語言規范的重心并不完全一致，或兩者并行，或以一為主[2]。在有關當前語言規范重心的論題中，劉楚雄（2019）認為是語用規范，然而從近些年語言規范的對象來看，本體規范仍然不可或缺，如對網絡語言、語言文字或廣播語言的規范等。

（二）常見的語言規范對象

從語言規范概念來看，對語言規范對象的判斷主要依據其在本體、語用、地位等方面的完整性和缺失性。語言規范最常見的對象有：交際使用類和實用代表類，該兩類既是“語言規范”的研究分類，也是研究對象的變化表現。

1. 交際使用類——網絡語言

“網絡語言”形成于網絡時代的特定交際環境中，表現了人們獵奇、從眾、娛樂等的心理。網絡語言之所以能成為本世紀最早的規范對象，原因不外乎兩點：一網絡語言對傳統語言具有突破性，會對傳統語言產生一定的沖擊，如詞匯層面的另造新詞、與方言詞的交叉使用;語義上網絡語言強調增加新義和引申義，因此一句話也往往兼載多義，在交際中容易產生語義誤解的現象[2]。二在網絡語言成為研究對象時，網絡還未完全步入人們的生活，語言要想發揮其表情達意的功能就必須滿足實際生活交際和使用的需求，顯然網絡發展的局限性制約了人們的普遍認識。

2. 實用代表類

（1）語言文字

語言文字層面的語言規范，不同于網絡語言，它產生于對當前學術、政治等領域文字規范現狀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規定，如學術論文、公文撰寫、學生寫作以及地名語音、文字的規范問題，語言具有專業性。以地名規范為例，地名作為地域社會、文化、歷史等信息的載體，能夠表現一個地方的特色。但語音誤讀、漢字錯寫等現象，如江蘇盱眙（xūyí），人們往往會依據自我判斷誤讀為（yútái）。這些讀音或為古讀音、異讀音，或為人的主觀臆斷，而漢字則可能為生僻字錯寫[3]。這種現象不利于交際。

（2）廣播語言

廣播語言作為最新的語言規范對象，其主體主要是各類播音員、主持人以及主持語言的運用。語言文字規范產生于社會現象，而廣播語言的規范化則是應推廣普通話而成，播音員、主持人作為全國普通話水平最優秀的層級，其語言使用和讀音規范將會對群眾起到良好的帶頭作用，例如廣播播放對于方言矯正者的示范。但正如研究表明，主持人的語言失范具有偶然性和集中性[4]。對于偶然性的語言我們可以避免，而集中性的語言則應該及時規范，以更好地保持語言的標準性和代表性。

除了以上兩類主要的語言規范研究對象外，外來詞、法律語言、邊緣語言學科等新語言規范對象也不斷出現，但這些并未改變規范對象由重交際到實用規范的總趨勢。

二、規范對象變化的原因探析

（一）時代發展

交際使用類和實用代表類的語言，二者并非各自獨立，相反他們共存于社會發展中，就基本語言規范而言，它們所呈現的是一種交融，例如對“網絡語言”的規范不僅表現在詞匯、語義、修辭等合乎標準，而且在學生的寫作中也會要求語言的規范性，杜絕“網絡語言”的濫用。但就語言規范的廣泛性而言，二者又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前者被人們視為不規范主要處于網絡不發達的時期，而后者的不規范則已經突破了網絡局限性的階段，更強調其文本或語言形式對大眾的積極作用。由此，“網絡語言”“語言文字”“廣播語言”規范對象的轉變必然受到了時代的影響。

（二）觀念轉變

從語言外部因素分析“規范對象變化”的原因，理應包含社會與個人兩部分。受時代發展的影響，個人對于事物的觀點也會有所轉變，其具體表現為人們對于“網絡語言”的態度，以往網絡語言接觸者對此大多持以反對甚至擯棄的態度，認為其會對社會產生不利影響，但是現在人們已意識到語言的自組織系統和存在條件[2]。鑒于此，更多的人開始關注自己身邊的語言現象，以使其為自己服務，而這時實用且具有代表性的語言就成了人們實施語言規范的又一對象。由觀念轉變而產生的“規范對象變化”，正體現了語言的社會功能和語言在集體意識中的關鍵性[5]。

（三）語言研究的多樣性

語言研究的多樣性是指對同一語言現象研究角度的多樣。正如作為人們交際和思維工具的“交際使用類”和“實用代表類”語言，它們的研究角度也是廣泛的?！熬W絡語言”除了作為“語言規范”的研究對象外，在有關網絡語言構詞成分、心理分析等方面，也是其中的主要材料。換言之，“規范對象”之所以能夠變化，其一是由于研究對象與角度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研究不會因為某一對象或材料的被占用而呈現出“停滯”的特點;其二語言變化是絕對的，一切語言都處在發展變化中，至于何種語言可以得到保留并延續是無法預測的，故此語言的規范也表現出了一定的相對性[6]。

通過研究時代發展、個人觀念轉變以及語言研究的多樣性，我們得出了“規范對象變化”的合理性，在把握語言內外部因素的基礎上所進行的探究既反映了語言自身的發展，又闡明了語言外部因素對于研究對象的重要作用。

三、從語言規范對象看語言和社會的相關性

如上文所述，“規范對象變化”有其內外部共同的影響因素，然而基于“規范對象”來說，它也起到了重現語言與社會關系的作用：語言發展同社會的制約和影響;社會心理與語言相互作用。

（一）語言發展與社會

語言的社會功能，以交際和信息傳遞為主要表現。在“網絡語言”“語言文字”“廣播語言”的運行機制中，為使其語言信息得到有效傳遞，我們往往會間接或直接給予聽話者部分提示，該提示產生于社會語境中，并非是人們的主觀臆造[7]。如“我太南了”，言者在使用這句話時，其上下文必然是對某一事件或人物的苦惱，在情緒的表現上含有“無奈與嘆息”?？梢?，語言受到了社會發展的制約，社會發展影響著語言的形成和表達。相反，語言對社會的發展也有著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語言文字”和“廣播語言”則有利于普通話的推廣和文字規范化表達。對于“網絡語言”“語言文字”“廣播語言”的規范，直接反映了語言和社會的關系，只有規范化的語言才能在語言發展和社會推動層面起到促進作用。

（二）社會心理與語言

束定芳（1992）認為引起語言變化最重要的因素是交際，為了便于交際人們會對語言結構、方式等進行適當的改變，但同時作者也表明了社會心理對語言發展的重要作用[8]。社會心理包括諸多方面，對于反映語言和社會的關系具有關鍵意義。如“網絡語言”在現代社會的逐漸廣泛化，毫無疑問“娛樂、從眾、求異”等心理對其有推動作用。然而語言使用的經濟性原則又要求語言簡明、實用，因此對于“網絡語言”中的雜糅、模糊等成分就需要進行語言規范。此外，同一群體由于社會心理的影響，會表現出一定的語言態度?！皩嵱么眍悺闭Z言能夠滿足當前人們對于標準語言的需求，而對其所進行的規范則反映了語言使用者對于“規范化語言”的認同。

由此，語言規范對象所反映的社會與語言之間關系，既表明了社會和語言的相關性，也說明了社會心理對于語言規范的重要性。

四、結語

對“語言規范對象”的變化分析突破了以往研究語言規范的固有模式，著重于反映語言變化過程中內外部的共同作用，以及社會發展、心理、交際等對語言的推動或阻礙作用，并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于語言社會功能的認識。

參考文獻：

[1]現代漢語詞典[M].商務印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

[2]劉楚群.當今語言規范觀：中和誠雅[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2（06）：68-75.

[3]王際桐.中國地名漢字書寫及讀音的規范[J].中國地名，2015 （12）：54-55.

[4]張丁.《新聞聯播》語音規范調查研究——以近五年推普周期間節目為例[J].語言文字應用，2018（04）：57-64.

[5]王紅生.正確理解語言的社會心理屬性[J].武陵學刊，2015，40（06）：109-114.

[6]邵敬敏，馬喆.網絡時代漢語嬗變的動態觀[J].語言文字應用，2008（03）：53-62.

[7]魏雙霞.語言與社會[J].甘肅社會科學，2001（05）：78-79.

[8]束定芳.語言學研究的新天地——也談社會心理語言學[J].外語研究，1992（01）：19-2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