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秦文化因素在巴蜀地區的分布特征

摘 要：巴蜀地區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在時間和空間分布上都是不均衡的?？偟膩碚f，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在川北及川西南地區（滎經地區）的分布呈現出突變性特點，在成都平原及川東地區的分布呈現出漸進性特點;從傳統巴地和蜀地的劃分來看，巴地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少于蜀地，巴地受秦文化影響的程度弱于蜀地。

關鍵詞：秦文化;巴蜀地區;文化因素分析

對于秦與巴蜀的交流，史籍記載中由來已久，考古資料中也有跡可循。秦滅巴蜀以后，秦文化對巴蜀地區的影響較之前更為明顯。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和具體文化特征的不同將巴蜀地區劃分為成都平原區、川北地區（廣元、巴中一帶）、川東地區（主要指達州、重慶地區）、川西南地區（滎經地區）四個區域。本文所討論的巴蜀墓葬僅包括出土器物中具有秦文化因素陶銅容器及錢幣的墓葬。

1 巴蜀地區墓葬中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及錢幣

1.1 陶、銅容器

秦文化器物群大致以戰國中期為界前后呈現出斷裂性的特征[1]，巴蜀地區出現的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基本屬于秦文化中的戰國器物群。具體包括附耳圓腹矮蹄足鼎、蒜頭壺、繭形壺、折腹盆、小口圓肩罐、侈口罐、大口罐、倉、大口甕、廣肩缶、聳肩尖底釜、圓唇短頸單耳鍪等器類。

附耳圓腹矮蹄足鼎：秦文化中的附耳圓腹矮蹄足鼎來源于三晉文化，但在戰國中晚期秦墓中鼎、盒、壺的器物組合是一種普遍的組合方式。根據目前掌握的考古資料可知最早在戰國晚期川北地區出現這種附耳圓腹矮蹄足鼎，之后成都平原、川東等地出現的附耳圓腹矮蹄足鼎也基本與關中地區相似，故可將其認定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

蒜頭壺：蒜頭壺自戰國中期在關中地區出現并流行之后，經歷了一個清晰的演變序列。目前，蒜頭壺屬典型秦器之一已成為學界共識。

繭形壺：與蒜頭壺相同，繭形壺也屬典型秦器之一。

折腹盆：春秋時期關中地區就有與折腹盆形制相近的器物，進入戰國之后折腹盆從戰國早中期一直延續到西漢初年。在關中地區折腹盆出土數量多、延續時間長，屬于秦文化中較有代表性的器物。本文所討論的巴蜀地區折腹盆不僅包括原報告中命名為“盆”的器物，也包括部分命名為“缽”的器物。目前，巴蜀地區發現的折腹盆均與關中地區的折腹盆有較大相似性。

小口圓肩罐：小口圓肩罐是秦文化中戰國器物群的重要器類之一。自戰國中期到西漢初年，小口圓肩罐由鼓肩變為圓肩、再變為廣平肩，演變序列清晰。巴蜀地區出土的小口圓肩罐在原報告中多命名為“小口罐”或“罐”，本文將其統一稱為小口圓肩罐。巴蜀地區發現的小口圓肩罐形制和演變序列基本與關中地區相同，可以判定其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

侈口罐：侈口罐是秦文化中少數從春秋延續到戰國的器類，進入戰國中期以后數量明顯減少。春秋時期的侈口罐口徑接近腹徑，領部較短;戰國時期及以后的侈口罐口徑小于腹徑，領部變長。戰國中期起巴蜀地區開始出現秦式侈口罐，目前巴蜀地區發現的侈口罐一少部分形制更接近春秋時期秦文化的侈口罐。

大口罐：大口罐是戰國中期以后秦日用陶器墓中常見的隨葬器類之一，自戰國中期出現以后一直沿用到西漢。秦與巴蜀器類中均有大口罐，但秦式大口罐與巴蜀式大口罐有明顯的區別。秦式大口罐領部略短，腹深及下腹的內收程度均小于巴蜀式大口罐。

倉：倉的形制和代表的功用與秦文化中命名為“囷”的器物相同，二者區別不大。囷是典型的秦器，因而，也可以判斷巴蜀地區部分倉也屬于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

大口甕：大口甕也是戰國中期以后秦日用陶器墓中常見的隨葬器類之一。甕這一器類也同時存在于秦文化和巴蜀文化之中，但秦式的大口甕形制為大口，聳肩，腹斜直，平底，與巴蜀地區原有的形制類似巴蜀大口罐的甕有較明顯區別。

廣肩缶：缶這一器類最早應屬楚文化系統，巴蜀地區也多見楚式缶。秦式廣肩缶器型比楚式缶更簡潔，為小口，矮領，廣肩、肩部突出，腹斜收，平底。秦式廣肩缶與楚式缶區別較大，特征明顯。

聳肩尖底釜：關于關中地區的釜已有多篇文章進行過細致討論，可以認定釜是從巴蜀地區傳到關中地區的[2]。進入戰國中期以后釜在關中地區發展出了一種小口、聳肩、淺腹、尖底的新形制。李明斌先生認為這種新型陶釜是在原巴蜀式陶釜的影響下，通過對秦鬲進行改造形成的，這種陶釜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秦釜[3]。從戰國晚期早段起，這種聳肩尖底秦釜開始在巴蜀地區出現。

圓唇短頸單耳鍪：鍪也是自巴蜀地區傳入關中地區的器類。自戰國晚期晚段起，關中地區開始出現一種圓唇、短頸、鼓腹、單耳陶鍪，形制與原巴蜀地區侈口、束頸、深腹、圜底明顯的銅鍪及侈口、折沿、淺腹、圜底的銅鍪均不同。因而，也可將這類圓唇短頸單耳鍪歸為秦鍪。自秦代起，巴蜀地區開始出現這種秦鍪，且均陶質。

通過分析，可將以上陶、銅容器均列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

1.2 錢幣

秦錢特征明顯，為圓形方孔“半兩”錢。雖然有秦“半兩”和漢“半兩”的區別，但漢“半兩”承自秦“半兩”，所代表的文化因素也屬于秦文化因素，是漢承秦制的一種表現。因而，本文所分析的巴蜀地區墓葬中的錢幣并不具體區分秦“半兩”和漢“半兩”，而是將其納入出土“半兩”錢的墓葬中統一進行分析。

2 秦文化因素在巴蜀地區的分布特征

根據以上認定將巴蜀地區墓葬中出土的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數量及出土半兩錢的墓葬數量分區域進行統計，具體結果如下：

根據圖表一和圖表二的統計可初步得出幾點認識：

在川北和川西南地區，戰國晚期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數量及出土半兩錢墓葬（僅指川北地區）數量明顯多于其他時段;

戰國晚期，川北和川西南地區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數量及出土半兩錢墓葬（僅指川北地區）數量明顯多于成都平原和川東地區;

在成都平原和川東地區，秦代及以后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數量及出土半兩錢墓葬數量明顯多于其他時段;

從秦代到漢初，成都平原和川東地區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數量及出土半兩錢墓葬數量明顯多于川北和川西南區;

僅從數量多少來看，川東地區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數量及出土半兩錢墓葬數量少于成都平原區。

歸納以上幾點可看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數量及出土半兩錢墓葬數量在川北及川西南地區的分布呈現突變性特點，在成都平原及川東地區的分布呈現漸進性特點。另外，成都平原區屬于蜀地的核心地區，川東地區屬于巴地。從成都地區和川東地區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數量及出土半兩錢墓葬數量的對比，也可以看出巴地受秦文化影響的程度弱于蜀地。

《華陽國志》載：“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于葭萌拒之?！盵4]石牛道（或稱金牛道）在先秦時期是川陜西線中一條十分重要的交通路線。秦滅蜀后三任蜀候反叛，根據當時形勢估計張儀、司馬錯入蜀平叛也都是取金牛道的[5]?？脊刨Y料中也有川北青川地區有較多秦人移民墓的發現。這也證實了對秦國而言當時川北地區是交通要道、戰略要地。與川北地區相似，川西南滎經地區也同樣是交通要道、戰略要地。秦滅巴蜀以后曾向巴蜀周邊少數民族區進行過一定開拓，其勢力到達了今川西高原的東部及云貴高原的北部。因而，可以認為戰國晚期川北、川西南地區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銅容器數量及出土半兩錢墓葬數量有一個明顯高峰是受當時秦國戰略部署的影響。相比于川北和川西南地區，成都平原區和川東地區表現出的漸進性和相對持久性的原因應是在大一統的趨勢中這兩區域因缺少戰略部署這一“強勢”因素加持，使得文化自然傳播的作用更為突出。

巴地受秦文化影響程度弱于蜀地，這也與秦滅巴蜀后對巴地和蜀地采取的不同統治政策有關。秦滅蜀后，蜀地經歷了從置蜀郡、封蜀侯同時設蜀守到僅置蜀守同時改革土地制度的變化。秦并巴地以后雖置巴郡，但在統治政策上保留當地大姓統治，不改變原有的社會組織結構，統治方式具有濃厚的羈縻制色彩[6]。這種直接統治和間接統治的區別也導致了秦文化對兩區域影響程度的不同。

3 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隨著秦對巴蜀的經略秦文化對巴蜀地區的影響逐漸深入，在巴蜀地區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較之前有所增多。秦文化對巴蜀地區的影響在時間和空間范圍內都是不均衡的?？偟膩碚f，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在川北及川西南地區的分布呈現出突變性的特點，在成都平原及川東地區的分布呈現出漸進性的特點。從族屬地域劃分來看，巴地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少于蜀地，巴地受秦文化的影響程度弱于蜀地。但不可否認，即使在秦最強大、秦文化最強勢的階段，巴蜀文化因素在巴蜀地區依然保持著明顯的主流優勢。另外，秦文化在巴蜀不同區域體現出的不同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秦在巴蜀地區內實行的不同軍事、政治、經濟政策。

參考文獻

[1]梁云.戰國時代的東西差別——考古學的視野[M].文物出版社，2008.

[2][3]李明斌.論蜀釜與秦釜[J].成都文物，2002，000（001）：9-18.

[4]常璩.華陽國志[M].齊魯書社，2010.

[5]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M].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6]段渝.論秦漢王朝對巴蜀的改造[J].中國史研究，1999（1）.

作者簡介

程一帆（1994-），女，河南駐馬店人，碩士研究生，先秦考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