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地方音樂史的挖掘與開拓

韓璐 寧汐

19世紀中葉，清朝政府衰落而受到世界各國的侵略，1860年后，俄國政府利用其比鄰黑龍江之利而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開始向哈爾濱實施文化滲透和經濟侵略。并從1898年開始，將貫穿東北亞的鐵路（中東鐵路）修進中國領土，將其經濟與文化的中樞移向冰城哈爾濱。在20世紀之交，哈爾濱的音樂文化之中滿布歌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爵士樂等外國文化形式，尤其以俄羅斯音樂文化為多。在音樂上，大量來華演出的音樂家有數十名圣彼得堡帝國歌劇院的歌唱家、演奏家，當時的俄羅斯芭蕾舞團也組織大量的舞蹈家來到哈演出?！豆枮I西洋音樂史》（以下簡稱《哈史》）就是以此而展開其研究的，兩位作者劉欣欣、劉學清因其所占據地源文化優勢，在史料的豐富占有基礎上，所成之書也被贊為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中地方音樂專史研究的一部頗具開拓性的著作。[1]作為一部地方斷代史專著，知其者相對較少，出版后僅有吳志武、汪毓和兩位學者對其進行了評論，吳文認為它一部具有開拓性的地方音樂專史，汪毓和在讀后也對其中的史料給予了夸贊。本文覺得《哈史》還有以下三點值得強調。

一、研究視角及區位優勢

每一部史著都會選擇其考察視角，《哈史》是按照它所占據的史料而將其歷史脈絡按照通史的寫法而劃分章節，它從1898年5月沙皇派兵哈爾濱開始，一直到20世紀70、80年代結束，主要描寫了1903—1962年間的音樂史發展，并依據史料的歷史關系，將論述分為四個章節。各章節是以專題而展開，將樂團、樂隊、音樂家及他們帶到哈爾濱的歌劇、芭蕾藝術、音樂教育、音樂活動、音樂演出等音樂史事件用專題的形式而進行了分別闡述。每章沒有特定的章名，以時間為序依次劃分：第一章為1903—1932，第二章為1932—1945，第三章為1945—1949，第四章為1949—1962。

在事件區分的基礎上，針對音樂體裁論述之需，它在敘論又非嚴格以時間來劃分，也就是在不同章節中亦有部分重復部分。書中各章節編排比重大小不一，如第一章分為十節，第二章突然就變成了二十三節，第三章又縮減為只有五節。并且有些內容敘述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如：第一章第一節“哈埠建立交響樂團”，第二章第十六節“‘哈響樂團訪日演出”第二十二節“‘哈響樂團骨干組成情況”、第二十三節“‘哈響樂團排練曲目綜述”，第四章第二節“‘哈響樂團后期情況”，這五節都講的是哈爾濱交響樂團，其實可以將它們合并為一節。再如，第一章第四節“繁榮的哈爾濱歌劇”、第二章的第一節“在哈爾濱發展的輕歌劇”與第三節“歌劇藝術在哈爾濱延伸”，這三節可以看出都講的是歌劇，也似乎可以統一論述而統合為一節的結構。另外，第二章第十三節“在哈爾濱的親情音樂家”、第十四節“外地音樂家到哈埠演出”、第十五節“進入走出的音樂家”、第二十節“涇渭分明的音樂家”，這四節則都講的是音樂家，也是可以合并為一節來順次闡述。對此，汪毓和文中就批評《哈史》的內容和框架凌亂不堪，節、目的表達也較為不清，之間聯系的較為松散。事實上，問題還不僅于此，汪文認為《哈史》邏輯布局也有問題，詳略不明，有些內容如“哈爾濱交響樂團”就太過繁瑣，其主旨也就顯得不怎么凸顯了;汪文認為有些內容的界定，如對音樂家的歸類：“親情”、“來哈埠演出的”、“進入走出的”、“徑渭分明的”等限定詞都沒有必要，且有相近內容合并的必要，而“專業教學部分展示”及“音樂家的內心情感”等說法，都是不具明確指向意義的說辭。[2]這些邏輯混亂可能是作者在占據太多史料時難以辨明，致使用起來有堆砌之感，有些更是顯得啰嗦，如第二章第十三小節的“在哈爾濱的親情音樂家”，《哈史》將其又劃分了父子、夫妻、母女、兄弟、姐妹、姐弟六個分支，這種劃分或曰歸類是不具理論思辨性的。

《哈史》的研究有其視角的特有選擇之利，兩位作者占據了地理文化上的優勢而展開其闡述，是文化區位優勢之顯現。當然，過多的史料的難以割舍，也使書中的史料略顯堆砌，從而削弱了主要線索、觀點的明確性，為其在邏輯思維、理性思辨上的不足而感到惋惜。但文章作者提供的豐富史料，也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二、教育貢獻及學科發展

哈爾濱的音樂教育在近現代音樂史上有其突出貢獻之處，這里先后出現一批學校及其中的音樂教育家，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豆贰吩诘谝徽碌谖骞潯敖I音樂學?！敝芯蛯枮I最早建立的三所專業音樂學校分別進行了評介?！肮枮I第一高等音樂學?！?、“哈爾濱格拉祖諾夫音樂學?！?、“哈爾濱音樂訓練班”等，這三所哈爾濱音樂學校成立于1921年—1927年之間，均早于1927年11月27日建立的上海國立音樂院，甚至要早于北大音樂傳習所等專業音樂教育院系，哈爾濱的音樂家們后來流向京滬等地，成為那里辦學的老師之一，從中可以管窺哈爾濱俄僑音樂家的歷史貢獻?？赡芷渖粗饕詢S民為主、中國學生很少的緣故吧，其歷史價值就被有意無意間削弱了。但在這些學校中任教的一些教師，如聲樂教育家蘇石林、鋼琴教育家拉查雷夫等，被邀請而至上海，任教于“國立音?！?，這使得其歷史地位不得不提出，是今天客觀評價其歷史地位的重要參考之處?！豆贰愤€介紹了近代哈爾濱音樂教育多樣的發展情況，如各時期私立的、業余的學校音樂教育情況，這種辦學形式也是當時小快靈的方式之選，畢竟學音樂在當時還是并非今天的時尚之選，很多都是“臨時起意”的，這些學校的出現就是歷史研究的證據所在。

在考察哈爾濱的音樂教育方面，其貢獻是以人的因素而另辟觀察點，這是充分考慮到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中有一批著名音樂家在哈爾濱留下音樂蹤跡，如：小提琴家譚抒真、鋼琴家劉詩昆、傅聰及民樂家劉天華等。他們皆曾求學或旅居于哈爾濱的外籍音樂家，雖然他們并非在哈市主要成長，但因為哈爾濱的教育為其成長的重要驛站，他們也由此地而打開了進入更高層次音樂發展的階梯。

哈爾濱在教育發展上的承上啟下的作用，使其吸引了一大批著名的歌唱家、演奏家、指揮家經由此地而進入中國其它城市。如汪毓和文中提到的托諾夫教授，像劉天華、冼星海、聶耳都曾是他的學生并跟隨他學習小提琴。我們翻閱后來的史料發現，這位外籍音樂家后來又在上海國立音樂院及后來的上海國立音專任教。此外，還有一些先在哈爾濱后在上海長期任教的外籍音樂家，如：鋼琴家和音樂理論家的歐薩克夫、鋼琴家拉查雷夫、聲樂家蘇石林等，尤其是后者，他在格拉祖諾夫音樂學校教學，后到上海國立音專，他所教出來的學生有黃友葵、斯義桂、周小燕、唐榮枚、胡然、高芝蘭、李志曙、溫可錚、董愛琳、魏啟賢、孫家馨等，從而被譽為“中國聲樂的奠基人”（丁汝燕），在廖輔叔、孫兆潤、郁慶五等人看來，他為中國聲樂教育做出了突出貢獻[3]，在哈爾濱工作是其人生的重要經歷。事實上，像鋼琴家莫伊謝耶維奇，小提琴家津巴里斯特，歌唱家夏利亞賓等世界級音樂家，他們也曾登上“音樂之都”哈爾濱的音樂舞臺演出過。[4]

由此，在今天看來，《哈史》對哈爾濱地區音樂其教育發展中的承上啟下作用進行了凸顯，哈爾濱以其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圍而吸引了俄羅斯乃至世界上的著名音樂家，他們在那里的教育教學使哈爾濱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為中國近現代音樂的教育發展及中外音樂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從這一點上說，《哈史》為讀者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史料，并以此所做的恰當地評價，為凸顯這一音樂教育史的成就做了宣揚。

三、史料開掘及論述邏輯

《哈史》的作者以其擁有大量的一手資料，也會在論述的充分上及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有其空間。但《哈史》還會不斷開掘其史料，如開頭就提到多次討教李述笑先生，并拜請他予以指正，書中特地說到李先生將珍藏了近50年的數十幅珍貴的歷史照片奉獻給了《哈史》的編撰者，這就使得改書得到一些珍貴的史料，如李先生將他近年訪問俄國購買的，原在哈俄僑音樂家撰寫的回憶錄綜合本和其他資料等，提供了《哈史》的作者，從而使本書的史料更為翔實和豐富。[5]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書史料態度上求真務實的精神。

吳志武的評論對《哈史》中運用的史料進行了數據分析：據粗略統計，書中所用的史料，單就圖片而言，節目單原件就達63幅，并且為便于閱讀，作者又將大部分節目單中的外文翻譯成了中文。[6]從吳文的梳理中還可看出，《哈史》史料的多樣性，如在交響音樂會節目單中，書中就有20至60年代初的“哈爾濱之夏”節目單，這在論證鏈條的持續性上是貫穿性的。在圖片資料上，各章節中多至一百五十余幅的圖片，也是同類書中最多者，圖片內容既有人物、樂團樂隊、演出排練的劇照，還有現在尚存的音樂學校的校址遺跡和散布于今天街市中的教堂等。[7]這些既往的圖片和現存的遺跡，使得這部書的可讀性較強，圖文并茂，好看美觀，是該書充分運用圖片史料例證的方法之顯現。為了易于閱讀和進一步論證之需，書中不僅附有節目單原件，而且還附上了翻譯文件，全書運用了中、英、俄三種語言。通過閱讀這些圖片史料，讓讀者更清晰、直觀的體會到歷史的真實存在。

在論證方法及其態度上，《哈史》所選擇的圖片史料多是運用得恰到好處。針對所占用原始史料的豐富可選擇性，書中將其均勻地分布于各時期，比如說名單。就有哈爾濱交響樂團的演奏人員，還有一些教師與學生等。作者通過運用這些第一手史料，為讀者較為全面而豐富地認識哈爾濱音樂歷史發展的鮮明狀態而做了明示。該書在運用史料時還努力做到有針對性地篩選，求真務實，辨別真偽，以求還原歷史本來面目，這些可見研究中史料運用的態度問題。除上述史料外，《哈史》中還圍繞其展開了提到許多和音樂相關的歷史史料，如哈爾濱的音樂廳、劇場、樂譜、樂器、樂師的經濟收入、音樂家的家庭關系等。使《哈史》以更為生動全面的面貌而展示了哈爾濱音樂歷史發展，也增加了該書的可讀性，讓非樂迷的讀者也愿意因此而了解哈爾濱在西洋音樂發展中的歷史作用。

四、結語

《哈史》作為一部開創性的地方音樂專史的探索之作，它挖掘了地方音樂史資料，并依據其存儲而做了闡釋，雖有因資料有限而招致的論述詳略不當，但為我們認識哈爾濱在西洋音樂接受與發展外國經典音樂做出的特有貢獻，也為進一步研究而提供了空間，使我們對哈爾濱被稱為“音樂之城”而提供了較為詳實音樂史料及其發展線索。雖然它還因史論能力存在一點論述上的缺憾，但作為新興的探索性史著，我們對其還應報以積極肯定的鼓勵，希望作者在此基礎上繼續努力豐富。而事實上，編寫一部地方近現代音樂史絕非易事，上海音樂學院近現代音樂史專家陳聆群教授就非常希望能寫出一本上海的近現代音樂史，他擁有的史料也不少，但最終卻抱憾未成，從這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哈史》編撰的不易。當然，隨著近現代音樂史料的不斷開掘及史學研究能力的不斷提高，哈爾濱的音樂史也會因此而在研究的地方音樂史、傳統音樂等相關方面不斷擴展?；蛟S也會指引各種地方音樂史的發展，在史料的發掘上、研究視域的擴展上、論證方式的選擇上，都會為其它專著的問世提供可能。而地方音樂史或各類專題史的研究趨勢也在不斷發展，我們希望像《哈史》這樣的史著再次顯示出它們在新的研究領域的開拓方面而能提供更多的指引意義與借鑒價值。

注釋：

[1]吳志武：《一部具有開拓性的地方音樂專史——讀“哈爾濱西洋音樂史”》有感，《音樂研究》，2004（第4期，第120-122頁。

[2]汪毓和：《“哈爾濱西洋音樂史”讀后》，《人民音樂》2003年第3期，第60-61頁。

[3]分別見《人民音樂》1996年第12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人民音樂》2019年第11期。

[4]汪毓和：《“哈爾濱西洋音樂史”讀后》，《人民音樂》2003年第3期，第60-61頁。

[5]劉欣欣、劉學清著：《哈爾濱西洋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4月。

[6]吳志武：《一部具有開拓性的地方音樂專史——讀“哈爾濱西洋音樂史”》有感，《音樂研究》，2004（第4期，第120-122頁。

[7]吳志武：《一部具有開拓性的地方音樂專史——讀“哈爾濱西洋音樂史”》有感，《音樂研究》，2004（第4期，第120-122頁。

韓 璐 哈爾濱音樂學院研究生

寧 汐 博士、哈爾濱音樂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