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反差成因及對策思考

李希騰　陳夏薇　王保慶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關于鄉村振興的戰略思想，聚焦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城鄉反差這一突出問題，著力于補齊“三農”滯后這一最大短板，放眼于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考量，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決策，意義重大，前瞻深遠。

深層原因

新中國成立以來，“三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糧食產量由1949年的1132萬噸增長到2018年的66160.7萬噸，農民人均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長到2018年的14617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農民人均收入提高了33倍。

但在四個現代化中，農業現代化仍是短板，城鄉差距、工農差距有所擴大。

城鄉矛盾和城鄉差距最早產生于英國第一次產業革命，并擴展到歐洲多個國家。到19世紀中葉，這個問題已經比較突出。所以，馬克思在世時就把消滅工農和城鄉差別，納入共產黨人的重要奮斗目標。這就是說，中國今天的“三農”滯后，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其中有某種社會發展規律在起作用。

一、產品價格的工農剪刀差。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指的是工農業產品變換時工業產品高于其價值，農業產品低于其價值出現的差額，用圖形表示像剪刀張開狀，意為工農業產品交換的不平等，它曾發生于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及蘇聯。

剪刀差一詞最早出現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的發言（1919年），斯大林在1927—1929年也有幾次論述。蘇聯時期的剪刀差，曾引起廣大農民不滿。

剪刀差在舊中國也發生過，新中國成立后為優先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曾人為地實行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后來有所改變和調整。

1982年，我國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價值量為288億元。

過去，我們曾認為剪刀差是資本主義工業對農業的掠奪，是發達工業國對落后農業國的剝奪?，F在看，這個問題與社會制度關系不大。事實是，從全球范圍看，在各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工業產品價格上漲幅度大于或快于農業產品價格上漲幅度的情況，從而拉大了工農、城鄉收入差距。其中，多數并非人為，而是另有原因。

二、產業結構的二律背反。在經濟學說史上，最早從產業結構角度論述收入差距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1672年，配第的《政治算術》一書公開出版，這是他曾經獻給英王的長篇智庫文稿。

配第在這篇文稿中闡述了一個重大發現：工業比農業收入高，商業比工業收入高。這將推動勞動力依次由農業向工業，再由工業向商業等服務業流動和轉移。推動這種流動和轉移，將推動國民經濟快速增長。

配第是當時英國皇家學會的經濟學家和重要成員（牛頓為會長），他的這一重要思想見解，引領了英國第一次產業革命和工業化加速，引發了英國對歐洲多國的跨越發展和近代史上第一輪大國興衰。

1940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克拉克出版了他的《經濟進步的條件》一書，該書在配第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歸納整理了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資料。得出的結論是，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農業人口和產值的相對比重是不斷下降的，后人將此稱之為配第·克拉克定律。

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可能與美國相比，應當考慮國情和因地制宜，但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包括集約化和適度規模），是鄉村振興的根本途徑。

配第·克拉克定律說明，隨著產業結構向高級化、軟性化的演變，農業就業人數和產值這兩項指標在三大產業中的比重，是同比例不斷下降的，經濟越發達，“三農”越縮小。

這構成了一種二律背反，當代各大國的統計資料也進一步驗證了這一規律。

三、農業生產的天然約束。形成二律背反的深層原因，在于農業生產過程及其產品的多種天然約束。一是生產周期長，資本周轉慢;二是自然災害多，生產風險大;三是生鮮易腐爛，保存難度大;四是量大價值低，售賣成本高;五是需求彈性小，收入提高慢。

其中，需求彈性小，是一個最大的天然約束。食品在溫飽的基準線上，上下浮動的幅度很小。人既不能餓著，更不能撐壞，這意味著地板接近天花板，它導致邊際效用和邊際效益共同遞減。

此外，人口規模的大小，也直接影響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資效益。由于單個村莊人口規模較小，開個飯館和澡堂就意味著虧損，第三產業也很難發展起來，這也對農村三產融合帶來了極大困境。興辦觀光農業、鄉村旅游的只是少數，難以廣泛復制。產業興旺需要因地制宜，但首先應該是農業興旺，使之形成產前育種、產中維護與產后加工、銷售的價值鏈。

對策思考

一是加大財政支農投入，建設美麗富饒鄉村，拉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理論分析證明，農業是天然弱勢產業，需要政府宏觀調控和財政扶植。全國各省區市應以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為契機，首先是允許農業經營用地和農村宅院資產向城市人口轉讓，促進城市人才、資本和養老向鄉村流動，逐步提升鄉村人氣和宅院價值。

與此同時，在廣大農村開展兩類重大工程，將其納入兩期五年規劃。第一，農業生產公共工程，如水利、電力、交通，以此降低農民生產成本;第二，農村生活公共工程，如中小學、養老院、用水入戶、廁所革命，降低農民生活成本。

這兩類重大工程，不僅有利于建設美麗鄉村，縮小城鄉差距，而且有利于消化工業部門鋼材、水泥、平板玻璃等過剩產能，拉動經濟持續增長，使中國年均增長率保持在6.5%左右。

這樣，到2028年以前，中國GDP總量即可超過美國，人均GDP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目前人均GDP在全球排第79名，到2035年以前可進入前50名，為2049年前進入前25名現代化發達國家行列奠定堅實基礎。

二是強化農業科技支撐，促進產品結構升級，形成中國農業內涵價值。人類生產活動在宏觀上稱產業結構，在微觀上稱產品結構。產品結構包括勞動密集、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3類。

傳統觀念認為，農業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品是資本密集型，教育、科研、醫療產品或服務是知識密集型，所以，國際貿易理論中的里昂惕夫之謎，至今缺乏公認謎底。我們認為，打破農業產品是勞動密集的分類固化，謎底自然揭開。

世界六大國家三大產業產出結構比較（2015，%）

上世紀40年代，美國農業生產在國際比較中已高度機械化、科技化，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其他國家平均生產率的3倍。其農產品結構已是資本和知識密集型，與國內工業產品相比，具有更大的比較優勢。所以，美國長期以來主要進口鋼材、汽車等工業制品，而出口農產品，這并不違背李嘉圖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理論。

里昂惕夫之謎的解析和當代發達國家農業高級現代化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城鄉反差的克服，必須著眼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走科技和人才興農之路。同時，使農業產品結構由勞動密集向科技密集轉變，打造優質高效農業，形成品牌價值和附加收益，實現中國農業內涵轉型升級發展。

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可能與美國相比，應當考慮國情和因地制宜，但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包括集約化和適度規模），是鄉村振興的根本途徑。

三是推進社保改革升級，實施全國醫保統籌，實現兜底精準扶貧。

作為人口大國，貧困人口產生的原因比較復雜，要精準扶貧和徹底消除貧困人口，最基本的辦法是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升級改革，這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趨勢。

第一，為全國公民中65歲以上無退休金人員一律以基本生活費兜底，每人每月發放基本生活費500元。據初步統計，此類人員約5000萬人（含“五保戶”），年約需250億元。

到2021年，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收入便具備了這種條件和能力，它應當成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待條件成熟時，還可將此辦法擴大到1至7歲兒童。

第二，實行全國醫保統籌，打破醫療定點和區域界線，大城市到小城市、小醫院看病，可以報銷。鼓勵優質醫療資源向地、縣級醫院下沉。

第三，建設公辦縣市、鄉鎮兩級養老院，鼓勵養老在縣鄉消費，助推鄉村第三產業發展。我們認為，醫療市場化副作用較大，醫療改革應回歸救死扶傷本位，同時加強經費管理與效益核算。

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既是嚴峻挑戰，更是重大機遇。河南省作為人口大省和農業大省，應當抓住機遇、善借東風，在建設美麗鄉村上出彩，在促進農民增收上亮劍，在加速農業現代化的新征程中實現中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