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

◎ 耿相新

從某種意義上講，出版史的研究深度和廣度取決于我們對出版學的理解程度。眾所周知，出版學首先由日本學者于20世紀60年代末提出，其時其后，韓國、英國、美國等國的學者也開始將其作為學科進行研究，中國的出版學研究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至今，出版學研究已經蔚為大觀。在對出版學研究范式、路徑和方法的選擇上，中、日、韓的學者偏重于“以學科為中心”，企圖從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視角和視野構建出版學學科理論體系，而歐美學者更強調“以問題為中心”，試圖從技術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視域和場景解決出版實踐中的實際問題。然而，盡管東西方學者對出版學的研究已長達50年，但相較于新聞學和傳播學，出版學的一些基本問題，諸如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學科性質、相關學科、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至今尚未取得學科學術共同體的廣泛共識。出版學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對于出版學的理論框架和范疇體系，以及研究對象這個根本問題，學術共同體未能達成共識，導致不能準確把握出版活動的主體地位；對出版學的研究范圍和內容缺乏準確的界定，對古今之變不能完全打通，對中外之別不能全景式對比研究；對出版的功能研究不全面，缺乏深入的系統的研究，僅僅用“兩個效益”來概括，不能覆蓋出版的整體意義和價值；出版學的研究方法缺乏主體性，過多地運用一般哲學方法和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而缺乏自己的獨特的研究方法；出版學缺乏對出版活動因果關系的系統研究，未能處理好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對出版活動的內在規律不能歷史性地把握，對出版成果不能多學科、多知識體系地把握。以上五個問題的長期存在，導致出版史研究也同步存在以上問題。解決出版史研究中的問題，首先應解決出版學研究中的問題。出版史研究方法論的范式突破，有賴于出版學研究范式的突破。毫無疑問，出版史是出版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從哪些角度去切入出版活動的研究，這一提問，關乎出版學的整體框架問題。

基于以上認識，本文試圖在重新思考出版學理論框架的基礎上，提出出版史定位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就教于同道。所謂出版定位分析方法，就是將出版活動分為四個層次和對應關系，將出版要素和出版角色、出版意義和出版利益、出版路徑和出版成果、出版目的和出版關聯對應為經度緯度交叉關系，以此確定歷史上的或者當下的出版活動內容，以此定位研究內容，以此作為研究路徑，以此對某一國別某一時段的出版歷史進行整體的系統的分析和研究。我之所以提出出版活動的四個層面的對應關系，主要目的是想以四對概念關系來覆蓋古今中外的出版實踐活動，出版角色借助出版要素通過不同路徑創造了出版的意義和利益，這些意義和利益體現于出版成果中，而出版創造的目的、動因和動力源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關聯關系的理性的或者沖動的、經驗的或者科學的、自然的或者數字化的揭示，這些揭示就是出版對象。通過對四對概念關系的定位，找到出版史（學）的研究范式的新定位。

一、出版要素和出版角色

“出版”一詞是來自日語的借用漢字的新造詞，在日文中出現的最早時間是1756年，寫作“出板”，由此可見其與中國雕版具有緊密聯系。隨著西方活字印刷術的傳入，19世紀日文中的“出板”逐漸改為“出版”。①1879年黃遵憲最早使用“出版”一詞，其后梁啟超在日本撰寫的《自由書·敘言》中使用了“出版自由”一詞，“出版”一詞完成了蘊含東方和西方文化底色的漢語轉換。②西文中拉丁文publicare一詞的本義是“公于眾”，這一具有傳播精神實質的詞匯被法語于1175年用作pubulier，其后又被英語publish所繼承。③從詞源的角度去理解，“出版”一詞的本質是“公之于眾”。進一步說，我們所理解的出版概念是：將一定的符號系統所承載的知識和思想復制于一定的載體材料上并加以傳播的活動。出版活動正是出版學的研究對象。

對于“出版”概念的回顧和界定有助于我們奠定出版學的基礎。作為一項文化的或者商業的或者二者不能偏廢的活動，出版活動必須具備基本的要素構成和完成活動的人，二者是不能分割的依存關系，是一種共同的統一關系。這是我們研究出版學和出版史的素材，是研究基礎，是研究的出發點。只有將構成出版活動的要素和出版角色的內涵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揭示清楚之后，我們才能找到研究出版學和出版史的路徑。

我們認為，構成出版的基本要素有七個：符號系統、載體材料、復制技術、內容體系、組織業態、傳播方式、生態環境。符號系統是出版賴以存在的先決條件。從符號的表征形式看，出版符號可分為語言文字符號系統和非語言文字符號系統。符號是事物的標志，是一種事物的代指，是攜帶意義的感知，是文字、代碼、語言、指數的總稱。美國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將符號系統分為圖像、指數、記號三個部分，每一部分又分為若干子系統，其中語言文字符號系統是最重要、最復雜的符號系統。語言文字符號系統長期以來是出版的基本表達方式，但隨著照相攝影、無線電、電視、電子、計算機等技術的發明和廣泛應用，非語言文字符號系統深度介入出版領域，圖像、表情、姿勢、動作越來越成為出版的新的表達方式，圖像、音頻、視頻符號系統崛起并將成為計算機和互聯網時代出版的主要方式。出版符號系統的演變，深刻地影響著出版產業的競爭格局，這是數字時代的重要特征。

載體材料和復制技術決定了出版的呈現方式和發展速度，甚至也決定了傳播方式和傳播地理。載體材料的變化一直是出版史的研究課題之一，對出版物載體材料的關注反映了人們更傾向于直觀感知。過去出版史對載體材料的研究多是粗線條的或者技術細節式的，對載體材料本身的文化意義和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涉足甚少，從傳播學的角度偶有涉及但從出版學和出版社會學的角度卻幾乎一筆帶過。載體材料與當時社會的生產力和科技水平有直接關系，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也有直接關系，石頭、泥版、莎草、貝葉、竹簡、繒帛等作為載體媒介，無一不與發生發明地的自然條件密切相關。紙作為載體材料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當下開始受到磁介質和光介質的嚴重挑戰。長期以來，我們缺乏對載體材料變化在人類不同文明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相關研究。過去，在出版史研究中，我們將過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對印刷技術和印刷史的研究。復制技術對人類文明的催化作用是巨大的。復制技術決定了出版物復本數量的多少，也決定了信息和知識的傳播速度和地理空間。當信息、知識和思想作為一種話語權力體系時，它對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它所影響的不僅僅是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講，它還屢屢改變了文明的發展歷程和文明秩序，以及文化格局。尤其是在基于計算機、通信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新的復制技術出現后，人類文明已經處于深度變革中。對復制技術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尚在期待中。

以信息、知識和思想為主體的內容體系是出版活動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缺少內容的出版活動是不存在的。內容是出版的對象，是出版的意義所在。與符號系統、載體材料和物理外觀形式相對應，內容是出版物所承載的事物內在因素的總和，是事物內部所包含的實質或意義，是經驗的總結和提煉，是經過加工的知識體系，是人類思想和智慧的結晶，是人類的精神所棲。內容是出版活動的核心，它決定了出版物的市場競爭力、長久生命力、持續影響力和文化傳播力。內容創造因時代、國別、文化背景、性別身份等不同而不同。內容體系歷來是出版史研究的重點，但從出版學的角度，對出版內容體系如何進行本學科的獨特研究，還沒有找到有效路徑和合理解釋，這是出版學的一個缺陷。

出版活動的組織模式是實現出版目的的根本途徑和有效工具。出版作為事業、產業和產品專業門類，它具有行業的邊界和業務標準，同時出版作為企業也具有商業核算、贏利模式、運營模式、技術手段等與企業相聯系的具體運營形態。簡單地說，出版業態指的是以什么樣的組織形式、采取什么樣的技術手段、生產什么樣的產品、以什么樣的傳播方式達到贏利和實現意義的目的。出版業態經歷了多次變遷，從家庭作坊式、股份制公司到大型出版集團，其組織模式的變化不斷適應讀者需求和市場需求。信息時代的出版新業態，呈現出不同產業之間跨界整合和組合、不同媒介之間不斷融合、企業內部價值鏈不斷重組、外部產業不斷侵入、信息和互聯網技術改變產業流程等特點和特征，基于信息技術的新型企業、商業乃至產業的組織形態開始形成。關于數字化時代的出版學研究已經起步，但將出版業態進行通史式的研究還未見成果。

出版物傳播方式是出版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出版物只有通過傳播才能實現它的商業價值和閱讀價值。所謂“公之于眾”，“公”就是公布、傳播、傳遞的意思，它是構成出版活動的基本要素。中國的業界和學界，習慣上將出版物傳播理解為發行和發行渠道，發行學成為出版學的重要分支。學界對發行學的研究不亞于對出版史的研究，存在的問題是發行學屬于微觀出版學的范疇，發行或者說傳播屬于技術性的應用，缺乏對出版物傳播進行系統的整體的理論研究和提升，尤其是當出版物脫離物理狀態而成為數字網絡之一部分后，發行是否仍然存在，傳播式的交易是否還能占據主流，傳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發生了轉變，這些都要重新進行理論思考。

出版作為一個行業，其社會化特征決定了它的生態環境受制于外部法律和內部行規，受制于國家的管理政策和市場秩序，受制于受眾的教育程度和從業者的綜合素質。出版無論是作為事業還是產業，也無論是公益還是商業，它都必須生存于國家的宏觀環境和自身組織環境之中。出版法、出版管理條例、版權法或著作權法、國際和國家管理機構、行業協會和學會、專業研究和教育機構、會展和論壇，等等，都是構成出版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對于出版環境諸要素的研究，基本上是分散分割式的，大多停留于描述式的層面，只有極個別的帶有理論性的探索，從整體上缺乏整合式的理論研究。

如果我們將出版諸要素理解為緯線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將參與出版活動的各個角色確定為經線，出版只有在人的參與下它才能夠成立，也只有人的參與和創造它才可以演變為活動，它才能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和文化。換言之，出版活動是人和出版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要素和人的經緯交叉而產生了出版事業和產業。因此，我們研究出版學和出版史不能離開出版角色。

作者是出版活動的起點和基礎。作者可概分為原創性作者和非原創性作者兩種類型。作者是內容文本（信息、知識和思想）的創作者，是圖像、音頻和視頻的創造者，是意義和利益的發起者，是次生文獻的生產研究者，是原始文獻的整理（編纂）者。作者的創造性勞動是出版得以不斷發展的不竭動力。作者是出版產業的上游，但在出版產業鏈上作者往往是缺位的一環，因此絕大多數的出版學理論框架中，作者多數情況下是缺失的。作者與編輯是休戚相關的求同求異求和的關系，他們在面對共同的文本時往往因立場、角度的不同而產生觀點的差異甚至矛盾，他們在沖突和互相欣賞中共生。我們可以將編輯分為技術型編輯與知識規劃型編輯兩種基本類型。編輯是內容的把關人，是內容策劃和選題策劃的創意人，是編輯技術的實施人，是實現出版意義與利益的組織人。大多數情況下，經過編輯加工過的并通過傳播的文本才是出版物，未經過編輯加工的只能稱為原始文獻。編輯絕大多數是默默無聞的，只有為數甚少的天才編輯才被出版史家研究。編輯作為一個群體盡管被出版學所重視，并成為一個重要分支而成為學科的主體之一，但中國的編輯學忽視了編輯學者化和學者編輯化，對學者型編輯和編輯型學者幾乎沒有論及，這個缺陷導致的目前的偏重技能的編輯學教科書只能算是半部。

出版商、復制商（印刷商）、發行商（書商）是出版活動的實施主體。三者在出版實踐中，各自承擔著不同的職責。出版商是出版風險的承擔者，是出版產業的整合者，是出版產業鏈的中心樞紐，是出版資源的組織者，是出版意義和利益的創造者，是出版意義和利益實現路徑的探索者。復制商是內容文本的復制者，是復制技術與材料技術的發明與應用者，是技術（工藝）與藝術結合的實現者，是精神性與物質性的統一者，是出版速度與效率的創造者。發行商是出版物的傳播者，是意義與利益的實現者，是出版共同體的信息擁有者，是出版物市場和渠道的控制者，是流通領域的傳遞者。在出版歷史上，三者的身份最早是合一的，其后隨著出版生產力的提高，印刷商首先獨立為一個系統；隨著工業印刷的發展，出版商與書商分離，書商主導出版業的時代讓位于出版商；而進入網絡時代，出版商的主導地位將有可能被網絡平臺運營商所替代。三者是出版活動中必不可少的角色，但在數字化時代，三者的地位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戰，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仍然處于演化中。在出版史學者眼中，三者的地位均十分重要，研究三個實施主體的論著也頗為可觀，但在出版學的理論框架中，出版活動中人的角色往往被出版業務所遮蔽，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學科的遺憾。

讀者是游離于出版產業鏈之外但卻是出版業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讀者是出版物的消費者，是出版意義的接受者和創造者，是出版利益的創造者，是文化與精神需求的提出者，是出版共同體的信息反饋者。讀者是出版價值的最終實現者。讀者在出版學的理論框架中往往被遺漏，作為出版內容的受眾，其是最為出版學忽視的一個角色。作為受眾，讀者在傳播學、閱讀學，甚至圖書館學中更受重視。在出版史的研究中，讀者也是一個被冷落的角色。

我們認為，出版史研究范式的突破不能孤立地從出版歷史學本身尋找路徑，更有效的途徑應是從出版學理論體系的突破上尋找新的參照坐標。我們要從過去的見物見事不見人的出版學中跳出來，要將出版中人的角色與構成出版的要素結合起來，并將它們納入出版學的研究范疇，以此求得新的內容定位、研究定位、選題定位和方向定位。

二、出版意義和出版利益

簡單地說，出版是由意義和利益兩個共同體構成的。這一觀點的提出源自對出版性質的再認識。早期的出版學者更多地強調“出版工作具有文化性質和商業性質的兩重屬性”④，晚近的學者更偏重“出版的本質屬性是出版的傳播性”⑤。出版性質的雙重屬性又衍生出出版物的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兩種屬性，社會效果和經濟效果兩種效果與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種效益的觀點和論述。無論是一元的傳播性，還是兩元的雙重性，我們認為均不能完全反映出版的自主性。因此，基于對出版業的長期觀察和思考，我們提出出版的基本屬性是意義和利益的聯合共同體，試圖將義、利視作經、緯兩條線，從它們交叉的、不可分割的關聯點、關系點、定位點分析、研究出版的內在規律。這一視角，我們認為有助于出版史研究范式的突破。

出版和出版物具有精神性、思想性、文化性、政治性、革命性和意識形態性，也具有知識性、科學性、工具性、信息性，還具有大眾性、教化性、娛樂性、傳播性、商業性和獲利性等。這些屬性都可歸結到出版的意義和利益中。意義的外延比精神與文化的概念更廣，而利益的內涵并不局限于經濟和商業利潤。從出版的“公之于眾”的定義而言，意義和利益是交織在一起的網狀關系，將兩者截然分開是有相當難度的。

毫無疑問，出版的屬性規定了出版和出版物的作用和功能，反之，出版的功能體現了出版本質屬性的價值。因此，厘定出版功能是出版學理論的重要課題，也是出版史研究深入的一把鑰匙。在此，我們試圖將出版功能從出版的意義和利益兩個層面展開。

所謂意義，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就是“人對自然和社會事物的認識，是人為對象事物賦予的含義，是人類以符號形式傳遞和交流的精神內容”，“人類在傳播活動中交流的一切精神內容，包括意向、意思、意圖、認識、知識、價值、觀念等，都包括在意義的范疇之中”。⑥從歷史學的角度而言，德國威廉·狄爾泰在《歷史中的意義》中指出，意義是一種經驗的連貫性的統一，是一些聯系構成的系統，“它通過記憶要么把人們直接體驗的東西，要么把人們通過移情體驗過的東西結合起來”⑦。從哲學的角度而言，“意義體現了人與社會、自然、他人、自己的種種復雜交錯的文化關系、歷史關系、心理關系和實踐關系”⑧。具體到出版學而言，我們認為意義存在于扮演出版角色的人，借助約定的符號系統，將經過自身體驗或他人體驗而總結的信息、知識和思想復制于載體材料之上并加以傳播的出版活動和出版物中。出版活動和出版物賦予自然、社會和事物以新的意義，它們是意義的承擔者?；谝陨险J識，我們將出版的意義共同體分為五個子系統，即出版的文化記錄、存儲、積累系統，文化傳承系統，信息、知識和思想傳播系統，教育教化系統，文化娛樂系統。

出版意義共同體主要是針對出版活動而言的，出版與出版物具有緊密的聯系，但不能將它們混為一體，正如我們不能將互聯網稱為互聯網內容一樣。文化記錄、存儲、積累系統主要由收集、記錄、積累、整理分類標引數據和信息，由存儲和檢索應用數據和信息，由數據和信息生成知識和經驗等子系統組成，這是出版的最原始的功能。出版的最早對象是數據和信息，是檔案文獻。數字化時代以來，最初的出版對象再次成為出版的大宗。出版對于文本文化數量增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出版技術的進步有效推動了紙質書刊報、音像、電子和網絡出版物的增長。出版文化傳承系統由出版活動本身和它創造的出版物兩個子系統組成，出版諸要素和出版諸角色具有歷史傳承性，出版物也具有突破時間限制的傳承性。出版創造了人類文化經典，出版延長了文本的生命，出版通過不斷創新載體材料技術和復制技術而使知識不斷遷徙和創新，出版創新成為延伸出版物生命的有效工具和途徑。出版文化傳播系統也同樣由出版活動和出版物通過突破地域地理限制、語言限制、身份限制（民族、宗教、階級、性別等）、媒介限制而實現出版中心的不斷變遷和發展。出版的教育教化系統，由價值導向、思想教化、知識選擇、知識傳授等子系統組成。出版的教育功能分為顯性功能與隱性功能兩種，顯性是文本知識，隱性是思想教化。出版通過出版物以達到教育民眾的目的，促成信息、知識和思想的傳授，進行知識、價值和行為規范教育，促進民眾掌握技能，提高素質與能力。出版通過嚴格的文本審核與管理，控制文本內容創作與生產，以文本內容為中心，進行社會控制；以選擇信息與內容，控制信息與輿論，控制思想文本與傳播；以控制進行教化，進行輿論引導、價值觀引導、主流思想引導。出版的文化娛樂系統，由文學藝術出版物、主動型與被動型互聯網閱讀、出版審美、藝術活動等子系統組成。出版的娛樂功能具有不穩定性、社會性、個體性、專業性、享樂性、時代性、國際性等特點。出版的娛樂性主要體現于，從時間的角度看，可以使人在文本中產生時空的錯位；從精神的角度出發，通過閱讀或聆聽虛構故事，在共鳴中獲得精神愉悅和心理平衡；從心理的角度出發，閱讀使人愉快和放松；從娛樂的結果來看，閱讀使人得到啟發；從娛樂的過程而言，對文學和藝術的消費，提高了人的審美能力和水平。

系統的原意是由部分組成的整體或集合。出版系統可以定義為：相互關聯的出版要素的集。出版體系與出版要素所構成的出版結構聯系在一起，出版結構由出版體系的本質所規定，出版結構改變可以引起出版體系性質發生改變，出版結構也決定了出版體系所具有的特有功能。出版體系與出版要素之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轉化。由出版的本質屬性所決定，出版不僅具有意義性，也同時具有利益性。出版的“利益共同體”與其“意義共同體”共同構成出版的本質屬性。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出版創造的利益主要由“五個利益系統”構成，即經濟利益和利潤分配系統，話語和權力系統，名望和權威系統，社會和社交影響力系統，角色自我價值實現系統。

簡單地說，利益是指人類用來滿足自身欲望的一系列物質、精神的產品，它包括金錢、權勢、色欲、情感、榮譽、名聲、地位、主權等各種滿足欲望的事物，它是由個人、集團（機構）或國家基于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宗教的、道德的等愿望需求而創造的。我們提議將“利益”引入出版和出版學領域，正是基于出版和出版物具有精神和物質雙重屬性而提出的。出版活動和其所創造的出版物不但能夠滿足個人、集團（機構）、國家的物質層面的財富需求，而且能滿足精神層面的權力需求。我們認為，中國學者偏愛的“效益”概念是經濟學范疇，但它不能覆蓋出版的整體內涵，而“利益”概念屬于社會學范疇，它更能反映出版的實況。說到底，出版活動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

經濟利益和利潤分配系統是出版存在的基礎，分個人、集團（機構）和國家三個層次，包括出版角色、出版產業鏈、資金投入與產業控制、經濟利益分配等子系統。無論是個人行為還是國家行為，出版活動中始終存在資金投入、效益產出、風險控制和各角色利益分配的問題。構建合理的經濟利益分配體系是出版得以健康發展的基石，對這一課題應當更加深入研究。話語和權力系統始終是出版活動追求的重要目標，它由出版活動本身和出版物話語權兩個子系統組成。出版活動本身的歷史表明，出版自由和出版法律始終是并行的，價值導向和出版禁令始終是消長并存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權力體系旨在強化信息、知識、思想領導力、引領力和主動權，這在任何時代都是出版活動的最重要目的。出版的名望和權威系統是出版活動的動力所在，它包括出版名望和出版權威兩個系統。出版名望主要是探討出版行為和出版物如何幫助出版活動中的各個角色，尤其是作者建立廣泛社會知名度的。出版權威主要研究出版和出版物在權威構建中的作用、實現自身權威的路徑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它包括出版人自身，但更重要的是關照其出版物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出版的社會和社交影響力系統是出版活動和出版物的工具性標志，它通過對信息、知識和思想的控制而實現改變他人與社會的思想和行為的能力，它包括出版活動平臺組織、出版物內容傳播、非權力性影響等子系統。影響力和文化軟實力越來越聯系到一起，當出版的對象越來越信息化、碎片化、即時化、社交化時，出版的影響力越來越深入到社會的根部和秩序的重建領域。出版的角色自我價值實現系統是出版活動的終極目的，它是實現個人、集團（機構）和國家價值的重要途徑，它包括出版角色個人價值實現、集團（機構）價值實現和國家價值實現三個子系統，其目的就是通過出版活動和出版物滿足自己、他人和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需要。出版的意義和利益是一體化和互相依存關系，猶如人的肉體和精神一樣是并存共生關系，一切將兩者對立的努力，我們認為都是徒勞的。追求意義和利益的統一，應是出版活動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也可以成為出版學和出版史的定位分析方法論，它將拓展我們的研究視野。

三、出版路徑和出版成果

既然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是出版活動及其規律，那么，在我們關注過出版要素和出版角色以及出版屬性之后，就應當將視角移向實現出版的手段和路徑上，移向出版活動所創造的產品上來。這一領域，傳統出版史給予了一些關注，但概論性的出版學基本上忽略了這個領域，即便是出版史的研究，其存在的問題也比較多。主要是：首先缺乏整體性，對出版路徑的研究往往是孤立的個案研究或者是幾個路徑的分別研究，不能將其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理論性的規律性的思考；其次缺乏統一性，不能將出版路徑和出版成果統一起來去尋找人們對出版規律的探索和認識；最后缺乏主體性，傳統的出版學理論框架往往忽視出版物內容，出版物內容分類依賴于大學學科、圖書館學、目錄學，出版物市場分類缺乏共識，出版業分類過于寬泛并很難達成統一的標準。我們認為，出版角色借助出版要素通過什么樣的手段生產了什么樣的產品，始終是出版活動的主干。只有將出版手段和出版成果結合起來綜合地交叉研究，才能解釋清楚出版活動的歷史發展和基本規律。

出版史的發展表明，無論是出版事業還是出版產業，也無論是個體、集團（機構）還是國家，凡是將出版作為一項活動持續經營的，都必須使用一定的出版手段以保持出版活動的成功。我們也可以將這些出版活動稱為出版路徑，概括起來主要有六條：資本化、技術化、規?；?、國際化、專業化、品牌化。

資本是出版業的經濟基礎。無論何種性質的出版活動，都必須使用資金和資本?！百Y本”的原意是本金和本錢，英文capital的含義是“主要財產”和“主要款項”。經濟學家將資本視為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一種生產要素。資本具有增值性、運動性、擴張性、開放性、競爭性、多樣性、主體性、時間性、風險性等特點，資本具有價值實現、價值分配、資源配置、激勵約束、承擔風險等功能。⑨出版資本也不例外，資本是刺激和制約出版活動的基本要素，資本也是推動出版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尤其是現代出版產業，借助資本市場越來越成為做強出版的重要手段。每一次出版技術的進步和創新均借助了資本的力量。出版物載體材料和復制技術與手段是出版活動中的大宗成本。尤其是進入機器工業時代，印刷機所占的資本越來越高。借助出版技術推動出版產業快速發展成為一代代出版人的共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說，一部出版發展史也是一部出版技術進步史，出版始終是一個依賴技術的行業和產業。從出版的發展史而言，載體材料和復制技術影響了出版業的走向，當下的數字化、信息化、計算機、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云存儲技術無一不深刻地改變著出版業的發展。技術化的出版和出版的技術化，已經數次引發了出版革命。我們不能不將出版技術史列為出版史的重要課題進行研究。

追求利潤和利益最大化是出版活動的重要目的。這一目標的設定，是人性使然，是資本使然。追求規?；?，是商業出版的基本規律。無論是中國的雕版印刷術，還是西方的鉛活字印刷術，它們的發展動力無一不來自追求復制復本數量的規?；?。以電為動力的工業印刷機和計算機時代幾乎沒有邊際成本的電子文檔拷貝，將出版物復本的規?；淮未瓮葡蚋叻?。出版業組織從家庭作坊到股份制公司再到巨型出版集團，其演變的軌跡始終是追求出版商業的利潤最大化和經營規模最大化。從出版物品種數量的變化看，每一次復制技術和出版組織的變革，都帶來品種數量的巨大增長。與出版追求規?；贿壿嫷氖浅霭娴膰H化趨勢。出版是以語言文字為勢力范圍的，但追求利益和意義影響的動力促使出版業者不斷努力突破語言的限制，探索不同的路徑以求做大做強。目前，最有效的路徑是國際化，主要是通過并購實現的。也有相當的數量是通過直接設立出版機構進行經營的，但大多數國家對外來出版活動進行了限制，因此，以版權交易為中心的全球化是行之有效的數量最為龐大的一種國際化方式。強勢的語言成為國際通用語言之后，以其為基礎的出版物實物出口也是全球大型出版集團國際化戰略的一部分。以全球為市場是世界出版發達國家的基本策略。以全球為市場，出版企業必須打造自己的獨有的獨特的不斷創新的始終處于競爭優勢的核心競爭力，走專業化道路是最容易聚集出版資源和凝聚出版力量的。經過歷代出版人的探索，出版的專業化逐漸形成共識，尤其是西方國際型的超級出版集團，基本上完成了專業化的改造，如培生集團成為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團，勵訊集團成為全球最大的專業出版集團，企鵝蘭登集團成為全球最大的大眾出版集團。出版專業化是一種趨勢，這一趨勢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演化的，這是出版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尤其是在并不專業化的中國，其研究更具現實意義。專業化越發達，越容易形成品牌。所謂品牌，美國市場營銷協會的定義是：“品牌是一個名稱、專有名詞、標記、標志、設計，或是將上述綜合，用于識別一個經銷商或銷售商的商品與服務，并使之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區別開來?！雹庾鳛樯虡I的出版業，這一定義也同樣適用。出版機構的品牌是一系列個性化標識的統一體，它是以標志性出版物為基本特征的，以穩定的長時段的專業品質和品位為形象的，以權威性的可信賴的內容為基礎的。出版企業的品牌化已越來越成為市場競爭的最有力工具。對于出版品牌的研究，目前還沒有上升到系統的理論的理性上。

以上總結的出版業者所選擇的出版路徑，每一條都有相當數量的成功案例。過去出版史對路徑的研究，關注案例多，進行綜合分析少。同樣，對出版業者所創造的出版物的研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關注宣傳、營銷、推廣手段和案例多，對流通于市場的出版物內容綜合研究少。出版業的核心是出版物，出版物的核心是內容，對出版物內容研究的忽視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出版學的不成熟。

出版物和出版物內容分類問題，始終困擾著出版學教科書。20世紀的出版學教科書對出版物類型的分類十分復雜，標準頗多，如“按照內容、形態、作用、載體、時間等標準，一般分為六大類，即圖書、報紙、雜志、音像、電子、微縮出版物”，按照信息符號分為文字、圖像、攝影、樂譜、音像、多媒體等，按照物質載體分為紙質、膠卷、膠片、磁帶、磁盤、光盤等，按照復制方法分為抄寫本、印刷本、影印本、縮印本等，按照發行方式分為公開發行、內部發行、國內發行等，按照文種分為中文、外文、少數民族文字等。圖書內容分類，按《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分為22個基本大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按“國際10進分類法”分為10大類（總類、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語言學、理論科學、應用科學、美術、文學、歷史地理）。圖書按照讀者對象分為專業圖書、學術著作、通俗讀物、大眾讀物、科普讀物、青年讀物、少兒讀物、婦女讀物、老年讀物等。圖書按照著述方式又分為論著、翻譯、編著、匯編、改寫、注釋等。?進入21世紀，有的出版學教科書將出版物的類型，按生產制作方式劃分為印刷型、音像型、微縮型、數字型出版物，按出版價值劃分為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按出版性質劃分為合法和非法出版物，按流通范圍劃分為公開出版物和內部出版物。?進入數字出版時代，對數字出版物的分類依然處于多維的狀態，如按照出版物內容所屬學科分為22大類；按照內容的表現形式分為單一媒體類和多媒體類；按照所載知識層次結構分為學術研究類、知識普及類、大眾生活類、娛樂類和教育類；按照封裝形式分為封裝型和實時動態加載的網絡型；按照閱讀終端設備分為移動閱讀類和非移動閱讀類；按照信息傳播載體分為移動閱讀類產品、互聯網產品、光盤產品；按照數字產品形態分為電子圖書、數字報紙、數字期刊、網絡原創文學、網絡教育出版物、網絡地圖、數字音樂、網絡動漫、網絡游戲、數據庫出版物、手機出版物等。?重點關注出版產業實踐活動的行業報告，如《國際出版業發展報告》（2012）引用美國出版商協會的圖書種類分為四大類：大眾類、基礎教育類、高等教育類和專業類，大眾圖書市場細分為成人圖書、青少年圖書、宗教圖書，成人和青少年圖書下又各細分為小說和非小說兩類，專業類圖書中又分出學術類圖書一類，共細分為九類?！吨袊霭鏄I發展報告》（2009—2010）將圖書出版市場分為大眾出版、專業出版、教育出版三大類，大眾出版細分為文學藝術類、少兒讀物類和圖片其他類，專業出版下分為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技術兩類，教育出版下分為中小學課本、教輔、大中專教材三類。

從以上眾說紛紜的分類，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學科的彷徨。一方面，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多世紀以來，因為各種復制和材料技術的飛速發展，各種重大發明被運用于出版業和制造出版物上來，造成了出版物形態的多樣化，因而也導致了出版物的分類多樣化；但從另一方面而言，我們也可以發現出版學理論缺乏對出版物和出版物內容的提煉，未能站在出版學的主體上對其進行宏觀歸類和總結，這是造成出版學與出版活動、與出版物市場、與出版業脫節的主要原因。我們呼吁出版學加強對出版物內容的理論研究，擺脫對其他學科的依賴，建立本學科的獨有的分類體系，這是出版學科的痛點，也是一個難點。

在出版商業化和產業化浪潮的推動下，出版的各種角色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追求利益的種種努力，往往以犧牲高品質意義內容為代價。出版業本身開始疏遠對知識和思想體系的把控，僅僅將出版物內容作為一種商業手段的傾向越來越明顯，這一趨勢讓我們意識到了行業的危機，尤其是在數字化平臺運營商越來越占據行業主導地位的今天。因此，強化對創造意義和利益的出版路徑的研究，強化對出版物內容的研究，強化從出版史的角度將兩者結合起來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出版目的和出版關聯

人類在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時期思維方式的主流是因果關系，在當今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為特征的信息文明時代，人們越來越將思維轉向關聯關系。出版業也不例外，寫本、手工印本和工業印本時代，出版業的重心是出版物，作者創作文本是因，出版角色制作成出版物是果。但在以計算機為基礎的信息化和數字化時代，數據、信息、知識和思想一并成為出版對象，并且其地位越來越重要?；ヂ摼W的存在和幾乎一切事物的數字化描述，去中心化成為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特征。作者被模糊化，產品已不再是中心，受眾和用戶的地位上升，萬物互聯、萬事互聯，人與事與物之間的關聯越來越成為重要的生產力。出版角色之間的關系，尤其是作者、出版人、用戶（讀者）之間的關聯關系成為創造意義和利益的主要生產方式，關聯關系的思維模式在出版業的地位不斷被確立。出版的因果關系和出版的關聯關系在當下越來越成為并行的或交織的新型關系。以前被出版學和出版史忽視的作者和讀者及兩者之間的關系越來越被提升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以往被出版學所重視的出版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也需要換一個思維方式和角度來重新審視。出版實踐的劇烈變化勢必引起出版學術的變化，出版學的重新定位關鍵在于確立本學科的主體地位，這也正是出版史所要轉向的新的研究范式。

說到底，出版學和出版史要回答：什么人在什么時間和什么地方用什么語言創造了什么內容，什么人用什么手段組織制作了這些內容并加以傳播，什么人接受了這些出版物并產生了什么效果。在傳統的出版活動中，作者、出版人、讀者和出版物是重要的環節，但目前的基礎理論出版學卻忽略了作者和讀者的研究，對出版人也往往將其放在“出版人才隊伍”中籠統而言，對出版物則將關注重點放在了制作和復制過程以及發行流通環節，而對出版物內容則多拒之學科門外。將作者和出版物內容研究拋給其所屬學科研究，將讀者拋給圖書館學和閱讀學研究的態度和做法，導致出版學和出版史存在結構性的缺陷。因此，我們需要對出版學和出版史的研究范疇進行補丁式的重新定位。

當代出版學和出版史首先要關注作者、出版商和讀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對作者創作目的、出版商出版目的、讀者閱讀目的進行分類分層分級研究。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一部有關出版目的論的學術著作，對作者創作動機和動因、讀者閱讀動機和動因缺乏學理性、理論性、規律性的把握和研究，不能從心理學、文化史學、社會學等角度審視作者和讀者的欲望和需求，對出版產業鏈上下游的失控性忽視必然導致出版實踐活動中的諸多非理性行為，從而也導致出版史不能站在本學科的主體地位去進行個案研究和綜合性研究。其實，每一個時代的每一種出版物必然存在一個創作動因。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倍抉R遷著《史記》，也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比漢代司馬遷稍晚一個世紀的古羅馬作家，“公元1世紀下半葉，文學寫作成為積累財富的途徑”，同時也是身為貴族等上層階級的作家維持自己名譽的一種工具，“貴族逐漸把文學創作變成了與他們的職位、級別相聯系的政治行為”?。印刷術發明之后，作者的創作動機也發生了變化，“它使得一些人利用著作來追求名聲—如果不是財富的話—的興趣和愿望越來越強烈”?。數字化時代，追求自由的網絡化寫作，作者的寫作目的又被重新定位。對作者及作者創作目的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對同時代出版活動的理解，由此也必然引發對出版目的的研究。出版目的不同于出版功能，也不同于目標。目標比較具體，目的比較抽象。功能往往指事物或方法所發揮的有利作用，而目的則通常是指行為主體根據自身需要，借助意識的觀念的中介作用，達到預想的結果，目的貫穿于某種實踐活動的始終。出版目的在出版實踐活動中具有普遍性、統一性和終極性。目前的出版學教科書幾乎沒有直接討論出版目的的，不少的教科書討論和研究了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針、基本原則甚至基本任務，但方針、原則和任務不能等同于出版目的。還有的教科書和學術著作研究了出版自由，將實現出版自由作為出版發展的目的，認為“人類發展出版事業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實現和追求更大的出版自由”?。不過，出版自由實際上是一種狀態，不能將其作為結果。比如，我們不能說某某書實現了出版自由。作為目的，我們更應當強調出版活動達到了什么境界和效果。目的具有預設性、預期性，影響出版目的實現的因素有很多，如出版文本的復雜程度，內容導向中的階級性、思想性和意識形態屬性，經濟屬性中的成本和風險，文化屬性中的民族、宗教和價值取向，等等。同時，出版目的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傮w而言，作者的創作目的和出版者的出版目的，大多時候是統一的，他們的共同目的是實現意義和利益的統一。

1967年法國作家、思想家羅蘭·巴特發表《作者之死》一文后，作者的中心地位發生動搖，讀者創造閱讀意義的觀點開始風行。從以作者為中心轉向以讀者為中心是印刷工業走向頂峰之后的必然反動。到了互聯網時代，讀者完成了對文本和內容制高點的控制，作者與讀者的互動成為互聯網時代的顯著特征，讀者的稱呼正在向受眾和用戶轉移，讀者在出版產業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盡管如此，讀者和讀者的閱讀行為和目的依然沒有得到出版學家和出版史家的重視。對讀者閱讀目的和需求不能準確地、理性地、科學地把握必然導致出版活動和目的的盲目化。從理論學術研究層面看，讀者閱讀目的研究的長期缺位，也必然造成出版學體系的不完整，這一問題已經引起出版學家的重視。

出版的關聯關系不僅體現在出版角色之間，出版要素之間的關聯也已經滲透到出版活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出版業與其他行業產業之間的關聯關系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出版的自身面貌。將出版活動作為研究對象的出版學和出版史也必須隨之而改變研究范式，這一改變是前所未有的，也許不是改變，更像是學科史的革命。其實，每一次的出版革命都是來自其他行業的，如紙的發明和印刷術的發明，再如蒸汽機和電力的使用，又如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運用于出版業，摧毀原有出版業態和出版秩序的均源于外部技術的革命。出版史當然要研究這種變革，出版理論當然也要創新理論體系以理解這種古今之變，尤其是還要打通中外和內部與外部的關系。出版學之所以成立，乃是因為出版作為物質和精神廣泛存在于社會秩序之中，它緩慢地摧毀著舊秩序，也緩慢地建立著新秩序。出版物以其物質性和精神性改變著人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它以自身的不斷適應生產力的生產方式改變著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出版以其自身的個性而獨立存在，因此它需要一個獨立的學科體系來解釋出版生產力與出版生產關系是如何改變人類文明進程的。

出版內部的關聯關系、出版與外部行業產業的關聯關系是出版學和出版史重要的研究領域。遺憾的是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少，還有大量的處女地待開發。傳統的出版學研究普遍將出版學和其他學科的關聯關系作為必不可少的研究重點，幾乎每一本理論出版學教科書都涉及了這一話題。需要反思的主要問題是，這些教科書主要強調相關基礎學科給予出版學方法論上的指導，以及眾多基礎學科與出版研究交叉后形成新的研究領域乃至獨立的子學科學術。換句話說，出版學大量借鑒了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而缺乏本學科獨立的研究方法，出版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形成了較多的屬于出版學子、分交叉學科的現狀讓人頗為懷疑出版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具體來說，出版學的研究方法分為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出版學提供了總體的科學方法論，唯物論和辯證法、辯證唯物歷史觀是出版學和出版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中傳播學、社會學、管理學、語言文字學、美學、文獻學、目錄學、歷史學、法學、統計學、數學、圖書館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均已為出版學和出版史研究所吸收，如對傳播學中的“實證研究方法（調查研究法、數理統計法、自然觀察法、控制實驗法）、解釋研究方法（推理預測法、個案研究法、解釋描述法、符號學研究法、模式法）、批判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思辨比較法、反饋批判法）、移植科學方法（模糊數字法、耗散結構法、美學原理研究法、行為科學研究法）”則幾乎照單全收，與傳播學所不同的可能是，對于有些方法出版學還未來得及全部消化。?出版學和出版史自身的研究方法大多來自對出版活動、出版實踐和出版實務的描述和總結，缺乏方法論層面的提煉和提升。建立出版學自身的方法論應是學科發展的迫切需求。因此，建立出版活動中的定位關系，以此建立出版學的范疇體系中的定位關系，并將定位分析方法作為出版學和出版史的方法論，也同樣應當進入深入研究階段。

出版學與相關學科的交叉關系，已經取得不少成果。如出版美學、出版經濟學、出版社會學、出版教育學、讀者心理學、營銷心理學、出版工藝學、出版管理學、出版文化學、出版編輯學、出版發行學、出版傳播學、出版法學、出版政治學、出版信息學、出版史學等，均是出版學與相關學科交叉而形成的子學科或邊緣學科。隨著出版活動和實踐的發展，隨著出版內涵和外延的擴大，也隨著其他相關學科的拓展，沿著交叉學科誕生的規律和學理邏輯，更多的與出版學相關的交叉學科也將隨之誕生。在這里，我們如果沿著反向思維和關聯關系思維的方向，如果站在相關學科的角度，未來將會誕生更多更新的交叉學科，如文學出版學、史學出版學、教育出版學、法學出版學、工程出版學、醫學出版學、理學出版學、農學出版學等。同理，未來的出版史研究，將隨著關聯關系思維的應用，而迎來出版專題史的春天，如哲學著作出版史、經濟學著作出版史、法學著作出版史、教育學著作出版史、文學文本出版史、歷史學著作出版史、理學著作出版史、工學著作出版史、農學著作出版史、醫學著作出版史、軍事學著作出版史等。關聯關系已不再是一種思維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將成為出版學和出版史的一種方法論，這一方法論的確立將會給出版學和出版史研究帶來更多的想象空間和研究空間。

五、結語

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出版學還面臨諸多問題。出版史的研究可以為出版學提供學術營養。反之，出版學的理論突破也會給出版史研究以指導。目前二者存在的共同問題是均缺乏獨立的理論和方法上的主體性和方法論。本文努力的方向是，通過對出版要素和出版角色、出版意義和出版利益、出版路徑和出版成果、出版目的和出版關聯的重新定位，通過在四個層面上的兩對關系的交叉定位，通過四個層面的相互之間因果關系和關聯關系的定位，試圖找到出版學和出版史研究中的新研究范式和新的研究方法論。這一努力，有可能是別開生面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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