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服飾考論

◇彭 桐

中國素有“衣冠古國”的美譽，服飾文化作為我國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著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狀況、精神價值追求和思想文化底蘊。宋代服飾帶有一些魏晉“冠小而衣裳博大”的遺風，宋畫中著廣袖博衣者屢有所見，體現了宋人的著裝心理、著裝習慣和審美風尚。宋裝在古裝的基礎上加以改良、翻新，逐漸成為新的民族傳統，為后代所繼承。元、明、清畫中的文人形象，絕大多數穿戴的正是宋代的“時裝”。而蘇軾作為宋代文化代表人物，所曾穿戴的服飾幾乎涵蓋了宋代男性服飾的所有類型。

一、朝野有別，服飾千變

蘇軾作為大宋官員，日常所穿的便服即大袖袍衫。按宋制，官員著便服亦有所講究，不像勞動者著窄袖短衣即可。宋代官員的主要便服多用細布制作，普遍為白色，叫“襕衫”，如舊時說書人常言的“身穿襕衫跨駿馬”。這種便服特點明顯，不僅袖大、袍長，為圓領或交領，且領、袖、襟、裾均用深色布料緣較寬的邊，腰間有褶子，膝下施橫襕，長可掩腳，腰間還可系絲絳。

東坡平時家居休閑、結友交游、田園耕種等，均穿便服。但他為官四十余年，除了參加祭禮偶穿祭服、出席朝會須著朝服之外，穿得最多的還是官署辦公、出差辦事所須著的公服（也叫常服）。且因擔任過多種級別的官員，各種公服幾乎都曾穿過。嘉祐五年（1060）蘇軾二十五歲，初得官職，被授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但并未赴任。所以蘇軾首次穿官服應為二十六歲應制科試獲第三等后，授官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之時。

從元豐八年（1085）五月到元祐元年（1086）九月的短短十七個月里，東坡從黃州犯官直升為三品大員，提升了六個品級，飛躍了十二個官階，距宰相僅一步之遙，這是東坡公服等級變換最快的時期。元符三年（1100）從海南北歸途中，社會廣泛傳言蘇軾要被朝廷重用，官居相位，若非后來東坡自己一再上表請求解甲歸田，也許真能夠穿上相服。而在紹圣元年（1094）閏四月到六月，東坡接連收到四道降官貶謫的誥命，其間官服亦變換迅速。

宋朝官員的服飾，根據禮法的規定，依入仕時間長短和官位品別有顏色之分，且在一定時期內規制有所更改。宋初，九品至八品、七品至六品、五品至四品，及三品以上的官員服飾分別為青色、綠色、朱色、紫色；自神宗元豐元年（1078）起改定為九品至七品、六品至五品、四品以上分別服綠色、緋色、紫色。僅從宋朝男子所穿最為普遍的袍（一種長大衣）來說，各種顏色的官服東坡均曾穿過。元祐元年（1086）二月，被任命為起居舍人（記錄皇帝日常言行）的東坡入侍延和殿。東坡作為文官，其時入仕已滿二十年，且官階已達六品，便蒙恩改賜銀緋，并獲詔賜對衣、金腰帶、金鍍銀鞍轡馬，因而得以脫下綠袍。三月又免試為中書舍人（負責詔誥詞命），官階四品，故又改著紫袍。同年九月，東坡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官階正三品，皇帝又特賜予官服、金帶、鍍銀鞍轡馬，因此身上的紫袍更加顯耀。按規定，凡著紫、緋色公服的官員必須在腰間佩掛魚袋。東坡不僅在元祐時期曾六次上表謝賜對衣、金帶、馬表，在任翰林學士、兵部尚書、禮部尚書等職時也佩掛過著緋袍必佩的銀魚袋和著紫袍必佩的金魚袋。

蘇軾暮年雖被貶為“瓊州別駕”，是從九品的微官，但仍是在編官員。元符三年（1100）離儋北歸途中，東坡接到朝廷最后一封詔令，復其為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外軍州任便居住。這表示蘇軾不僅獲得了真正的自由，還獲得了一份七品的官俸。若著官袍，顏色便應是其在京城曾穿過多年的綠色。

除了袍服顏色，男性臣民腰帶上的飾品也以不同材質來區分人們不同的社會地位。流外官員、工商業人員和普通百姓配鐵、角飾品；八、九品官員，七品和內職武官，五、六品官員，四品官員，以及三品以上的官員，分別配烏銀、銀、銀涂金、金和玉飾品。

革帶（皮革所制大帶）由鞓、銙、扣、鉈四部分構成。鞓就是皮帶，由長短不一的兩條皮革扣合而成。短的一條綴有并列一排的飾片，叫作“銙”。銙的材質和數量又把官員的品級區分得更細。流外官員只能綴七個銅鐵銙，八品九品、六品七品、五品、四品和三品以上官員分別可綴八個鍮石（即黃銅）銙、九個銀銙、十個金銙、十一個金銙和十三個金玉銙。由以上各種質量和數量的銙所綴的鞓，東坡都曾帶過。

蘇軾曾在鳳翔、定州等邊關重鎮當過長官，也一定體驗過彰顯文人英武之氣的軍裝紫衫。還有熙寧八年（1075）密州出獵，所穿“錦帽貂裘”［1］146一類習射放鷹的會獵裝。

歐陽修在致仕隱居潁水之濱后才一身道服、羽衣鶴氅地安閑寫詩。而東坡作為一位風雅無拘的文人，一旦生活允許，性格中的那種灑脫與快意也會通過服飾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卻不管在朝在野。元豐元年（1078）重陽節，東坡在新建成的黃樓舉行盛大酒會，招待遠道而來的好友王鞏。次日王鞏等人帶著幾位麗人登山臨水，直至月夜方歸，沒能同游的東坡置酒等待，身為徐州知州的他竟穿一件羽衣佇立在黃樓上，見眾人吹笛行舟而至，“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余年矣”［2］891（《百步洪二首并敘》）。后來憶起此事，蘇軾還寫詩寄與王鞏，欣然道：“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保?］893（《百步洪二首并敘》其二）東坡為官時也不止一次穿著道服。元祐二年（1087）五月，以東坡為首的十六位文人在曾為駙馬都尉的王詵家聚會，當時的風景之美、人物之盛、姬侍之艷，都生動地展現在了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中。在此圖極為顯眼的位置上，有一童子于一石案的左前端俯身持紙，而正中端坐捉筆的東坡，就是頭戴烏帽，身著黃色道袍，仙氣飄逸。此外，東坡還有自創的“子瞻帽”之類的“東坡裝”。

但無論著公服還是便服，東坡始終注重形象儀容。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言東坡在京城生活，出門上朝前總是梳頭百余下，衣冠齊整。貶居黃州時常穿帶有補丁的布衣舊鞋，在惠州、儋州時也常穿短褂、粗布衫和黑色皂衣在田間耕種，但始終保持素凈整潔。

二、謫居儋州，黎人贈衣

蘇軾從紹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登上海南島，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北返，在瓊剛好三年時間。初到海南時，東坡多次為冬衣不足而憂。到儋州當月所作《和陶連雨獨飲二首并引》中，開頭便不無辛酸地寫道：“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保?］2252后來離儋時憶起初來的情景，還在《移廉州謝上表》中言：“食有并日，衣無御冬”［3］716。然而居儋期間，東坡父子一直得到當地黎胞的關心，黎民對東坡父子噓寒問暖，并贈之衣物酒食，不僅讓父子二人免于饑寒，也給了他們極大的精神鼓舞?；蛟S正是黎胞們的熱情、善良和淳樸，才讓蘇軾真正有了家的感覺，言道“我本海南民”［2］2363（《別海南黎民表》），強烈認為漢民、黎民實為一家，都是大宋的子民。因此在居儋不久的詩作《和陶勸農六首并引》其一中寫道：“咨爾漢黎，均是一民?！保?］2255詩中反映了東坡的民族平等觀，可以說蘇軾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公開倡導民族平等的偉大詩人。

到儋州的第三個月，也就是紹圣四年（1097）九月的一天，蘇軾在城里遇到一個背著山中干柴來集市做買賣的黎人。這或許不是蘇軾貶居海南以來接觸的第一位黎人，但這位黎人因為蘇軾的妙筆，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光彩照人的黎胞形象。

這位黎族樵夫從未接觸過詩書禮樂，也不知孔子、顏回和漢民族的文化傳統，獨來獨往，過著日落而息、閑云野鶴的生活，東坡們的所謂榮辱得失于他而言根本無足掛心。且雖形體枯槁，卻精神煥發。蘇軾想上前與之交談，雙方卻言語不通，對方還始終盯著東坡的衣帽發笑。官員便服對士人而言極為普遍，但對儋州山民來講仍覺怪異不便。讓東坡頗感意外的是，樵夫的神情和手勢，似乎在說東坡原是貴人，如今卻像臥龍棲鳳蹲伏于野草之中，為其流落到蠻荒之地而倍感驚訝。最讓東坡百感交集的是，這位萍水相逢的黎族山民臨別時還慷慨贈他一件古貝布，提醒東坡今秋海風大，冬天一定會很冷。黎族山民的純樸、善良和真誠讓東坡感受到一份真正的溫暖和黎家人特別的深情厚誼。事后，東坡在《和陶擬古九首》其九中詳細記錄了此次奇遇：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云端。問答了不通，嘆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棲龍鸞。遺我古貝布，海風今歲寒。［2］2266

樵夫的怡然自得讓東坡羨慕，其高潔善良又讓東坡震撼。這位被東坡稱作“幽子”的黎山樵者雖未留下姓名，卻一直為后世所注目和熱議，有史家認為他是位住在深山的老翁，也有學者認為是一位黎家小伙。無論是老者還是青年，都堪稱黎族的一位優秀代表，不僅有善心，亦頗有見識，能看出東坡是落難的貴人，贈古貝布讓其制衣御寒；而且頗懂物候天象，知季節變化。古代勞動人民在實踐中掌握了豐富的氣象知識，歷來有詩文記載，如唐代許渾有詩句曰“江云帶日秋偏熱，海雨隨風夏亦寒”（《朝臺送客有懷》）。

東坡父子居儋，不止一次得到黎胞贈衣。元符二年（1099）冬至日，好友符林等人來桄榔庵找東坡飲酒，質樸的鄰居們以節日為由施惠，不僅自帶餐具和酒食，還帶來了古貝布。蘇過為父親與眾鄰交往融洽而感到高興，對久違的熱鬧場景也倍加感慨。歡飲一結束，蘇過便寫下《已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一詩，明確記下佳鄰贈衣以供御寒之事：“檳榔代茗飲，古貝御霜風”［4］100，亦抒發了自己的感受。

也正是因為受了感動，體認到了黎族人情的美好，居儋的東坡逐漸脫下儒服，穿上了黎裝，與當地土著打成一片，甚至以黎家人自居，連喝酒也頗有黎人的豪爽之風。就在蘇過詩記冬至日聚會后，愁容盡散的東坡也以詩記慨，在《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中道：“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2］2325，漢、黎兩族人民一起舉杯共飲，其樂融融。這當然也體現了東坡希望民族平等、民族和諧的珍貴思想。古人歷來以中原為正統，而東坡卻言“華夷兩樽合”，其希望消除地域歧視的思想無疑也包含了對黎家服飾文化的高度認可。

三、渡海北歸，猶著黎衣

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八，年僅二十五歲的哲宗皇帝駕崩，其弟徽宗即位后，二月大赦天下。東坡約在二月底至三月初始得哲宗崩逝消息。哲宗是他的君上，也是他的學生，但蘇軾因是罪官，不敢作挽詞，只在北歸途中所寫的《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其一中，表達了追憶哲宗的悲痛之情：“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保?］2407然而在初得消息時，東坡便遵制成服?！俺煞币布础笆⒎?，指舊時喪禮大殮之后親屬按照與死者關系的親疏遠近穿上不同樣式的喪服，與逝者三周年之后的“脫服”“除服”相應。雖然不知哲宗的葬禮日期，亦無法到場參加，但東坡仍按制身著祭服。由此可見，當時的蘇軾已不在意哲宗對他的貶黜，對哲宗一朝也并無怨恨。

四月，詔令范純仁等一批前朝被貶的“元祐黨人”徙內郡，東坡在列，以瓊州別駕遷廉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由于路途遙遠，移廉誥命五月才送達桄榔庵。六月中旬，蘇軾離開昌化軍（今儋州中和鎮），與海南黎民作別，如遠游般“忽然跨海去”［2］2363（《別海南黎民表》），于同年七月四日到達廉州貶所。有趣的是，蘇軾除了對在海南結交的朋友依依不舍，還一時不忍放棄儋州的衣著習慣，北歸途中仍著“蠻荒之地”的日常裝，一身地道的黎家人打扮。他在廉州所作《歐陽晦夫遺接?琴枕，戲作此詩謝之》一詩，回憶儋州生活時對此有所表述：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

白頭穿林要藤帽，赤腳渡水須花縵。

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

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汍瀾。［2］2372

歐陽晦夫是東坡恩師歐陽修的摯友梅堯臣的門生，時為石康令。二人感情深厚，東坡在廉期間曾三次為晦夫賦詩。他在此詩中道出自己貶過大庾嶺已有七年，這次返回穿戴的是海南黎家衣帽，雖然有些怪異，卻也不怕故人見后“驚絕倒”；正是由于自己性格恬淡，才比較容易接受海南各地的民間事物，能夠入鄉隨俗。蘇轍在《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其一中也曾勸導其兄隨俗而安：“伏臘便應隨俚俗，室廬聞似勝家山?！保?］894從東坡此詩中的“藤帽”“花縵”判斷，東坡所著為生黎裝。施注蘇詩曰：“《番禺雜編》：生黎人用藤織裹頭”［2］2372，“《西域記》：西域國人，首冠花縵，身衣瓔珞”［2］2372。黎人為海南島土著居民，古有生黎、熟黎之分。長期居住在密林深處而不受官府管理者為生黎，居深山之外接受官府編管者為熟黎，生黎之巢在人跡罕至的化外之地，《儋縣志》等地方志均有記載：“中盤黎峒，有黎母山，諸蠻環居，號黎人。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號生黎。耕作省地者，賦而役，號熟黎?！保?］

那么生黎所服之衣冠到底是怎樣的？查注蘇詩曰：“《太平寰宇記》：海南風俗，男子則髽首插梳，帶人齒為瓔，飾績木皮為衣。女人以五色布為帽，以斑布為裙?！保?］2372生黎未受漢文明影響，也不結茅而居，而是居住在山洞，“洞深百余里”，還“各有洞主”，史籍載古時各洞生黎人一般均是“貝布為衣，兩幅前后為裙，掩不至膝，椎髻額前，男文臂腿，女文身面”。東坡并未文身，也未言曾穿樹皮衣，其著裝不一定全如古籍所載，但毫無疑問也是按黎家形制。東坡多次在詩文中道出自己接觸的多是黎人，衣著習慣幾乎也已完全黎化?！袄柩央s居”的儋州不僅環境惡劣，“地極炎熱，而海風苦寒”［6］，是中原人士所謂“十去九不還”的“非人所居”的絕地，當時的黎人還有“以巫為醫，以牛為藥”［3］2058（《書柳子厚牛賦后》）的不良習俗。蘇軾在《移廉州謝上表》中言“考圖經止曰海隅，其風土疑非人世”［3］716，實非夸張之語。

綜上所述，蘇軾一生幾乎穿過宋代流行的各種服裝，其著裝風格可謂千奇百變。這讓人想起元祐六年（1091）八月他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后，一日在西湖泛舟而作的《泛潁》。當時蘇軾倚著船舷看自己水中的面影，面影隨水波蕩漾發生種種變化，一時入神，后寫下一詩：“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保?］1794—1795千般服飾亦如水，流淌出東坡一生豐富變幻的永恒影像。

注 釋

［1］鄒同慶、王宗堂著：《蘇軾詞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年版。

［2］〔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

［3］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

［4］〔宋〕蘇過著，舒大剛、蔣宗許等校注：《斜川集校注》，巴蜀書社1996年版。

［5］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

［6］彭元藻修，王國憲纂：《儋縣志》，參見《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一九一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