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該如何回應美國的打壓？

鄭永年

應對美國挑戰宜多強調“同”

當前中美關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爭斗有升溫態勢。

意識形態是認同政治的一部分。認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諸多世俗的價值觀宗教化了。如果對中美的社交輿論稍加關注，不難發現認同政治在撕裂美國社會的同時，也令中美輿論場上不時出現妖魔化對方的聲音。在這方面，社交媒體尤其“貢獻良多”。

任何一個政治體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權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問題。中國的體制是美國攻擊的那樣嗎？美國的體制是我們想象的民主嗎？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體嗎？都不是。歷史是開放的，每個國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體。疫情以來的事實更是表明，什么政體都是次要的，關鍵是能促使各國以科學的態度應對。因此，面對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中國應當也可以有足夠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這方面有足夠的歷史經驗。進入鄧小平時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融入世界市場成為可能，這段時期，中國十分重視“求同存異”理念。因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場成為可能。中國由此加入世貿組織，取得新世紀以來的經濟騰飛。

除了在實際利益方面，中美在價值觀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權，盡管雙方因發展階段不同導致理解上有差異，但都是重視的，也是可以坐下來談的。多強調“同”的一面，“異”的存在感就沒那么強。但現狀是，“異”的一面在互動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視。

中國并不想成為兩極世界中的一極，世界的多極化有利于中國的長遠利益。歐洲、俄羅斯、印度、日本，都有條件成為多元世界中的一極，這不會完全以我們的意志和偏好為轉移。歷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國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精神在當下仍有指導意義，冷戰史蘊藏著豐富的經驗與教訓。

中美之爭取決于國內治理

中美關系是當今國際舞臺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一些外交問題的解決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這樣的大國，已經無須擔心別國威脅自己的生存安全。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際競爭勝負的關鍵都在于各國內部。所謂內憂外患，內憂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過內憂放大危害，如果沒有內憂，外患的威脅性就大大減少，反之亦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長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動者和獲益者，特朗普卻借民粹主義上臺，并在執政后屢屢破壞原先由美國領頭打造的全球治理體系，給自身和全世界頻頻制造麻煩，徒耗自身的軟實力。

從根本上講，這是美國內部出了嚴重的問題。美國的軍事力量依然獨步天下，但貧富分化日甚，社會不公加劇，才導致今日的虛弱。美國的確從全球化獲取了巨量財富，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層萎縮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對國家來說，資本的逐利性導致產業外移，稅收減少公共福利不振。對民眾來說，就業機會不斷流失，競爭日益殘酷，收入卻沒有明顯增長。由此導致的惡果在疫情期間非常明顯。一方面，掌握諸多尖端制造業核心技術的美國防疫物資短缺，不得不從別國手里強行搶購，另一方面，民粹主義崛起撕裂了社會，阻礙了共識的形成，導致美國抗疫表現一團糟。

相比美國，中國的優勢就在于有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主體。如果沒有這樣的政治主體，就會像美國那樣政府缺位、兩黨互掐，連最緊迫的抗疫工作也難以有效開展。但中國也面臨類似的挑戰，即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

如果發展問題解決好，中國的制度優勢將更加凸顯，自然會收獲更多認可，美國炒作的不少問題也轉化不成內部的挑戰。為此，中國在硬基建之外，必須更加重視“軟基建”。

學習亞洲智慧搞好“軟基建”

“軟基建”的關鍵就是要培育、壯大和鞏固中國的中產階層，這是實現中國經濟由數量擴張向質量效益轉型的必由之路。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北大上學時，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8億多人實現了脫貧，成就斐然。但難以否認的是，我們的中產階層還很脆弱，同時，傳統的經濟增長紅利逐漸耗盡。許多地區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國家還要先進，已沒必要重復之前大規模的基建。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堅定擴大內需。擴大內需要培育國內市場，就要把更多的人轉化為中產階層。中國的獨生子女一代已經逐漸成長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但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不解決，當前的消費主體就還很脆弱，潛力也得不到充分釋放。

“軟基建”的目標就是以社會改革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制度保障，讓更多民眾共享發展成果?！败浕ā辈皇菃渭兊慕洕拍?，還是社會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帶入中產階層，培育橄欖型社會結構。有了龐大的中產階層，才能保證社會發展方向不會輕易失衡。

相比于美歐發達國家，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更值得學習。他們吸取了美歐近代史以來的教訓，主動推進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會建設，培養有益于社會穩定的中產階層，從而避免重蹈歐洲經歷長期社會暴力和戰爭的覆轍。比如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適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產階層。上世紀60到70年代，日本啟動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該計劃完成時，日本已相繼超越法德等歐洲國家，成為資本主義第二大經濟體。該計劃不是沒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確改善了日本的經濟結構，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有利于日本社會長期平穩。

“軟基建”的另一重意義是激勵創新。中國經濟在發展，但創新不夠。我們的創新主要在管理、運用等商業模式上，技術上的原創還遠遠不夠。沒有原創，就只能依附型增長。華為是我們最好的IT企業，但美國一斷供，還是面臨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們要從應用大國更快成為原創大國。

中央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創新也離不開龐大的中產階層。成為科技強國和創新大國的過程，更需要社會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福利保障體系，讓人們將為生計耗費的心力投入到創新創業中。

公共福利不是資本發展本身的邏輯，而是社會改革的產物。要強調的是，經濟轉型中尤其要注意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中國經濟騰飛至今，農民貢獻巨大。在經濟新常態階段，要通過“軟基建”更好地回饋農民，讓他們也能更多地進入中產階層。

必須打造世界級經濟平臺

黨的十八大重申了擴大開放的決心，這是中國政治領導層智慧和理性的體現。但在新常態下，中國要加強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更加重視對大灣區、長三角、海南島等開放型經濟區的打造。如果沒有幾塊大的世界級經濟平臺，是不利于實現經濟轉型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西方在經濟平臺與科學技術上的優勢依然明顯。疫情后，這些生產要素是否能被吸引到中國，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新冠疫情的暴發，客觀上更加凸顯了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中國還是要有自己的戰略定力，通過改革開放充實自己的“內功”。

（摘自《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