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央蘇區的選舉機制及其成效

曾小鋒 趙添意 扶水濱

摘要：中央蘇區的民主選舉運動是在黨的領導及蘇維埃政府組織下，專門針對蘇區千百萬貧苦工農群眾尋求自身解放的紅色運動。在選舉運動中，中央執行委員會統籌全局，負責指導并監督地方蘇維埃選舉工作，為選舉保駕護航。而黨和蘇區政府也通過賦予蘇區群眾廣泛的政治權利和實際優惠，從思想上乃至物質上激發民眾參與選舉運動的積極性。此外，選舉運動也確實起到了選拔人才、健全蘇維埃組織、擴大紅軍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戰爭。

關鍵詞：中央蘇區;選舉機制;蘇維埃政府

中圖分類號：D231;D422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0.05.008

通過三次大規模的選舉運動，蘇區民眾被廣泛動員起來，參與政權，投身革命。黨與蘇區政府之所以要開展選舉運動，一方面是為了宣揚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以實際形式給歷史上不曾擁有政治權利的民眾以實質的政治權利，另一方面也借此選拔蘇區人才、健全蘇維埃組織和鞏固蘇維埃政權。而黨和蘇區政府是如何為選舉運動保駕護航，又通過何種手段激起民眾踴躍參與蘇區政權，認識這兩點有助于從全局上把握中央蘇區選舉運動的整個流程。

一、以法律形式嚴格界定選民范圍

蘇維埃政府是貧苦工農群眾的政府，其目的是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封建軍閥及豪紳地主對貧苦工農群眾的殘酷統治。為此，蘇區政府以法律形式明確剝奪反革命分子參與政權的權利，將“雇傭他人的勞動以謀利者”“不以勞動，而靠土地、資本盈利為生獲者”“商人資本家的代理人和買辦”[1]等一切剝削、壓榨工農利益的反動分子及其家屬剔除出革命政權，對反動派實行專政。而在另一方面，蘇維埃政府對工農實行民主，給予一切不以剝削他人勞動的民眾以最廣泛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就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所規定的，在蘇維埃政權下，凡年滿16歲的，只要符合“自食其力”的，無論宗教、性別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即“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2]其目的是為了從無產階級中擇選出真正的革命分子，打造真正的工農兵蘇維埃政府。

二、完善的選舉機關是選舉運動得以成功的保障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從實踐中總結經驗并用之指導實踐的政黨，三次選舉運動的不斷深入并順利開展，離不開黨和蘇區政府制定的國家選舉法案的不斷完善，其不但為選舉提供了法律依據，也對選舉運動執行和機關的運作作出具體指導和規范。尤其是各級選舉機關的設置，不僅對選舉運動公平公正地有序進行提供保障，更為選舉宣傳的擴大和深入提供了重要保證。

在中央層面上，中央執行委員會有發布訓令、指導并監督地方選舉工作和撤換地方執委之權，其無疑為“選舉的終審機關”。[3]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各項細則，包括選舉委員會的工作（領導選舉運動，對群眾進行政治動員工作，使之了解選舉的重要性），選舉的手續（選定選舉日期，制定選民登記表，實行選民登記，公布紅白榜）、程序及選民代表的比例。除了以上基本要求，中央巡查地方選舉工作時也會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必須向選民作報告”，使群眾能夠“檢驗政府的工作”，并將選舉與黨和政府的各項中心任務如推行公債、成立合作社、擴大紅軍等緊密聯系起來，“使選舉熱情提高到更高程度”。[1]同時，選舉委員會要發動貧民團、青年團等群眾組織向群眾宣傳選舉的意義，切實增加選舉人數，提高群眾參與度。此外，嚴格審查代表成分、考察其工作能力和與群眾打交道的能力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如發現消極怠工或貪污腐敗分子，應馬上將其替換，并規定選舉人有“撤回被選舉人及實行新選舉的權利”，[4]對選民權利予以最充分的保障。

在地方層面上，省縣區三級為間接選舉，（市）鄉為直接選舉。因此，蘇區政府在地方設置專門機構，如市選舉委員會和鄉選舉委員會，統籌處理地方選舉事宜，并規定其工作是派出代表參加并指導基層選舉大會且其代表“一定為選舉大會的主席”。[3]可以說，地方選舉委員會的設置是整個蘇區選舉運動得以進行的基礎。與此同時，為了提高民眾對選舉運動的參與熱情，本著與民便利的原則，在各村屋、各街、各生產單位召開選民大會和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要將選舉提案事先準備好并對群眾廣而告之，同時要“使選民盡量發表意見”“經選民群眾修改通過，作為正式提案”，[5]以顯示民主精神，這彰顯了黨和蘇區政府想讓蘇區群眾自己充當主人翁的意圖，極大地增強了民眾參選熱情。

此外，中央對地方選舉工作的監察是選舉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選舉能否正確貫徹黨的初衷的關鍵一環。其不但可以使“蘇維埃的最高機關了解群眾的情緒與要求”，也可以使黨和政府發現基層選舉出現的問題并總結經驗教訓。就前者而言，采取了匯報加巡視兩手抓的監察方法，如巡視人員“檢查當地選舉工作及蘇維埃大會的情形”，另規定選舉大會工作報告的討論結果必須“按級報告上級政府”，而群眾對政府的意見要一直“送到中央政府”。[5] 就后者而言，如1932年3月，中央對瑞金縣的選舉工作提出批評，指出其犯了形式主義錯誤，不但忽視選舉運動的領導，而且“沒有發動群眾批評和檢查蘇維埃的工作”“ 隨意指派代表”，[6]要求瑞金各區縣進行改選。此外，中央還成立了審查委員會，審查一切與選舉有關的文件并監督選舉過程，保證選舉運動的公正性，確保選舉運動的萬無一失。

三、必要的激勵措施是蘇區民眾廣泛參與選舉運動的內在動力

早在創建蘇區之時，中國共產黨就通過打土豪、分田地、廢除租賃高利貸契約、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等形式，將壓迫在蘇區群眾身上的沉重包袱移去，并將土地平均分配給貧苦工農，親手解決了群眾的生活困難，為其參加選舉運動解除了后顧之憂，為選舉運動的進行奠定了基礎。

黨和政府的內部激勵

黨和蘇區政府的工作人員是選舉運動的發起者、組織者，同時也是能否廣泛動員蘇區民眾的左右手，其對選舉運動的態度直接影響著選舉運動的成敗。因此，對選舉工作人員的激勵和指導十分必要。為了選舉的順利進行，蘇區中央政府組織了南部18縣選舉動員大會，中央內務委員會、各縣也舉辦了選舉運動訓練班，對負責選舉的同志進行雙重政治動員。這不僅改進了選舉運動的工作方式，深化了對選舉運動的認識，也從組織上激勵了領導干部以更大的政治信念投身于對選民的宣傳和動員，無疑會推進選民人數的增加、選舉高潮的到來。

黨對群眾的物質性獎勵

黨和政府為了最廣泛地動員蘇區群眾參與選舉運動，采取了一系列激勵措施來調動蘇區群眾的積極性。以物質性獎勵為例，在《地方蘇維埃政府暫行組織條例》中就以法律形式規定各級蘇維埃政府部分工作人員有權適當脫離生產、領取生活費，如“鄉蘇維埃不超過3人”[3]“城市蘇維埃不超過19人”，而最多的“省執委會可以最多有90人”。[3]另有《人民委員會命令十九號》規定，生活確實困難的蘇維埃工作人員，當地政府需發動群眾幫其耕種，切實幫其解決家庭顧慮，使其安心工作，且其家屬享受購買合作社商品打折和“國稅稅額，減收半數”[7]的待遇。黨和政府正是通過物質性激勵吸引了大批革命積極分子，并以此來動員人民群眾中的積極的革命分子參與選舉，健全了蘇維埃組織。

黨對群眾的權利型激勵

黨和蘇區政府給了蘇區群眾充分的政治自由權和監督權，甚至把能否廣泛地發動群眾批評蘇維埃工作、對蘇維埃工作人員發表意見作為檢查蘇維埃工作質量的重要標準，其目的不言而喻。以模范鄉長岡鄉和才溪鄉為例，毛澤東在做調查時發現該地選舉委員會很好地執行了中央的政策：在選舉前，鄉蘇維埃政府人員將候選人名單寫到紙上，組織群眾在各人名下空白處寫下意見“好或不好，官僚，態度消極等”，[8]正確地執行了人民群眾對鄉蘇維埃政府工作的批評，發動了對候選名單的批評，充分行使了人民群眾表達意見和監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利，使人民群眾認識到了選舉代表、組建蘇維埃是自己的事情。這種充分給予選民表達意見和批評政府工作的權利的做法，極大地提高了民眾參選的熱情，其選舉工作也最為出色，選民的參與度達到了90%以上。

四、三次大規模選舉運動取得的成效

選拔了大量蘇維埃干部，鞏固了蘇維埃政權

隨著選舉工作不斷推進，選舉宣傳的不斷深入，蘇區民眾對選舉運動的認識不斷提高，群眾參與度和選民人數也不斷增加。這不僅造就了大量新生的蘇維埃干部，也剔除了眾多隱藏在蘇維埃政府中的消極腐敗分子，保證了革命隊伍的純潔性。就如同毛澤東在《今年的選舉》一文中所說的，只有把蘇維埃政權與選舉的相互作用宣傳到群眾中去，使群眾清楚明白蘇維埃政權是保護工農群眾的政權，是鎮壓反革命的政權，是貧苦工農自己的政權，而政權的好壞取決于其工作人員的革命信念和能力大小，只有蘇區民主踴躍參加選舉運動，把“一大批最覺悟最先進最積極的分子選進蘇維埃去，把舊人員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來”，[9]才能保護、鞏固、發展蘇維埃政權。在此基調下，蘇區群眾參選熱情空前高漲。

此外，在黨和政府、人民群眾三方面多重監督下的選舉運動很大程度上保證了革命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尤其是選舉委員會的審查機制，選民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批評，不僅成功地將“暗藏在蘇維埃機關的壞分子，大批的被洗刷出去了”，[9]而且擴大了黨和政府的群眾基礎，加強了黨和蘇區政府與群眾的聯系，使蘇區群眾緊密地團結在蘇維埃的周圍。而另一方面，通過民主選舉層層選拔、又經過政府和人民檢驗合格的蘇維埃工作人員，其堅定的政治信念、較強的工作能力無疑會對蘇區各方面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壯大了紅軍隊伍，支持了革命戰爭

為了動員廣大蘇區群眾加入紅軍、支持革命戰爭，黨和政府擇選了一大批有革命熱情且工作能力出眾的選民代表負責基層組織工作，如耕田隊、糧食合作社、優待紅軍委員會、慰勞紅軍委員會、擴大紅軍委員會等。特別是在黨要求的“要運用一切組織的會議，如選舉選民大會，來進行經常擴大紅軍的工作”[10]的工作方針指導下，蘇維埃干部通過召開群眾大會、選民大會，與群眾談心，使工農群眾認識了參加紅軍、保衛蘇維埃的重大意義，基層組織也因此成為了發動和進行擴大紅軍工作的地方。如瑞金僅僅兩個月，“就擴大紅軍1218名”，[10]成為了擴紅的典范。再如長崗鄉和上下才溪，經過基層干部的動員，長岡鄉青壯年男子（16-45歲）共407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和做工作的320人，占79%;[8]上才溪554人，出外當紅軍419人;下才溪全部青壯年765人，出外當紅軍420人。[8]倘若沒有基層組織的深入動員，怎會有如此壯大紅軍的景象。黨和政府通過選舉運動，牢牢地將蘇區群眾與蘇維埃凝聚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使蘇區群眾意識到了保衛蘇維埃政權就是保衛自己的政權，有力地支持了蘇區革命事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政權系統（第7冊）[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893，972.

[2]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政權系統（第6冊）[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10.

[3]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132，188，147，153.

[4]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Z].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773.

[5]（原載《選舉運動周報》第一期）廈門大學法律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律文件選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131.

[6]中央執行委員會.檢查瑞金工作后的決議[N].紅色中華（第十六期）第五～六版，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

[7]人民委員會命令第十九號-為政府工作人員減稅問題[N].紅色中華（第三十一期）第七版，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

[8]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7，341，342.

[9]毛澤東.今年的選舉[N].紅色中華（第一〇八期），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10]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擴大紅軍問題訓令[N].紅色中華（第三十四期）第二版，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

責任編輯 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