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府花邊大套起源考辨

現有文獻資料大多公認青州府花邊大套是在晚清時期由外國傳教士引入，但在一些起源的關鍵細節上卻各持己見。通過對引入者的名字與國籍、花邊圖樣與原料的來源、引入的具體時間、德昌花邊莊的創辦時間等具體問題的辨析，青州府花邊大套起源的簡要過程應為：1900年青州的英國傳教士庫壽寧為躲避義和團而流亡煙臺，避難期間對該地花邊業進行了考察。1901年返回青州并從意大利引進圖樣和原料在當地組織花邊生產。1908年庫氏辭職赴滬，把花邊產業交予門生宋傳典。宋傳典隨之創辦德昌花邊莊，將花邊制作技藝傳播到周邊各縣。

青州府花邊大套；手工藝；晚清時期；傳教士

山東是傳統的抽紗花邊業大省，其中煙臺和青州是規模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產地。青州府花邊大套作為山東抽紗花邊的代表性產品之一，遠銷全球五大洲，同時也是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冊項目。

在本文主要內容展開之前，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抽紗花邊系一種編結織繡產品，據傳最初誕生于意大利、法國、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用于衣物和家居裝飾。其制作工藝引入中國，是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的結果。無論從早期抽紗花邊的紋樣內容、裝飾風格等所體現出的明顯異域特征來看，還是就其產品幾乎全部出口海外的事實而言，部分研究資料所持“抽紗花邊古已有之”之說法實際上是以中國民間某些相似工藝與之強行附會得來，皆不可信，對此不做進一步討論。

1.現有文獻觀點綜述

早期文獻中多次明確指出青州是中國抽紗花邊的重要產地。1929年出版的《今世中國實業通志》：“吾國今日之花邊，多產于山東舊登萊青三府。制作精巧，歐美婦人，咸樂購之?！盵1]1931年出版的《中國重要商品》：“其他萊州、青州、登州地方，從事花邊制作者頗多，殆已為山東特產物之一矣?！盵2]遺憾之處在于，這些文獻都沒有提及青州花邊業的起源過程。

近期文獻中對此問題著錄較多，但各方眾說紛紜，在一些關鍵細節上未能形成統一的意見。將以上文獻中對于青州府花邊大套起源的代表性觀點歸納起來可以發現，其共同認可（或默認）之處大致有：①引入者是外籍傳教士；②引入時間為1900年；③最早進行企業化經營的是德昌花邊莊；④德昌花邊莊的主要創辦人是宋傳典。描述不一致之處主要有如下幾點：①引入者的具體名字；②引入者的國籍；③花邊圖樣與原料的來源；④德昌花邊莊的創辦時間。

下面筆者將依據各種旁證資料和自身研究經驗對上述各點逐一進行檢視與辨析，以描繪出較為合理的大致輪廓，為最終厘清青州府花邊大套之起源略盡綿薄之力。

2.宋傳典生平

若要著手研究青州府花邊大套，宋傳典和他所創立的德昌花邊莊是永遠繞不開的話題。宋氏為青州花邊產業之發展與繁榮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是所有文獻都認同和予以肯定的，因此有必要首先對他的生平做一個簡述，有助于接下來的討論。

宋傳典（1875—1930），字徽五，原名華忠，山東青州蓮花盆鄉宋王莊人。幼年家貧，其父宋光旭于1891年前后在縣城的英國浸禮教會從事廚師工作并入教。宋傳典因這層關系而得以進入該教會所開辦的廣德書院學習，于1898年畢業留校任教。1902年起，在當地駐軍開辦的海岱書院兼職任教。1905年起，任縣立東關高等小學校長，同時在青州官立中學兼職任教，并兼任縣教育會會長，辭去海岱書院教職。數年后，接手外籍傳教士離開時所交付的花邊產業，與人合伙創辦德昌花邊莊（英文名稱為“宋傳典公司”）。較短時間內，便隨著資本的積累和擴大，組建德昌洋行，業務范圍介入發網、農產品、毛紡織等產業，在濟南、青島、天津等地設立分號。1923年，當選山東省第三屆議會議長。1928年，因依附軍閥張宗昌之罪名被通緝。1930年，聞通緝令撤銷的消息，過于激動致腦溢血去世。其子宋棐卿是著名民族資本家，天津東亞公司及馳名商標“抵羊”牌毛線的創始人。[3]

3.引入者的名字與國籍

關于花邊制作工藝引入者的名字與國籍，各種文獻記載中有很大分歧。歸結一下，大致有如下幾個版本：①《我們所知道的宋傳典》[4]和《青州市志》[5]等認為引入者是英國傳教士庫壽寧（也譯為庫壽齡、庫壽令、庫林等，皆指同一人）；②《中國傳統輕工業名產品列傳》[6]和《山東省二輕工業志稿》[7]等認為引入者是英國傳教士庫爾德；③《山東省志》[8]和《山東科學技術史》[9]等認為引入者是意大利傳教士庫爾德；④《官僚買辦資本家宋傳典的丑惡一生》[10]和《中華民國專題史》[11]等認為是宋傳典在庫壽寧的授意下去煙臺學習并帶回了花邊制作工藝。

上述觀點中出現的人名有兩個，即庫壽寧和庫爾德；國籍也有兩個，分別是英國和意大利?？紤]到宋傳典在青州府花邊起源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這一前提，要確認具體的引入者，必須考察此人與青州地區以及宋傳典之間的關系，然后還要對比文獻的原始性和可靠性。

首先來看第①種觀點中的庫壽寧。庫壽寧（Samuel Couling，1859—1922）系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同時也是知名的漢學家和生物學家，1884年來華到青州地區傳教。有關庫壽寧的檔案資料很多，除了傳教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對其辦學活動的記載。宋傳典所就讀的青州廣德書院就是庫壽寧所創辦，宋傳典本人也是其得意門生。從文獻來源方面來看，《我們所知道的宋傳典》一文作者王鈞堂和馮寶光都曾是宋傳典所在的青州教會的牧師，其中王鈞堂還做過宋傳典所開辦的東武汽車公司之總經理。他們與宋傳典不僅熟識而且關系密切，因而該文可靠程度較之其他文獻理應更高一些。

再來看第②和第③種觀點提到的，所謂來自英國或意大利的傳教士庫爾德。在現有的檔案資料中，除了有人將他當作將花邊制作工藝引入青州者之外，找不到與其相關的包括傳教在內的任何其他記載。換句話說，這位庫爾德神甫僅出現在部分晚出的文獻中，既沒有在青州傳教和進行其他活動的記錄，也沒有較早期文獻作為支撐，其真實存在性很值得懷疑。進一步排查史料可知，同時期來華的傳教士中，倒是確有一位名為庫爾德的。但他卻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美國人，主要活動范圍是膠東地區[12]，與青州及宋傳典并無交集，顯然更不可能是青州府花邊的引入者。

至于第④種觀點所言，庫壽寧授意宋傳典去煙臺學習花邊技藝的說法，同樣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是青州花邊與煙臺花邊在制作工具以及產品面貌等諸多方面都有較大差別，基本可以排除前者技藝是從后者那里學來的可能性。有關內容在下文討論，此處不再贅言。

綜上所述，青州府花邊大套的最早引入者應為英國傳教士庫壽寧。

4.花邊圖樣與原料的來源

與引入者的名字和國籍一樣，文獻中對于青州府花邊圖樣與原料的來源之記載也存在不一致之處：①《青州民間工藝與特產》[13]認為圖樣與原料來自英籍傳教士的祖國（即英國）；②《青州府花邊》[14]和《蜚聲海內外的“抽絲之王”青州府花邊》[15]等大多數文獻認為圖樣與原料最初來自意大利；③《青州市志》和《德昌——山東青州花邊產家》[16]等認為圖樣與原料來自國外。除此之外，包括《我們所知道的宋傳典》在內的許多文獻并未提及圖樣與原料的來源。對于中國而言，英國和意大利都算是國外，因此上面第③種觀點跟前兩種在本質上并無沖突。

根據筆者對抽紗花邊工藝的研究經驗，青州府花邊大套在產品風格與原材料方面與意大利威尼斯花邊最為相近，單從外觀上甚至幾乎難以區分。其既顯著不同于煙臺花邊產品所表現出的比利時佛蘭德斯花邊風格，更是與英倫三島常見的鉤針花邊風格相差甚遠。因此，可以比較明確地認定青州府花邊大套圖樣與原料最初的來源國應為意大利。另外，青州府花邊大套非遺傳承人卜范增生前多次出訪歐洲，曾與意大利等國的花邊廠商深入交流，他也持有與筆者相同的結論。

5.引入的具體時間

現有相關文獻資料中，有一部分未明確提及青州府花邊的具體起源時間。余者之表述則非常一致，凡是涉及該時間節點，幾乎是百分之百地指向1900年。

1900年是農歷庚子年，本年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義和團運動（即所謂“庚子拳變”），包括青州在內的整個華北地區都席卷其中。據《益都義和團紀略》[17]（益都縣即今青州市），自1899年秋季起，青州大刀會和義和拳就開始進行公開的反帝斗爭。1899年冬至1900年春，大刀會和義和拳合并，改稱義和團，活動日趨激烈。1900年上半年，整個青州地區的反帝情緒已經非常高漲，針對洋人、教堂、信徒的暴力事件頻繁發生。身處如火如荼的敵視氣氛之中，庫壽寧等人想必已如驚弓之鳥般坐立不安，自保尚且不暇。若要在此時引進花邊制作技藝并組織大量青州當地婦女進行生產活動，無疑是很不現實的。

另有史料表明，庫壽寧等一行9人于當年6月28日從壽光羊角溝乘船逃往煙臺避難。該史料來源于當時接應山東、河南各地傳教士前去煙臺之行動負責人韋豐年的書面報告，[18]屬于原始資料，其可靠性毋庸置疑。另據《我們所知道的宋傳典》和《青州市志》等文獻，跟隨庫壽寧一起出逃的9人當中也包括宋傳典，他們在煙臺一直居住到1901年下半年辛丑條約簽訂后才得以返回青州。也就是說，1900年下半年到1901年上半年這一年多時間內，庫壽寧和宋傳典都在煙臺避難，人不在青州，更遑論在此期間將花邊制作技藝引入?？偠灾?，鑒于義和團運動的巨大影響和庫壽寧、宋傳典在這一年的行蹤，青州府花邊起源于1900年的可能性不大。

前文曾提到過，庫壽寧在1884年時就已來到青州傳教。作為一個歐洲人，他對抽紗花邊必然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他為何會在來華10多年之后才將這一技藝引進到青州，而不是選擇初來之時就這樣做？以筆者拙見，答案可能是：1900年下半年至1901年上半年在煙臺避難的這段經歷，系促使庫氏下定決心將抽紗花邊產業引入青州的關鍵。煙臺的抽紗花邊制作起源于1893年，以1894年仁德洋行的創立為標志，開始企業化經營。[19]至1900年，該地抽紗花邊產業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也許是客居避難期間，親眼看到煙臺花邊業的繁榮景象與可觀利潤，對庫壽寧產生了較大的觸動，才使其萌發他日回歸青州后也投身于此，并以其收益補貼辦學所需開支的想法。至于為何選擇從意大利引進圖樣和原料，而不是從他的祖國英國或者直接從煙臺引進。大概是由于意大利花邊在國際市場上聲譽更佳，庫氏出于快速打開銷路之考慮而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綜上所述，青州府花邊起源的具體時間應為1901年下半年左右。

6.德昌花邊莊的創辦時間

各類文獻中對德昌花邊莊的具體創辦時間說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幾個版本：①《山東省志》和《山東省二輕工業志稿》等認為是1900年外籍傳教士授意宋傳典等人創立德昌花邊莊；②《我們所知道的宋傳典》和《青州市志》等認為是1908年庫壽寧因合作辦學矛盾激化而離開青州赴上海，臨行前將花邊業務交付宋傳典，宋氏由此創立德昌花邊莊；③《宋棐卿和東亞公司》[20]和《“抵羊”領袖宋棐卿》[21]等認為是1914年庫壽寧因一戰爆發而離開青州回國，臨行前將花邊業務交付宋傳典，宋氏由此創立德昌花邊莊。

首先來看第①種說法。依據前文的論述，青州府花邊起源時間應為1901年下半年左右，所以德昌花邊莊不可能創立于1900年。即使是把創立時間后推至1901年，其可能性也不太大。據前文所引宋傳典生平資料，其1898年從廣德書院畢業留校任教，1902年兼任海岱書院教員，1905年又兼任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和縣教育會長等多職。如果宋氏早在1901年就創立德昌花邊莊開展花邊生產經營的話，繁忙的商務活動必定會占據其大量時間。人的精力有限，很難想象他還能再同時兼任多份教職和公職并游刃有余應付裕如。而且，身兼多職不斷游走于各校之間往返授課的日程安排，更符合一個為生計奔波的青年畢業生之身份，完全不似常人印象中企業經營者之作風。因此，德昌花邊莊創立于1900或1901年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接下來再看第③種說法。庫壽寧是近代知名傳教士，有關他生平的記載很多。據有關資料顯示，庫壽寧并未于1914年回國，相反地，整個一戰期間他一直定居中國上海，且1917年還在上海別發印書館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國百科全書》。庫氏在戰后也依然居住于上海，直至1922年去世。很明顯，第③種說法在基本史實方面未加考訂并存在較嚴重的錯誤，因而也不可信。

最后來看第②種說法。有資料表明，庫壽寧在廣德書院與登州文會館于1904年合并為廣文學堂后的一系列事件中，與合作辦學的另一方美國長老會相處并不愉快?！?900年（義和團事件）前后的中國基督教教育》[22]中提到，1907年于上海舉行的基督教來華一百周年大會上，庫壽寧曾就教育問題進行發言，他結合自身經歷對聯合辦學這一形式大加抨擊。由此可見，庫氏對3年來的合作辦學過程想必已經失望透頂，因此而于翌年辭職離開青州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宋傳典作為他的得意門生和信任的人，接手其留下的花邊產業并改組資產創立公司，同樣也是順理成章的。另外，持此觀點的文獻中包括《我們所知道的宋傳典》一文。前面曾提到過，該文兩位作者都是與宋傳典關系密切之人，其所述內容在無確切反面證據的情況下，相對而言其可靠性更加值得信賴。

綜上所述，宋傳典創辦德昌花邊莊的時間應為1908年。

7.結語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筆者將使用前面多重論證得出的觀點，把青州府花邊大套起源的簡要過程重新整理書寫一遍，以作為本文的結論：

1900年6 月，青州廣德書院監督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庫壽寧和畢業生宋傳典等人為躲避義和團運動的沖擊，乘船流亡煙臺。在煙臺避難期間，庫壽寧對該地區抽紗花邊產業進行了考察。1901年下半年辛丑條約簽訂后，庫壽寧一行返回青州并著手在當地組織花邊生產。他們從意大利引進圖樣和原料，并把編織技藝傳授給周邊的民眾。制作出的花邊產品則由庫壽寧統一收集起來銷往海外，所獲利潤大部分用于補貼廣德書院的辦學費用。1904年，廣德書院與登州文會館合并為廣文學堂，庫壽寧任該校教授。1908年，聯合辦學期間的各種矛盾激化，庫壽寧不愿與美國長老會再合作下去，因而辭職赴滬。臨行前，他把在青州經營的花邊產業交予門生宋傳典。宋傳典接手后，與他人合伙集資創辦德昌花邊莊（英文名稱為“宋傳典公司”），并不斷擴充產業規模。幾年間，花邊莊的經營便取得巨大成功，宋傳典因此積累起大量的財富，同時也將花邊制作技藝傳播到周邊各縣，為青州府花邊大套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注釋：

[1]吳承洛編：《今世中國實業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169頁。

[2]周志驊：《中國重要商品》，上海：華通書局，1931年，第398頁。

[3]參見王志民主編：《山東重要歷史人物·第5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9-155頁。

[4]王鈞堂、馮寶光：《我們所知道的宋傳典》，《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7-74頁。

[5]青州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青州市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81-282頁。

[6]孫德君主編：《中國傳統輕工業名產品列傳》，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40-42頁。

[7]曲東濤主編：《山東省二輕工業志稿》，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83頁。

[8]閻兆萬主編：《山東省志·51，對外經濟貿易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6-448頁。

[9]傅海倫編著：《山東科學技術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6-457頁。

[10]徐華魯、明少華：《官僚買辦資本家宋傳典的丑惡一生》《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1-85頁。

[11]朱慶葆等：《中華民國專題史·第10卷：教育的變革與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08-409頁。

[12]青島市史志辦公室編：《青島市志·民族宗教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第126頁。

[13]于鳳杰、宋曉編著：《青州民間工藝與特產》，青島：青島出版社，2010年，第55-60頁。

[14]王順堂：《青州府花邊》，《青州文史資料》（選本），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5-337頁。

[15]卜范增、夏立云：《蜚聲海內外的“抽絲之王”青州府花邊》，《濰坊工商老字號》，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09-212頁。

[16]闞景奎、李清貴：《德昌——山東青州花邊產家》，《中國老字號·肆：工業卷》（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8-441頁。

[17]劉曉煥：《益都義和團紀略》，《青州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90年，第119-133頁。

[18]韋豐年：《山東傳教士的逃脫》，《義和團研究會刊》，1983年第2期。此文原系韋豐年在接應行動結束后向美國駐煙臺領事所作的書面匯報。

[19]唐家路、崔研因：《晚清民國時期的煙臺抽紗花邊業》，《城市史研究·第4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30-143頁。

[20]馬俠夫：《宋棐卿和東亞公司》，《山東文史集粹》（修訂本），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71-75頁。

[21]方兆麟：《“抵羊”領袖宋棐卿》，《近代天津十大實業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206頁。

[22]吳梓明：《1900年（義和團事件）前后的中國基督教教育》，《義和團運動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106-11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