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提醒對風險決策的影響

劉曉晴

摘 要：研究探討了死亡提醒對風險決策的影響，假設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后個體的決策會傾向于風險規避。采用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選取44名大學生為被試，隨機分配至死亡提醒組或控制組并完成仿真氣球冒險任務。實驗結果顯示，中國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并未對被試的風險決策行為產生顯著影響。

關鍵詞：死亡提醒;死亡焦慮;風險決策

Becker在他的著作the Denial of Death（拒斥死亡）及其相關理論中提到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生的欲望和死的必然性這一矛盾所做出的反應。Greenberg， Pyszczynski和Solomon（1986）依據Becker的理論對關于死亡的問題進行了研究，由此發展了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TMT為了解人類死亡心理開啟了新的面貌。TMT認為，人與其他動物都具有求生的本能。不同的是，人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必死性，而當這種必死的意識與求生意識產生沖突時，便會引起存在焦慮。當人想到死亡時，就可能會產生死亡焦慮，進而發展出一系列的防御機制來緩沖死亡焦慮。早期的死亡恐懼管理理論認為人主要通過兩種防御機制來抵御緩解死亡焦慮：文化世界觀和自尊。死亡提醒（Mortality Salience， MS）是研究死亡心理種較為常用的實驗操作范式（陳友慶，李新星，2014），其指的是強迫喚起個體的死亡意識，使其對死亡進行思考，進而產生死亡焦慮（Rosenblatt， Greenberg， Solomon， Pyszczynski，& Lyon， 1989）。

風險決策指的是在不確定情境下，個體根據已知的信息對結果選項進行權衡，從而做出決策的過程（Kahneman & Tversky，1979）。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人”假設，即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由于個體對當前情況的認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個體不能夠考慮到所有情況，只是選擇幾個自己認可的方案，一旦某個方案達到了預期，個體便會停止思考（黃建軍，2001）。后續研究發現人的決策行為是需要對已有的信息進行整理、評估等，即個體的決策行為是會受到個人特質和情境因素的影響（王家遠，李鵬鵬，袁紅平，2014;潘珊珊，2018）。同時，郭雯（2017）發現死亡提醒會影響個體的分析思維，進而影響個體有效地進行理性的決策。Hart，Schwabach和Solomon（2010）發現死亡提醒后，個體在決策時會更偏愛冒險行為。還有研究發現死亡提醒后，個體在決策時會更加喜愛追求金錢、物質（Chopik&Edelstein，2014）。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由死亡提醒而引發的死亡焦慮會對個體的決策行為產生影響，但國內關于死亡心理是否影響風險決策的研究較少。國外有研究表明死亡提醒使個體的決策行為更加冒險（Hart et al.，2010）。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討中國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會對風險決策產生怎樣的影響。汪新建、張慧娟、武迪和呂小康（2017）發現，同一文化下個體的風險感知存在趨同性，而中國文化注重和諧思想，注重從和諧關系出發來規避風險（張寧，2012）。因此，本研究假設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后個體會更傾向于規避風險。

1.對象與方法

1.1 被試

選取48名在校大學生，剔除回答無效的被試4人，最終選取被試44人，其中男性22人，被試平均年齡為20.52±2.02歲。將被試隨機分配到實驗組（23人）與控制組（21人）。

1.2 實驗設計

采用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自變量：死亡提醒操作（兩水平：死亡提醒，無死亡提醒），因變量指標包括兩部分：未爆炸氣球的平均按鍵次數和氣球爆炸個數。

1.3 實驗材料

1.3.1死亡提醒操作

死亡提醒組需回答兩個與死亡有關的開放式問題：“請問當你想到自己死亡時，你會有什么樣的心情?！薄罢垎柈斈愕纳眢w死亡時，你會有什么樣的感覺？”。研究已證明該操作的有效性（陳友慶，李新星，2014）。為了達到較好的控制效果，控制組被試回答的問題則是與死亡無關的中性問題：“請想象你正在看電視，并用一段話來簡要描述你此時的情緒體驗?！薄爱斈阍诳措娨暤臅r候，你的軀體會發生什么變化”。

1.3.2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1965）的自尊量表，該量表由10個問題組成，采用4點記分，范圍從1（很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總分為40分。分數越高，自尊水平越高。修訂后的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 0.76，重測信度為0.81。

1.3.3仿真氣球冒險任務（BART）

仿真氣球冒險任務（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BART）是一種更具有生態性的風險決策認知任務（Lejuez et al.， 2002）。BART共包含30個氣球，被試需要通過按“1”鍵來吹氣球，氣球每吹一次可盈利0.02元，每個氣球可吹的次數介于1～64次之間，每個氣球的平均爆破點為32次，單個氣球最多可盈利1.28元。被試在按鍵吹氣球的過程中，可以隨時停止按鍵，并通過按“5”鍵來保存當前氣球的收益，收益即可累加。如果被試吹氣球的次數達到了氣球的爆破點，氣球便會爆炸，并且當前氣球收益變為0。被試吹爆氣球或按“5”鍵保存當前收益，該試次就會結束，隨后成呈現一個新的氣球開始新的試次，直至實驗結束。氣球下方會顯示“當前氣球收益”“前一個氣球收益”“總收益”。正式實驗開始前，被試需完成練習以保證被試完全理解實驗任務。

1.4實驗程序

要求被試填寫自尊量表，研究發現較高的自尊水平會緩解死亡焦慮（張向葵，郭娟，田錄梅，2005），因此本研究選取中等自尊水平的被試。而后將被試隨機分配至死亡提醒組或控制組。死亡提醒組需回答兩道經典的死亡問題，隨后完成積極情感消極情感量表（PANAS）和延遲分心任務（5分鐘），研究表明死亡提醒效應并不會立即出現，需要延遲5分鐘左右才會出現。最后，被試需完成BART任務?？刂平M則需回答兩個與電視有關的中性問題，隨后完成PANAS量表，最后完成BART任務。實驗結束后，每個被試都會獲得一份禮品。

2.結果與分析

采用SPSS20.0對實驗數據進行錄入和統計。

為驗證死亡提醒對風險決策的影響，對死亡提醒組、控制組的未爆炸氣球按鍵的平均次數和爆炸氣球個數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通過對數據的分析發現，死亡提醒條件下的未爆炸氣球按鍵的平均次數（M= 23.61，SD = 7.14）小于中性主題條件下的平均次數（M = 26.89，SD= 1.56）;從爆炸氣球平均個數看，死亡提醒組的平均個數（M= 11.65，SD= 4.49）小于控制組（M= 13.86，SD= 3.30）。但實驗組與控制組的BART分數沒有顯著差異（詳情見表1），因此本研究假設未得到驗證。

3.討論

本文探討了死亡提醒對個體風險決策行為的影響，實驗結果并未達到差異性顯著，可能導致此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從總體上來看，死亡提醒組的BART分數要低于控制組的分數。但研究數據并未達到顯著性，且該結果與前人研究結果不同（Hart et al.，2010）。這可能是因為本實驗采用的風險決策范式與前人不同。此外，該結果表明中國被試在被喚起意識后，可能更傾向于風險規避。一方面，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中國人更加注重和諧，在決策時更加保守（張寧，2012）;另一方面，有研究發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對風險因素、風險概率等側重程度不同，De Camprieu等（2007）發現來自加拿大和中國的項目經理在感知和評估大型項目風險時存在顯著的不同。

第二，本研究采用的是死亡提醒的經典范式，但開放式問答仍存在很多問題，如主觀性較強、實驗操作難以標準化、缺少對被試作答進行評估的統一標準。如Yen和Cheng（2010）發現死亡提醒操作對臺灣人的世界防御觀并沒有產生影響，反而提高了他們對命運的接受度。Wu， Tang和Kwok（2002）曾指出，在中國文化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終結，它被看作是生命的一種轉化過程，死后的人可以通過投胎即可重新做人，因此這種觀念可能對死亡焦慮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還有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中國人具有他人和社會價值去向，尤其是家庭關系中的重要他人可能比自己更為重要（余露茜， 2018）。綜上，后續研究可以對死亡提醒做出進一步精確的實驗控制，如加入檢驗死亡提醒操作的步驟或者使用能將該操作量化的測量方法（如，死亡恐懼問卷），使死亡提醒的實驗操縱更具有效性。此外，未來研究還可以進一步探討不同文化背景下死亡心理的差異以及中國被試死亡心理的機制。

最后，本研究選取的被試群體為大學生且被試數量相對較少，在研究中發現隨著實驗的進行，被試越多結果趨近于顯著。因此，后續研究可以增加樣本量，還應關注被試的心理健康狀況，關注死亡提醒實驗操作是否會對被試產生不良的影響。同時，還可探討其他年齡群體的決策行為是否會受到死亡焦慮的影響，有研究發現老年人比年輕人更容易接受死亡（Maxfield et al.， 2007），未來研究可探討死亡焦慮會對老年人的決策行為產生怎樣的影響。

4.結論

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對風險決策沒有產生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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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心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