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后期《海東繹史》的作者及成書背景

作者簡介：金麗華（1982-），女，吉林省吉林市人，韓國首爾大學博士，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韓國古典文學、中韓古代文獻交流。

摘?要： 朝鮮后期史家韓致奫所編撰的《海東繹史》是一部非常特殊的歷史文獻，編者主要通過輯錄540余種中日兩國文獻中與朝鮮相關的記錄編輯而成?！逗|繹史》的成書主要受到當時朝鮮后期知識文人對自國歷史書寫意識覺醒的影響，由于韓致奫與柳得恭、丁若鏞等人交游，該書的編寫又與實學派人士的歷史意識有著密切的關聯。

關鍵詞： 韓致奫;《海東繹史》;成書背景;實學派

【中圖分類號】P195?【文獻標識碼】A?【DOI】10.12215/j.issn.1674-3733.2020.41.194

朝鮮后期史家韓致奫的（1765-1814）《海東繹史》與安鼎福（1712-1791）的《東史綱目》、李肯翊（1736-1806）的《燃藜室記述》并稱為“朝鮮后期三大私撰史書”。這部史書的最大特點就是利用外國文獻來編纂本國歷史。編者從當時流傳在朝鮮的540余種中國和日本的文獻中，搜集了所有與朝鮮相關的記錄，按照一定的史書體例進行重新編輯，并插入了大量的編者考證內容。正是由于這樣的編書特點，使得這部書在19世紀東亞書籍交流史乃至文化交流史上占據了不可忽視的地位。

然而，針對這部史書的研究成果卻與其學術價值形成了反差——在《海東繹史》廣泛刊印、被介紹至我國、甚至被譯注成現代韓國語的過去幾十年當中，針對《海東繹史》的研究積累并不豐富。韓國方面關于《海東繹史》為數不多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基于對該書分類體系、編纂結構等表層內容所作的宏觀考察，這些研究旨在闡述《海東繹史》在各個相應學術領域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與研究價值，尚未涉及編者的交友情況、成書背景、書中的具體內容、編纂方式上的特點以及編纂者所作考證工作的性質等基礎問題。筆者遂先就此書的作者生平及交游、編史目的、其成書的時代背景等方面加以探討，以期從微觀與宏觀兩個方面闡述《海東繹史》的成書背景，并對前賢所評價的該書之學術意義進行進一步追述。

1?韓致奫的生平及交游

韓致奫，字大淵，號玉蕤堂，世系為清州韓氏，朝鮮英祖41年（1765）在漢陽羅洞出生。父親通德郎韓元道在他三歲時離世，由母為高靈申氏悉心撫育，九歲讀書通大義。正祖13年（1789），25歲的韓致奫中舉成為進士。由于當時的清州韓氏作為“南人”一派早已在政治舞臺上失勢，所以即便考中進士，也很難進入仕途在官場上有所作為。清州韓氏作為朝鮮王朝初期的“勳舊派”名門望族，雖然直到光海君任政時期輩出顯達高官，卻在“仁祖反正”之后，隨著被編入“南人”一派，再未出現過宰相級別的高官。大體從17世紀起，這一曾經的名門望族開始走向衰落，步入官場的清州韓氏們官職卑微，而到了韓致奫父親韓元道這一代，更是沒有得到過一官半職。加之其長兄韓致圭留下年僅四歲的兒子韓鎮書與世長辭，因此，韓致奫還承擔起撫養侄子的責任，面對沒落的家勢和窘迫的境況，他選擇放棄進一步科舉，只在家中自修。

1799年，韓致奫隨族兄韓致應（1760-1824）踏上前往清朝的“燕行之路”。此番燕行，讓韓致奫對乾嘉之學有了一次切身的體會?；貒蟛痪?，他便開始《海東繹史》的編纂工作，直到1814年去世，幾乎都專注在此事上。此前研究都認同1799年對于韓致奫來說是他在學術和思想上具有轉折性意義的一年。韓致奫離世之后，其友人作挽聯以示哀悼。

曾經歷任史官、性格耿直的洪命周（1770—？）寫下了“眼閱中州恢地步，手編東史駐精神”的挽聯。以清官廉吏留名的濟州牧使沈英錫（1767—？）也通過挽聯“文字編成東國史，山川周覽北京行”指出燕行對韓致奫的重要意義。著有燕行錄《薊山紀程》的李海應（1775—1825）在挽聯中寫道“耿潔風裁茅季偉，溫存性度郭林宗”。從另一個歷任史官的金裕憲（？—？）所作挽章中也可以窺視到韓致奫的品性：“皎皎人如玉，溫溫氣似蘭。文章淘不染，辯博測無端?！倍r后期著名學者秋史金正喜（1786—1856）則作了一首5言20句的挽詩表達對韓致奫傾注畢生精力編寫史書的感慨之情：“宏雅王伯厚，精博顧亭林。以此評君者，猶非識君深。清弱僅勝衣，獨具千古心。世人盆與盎，而君古罍鬵。世人濮與桑，而君大雅音。白葦黃茅裡，天花不染襟。五十年著書，兀兀甘銷沉。生無范云釜，死惟黔婁衿。玄亭無人問，黃壚竟誰尋。獨坐撫瓻書，雙涕自淫淫?！睆倪@首挽詩中可知金正喜在韓致奫離世之后獲得一部《海東繹史》，這與目前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抄本《海東繹史》中印有金正喜的藏書印互為印證。金正喜雖出身名門，卻喜好廣交天下之士，無論是京華士族還是委巷布衣，都成為他交游的對象。在1809年燕行時，更是獲得與清代知名學者翁方綱、阮元等人交游的機會。1814年成書的《海東繹史》中引用的翁方綱之文，應是金正喜所提供的資料。

以上挽聯均收錄在其曾孫韓日東撰寫的韓致奫的行狀《玉蕤堂韓公行狀》之中。據說除了《海東繹史》以外，他還著有《燕行日記》等書，但目前尚未被學術界發現，亦或已經散失不存。除了上述與清流之士的交游以外，韓致奫還與朝鮮后期著名的實學派實學家柳得恭（1748—1807）、丁若鏞（1762—1836）等人交往。柳得恭撰寫了《海東繹史》的序文，其所著的《渤?？肌芬昧恕度毡疽菔贰分械牟糠仲Y料，而相同的資料在《海東繹史》中也被輯錄。18世紀前期刊印的《日本逸史》在當時的朝鮮屬于較為罕見的一部日本書籍，除了柳得恭與韓致奫以外，李德懋的著作中也能看到征引此書的痕跡。顯然，這是柳得恭與李德懋因奎章閣檢書官一職之便，得以飽覽稀有文獻，并將此文獻介紹給韓致奫，便于后者編書之用。韓致奫通過韓致應與丁若鏞結識的可能性較大，丁若鏞在兩人赴清的踐行宴上作了送別之詩《送別韓傒父書狀大淵進士赴燕》，并在韓致奫燕行之后保持與其往來。丁若鏞十分關系歷史著述的編寫，雖然他本人并未留下豐富的歷史著述，但是《疆域考》卻也是朝鮮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歷史地理著述之一?！督蚩肌分械膬热菖c《海東繹史》亦有較多切合之處，例如兩書均認同東夷文化為韓民族文化的起源;均對檀君朝鮮的相關問題提出了質疑，并推崇箕子朝鮮為朝鮮半島文化政權的起始。

2?《海東繹史》的流傳及編書目的

《海東繹史》是韓致奫在1799年完成燕行之后，傾注了10余年的時間編纂的。他在生前完成了此書的前70卷，一般將此70卷稱為“《海東繹史》原編”。1820年，韓致奫的長子韓鎮國（1788-1857）曾將這部原編帶到中國，介紹給清代文人。不過，70卷原編并非完帙，韓致奫的侄子韓鎮書（1777-？）在叔父離世之后繼承其遺志，于1823年完成了續編，即15卷的“地理考”。如此，總計85卷的《海東繹史》得以問世并流傳開來。

《海東繹史》問世至今一直受到了相關學術團體和學者們的持續關注。此書最初以抄本形式流傳，直到20世紀初期刊行了鉛活字本。1911年“朝鮮古書刊行會”首先刊行了鉛活字本《海東繹史》;1913年“朝鮮光文會”也以私人收藏的抄本為底本刊行了活字本。如前所述，這一版本還流傳到了中國。不過這兩種鉛活字本都是將作為底本的抄本單純地轉化成鉛活字進行刊印，所以抄本中的許多筆誤也被原封不動地轉移到了活字本上。目前傳世的《海東繹史》抄本有兩種，一是收藏在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藏本，另一部是收藏在首爾大學奎章閣的藏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是由《海東繹史》70卷與《海東繹史續》15卷兩個部分構成的。僅看其“藝文志”部分的內容，則此本要比奎章閣藏本抄寫得更加工整，而且用于刊印中的代表性漢字也使用得更多，另外還標有斷句符號。不過，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中少了柳得恭所撰寫的序文，而在《海東繹史續》中可以看到“金正喜印”藏書印。這個本子被部分學者認定為《海東繹史》的手稿本，但是通過與奎章閣藏本的比較可以發現，事實上后者的內容更為完整?？麻w藏本為26冊71卷，其中沒有“地理考”部分，此本的字體不像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那樣精巧工整，而且很多漢字都是當時的“簡化字”，也沒有斷句符號。偶爾還會看到“男鎮圖侄鎮書謹?！边@樣的字跡。由此可知，韓致奫的兒子與侄子都參與了《海東繹史》的校訂工作。

韓國的“民族文化推進會”（現韓國古典翻譯院的前身）則從1996年起主持負責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海東繹史》抄本的翻譯工作，2004年出版了全善涌（音譯）譯注的《國譯海東繹史》8集。此韓文國譯本中也收錄了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抄本的影印本，同時對抄本中相當一部分錯字及漏字進行了校正。韓文譯注本《海東繹史》的刊行成為相關研究的一項重要參考資料。

此前研究對《海東繹史》在朝鮮史學史及文化史方面所具有的意義做了充分的闡述，但對于此書編書目的的解釋，基本停留在援引柳得恭所作序文的層面上。由于《海東繹史》中并沒有收錄韓致奫本人所撰寫的序文或者凡例之類的說明性文字，所以后世很難掌握其編書的直接目的，而柳序所述，則成了最好的說明：

東史，凡幾種哉？所謂《古記》，都是緇流荒誕之說，士大夫不言可也。金富軾《三國史》，人咎其脫略不足觀，而名山石室，茫無所藏。雖金富軾，亦且奈何？然則唯有鄭麟趾《高麗史》而已，高麗以前何從而鏡考乎？余甞欲取二十一史東國傳刪其重複，以注以辨，與《三國》、《高麗》二史相依而行，則庶或有資于徵信，卒卒未遂，亦未甞不去來于胸中。

吾友韓大淵上舍，性恬靜喜蓄書，閉戶考古，慨然有意于東史，與余不謀而合。又推而廣之，汎濫乎正史之外，我東數千年事實，自經傳以至稗在在散見者，幾盡搜剔抄寫，又手刀與糊，離而合，合而離，蓬首流汗，殆忘寢食，用五六年之力始分類立目，勒成一部。凡幾卷，有世紀焉，有列傳焉，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輿服、藝文，各有其志 則居然而史矣。名之曰《海東繹史》。余所有意而未遂者，一朝焉獲之，不亦快哉。

東人或言：東方史籍在平壤者焚于李勣，其在完山者，又焚于甄萱之敗。此亦無稽之談，東方豈有史籍？ 箕圣之世，斯可以斷自唐虞、衛滿以前，屬之不修春秋。漢四百年自是內服，樂浪太守焉得立史官哉？此所以佚事異聞，必求諸中國然后可得也。（后略）

由上文可知，柳得恭十分看重《海東繹史》在史料選取方面的特點。他慨嘆朝鮮本國史著之少，認為中國史書中收錄了豐富的朝鮮相關歷史記錄，有必要將這些記錄整理出來，再附以注文，加以考辨。這樣編成的史書與《三國史記》、《高麗史》互為參照，才能真正算是掌握了“本國之史”。換言之，柳得恭認為韓致奫通過搜集外國資料中的朝鮮相關記錄所編成的《海東繹史》，其最大的意義就在于讓本國史“信而有征”，并在相當程度上補缺了朝鮮本國史書內容不夠完整的缺憾。除此序文之外，韓致奫的侄子韓鎮書在其所補編的《海東繹史·地理考》篇首也附了一篇序文，其間言：“家叔父病東史之無征，檃栝中國書籍之載東國事者，旁及日本書，無征不採。分類立目，積十數年工，書成，名曰《海東繹史》。獨地理未及卒業，而叔父棄世，小子懼先志未遂，謹舊草又博採他書，以補地志闕焉?！?/p>

這篇序文中同樣表明了韓致奫平日里常感嘆朝鮮的史書內容疏略、缺乏客觀史料證據，所以才會去調查有可能記錄了本國歷史的中日兩國文獻，這就是編寫《海東繹史》的初衷。如果說，柳韓二人在序文中所述內容是《海東繹史》編纂的直接目的，那么，清代馬骕（1620-1673）的《繹史》和江戶時代松下見林（1637-1703）的《異稱日本傳》對編者的啟發與影響，則可看作是編纂此書間接目的。1670年編成的《繹史》，主要出現在18世紀中后期朝鮮文人的記錄之中。特別是李德懋在1778年燕行之時曾購入此書，并在《青莊館全書》中留下如下記錄：“《繹史》（馬骕著）所引孟子異文逸句與《日知錄》（顧炎武著）略有異同。

”除了此記錄以外，當世的朝鮮知名學者正祖、徐瀅修、李書九、成海應等人都在各自的著述中言及《繹史》，可知此書于18世紀中后期已經在朝鮮廣泛流傳。事實上《海東繹史》在體裁形式與記述方式兩方面與《繹史》有相通之處：前者搜羅三代至秦朝的史料，以“新綜合體”這種創新體制編纂而成;而《海東繹史》則是網羅中日兩國文獻中的朝鮮相關記錄，以前所未有的獨特方式編纂通史。顯然，韓致奫將書定名為“海東”之“繹史”，其用意在于吸收馬骕的史學成果，此舉亦可看作朝鮮后期實學派人士積極接受清朝文物的表現之一。而《異稱日本傳》同樣在編書目的與體制方面給了韓致奫深刻的啟示。此書作者松下見林以文獻學見長，《異稱日本傳》搜集了中朝兩國古典文獻中關于日本的歷史記錄，并附以編者的考辨，分上中下三卷，其編纂的主要目的在于糾正中朝文獻中日本相關記錄的謬誤。此書在朝鮮并非廣泛流傳的文獻，卻在《海東繹史》中被反復引用，可見韓致奫對此書的重視。關于《海東繹史》與《繹史》《異稱日本傳》的文獻關系，筆者將另文詳述。

3?朝鮮后期史學史的特征

朝鮮王朝后期是私人修史較為興盛的一個歷史階段，從17世紀起至19世紀末，相繼出現了一大批內容豐富、體例多樣的私撰史書，而韓致奫的《海東繹史》是這些史著中卷帙最為龐大、史源最具特色的史書之一。當時的自國史編纂主要圍繞本國的歷史資料進行，而《海東繹史》則從中國和日本的資料中搜集關于朝鮮的歷史記錄，再匯成一部朝鮮通史，其編史目的、成書背景自然會成為研究此書過程中有待闡明的重要問題之一。

在促成《海東繹史》編成的背景因素之中，除了編者的主觀因素以外，至少還存在兩方面不可忽略的時代背景因素：一是在朝鮮后期思想界中，知識文人對于“東史”編纂的必要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覺悟。1592年至1598年歷時七年的“壬辰倭亂”讓朝鮮自上而下飽受戰爭蹂躪，特別是與此前的戰亂相比，倭亂期間所經歷的亡國危機和遭到焚毀的文獻典籍成了朝鮮士人痛心疾首的憾事。1636年又發生了被稱為“丙子胡亂”的國變，再加上不久之后發生的明清易代，這些歷史大事件對以君子之國自居的朝鮮士人造成了思想上的巨大沖擊。他們一方面帶著傳承中華文明正統的責任感著手編寫亡明之史，同時也深刻認識到書寫自國史引為鑒戒的必要性?？梢哉f，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期發生的東亞歷史大事成了朝鮮后期私撰史書大量出現的催化劑。進步的士大夫開始反省朝鮮士人以“熟知上國歷史”、而對本國歷史渾然不知的現實。

第二，朝鮮后期的思想界逐漸擺脫了“經史一致”的學術觀念，將歷史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術科目。特別是可以明顯地看到，強調自國歷史的獨立性這一點成為編撰者的重要編書意識。與此同時，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上，出現了針對史料進行批判、追求歷史敘述方面的客觀性和系統性、擴大研究范疇等明顯的變化。這樣的治史方式深得實學派學者的推崇，也是他們積極學習清代學術的表現。與前代相比，朝鮮后期的史學研究具有明確而鮮明的科學研究態度，特別是這種傾向更以實證研究方法的長足發展得以顯現。因此，實學派史學家們所留下的學術成果尤為矚目，其中又以安鼎福、韓致奫、李奎景等人的著述為代表。這一時期的實學派學者擺脫了傳統華夷觀念的束縛，非常重視編纂和研究自國歷史，尤其在資料搜集和對事實的考證方面做到了歷史敘述的系統化。朝鮮后期私撰史書的多樣性，實則體現出朝鮮士人試圖從多個路徑探索治世之道的努力。這既可以看作是朝鮮士人主體意識的確立，也可以看作是性理學作為維護王朝支配體系而得到強化的結果。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解釋私撰史書的興盛，都無法否認這些編史工作促進了朝鮮后期歷史學的長足發展?？傊?，朝鮮后期歷史學的長足發展是《海東繹史》成書的重要時代背景。

4?《海東繹史》的學術價值

先賢論及《海東繹史》，多關注該書在朝鮮史學史及文化史方面的意義。此書中所使用的輯錄考證方法代表了朝鮮后期實學派史家的治學特色與成果，推進了朝鮮史學的發展，同時也是接受并學習清朝學術的表現，這在當時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韓致奫在學術上還深受柳得恭的影響，尤其是在構建本國文化史方面，兩人先后作出了積極的努力。柳得恭在個人的著述中反復強調書寫本土的書畫、風俗、歲時禮制等方面的歷史之重要性，而韓致奫則通過《海東繹史》中的“風俗志”、“物產志”、“藝文志”等整理出朝鮮文化史方面的重要資料。

不過，除了先賢所闡述的史學史和文化史意義以外，《海東繹史》在文獻史和思想史方面也有著重要的價值。

從文本來看，《海東繹史》屬于漢文學范疇，即是域外漢文文獻，而其特殊的編撰方式與內容決定了這部史書在東亞古典文獻學方面的重要地位。前述已指出針對《海東繹史》的學術研究成果并不豐富，除了韓國震檀學會在1982年舉辦的一次以《海東繹史》為專題的學術討論會以及相關論文成果以外，近幾十年少有針對此書的專論。而在多數言及此書的論述中往往忽略了該書采用輯錄體編纂方式這一特點，直接將其中的內容作為第一手史證資料。如果在日后研究工作中整理出《海東繹史》與其輯錄的原文獻之間大量的對比、對照結果，必將為中韓兩國文獻史、文學史以及兩國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佐證材料。

另外，利用文獻學方法通過對《海東繹史》輯錄方式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詳細闡明至今尚未受到關注的朝鮮后期私撰史書的編輯方式與特征。這將有利于朝鮮后期思想史的研究，特別是將會為韓致奫所屬的實學派史學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較為嚴實、確鑿的史料依據。特別是研究此書對我國古代文獻的輯錄情況，不僅可以從微觀的角度把握朝鮮時代的學術界對我國文獻的掌握程度，還可以發現當時的朝鮮學者是怎樣認識和處理我國古代文獻中有關朝鮮的記錄的。這將有助于準確從東亞思想史研究角度闡發18至19世紀朝鮮士人的自他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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