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的普通生活

李偉長

人的一生，無論大名鼎鼎，抑或寂寂無聞，就是一個名字的故事。有的名字，故事很長，長篇累牘，是一部長篇。有的乏善可陳，兩三句就可說完，算是一個短篇。漫長的故事與短暫的故事，區別不在于篇幅，而在于一生變化中的飽滿和復雜度。沒有哪個人的生活，可以一字不差地被記錄，可以不偏不倚地被閱讀。沒有完美的傳記，只有合適的傳記，而誤讀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我能想到的關于普通人最好的傳記，是約翰·威廉斯的長篇小說《斯通納》，也是穆旦的一句詩“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這種題材的錯位征用，是對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最大想象。至于那些不普通的靈魂，與歷史時間捆綁在一起的人物，從更漫長的時間河流去觀看，同樣可以被視為普通生活，比如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一生。

一

從《俄國思想家》起，我喜歡了以賽亞·伯林很多年。關于他的故事，聽來的、看來的累積了不少。讀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的《伯林傳》（Isaiah Berlin： A Life），一路心馳神醉，時而與心里舊識映照，讀完竟隱隱不舍，似有年少時讀武俠小說的快感。傳記之力不在于陳列一個人的終身成就，而在于照亮傳主成其為這個人的掙扎過程。迷人的正是這過程，一個靈魂陷入困境、躍出困厄、重新升騰的過程，也是發現自己、超越自己與完成自己的過程?！恫謧鳌吩谶@一點上，做出了清晰而又躍遷的榜樣，直面一個流亡孩子以賽亞·伯林成為學者以賽亞·伯林的全部過程。這也是一個名字被時代、家人、朋友還有他自己一起點亮的非凡故事。

“他是一個關注人的現實生活的實踐哲學家”，這是《伯林傳》對以賽亞·伯林的第一認知。中國讀者喜歡以賽亞·伯林，是因為他們關心現實生活，特別對日常政治生活有著非比尋常的迷熱。政治生活是現實的，而現實生活常是暫時的，統治和被統治就永遠是此時此刻。正如葉禮庭說的：“人的存在是觀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壓制所有的觀念?！标P于觀念的思索、陳述和辯論，都指向現實生活和在其中熱切生活的人，更是關于何謂良好生活的指認與想象。要完成這份工作，必不可少地包括對壞生活的辨認和遺棄。伯林所談論的都有現實生活的對象，他有時會與人辯論，但更多的是對迷亂的生活發言。

以賽亞·伯林在倫敦廣受歡迎，他被想象為牛津知識分子的聲音?！氨挥昂髢纱鷱V播收聽者們認為是牛津知識分子的聲音的，實際上卻是一個里加猶太人對與他同時代的英國人的無意模仿。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所模仿的這種聲音逐漸變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甭曇舻拿匀酥幵谟谇徽{，有著神奇的塑造性，聽眾會自發地將他們聽到的聲音與發聲者的身份聯系起來。在倫敦，伯林是一個外來者，一個猶太人，一個流亡者，以及牛津教授，他學習和模仿的聲音，是同時代的牛津英國人，這恰恰符合聽眾對牛津知識分子的想象。模仿本身的指向也就是一種想象中的理想身份。如果沒有牛津知識分子的身份，伯林會被想象成一個怎樣的人？一個人的聲音起初與他本人是分離的，久而久之，在日復一日的言說中，時間彌合了這種分離。聲音會內化為發聲者的一部分。伯林愛說話，勝于在紙上推演。熱愛表達的伯林悄然改變了一種認識，即人們總覺得拙于言辭的知識分子可能更為深刻，更值得信任。風趣活躍的伯林不只深刻，還能抵達現實生活中的現實問題。這份方向感和實踐性，可以被理解為指點迷津?！懊慨斎藗冏穯査乃枷刖V領時，伯林至多會說：‘在學術上，我就像是一輛出租車。人們打個手勢，我就停;人們給我一個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边@是伯林的可愛之處，也是解嘲之語。這話多妙，既放松，又驕傲。做思想的出租車，看似一句自嘲的玩笑話，仔細想來，這個人得做得多好，有能力送人到任何想去的地方，這取決于他對思想地圖的熟悉程度，以及他送人的念頭。我們眾人，別說沒能力做出租車，連成為理想的乘客都未必做得到。

二

葉禮庭用了相當一部分篇幅，講述伯林未被摧毀的少年生活，尤其是伯林的父親，一個看似膽怯懦弱的木材生意人，在伯林成長道路上扮演了關鍵角色。葉禮庭的深思熟慮，不僅體現在敘述策略上，還有他對童年敘事所能抵達的效果充滿確信。

始于給家人創造好生活的愿望，伯林父親一直想著逃離俄國?？陀^情況是，在當時經濟困頓、缺吃少穿的俄國，伯林一家卻從未被貧窮困擾。這是伯林父親給他創造的物質條件和生活基礎。一個童年沒有經受創傷的人，成年后多半不會對社交充滿躲避乃至恐懼。這是一個悖論，窮出身的年輕人內心多少交雜著自負與自卑，出身良好的青年似乎更能平和地面對良好條件。當然，富人容易浪費條件，而窮人常常沒有條件。能夠有效利用條件的人，還得是向上的人。要說伯林和這種人有什么區別的話，那就是他支配著他的父母，即伯林父母所做的事情，大多數是為了孩子。正如傳記中說的：“我們也得承認，他確實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換作別的人，則很可能會白白浪費這些有利條件?！?/p>

溫飽有保障的少年生活，并不意味著都是美好。對于少年伯林心靈的發現，則來自外界生活的刺激。伯林講述了一件事，在“二月革命”的風潮中，一個效忠于舊制度的市政警察，被群眾發現，隨即被拽到了街上，被人押走，等待他的命運可想而知?！耙粋€七歲孩子來得及看見的僅僅是一個臉色煞白、面容扭曲的人，在被抓走的時候掙扎著。以賽亞不知道這個人會被帶到哪兒去，但即便如此，他也馬上就明白了，這人是沒法逃命的。雖然那一幕轉瞬即逝，卻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狈Q贊作者高超敘述技巧的同時，我們會注意到，一個孩子的心里，沒有“革命”這兩個字，新制度和舊制度都與他無關，他記得的是糖果，就像伯林自己后來講述的，有一種巧克力棒會牢牢抓住他的注意力，他從來沒有忘記這種形狀像是一堆樹枝的名叫“赫沃洛斯特”的巧克力。一個人從孩子面前被抓走，不管這人是有罪的還是無辜的，作為孩子的伯林看到的是一個面容扭曲的人被暴力帶走，是一個人被一群人抓走，為什么被抓走，孩子理解不了。這個生活細節給伯林留下的影響普遍而深遠，即暴力革命是對人不加分辨的摧毀。一顆種子就此種在了小伯林年幼的心中，日后發芽長成了大樹。

關于猶太人的苦難，葉禮庭講述了一段伯林兒時的宗教學習經歷。一個老拉比教孩子們認希伯來字母表，曾經停下來對他們說：“親愛的孩子們，你們長大以后就會明白，這些字母中的每一個都浸透了猶太民族的血和淚?！边@段話和這個場景在伯林心中埋藏了很多年，以至于在八十年以后，年老的伯林依然能夠準確地講述這件事。葉禮庭以抒情的筆觸寫到了這個場景：“八十年后，伯林在牛津海丁頓宅家中的一樓客廳里給我講了這個故事。有短短的一瞬間，他失去了一貫的鎮靜表情，目光穿過花園，望著遠處。然后，他又收回視線，重新看著我，恢復了平靜，說道：‘那就是猶太人的歷史?！崩侠鹊闹v述和伯林的重述同等迷人。葉禮庭將處于敘述中的歷史時間與八十年后的訪問敘述直接相連，細節的張力由此產生。對伯林陷入回憶剎那間的出神的捕捉，尤為令人驚嘆。我們可以相信，在那一刻，年老的以賽亞·伯林，肯定回到了兒時的那一刻，想起了老拉比的話，歷史和現實生活都證明了這一點，伯林對此深信不疑。

當伯林父親決定舉家逃離彼得格勒（即今圣彼得堡）時，具體去哪兒，他左思右想，久久舉棋不定。伯林父親想過去巴勒斯坦，但路途太遠，而且那里猶太人太少，生活不便;去德國柏林和法國巴黎，又害怕反猶太情緒。經過一番權衡，他決定逃向獨立共和國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關于這趟旅行的敘述相當漂亮，有著虛構作品一樣的舉重若輕。一路上，伯林一家幾次被官員刁難，父親賄賂了他們，才得以脫身，抵達里加時錢包已經空空如也，一家人狼狽不堪，心情沮喪。讀到這里，我想起了《日瓦戈醫生》中的逃離旅行，在火車上熬過漫長的時間，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發現也不是藏身之所。沒過多久，伯林父親發覺里加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下定決心要去英國。在伯林父親的心中，英國就是文明的定義，是文明生活的所在地，在那里不僅可以繼續木材生意，還可以給小伯林提供不列顛教育。伯林父親的這個決定，在日后看來，無疑是改變他們一家生活的關鍵一步。歷經周折，終于弄好了去英國的證件，一家人出發去了倫敦。伯林還能清晰地記得，自己在倫敦吃的第一頓早餐，是一盤火腿加雞蛋。我完全能夠理解作者賦予伯林父親的重要意義，這個木材生意人對倫敦生活的向往，賺來的錢，以及他為全家生活的考慮，一定意義上成就了伯林無后顧之憂的未來生活。

伯林后來感慨說：“在這么多的恐怖當中，我居然如此平靜而幸福地活過來了，這一點是最讓我吃驚的?！被赝肿炖锲届o而幸福的一生，不能忽略他那富有生意頭腦而又似乎怯懦的父親，是他想方設法將一家人帶到了倫敦，并把伯林送進了很好的學校，不必為生活憂慮，不必為職業而心生煩惱，想學什么就學什么。直到年紀稍長，伯林漸漸意識到了父親的重要，忍不住為他感到難過，“他從來沒有真正地生活過”。很難說伯林父親逃離故國的選擇是完全出于害怕，他也是為了孩子和家庭。在他心里，家庭生活（包括生意）比政治生活更為重要。這個父親形象，就像塞尚的父親意識到兒子無心生意、一心想畫畫時，做出了一個決定，成為小銀行家，為孩子好好賺錢，讓他未來不被生存打敗，不會落魄而死一樣。事實上塞尚的父親做到了，伯林的父親也做到了。作為父親，他們都做了一個父親所能做的，他們似乎從來沒有想過，他們的孩子會如此偉大。葉禮庭對此心知肚明，才不吝筆墨寫下了這些篇章。

伯林母親的影響也無法忽略，這個時常與父親意見不一致的女人，充滿了對婚姻生活的厭惡。在伯林母親看來，父親呆板乏味，生活無趣，不愛閱讀，不喜歡討論，而伯林母親更渴望智力上的刺激，閱讀最新的小說，比如D.H.勞倫斯的作品，她想要得到愛，想要得到提升，可她自己覺得什么也沒有得到。她身上充滿著愛的力量、強烈的挫折感和完勝的生命力，這讓伯林感到敬畏。母親對伯林有著更為明顯的影響，尤其在智力和心靈方面。葉禮庭對伯林母親給予了同樣的關注，但他克制著抒情的沖動，沒有對此做出更多的評價，只是謹慎而客觀地引用伯林的講述。

一個溫和的父親，一位強勢的母親，兩人婚姻關系的不和諧，日常生活的陰冷僵持，生長于其中，不可能不對敏感的伯林產生影響—缺乏安全感，與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左不右的立場。在以后與女性相處的歲月中，伯林表現出來的猶豫、不自信，顯然與此有著難以忽略的關系。難怪伯林會說：“曾經夢想做一個凡爾納小說中的科學家，通過舷窗觀察海底世界。這是一個既無所不知又保持距離的幻想—探索著世界的深處，同時又遠離危險，毫發無傷?！逼鸬奖Ｗo作用的“舷窗”，在伯林的學術生活、情感生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旦危險來臨，或者他感覺到不安全，伯林便會退縮，這一點在他與阿赫瑪托娃的情感經歷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當伯林來到蘇聯，見到心中的偶像阿赫瑪托娃時，面對她再明顯不過的暗示，伯林沒能向前一步，而是選擇了退縮，近乎落荒而逃。多年后，兩人倫敦再見時，伯林陪在她身邊—“當她站在謝爾頓劇院里聽別人用拉丁文向她喝彩，稱她為‘過去的化身，安慰現在并給未來以希望的時候，他就在她的身旁。后來，當她在倫道夫旅館招待那些從世界各地趕來向她獻殷勤的俄國客人們的時候，他也在場。當她朗讀自己的詩歌、對著錄音機吟詠那些深沉而響亮的節律時，他仍然在那兒。她離開了倫敦，經巴黎回俄國，以賽亞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她。她第二年就去世了?！?/p>

三

“在以賽亞的一生中，流亡的痕跡雖然模糊，但還是可以看得出來。在抽象的層面上，這種痕跡表現為他對于歸屬的需要的尊重;在政治上表現為他的猶太復國主義;在道德上則表現為他對十九世紀歷史上那些處于邊緣、受人排斥，或是被激怒的人物形象的著迷。就個性而言，這種痕跡又表現為輕微的暴躁易怒，以及對于細枝末節、對于任何一種將他視為外人的姿態的過分敏感?！比~禮庭這樣總結。只有同樣深邃的心靈，才能更準確地感受另一個卓越而幽深的靈魂。葉禮庭生于一九四七年，俄裔加拿大人，寫《伯林傳》時四十一歲，是國際公認的政治家、學者。與伯林不同的是，葉禮庭有著豐富的政治經驗。

好的傳記作家必須畫出傳主的精神地圖，并找到地圖漸漸形成的原因。伯林的猶太復國主義、對身份歸屬的需求、對邊緣人物的著迷、對被視為外人的敏感，這些都可以從童年找到原因，幸虧沒有經受多少貧乏窮困的生活，故而少有怨氣。與帕斯捷爾納克、肖斯塔科維奇和阿赫瑪托娃的交往，便來自他對這些邊緣人的著迷。與其說伯林著迷的是這些人物，不如說他真正迷戀的是十九世紀的文化遺產，而這些被邊緣化的人物就是遺產。這種種精神地圖的邊緣，能最終合適地鑲嵌一起，與伯林值得贊嘆的對身份的適應能力密不可分。身份危機在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就像帕斯捷爾納克不度過身份危機，就無法寫出《日瓦戈醫生》。而適應環境，勢必與放棄部分自我有關，取悅他人是一種最顯眼同時也是最有效的方式，由此帶來的自我厭倦也無法消除。這是伯林的矛盾之所在。當然，一方面可以說是伯林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不能否認的是英國文化本身的容納程度。

“對別人得體的尊重和對反對意見的容忍要優于驕傲自得和民族使命感;自由與效率二者或許是不可調和的，而且前者優于后者;對那些重視自由的人而言，多元性和非整齊劃一總是優于那些無所不包的系統用強硬的手腕迫使人們服從的做法（無論這樣的系統是多么理性和無私），也優于多數人對那無告的少數的專政?！辈终J為，所有這些觀念都帶有“深厚而獨特的英國特性”。必須說明的是，英國文化至今仍在影響著許多人，對別人得體的尊重和對反對意見的容忍，是自由生活或曰良好生活的基本條件，倒不是說英國體制的完美無瑕，而是一種表達反對態度的結果，不會被清算和碾壓。葉禮庭選擇了一個詞“體面”，來塑造伯林。伯林想做個體面的人。何為體面呢？不僅僅是面料良好的西服，也是對人得體的尊重和不同意見的容忍。體面是一種政治風向，也是生活機制。

先把伯林引向哲學的是他年輕的朋友。這個人就是拉什米利耶維奇。如今我們不必追問他是如何引導伯林的，更可能是一種無意識。就像在我們的生活中，年輕時的朋友會影響你終生，他們的興趣熱情，尤其是那些活蹦亂跳、求知欲強盛的靈魂，他們的愛好會引發你往哪兒去，如果他們熱愛喝酒，那么你也很大可能會沾上這樣的習慣。在哪兒才能遇見更有活力的靈魂？在更好的學校，更好的社區里。傳記作者保持了客觀而必要的距離感，在提煉贊賞時給出獨立的判斷，這才是優質的傳記，不是為了樹立一個標桿，而是接近觀察一個靈魂，通過打量、觀察和分析他的生活經歷和思想路程，得以接近和感受到靈魂之光澤。閱讀傳記為了什么，是要自我學習得以提高嗎？回到最單純的目的吧，看一個人的生活，無論他杰出非凡，抑或默默無聞，甚至粗鄙邋遢，都有樂趣。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對伯林來說是個大日子。這天在街上，伯林的朋友、上一年就當上了教授的葛倫威·里斯走到他面前，告訴他已經被選中了，可以留在牛津大學當老師。這樣的敘事很有趣，就像武俠小說一樣，俠客的成長總有意外而又激動人心的收獲，為什么會被選中？伯林才二十三歲，還是一個猶太人。

有意思的還有，伯林在牛津大學做了一場講座，眼見著一個哲學大牛帶著助手進來，坐下聽他講話，這個人就是維特根斯坦。講座當中，維特根斯坦不同意伯林的觀點，同他討論了起來。面對這樣一位哲學巨人，伯林盡可能巧妙地避而不答，那些助手們則洗耳恭聽著每一個字，不敢插話。一個小時以后，維特根斯坦站了起來，他的助手們也跟著站起來，他隔著桌子伸過手來與伯林握了握，說：“非常有意思的討論。謝謝?！痹谌~禮庭的講述下，這就像我們讀過的許多武俠小說，一個后起之秀和一個名滿天下的高手在過招。多好的敘事場面和情節，維特根斯坦出場時的穿著，以及他離場的樣子、他的助手留下的話都是體面的反饋。當然，伯林輸了，這讓他意識到了自己的缺失和弱項。輸給維特根斯坦沒什么丟臉的，何況維特根斯坦給了他體面的臺階，他帶著助手來聽就是一種禮遇。從此伯林放棄了分析哲學，轉向觀念史。

當伯林在BBC的講座獲得大名時，很多朋友祝賀他，紛紛發來賀信，有一句話堪稱經典：講臺上的帕格尼尼。我瞬間記住了這句贊嘆，語法結構的錯落效果、語言的跨界征用絕妙至極，世人皆知帕格尼尼的炫技，挪用在講臺上竟如此貼合。以后評價一個人，這語法結構可資借用。諸如，評論家中的喬丹，準確又優雅;小說家中的赫本，比美女作家的說法高級許多;編輯部里的溫格教練，慧眼識英雄……伯林迎來了他的盛名時期。

傳記的開闊性正在于通過傳主的交際網絡，觸及更為廣泛的社會層面和時代氛圍，伯林接觸到的牛津大學眾靈學院、二戰氛圍、丘吉爾、維特根斯坦、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等，都被牽連了進來。他開始看出糾纏在剛剛過去的那個時代所有幸存者身上的羞恥之情。第一次見帕斯捷爾納克時，伯林就發現，他對西方的理想化實在讓人覺得窘迫。他似乎相信，西方曾經有過俄羅斯人難以企及的“一次藝術和文學的驚人繁榮”，當然不是這么一回事。西方沒有超越俄羅斯，也沒有忘卻他，還有阿赫瑪托娃。理想化時刻出現，至今陰魂不散。只有像伯林、納博科夫這樣有流亡背景的人，對西方文化和自己的文化，有著較為理性的認識，而不是想象一種理想的狀態。

帕斯捷爾納克將自己視為十九世紀俄羅斯傳統最后一個真正的代言人。伯林則是來自那個失落了的歐洲世界的來訪者中最為稀有的一個：一個以俄語為母語的人，他就像帕斯捷爾納克自己一樣，覺得十九世紀的文化是自己的精神家園。有精神家園的知識分子是幸福的，有寄托之地。帕斯捷爾納克可以說是名正言順的代表，他的《日瓦戈醫生》寫的就是一個身上流動著十九世紀血液但生活在二十世紀的醫生所經受的反面。伯林呢？一個棄兒，一個逃離國家獲得新生的俄國人。他們有多少共同的思想資源？有一點可以肯定，都是被傷害者。

帕斯捷爾納克身上的身份危機比伯林更大。當帕斯捷爾納克度過身份危機之后，寫出了《日瓦戈醫生》，他請伯林帶回了英國。一部杰作，一部震撼人心的文學作品，與伯林有關。日瓦戈醫生不是尋常意義上的英雄，而是一個獨立的思考者，思索戰爭，思索愛情，也思索對自由的渴望。

四

以賽亞·伯林不是完美無瑕的，葉禮庭直言不諱，他“并不是一個優秀的古典文學學生，因為古典文學家們需要的是整潔而有條理的頭腦，而他這兩者都不具備”。這或許是客觀的敘述，但我更認為是一種敘述策略，葉禮庭在暗示傳主伯林對此不介意和寬容。這種寬容符合伯林的性格。

好的傳主不干預傳記寫作，不管他是假裝大方還是真的無所謂寫作者的評價。否則寫作者會時刻揣測如此下筆是否會取悅傳主或是惹他不高興。當然這紀律對寫作者也構成了同等的要求，甚至更加嚴苛，不能因為傳主不發言就為所欲為，不能假公濟私、發泄私怨，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詞都要有來處，都要有相應的嚴謹的材料予以支撐。不是所有的寫作者都適合傳記寫作，既要心悅誠服地欣賞傳主，又能保持客觀公允的評價。

葉禮庭將伯林作為一個對話者進行塑造，相對于純粹的寫作者和學者，他更是一個談話者，身上洋溢著一種蘇格拉底、孔子的傳統影子。葉禮庭同時也察覺到了伯林身上的品格，即在他人身上發現自己缺少的東西，并以敏銳與自信的態度去追求它。這一點觀察至關重要，不但可以解釋伯林為何會有這么多的朋友，為何他會不斷變得博雜而深邃。一個能時刻從別人身上發現優點，且能識別那是自己缺失的，實際上這是兩種能力的綜合，一是發現別人的長處，并加以吸收;二是自省的能力，時刻審視自我的缺失。唯有這兩者同時擁有，一點點精進才變得可能。一生都能保有自省，對任何一個人都不容易，況且還是伯林這樣擁有千萬擁躉的明星學者?，F實生活中，善于發現他人身上優點的人，會獲得更多友好的反應。伯林一生的關鍵時刻，總會出現不少拉他一把的伯樂。這當然不是他的運氣比別人更好，而是他的善意，不糾結于對方具體細枝末節觀點的坦誠所獲得的回報。任何一個出人頭地的人，都需要遇到許多伯樂，這未必是社交的附麗，更可能是這些伸出援手的人，在一個年輕人身上聞到了熟悉的氣味，樂觀地說，是遇到了曾經的自己。葉禮庭對此給出了意味深長的解析：如果批評伯林太容易為上層社會所吸引、太過世俗化，就是忽略了他性格中的一個本質因素，亦即他喜歡世俗性，喜歡對權勢世界的內部運轉方式有某種把握，喜歡聽閑話，喜歡試著去了解實際上是什么樣的卑劣動機在讓這個世界運轉下去?！笆浪仔浴痹谒脑~典里幾乎已經和所謂的“現實感”成了同義詞，而這種現實感正是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們明顯缺乏的。

必須對伯林的世俗性加以甄別，不是尋常意義上的勢利，不是對名利的苦心鉆營，而是對現實權力生活如何開展的好奇，是他參與現實生活的直接方式。伯林不是書齋里的學者，他是在場者。從他為丘吉爾政府寫國際政治分析報告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伯林不回避這一點，很多歐洲知識分子不愿為之。于伯林而言，參與現實的政治生活，既是保持思想活力的不二法則，也是發現思想本身的行為。上層社會能夠接納伯林，源于上層社會對猶太人智識的認可和尊重，而不僅僅是附庸風雅。金融財團羅斯柴爾德家族對伯林的關注，可以理解為猶太人鞏固民族精英的圈子化，也可以理解他們對學者伯林的尊重。如果只為了面子，他們根本用不著派出私人飛機接送伯林。知識分子與社會政治的接觸方式，伯林之路堪稱經典。融入又保持獨立，合作又秉持批判，工作之外又是朋友。因為世俗性，也因為不拒絕甚至享受來自人們的歡呼，伯林一直在變化，尤其是確定自身真正區別于他人的用武之地。三十歲不到的伯林寫完《卡爾·馬克思》后，就意識到了書齋里的學問不能滿足自己。換一種稍顯刻薄的說法，伯林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局限，在書齋學問之路上難有大作為。

五

作為英國社會里的一名猶太人應當如何生活？

終其一生，伯林都在想方設法解決這個問題，無論是學術生活，還是私人生活。猶太人這個身份屬性，對伯林始終是個問題，他似乎沒有像他的同胞帕斯捷爾納克一樣度過身份危機。當然對伯林而言，說是身份危機有點夸大其詞，但困惑伴隨其一生。

“他慢慢看出，世上有人不斷地否定人類有知道自身命運的權利，即使在他們走向毒氣室的時候也一樣?！边@是后期伯林的偉大之處，他從此找到了自由及其背叛，一次又一次的確定和提升自我是伯林的生長之路，伯林一直在向上，在放棄中轉向，在轉向中確立自我，一生都在進步是不容易的，渡過多少險灘和走過多少彎路以后才有的堅定。伯林是一個需要對手的人，對話辯論使得他不斷完善自己，就像本書中一直提到的，他善于從別人身上發現他自身所缺失的優點。伯林說：“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一個好的社會，因為它接受人類利益之間存在的沖突，同時又通過各種民主機構保持著一個讓這種沖突在其中可以得到和平處理的場所?！边@會實現嗎？也許已經實現了，會不會是一個好的社會，很難下定論。

伯林有他的情感底線，不推己及人，尤其在思想這一領域。不要因為自己悲觀就認為世界上都是悲觀沒有希望的。不要因為自己卑劣和卑躬屈膝，就認為整個生活像烏鴉一樣黑。不要因為自己不健全，便不承認世界上有任何純潔無瑕的東西！為此他的中間路線從他的左派和右派朋友們那里招致的不快常常折磨著他。

一只渴望成為刺猬的狐貍，這就是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