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接觸、價值觀與中國在非洲影響力評價

羅 晨，王一戎

一、引言

自1956年5月中埃建交始，中非外交歷史已逾60年。近年來，中非合作機制不斷深化，在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往來、和平維系等領域實現了定點突破。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作為中國未來外交戰略中重要的多邊外交理念，“一帶一路”推動傳統的中非合作走向縱深，有利于發掘中非合作潛力并加速非洲一體化進程(史志欽等，2018a)。

國際關系往往被認為由主權國家間通過專門外交機構開展的國際交流活動所決定。伴隨公共外交模式的興起，國際關系不僅事關政治體間的縱橫捭闔，還需兼顧公眾對他國的感知、理解與認同。目前，大多數非洲國家政府對中國的態度較為積極，但非洲公眾對中國的認知與評價仍有待探究(Kurlantzick et al.,2006)。從態度形成的機制上看，對態度客體(attitude object)的評價往往涉及包括個體經驗、價值觀導向、認知水平在內的要素集合(Stern et al.,1995)。對應至中非關系中，可以發現中非雙方的互動博弈始終被“第三方力量”(龐珣、劉子夜，2019)所影響，一個典型例證即是中非關系被中西價值觀交鋒波及。已有研究顯示中國硬實力與軟實力之間存在“二律背反”，絕大多數非洲民眾肯定中國的經濟發展，卻對中國的價值觀缺乏認知與認同(史安斌、王曦，2014)。與此同時，建基于程序正義和自由主義的“美式民主”卻在全球范圍內大行其道，逐步構建起自由主義民主“神話”(沈浩、李育儒，2018)。近年來，伴隨全球傳播理念的深化和中國媒體“走向全球”(going global)策略的推行(Hu et al.,2013;Sun,2015;史安斌、張耀鐘，2019)，利用媒體來傳達、建構、調節國家形象已成為外交系統中的重要環節。中國積極擴展媒體影響力也為自身在國際話語場域中的有力競逐提供了砝碼，尤其是對西方媒體的單向度報道、傳達的霸權意識形態形成了一定的阻擊與反制。

正如約瑟夫·奈(Joseph Nye Jr.)所言，一國之軟實力往往體現在文化、政治價值觀、外交政策上(Nye,2004)。媒體，作為重要的話語傳播平臺、構建個體經驗的中介、有效的環境形塑力量，已成為國家踐行軟實力策略的重要依托(Zhao,2017)。本研究希望從媒體、價值觀這兩項與軟實力聯系密切的要素切入，探討它們如何影響非洲民眾對中國影響的評價。目前，中非關系研究主要遵循國家視角和企業視角。圍繞個體的、根植于有代表性跨國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為數寥寥。本研究借鑒軟實力學說框架，揀選合適的測量指標，分析非洲跨國調查數據，對現有的以理論辨析及政策解讀為主的研究版圖予以補足。

二、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一) 軟實力、硬實力與權力

權力是國際關系研究的基石(龐珣、權家運，2015)，也是社會科學中爭議最大的概念之一(郭鎮之、馮若谷，2015)。按照國際關系學者Barnett的觀點，權力具備多模態特征。依循權力產生機制、關系特異性兩個坐標軸，權力可被拆解為強制性權力、制度性權力、結構性權力、生產性權力(Barnett &Duvall,2005)。奈提出的軟硬實力分類框架則是對權力本身的一種簡化表示。軟實力意指一國利用籠絡或吸引，而非強制的手段來塑造目標國公眾對該國的偏好和長期態度(Nye,1990)。軟實力強調文化、政治制度及對外政策具備的吸引力與感召力(Nye,2004)。硬實力偏向強制，而非吸引或勸服，包括利用軍事干預、強制外交、經濟制裁等手段來實現國家利益(Wilson,2008)。

軟硬實力分類在一定程度上與Barnett的權力觀形成對位。硬實力類同于現實主義驅動下的強制性權力，而軟實力涵蓋制度、文化、價值觀等無形資源，和話語權、觀念影響力掛鉤(郭鎮之、馮若谷，2015)。當軟實力被理解為文化的表達、政策的吸引力、與其他國家的交流時，則分別與生產性、制度性、結構性權力相呼應。以軟實力中的國家敘事能力為例，屢被提及的“誰的故事更勝一籌？”(Whose story wins?)實際上折射出國際輿論場中的話語權力爭奪，話語正是一種生產性資源，保證特定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生產和再生產，話語權力終將影響到現實社會的權力結構(Arquilla &Ronfeldt,2001;Nye,2010;Guo et al.,2019)。

究其本質，軟實力是一個誕生于西方語境和資本主義權力視野下的概念，其甫一提出就緊密圍繞美國世界霸權地位的強化。軟實力在中國更似一項消解了意識形態背景、與官方話語勾連、以民族文化建設和國家傳播能力提升為主導方向的改造后的概念(Hu et al.,2013)。本研究在借鑒軟實力框架時，希望在具體的歷史、社會語境中對該概念做出批判性吸納。研究者傾向將“軟實力”視為測量構念，并不認可其后隱藏的深層動因。硬實力與軟實力是國家權力的一體兩面，在重點考察軟實力時，還將納入前人歸納的、影響中非關系的硬實力指標，以期盡可能準確評估軟實力指標對非洲民眾評價產生的影響。

(二) 媒體與國家形象建構

對一國影響力的評價往往和他國民眾對該國的形象感知密切相關。國家形象建構可被視為一個開放協商過程，一國往往會努力定義、修飾自己的形象，大眾媒體在此成為協商依賴的平臺、定義開展的場域(Dai &Chen,2014)。國家充分調用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Manheim &Albritton,1983)與框架效應(Charles,2015)來傳達自身的文化價值觀、行為模式，表現國家氣質并形構認同。事實上，國家希望傳達的形象與公眾感知到的國家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形象建構與接受環節中存在的阻力包括民眾心中的刻板印象、社會中既存的意識形態基底、不同文化的區隔等(Wang,2003)。面對這一情況，媒體正從質與量兩方面展開應對。以中國為例，在質的層面上，通過挪用具有吸引力和同化力的文化符號、表達方式來努力引領他國公眾的認知及態度(Dai &Chen,2014)；在量的層面上，國家財政對跨域媒體發展提供強力支持，媒體渠道、節目類型、海外受眾規模正在持續增長(Hu &Ji,2012)。

近年來，中國媒體“走出去”(Chinese media “going-out”)戰略旨在改變西方媒體在全球傳播格局中的主導地位，建設中國的積極正面形象，扭轉西方話語中有關中國的刻板印象或刻意有偏建構。中國媒體走向全球的動力外因是消解媒介帝國主義造就的信息單向流動格局，抨擊西方媒體中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責任論；內因則是中國需要展示與日漸上升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負責任大國形象(Zhao,2017)。中國在非洲的媒體建設至關重要，目前大力在非展開的媒體建設首先是為了夯實相對可見的信息域(infosphere)，進而追求觀念域(noosphere)上的突破，達成價值觀、理念、策略的廣泛傳播(Zaharna,2016)，培育非洲民眾對中國影響的正向感知?；谝陨媳尘?，本文提出第一項研究問題：

RQ1：非洲民眾對廣播、電視、報紙、互聯網的接觸如何影響他們對中國在非影響的評價？

伴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傳播技術持續演進，互聯網與國家形象建構之間的關系獲得關注。一種觀點認為，互聯網的脫域(de-territorialised)特質延展了跨文化交流區間，推動傳播形式多元化，助力“大外宣”模式邁向新階段。相較于其他媒體類型，中國有能力在互聯網傳播領域與西方發達國家抗衡，進而可以借用互聯網來實施更為有效的形象建構策略(Sun,2015)；另一種觀點認為社會環境中的互聯網滲透程度越高，原有的層級狀信息分配模式就越可能被水平狀的模式所取代(Lu &Luo,2020)。在非洲，互聯網對信息環境的調節作用較為明顯。一項報告顯示，非洲人民可以從互聯網中獲得傳統媒體未提供的信息，互聯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政府封鎖，扮演了相對寬松自由的信息池角色(Balancing Act,2014)。延循這一邏輯，非洲民眾對中國在非影響可能難有上下一致的通行式理解，網絡普及帶來的信息自由流動有可能讓非洲民眾將中國與西方國家置于比較語境中，從而對中國的系列外交行為產生不確定感和質疑，這可能會使得中國施行的國家形象建構策略大打折扣?？紤]到媒介技術對于社會整體架構和運行邏輯產生的變革效應，研究者繼而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RQ2：非洲國家的互聯網普及將如何影響該國民眾對中國在非影響的評價？

(三) 作為中西論爭焦點的價值觀

中國與非洲共享抵抗殖民主義、追求民族獨立的經歷。中國與非洲的早期外交主要由意識形態驅動，中國希望幫助非洲國家實現獨立，團結非洲國家共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Davies,2007)。史安斌、張耀鐘(2019)認為中國在新中國成立伊始至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段主要奉行“紅色中國”形象建構策略，該策略不免帶有過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色彩?！凹t色中國”時期，約有40個非洲國家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盡管之后中國在建構形象時努力淡化政治色彩，但“紅色中國”階段遺留下來的一些刻板印象與狹隘標簽仍延續至今。

在中非交往進程中，作為第三方力量的歐美國家或出于前殖民者優越視角或出于因自身權力衰敗引發的焦慮心態而在意義生產領域對中非關系進行干預。價值觀可謂是中西角力的焦點所在。以美國為例，美國在對非外交時要求非洲國家達到自己定義的“善治”，保障自己界定的“人權”，反復強調民主、自由原則；相比之下，中國則堅守平等互信原則。美國既擔心中國在非洲建立排他性勢力范圍，又擔心中國輸出“中國模式”，動搖美國主導的自由民主秩序(王磊，2018)。

自由、民主理念成為部分西方國家不遺余力踐行的價值觀準則，這些價值觀與西方國家之利益緊密相依。Dai &Chen(2014)發現，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往往將言論自由和西式民主路徑作為普世原則，并以此來度量中國的社會現實，忽略了中國社會的復雜性與特殊性。Zhao(2017)進一步指出，軟實力的核心就是價值觀，價值觀是意義生成的基礎，更是影響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走勢的關鍵。中西價值觀的分歧極易導致中國陷入“新殖民主義”“強權交往”的話語陷阱。圍繞中西外交爭論焦點中的民主、自由價值觀，本研究提出如下問題：

RQ3：非洲民眾對所在國民主、自由程度的感知如何影響其對中國在非影響的評價？

三、數據與方法

(一) 數據來源

非洲民眾調查數據來自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第六輪調查。非洲晴雨表是一個獨立的泛非研究機構，圍繞民主、國家治理、經濟狀況等主題在非洲各國不定期開展問卷調查。第六輪調查數據于2016年公布，覆蓋非洲大陸上36個國家。非洲晴雨表采取包含分層抽樣等方法在內的多階段抽樣方式，按照95%置信度和2.8%抽樣誤差標準在每個國家至少選擇1200名受訪者，最終樣本可以有效代表各國享有投票資格的公民(Afrobarometer,2017)。國家層面的數據主要來自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的中非研究項目數據庫和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本研究按照各國的調查實施年份來匹配國家層面數據。在個體層面，排除考察變量上存有缺失值、無回答、拒絕回答以及選擇“不知道”選項的樣本。最終，來自33個國家(表1)的35690份樣本被納入分析。

表1 樣本包含國家及對應調查年份

續表

(二) 測量

結果變量選擇問卷中的題項“總體而言，你如何評價中國對你所在國產生的經濟與政治影響”，該題項是針對中國影響力的概括式測量，數值越大表示受訪者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評價越趨于正面。該題具備良好的表面效度。

解釋變量。選擇問卷中的題項“你從廣播、電視、報紙、互聯網渠道獲取新聞的頻率如何”，來測量媒介接觸。四個變量呈中低度相關，因子分析結果亦不理想。證明無法按照常規的“傳統媒體/新媒體”二分模式來執行媒介類型合并，這也反映出非洲傳媒業發展和媒介消費模式的特殊性。研究者遂將媒介接觸細化為四個變量加以考察。

價值觀方面，按照Ahlbom &Povitkina(2016)等的總結，將公民享有的自由落實至結社、表達、政治參與三個子領域上，使用問卷中的“在這個國家，你暢所欲言、加入想參與的政治組織、投票的自由程度如何”來衡量，三個變量呈中高度相關，對其計算均值作為民眾對所在國自由程度感知的測度。問卷中的總括性題項“你認為所在國民主程度如何”被用來測量民主程度感知，相較于對民主的細分考察，對該題項的回答可以展現出受訪者對于所在國民主形勢的綜合看法。需要聲明的是，本研究采納的民主、自由價值觀測量方法遵循的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民主、自由含義，這一套價值理念和“機構自由、選舉自由”(free institutions and elections)密切關聯，事實上，西方之外的經驗也對民主、自由提供了諸多注解(Von Vacano,2014)。研究者之所以選擇立足于西方意義上的民主、自由理念，是因為相關測量指標較為成熟，在現有研究中獲得廣泛運用(Claassen,2020)。

此外，將性別(男性占比54.48%)、年齡、被雇傭狀態(被雇傭者占比41.51%)、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作為個體層面的控制項。

在國家層面，用各國調查年份對應的互聯網滲透率來衡量互聯網普及程度。根據Nisbet等(2012)的研究，控制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以避免混淆偏誤。硬實力方面，主要考察中非貿易往來和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Davies,2007;龐珣，2015；唐曉陽，2015；唐曉陽、熊星翰,2015;Qi,2016;Tang &Sun,2016)，納入中國向非洲國家出口額度、貿易平衡狀況(非洲貿易逆差國占比87.88%)、源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流量三項指標。對應地，在個體層面加入國家經濟狀況感知、個體生活水平感知來反映個體認知中的國家硬實力。所有連續型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見表2。

表2 連續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

在正式分析前，對國家層面數據進行正態檢驗和多重共線性檢驗，對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變量進行對數轉換，結果顯示國家層面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VIF最大值為3.24)，個體層面亦然(VIF 最大值為1.77)。

(三) 分析

考慮到數據的嵌套特性，研究者選擇多水平模型來對研究問題進行分析。該模型可分解殘差項，綜合考慮個體效應、組效應，兼顧固定效果、隨機效果。在具體估計方法上，選擇適合于大樣本的極大似然法來估計系數。

四、分析結果

如表3所示，首先對國家、個體層面的變量分別執行總對中、組對中處理，然后運行空模型(模型1)。以樣本中對中國影響的平均評價為固定效果部分，以隨機截距誤差項和個體層面殘差項為隨機效果部分。結果顯示個體評價中約16.4%的變異可分解至國家層面，證明多水平模型的適切性。

表3 中國在非洲影響評價的多水平模型結果

模型2與模型3分別為包含軟實力指標、包含軟硬實力全部指標的隨機截距模型。廣播(β=0.009,p<0.1)、電視(β=0.017,p<0.001)接觸與影響評價呈正相關，而報紙接觸(β=-0.014,p<0.05)與影響評價呈負相關，互聯網接觸與影響評價關系不顯著。研究問題1得到回答。

研究問題2關注互聯網普及程度與影響評價間的關聯，統計結果顯示二者關系不顯著，而一國的人類發展指數(β=-2.749,p<0.05)越高，該國民眾對中國的影響評價越低。

研究問題3關注價值觀層面指標的效應，結果顯示民主(β=0.128,p<0.001)、自由(β=0.081,p<0.001)現狀感知與影響評價持正相關關系。

五、討論與結論

就媒體與影響評價的關系來看，由于缺乏中國媒體在非洲的詳細統計數據，本研究只能憑借被訪者的媒介接觸情況來做近似推演。分析結果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中國目前的媒體建設戰略。起正向作用的廣播、電視是中國政府大力支持的兩個傳播端口，中國中央電視臺開設的非洲系列電視頻道(CCTV Africa，現為CGTN Africa)即是典型例證(Hu &Ji,2012)。對非的廣電建設被視為中國“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的關鍵構成部分，用以提升中國形象、推行建設性新聞報道模式、深化非洲民眾對中國的理解(Zhao &Xiang,2019)。

關于報紙使用的負向效應存在兩種解釋：首先，非洲大陸多語種并存，民眾可能偏好接觸采用自己熟悉語言的報紙，中國發行的海外版報紙多以英文為報道語言，尚無法有效應對多元語種并存的環境；再者，現有的研究顯示電視主導型受眾和電視廣播復合型受眾的受教育程度低于電視紙媒復合型受眾(沈菲等，2014)。本研究發現，作為控制變量的受教育水平在各個模型中都與影響評價呈顯著負相關，也即受訪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對中國在非影響評價越低，報紙使用的負向關系可能是教育影響機制的折射。

無論是出于個體接觸還是環境變更的角度，互聯網與影響評價的關系都不顯著。恰若調研報告所揭示的，盡管互聯網在非洲開辟了新話語空間，但其發展速度緩慢、普及范圍有限，非洲互聯網發展呈現出明顯的接入鴻溝，有能力使用互聯網者往往是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城市居民(Balancing Act,2014)。非洲晴雨表調查數據也顯示廣電的活躍用戶比例最高，而互聯網活躍用戶比例最低?；ヂ摼W基礎設施建設的滯緩和相關資源配置的高度偏斜限制了其對于信息格局、社會結構產生的變革效能。

在價值觀方面，非洲公眾對所在國民主、自由感知程度越高，越傾向于正面評價中國的影響力。這一結果和問卷題項設計不無關系。如同Helgesen &Li(1996)所揭示的一般，如今被廣泛談論的民主基本都是西方歷史文化語境中演變而來的民主，西方民主模式甚至被賦予普世真理的地位，人們往往關注西方民主中的公民權利、自由表達原則，卻忽視了這一民主機制背后的諸多問題，更漠視或低估了誕生于非西方語境中的、經歷實踐檢驗的其他民主形式。在非洲晴雨表問卷中，關于民主、自由的題項根植于西方模式中的民主價值觀念，緊扣參與自由、選舉自由、言論自由。但有不少研究發現，一國民主自由程度越高，越可能加深公眾對公共事務運行機制的不信任，削弱對民主機制的信心(Kerr &Lührmann,2016)。從個體層面來看，亦有研究揭示當人們享有更充分的信息接觸機會和表達自由時，會降低對政府的信任，增強對既有秩序的不順從(Im et al.,2014;Gainous et al.,2015)。由此出發，在西式民主自由前設下，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感知程度越高，對所在國政治運作模式的不信任感越強，對其質疑程度也越高。與此同時，西方式民主自由實踐也更多地暴露出其在非洲具體運行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弊端，如相互扯皮、議而不決、效率低下、缺乏長遠目標、重個人利益輕整體發展等。在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非洲公眾更傾向于接受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因而對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給予正面的評價。

人類發展指數關注的是一國物質資源的豐裕程度，及物質發達對個體生活的影響(Sagar &Najam,1998)。目前，中非外交以經貿為紐帶，來自中國的經濟援助、跨境投資、FDI成為中非經濟交流的主核，這一過程有助于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水平提升。當非洲國家的物質水平越高時，國民可能認為所在國發展不需要依賴中國，或轉而關注中非交往關系中存在的弊端。史志欽等(2018b)指出，中非貿易面臨非洲對華貿易赤字增長的風險，非洲國家可能會背負沉重的債務負擔。其他的負面威脅還包括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感薄弱，對非洲生態造成破壞(Tang &Sun,2016)、中國產品擠壓非洲產品的市場生存空間(Ademola et al.,2009)等。當一國物質豐裕程度越高時，民眾可能會超越單純的現代化發展想象和物質性價值觀，轉而洞察到國際關系之后的潛在威脅與經濟交流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一發現也在某種程度上對應Inglehart(1977)提出的后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轉向，盡管這一轉向基于西方社會發展所引發的公眾價值觀流變而提出，但其描述效力似乎超越了西方語境，此論斷在其他類型社會中的適用性值得進一步探詢。

以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軟實力學說為支點，本研究重點考察了媒介接觸、價值觀兩項軟實力代表要素如何影響非洲民眾對中國影響的評價。對不同類型媒介的接觸產生了不同的效應，對民主、自由的現狀感知并未削弱對中國在非洲影響的評價，反而呈現出正向關系。本研究的政策意涵在于：中國在對廣電領域進行投入、建設外，還應根據非洲的多語種生態、新媒體建設遲緩等現實情勢設計適合的媒體發展策略；面對來自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層面攻訐，中國應展現出自身發展道路的親和力與號召力，憑借外交紐帶彰顯制度層面和價值觀領域的比較優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網絡時代信息傳播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作用及路徑研究”(18BXW112)和教育部哲學社科重大攻關項目“新時代中華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項目批準號：18JZD01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