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時期我國信息化發展問題及對策研究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信息化與軟件產業研究所 魯金萍 許旭

近些年來，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尋求發展新增長點已經成為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面臨的首要課題。發達國家紛紛加快實施信息化戰略，著力打造信息化背景下的新競爭力。我國也將信息化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信息化領域戰略部署。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普及應用，信息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顯著增強，在有效支撐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和數字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十三五”時期我國信息化發展存在的問題與難點

（一）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

我國在信息化領域仍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和突出短板，如在集成電路、基礎軟件、技術軟件、核心元器件等核心技術方面，還不能完全自主。據統計，我國集成電路從2013 年至今每年進口額超過2000 億美元，高端芯片CPU、存儲器芯片、高端通信和視頻芯片基本上依靠進口?；A軟件嚴重依賴國外廠商提供。大約95%的電腦使用的是Windows 系統，國產操作系統使用很少，手機操作系統基本是蘋果和安卓雙頭壟斷。大型的工業技術軟件，如集成電路設計軟件、飛機制造業等關鍵重要行業用的工業軟件（包括CAE、CAD、CAM 等）基本上都是靠進口。國內金融業、制造業、政府等重大部門的數據存儲等都是基于甲骨文、SAP、IBM 等的數據庫。究其原因，基礎研究支撐不夠、關鍵共性技術供給不足、產學研用協同創新不到位、信息化創新人才不足等成為我國信息化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重要因素。

（二）信息共享、業務協同尚不能滿足百姓和企業需求

打破信息孤島，促進互聯互通，提高應用效能是電子政務發展的目標。然而，各地在信息共享、業務協同方面還存在重復建設問題頻出、共享協同不暢、協調機制未理順等諸多問題和難點，無法滿足百姓和企業的服務需求。據調查，“條”“塊”共享協同不暢問題非常突出，在線政務服務需要部分垂直部門的數據做比對，但國家共享平臺提供的數據接口數量有限，還不能滿足需求。不少數據共享受部委規章的限制，省級層面難以協調。通過國家共享平臺申請數據共享程序繁瑣，缺乏統一流程規定，申請、審批權限定義不清，共享效果有待提高。此外，多數地區尚未形成電子政務統籌協調機制，沒有建立跨部門協調會商制度，部門間聯系不緊密，國家電子政務相關政策傳達不順暢。由于統籌力度不強，導致一些地區仍然存在重復、分散建設問題，基礎設施集約化程度不高，系統建設各自為政，電子政務建設投資被分散使用，沒有充分發揮應有效能。政務信息難共享、部門業務難協同，勢必造成政務服務質量和實效欠佳，不利于企業群眾辦事創業，不能滿足企業開展業務的迫切需求。

（三）面向數字企業的稅收體系尚未建立

數字經濟時代，網購平臺、網絡訂餐、在線直播、網紅經濟等各類新興業態層出不窮，商業模式創新為企業增收的同時，也為政府征稅帶來了諸多難題。如電子商務為居民提供了大量便捷、低廉的服務，卻很難按照現行稅法進行計稅納稅。尤其是跨境商品和服務供應，征稅難度更大，部分國家將增值稅擴展到通過互聯網銷售的商品和服務，但我國尚未作出相應的規定。對用戶數據征稅更是困難重重。在數字經濟時代，通過轉移定價實現避稅的做法比比皆是，使我國稅源大量流失。

（四）新業態新模式處于監管“真空”、“交叉”地帶

由于數字經濟具有不同于以往經濟形態的特點，人工智能、5G、大數據等信息通信技術高速發展，給傳統監管制度、監管理念和監管手段帶來極大挑戰。以自動駕駛應用為例，百度自動駕駛汽車路測過程中，因交管部門無自動駕駛測試相關規定，百度公司只能安排駕駛員坐在方向盤后面，而交管部門也默認為有人駕駛而未加干涉。金融監管的規則要求加強信息披露，而金融區塊鏈技術的匿名性對歷史交易信息進行了加密保護，為跟蹤交易鏈條和尋找相應密匙帶來極大困難。國內多地對汽車分時租賃市場的監管大多仍屬空白，對于分時租賃汽車的投放規模、市場準入規范、車輛性質定義、安全、保險等事項均未做出明確的規定，監管乏力使得安全保障不力、服務質量不高、權責認定不清楚等問題出現的可能性極大。

（五）網信人才短缺掣肘中西部信息化發展

當前，數字經濟發展勢頭強勁，正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的重要驅動力，而數字人才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之一?？陀^來講，數字人才供不應求已經成為現階段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掣肘，一是擁有頂尖數字技術的人才供不應求，對于頂尖人才的爭奪非常激烈；二是具備數字技術與行業經驗的跨界人才供不應求；三是初級數字技能人才的培養跟不上需求的增長。最關鍵的是，受區位因素和薪酬待遇因素影響，中西部地區高級數字人才引進困難，且自身缺乏完善的人才培養和激勵機制，造成數字人才“引不來”與“留不住”并存，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對數字人才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使本區域數字經濟和信息化的發展面臨巨大挑戰。

（六）企業數字轉型面臨多重現實困境

我國制造企業數字轉型尚處于初級階段，起步晚、基礎弱，面臨諸多困難和瓶頸，如轉型路徑不清、轉型基礎能力不強、支撐服務不足、工業數據權屬認定不清等。從轉型路徑來看，很多制造企業數字轉型意愿強烈，卻缺乏清晰的數字戰略和轉型實施步驟，不知道數字轉型從哪里入手、最終愿景是什么。從轉型能力來看，絕大多數制造企業數字轉型處于初級水平，工業設計與制造環節相對薄弱，工業機理、工業流程、模型方法經驗和知識積累不足；工業設備、產品、生產線的傳感器部署不足，聯接水平低，工業數據采集難度較大，業務系統互通互聯程度不高，截至2018 年6 月，全國制造業重點領域關鍵工序數控化率為48.4%，覆蓋全流程、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的工業數據鏈尚未構建。40%的企業由于IT 基礎設施限制而尚未采用AI、物聯網等與數字轉型相關的技術。從支撐服務來看，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的一體化解決方案較少，且具備數字技術與行業技能的復合型人才面臨巨大缺口，對企業數字轉型的支撐能力不足。從工業數據權屬來看，針對不同來源的工業大數據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交易權、享有權等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極易引發數據濫用、數據產權糾紛等問題。

推進我國信息化快速健康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強化信息化領域體制機制創新

加強對信息化工作的領導，統籌推進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形成統分結合、職責明確、協調順暢的工作格局。完善信息化發展指標體系，開展信息化發展水平評估和考核。建立有利于信息化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產權制度、投融資機制、分配機制、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機制。建立完善數據資源市場化機制。積極推進政府和企業首席信息官（CIO）制度建設。鼓勵各地創新信息化項目推進和運作機制，建立覆蓋項目全生命周期的市場化運營管理和動態考核評估機制。有序推進信息化領域有關政府職能向社會組織轉移。探索更加緊密的資本協作機制，發揮行業龍頭優勢，帶動中小企業發展。

（二）以強化自主創新破解“缺芯少魂”窘境

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一是要建立健全基礎研究支撐體系。聚焦產業鏈關鍵環節和核心共性技術，加強研發攻關和應用推廣。要通過健全基礎研究支撐體系、制造業創新體系、產業創新生態體系和制造業人才培養體系等大力營造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釋放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引導全社會創新要素更多投向企業為主導的核心技術攻關。二是要構建產業創新生態體系。支持鼓勵企業、創投機構、孵化器、高校和職業院校、社會組織等多方參與創業平臺建設。推進市場占有率高的優勢產業突破核心關鍵技術，獲取重大科技成果。強化人才、資本、平臺、知識產權等要素保障，加快構建科學規范、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支持實力企業主動參與全球研發分工，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

（三）加快推進電子政務全面協調發展

電子政務的發展不僅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服務效率，也有利于降低運作成本。未來，應從完善體制機制、健全法律法規、建立標準規范等方面加以改進，促進電子政務健康發展。一是繼續開展國家電子政務綜合試點。繼續推進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國家電子政務綜合試點，針對電子政務發展中存在的統籌規劃不足、業務協同水平不高、政務服務不到位等問題，探索可借鑒可推廣的解決方案。二是建立完善電子政務統籌協調機制。指導地方建立明確的電子政務統籌協調機制，有效化解分散、重復建設等問題。三是完善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機制。推動各部門完善政務信息共享目錄，建立統一的信息共享申請機制，并加大整合共享督導力度，加快各部門各地方政務信息資源整合共享步伐。四是完善電子政務相關法律法規。積極開展制度梳理，廢止、修改不適應新情況的法律法規，確保電子政務工作有法可依。五是加快完善電子政務標準規范。構建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相結合的標準體系。

（四）推動新型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融合發展

堅持新型智慧城市與數字鄉村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形成城鄉互動共進、融合發展的格局。創新城鄉信息化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引導城市網絡、信息、技術和人才等資源向鄉村流動，推動智能基礎設施統籌建設、智能化應用服務全域化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在堅持新型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融合發展的大原則下，綜合考慮規劃布局、資源稟賦、產業特點、公共服務配套及群眾意愿等因素，鼓勵有條件的小城鎮規劃先行，加快構建城鄉一體的寬帶網絡，建設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因地制宜發展“互聯網+”特色主導產業，打造感知體驗、智慧應用、要素集聚、融合創新的“互聯網+”產業生態圈，輻射和帶動鄉村創業創新。

（五）實施包容審慎監管，助力“三新”經濟發展

政府部門對待各類新業態、新模式要有“包容審慎”態度。一是要樹立“包容審慎”監管理念。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剛出現看不準時，應給其“觀察期”，同時嚴守安全底線，對觸碰謀財害命、坑蒙拐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等行為，也要依法采取嚴厲監管措施。二是要探索和創新適合新經濟發展的監管方式。推進監管方式由“具體事項的細則式監管”向“事先設置安全閥及紅線的觸發式監管”轉變、由“事后處罰式監管”向“事前指導性監管”轉變、由“分散多頭監管向綜合協調監管”轉變。三是加快“三新”經濟發展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梳理和完善“三新”經濟發展的政策法規，彌補與“三新”經濟相關的法律空白，推動現行制度與“三新”經濟接軌。

（六）強化數字人才隊伍建設，提升信息素養

隨著我國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對高層次數字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如何“引得來、留得住、用得好”高層次數字人才成為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未來，應加快制定數字人才“綠色通道”服務制度，為符合條件的高層次人才配備服務專員，提供政策解讀、待遇落實、手續代辦、科研服務、休假療養、醫療保健、交通海關、旅游健身等全過程個性化服務，其團隊成員及隨行家屬能夠享受簽證、居留等服務便利。此外，符合條件的高層次人才還可在公安、工商、稅務、金融、海關等方面享受服務便利。鼓勵有條件的職業院校、社會培訓機構和數字經濟企業聯合建立人才服務平臺，定期開展數字人才需求分析，完善數字人才信息數據庫。通過互聯網等多種渠道，發展遠程教育，充分利用東部優勢資源提升人才隊伍質量和水平。建立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特點的人才評價機制和科研成果、知識產權歸屬、利益分配機制，在人才入股、技術入股以及稅收方面加大激勵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