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教育家型校長素養的核心

□嚴華銀

從思維角度，理性就是培養對終極知識的追求興趣及隨之而來的懷疑能力，強調直達問題核心，超越并克服自身弱點，強調實證而非感性認識。理性既是思維方式，也是行為方式，還是一種為人處世的態度、精神和人格。所以，我們評價優秀者，常常謂之富于理性精神。

富于理性精神的人，一般認識全面，對于人、事或物能夠從多個方面去了解，詳細分析，準確預判，從感性的多個方面進行了解并換位客觀分析、判斷和推理。這樣的人富于自信與勇氣，冷靜謹慎，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具備獨立自主、勇敢擔當的人格。

與理性相反的是 “非理性”。非理性的人，常常表現為雖思維正常，但常常情緒化，走極端；大腦機理正常，但因反應緊張、慌亂、相對遲鈍，造成瞬間思維斷路或者輸出困難，導致所謂不加思考的行為。

在中國有那么一群校長，他們理性辦學，堅守理性的教育，辦出了不一般的學校。從2015 年開始，筆者與教育部名校長培養基地的17 位領航校長同學共進、教學相長。我深入他們所在的學校，觀摩課堂，參與教研，與師生座談，發現了與一般學校很不一樣的教學生態。教師普遍自尊自信、氣正言直、富于鮮明個性和勃勃生機；學生思維活躍、敢于追問，像教師一樣熱愛并關心學校，尤善于 “建言”，為學校的發展和未來踴躍建言獻策。待深度了解、分析并梳理領航校長的 “言行事功”，我發現萬里挑一的領航校長，其脫穎而出絕非偶然。他們總是站在高位，謀深遠，持久念；從來多質疑，想透徹，不輕信；一旦認定，則一意執行，絕不左顧右盼，所以他們常有突破和創新。這些恰恰是理性思維、精神和人格的集中體現。

“教育家” 區別于一般教育人的，主要是教育思想。思想何來？思想是在實踐大地上生長出來的理性之芽！ 富于理性和思想的校長，才有可能引領教師的理性思考，辦出理性的教育，培養出理性的人才。我們今天還不大可能要求所有的校長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要求所有的校長要有成為教育家的追求，要有教育家的特質，要有理性，應是理所當然。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廣大教師要做學生錘煉品格的引路人，做學生學習知識的引路人，做學生創新思維的引路人，做學生奉獻祖國的引路人?！盵1]廣大教育工作者特別是校長要發揮作用，貫徹執行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帶領廣大師生理性辦學。

那么，校長又如何修煉提升自己的理性呢？ 從教育家型校長的成功實踐中，我們得到如下啟示。

一、立意高遠：通過價值觀引領理性健康發展

學校和校長的價值觀問題不容忽視，這與理性息息相關。價值觀的認同是人理性思維和選擇的結果，但人的理性思維又總是受制于一定階段的主流價值觀。而基于理性的價值觀認同，相較于強行灌輸，則更有生命力，更能持續。這種認同，又反過來保障思維的方向和基準，保障思維的價值理性高度。有鑒于此，校長的理性培養也必須從價值觀的確立出發。今天，國家核心價值觀的認同，自應統領教育的一切觀點、思想以及實踐。人生的意義，在于有所發現、有所創造，給世界和未來留下有意義的東西，其追求遠遠高于物質價值。同時，教育自身的價值，比如立德樹人，不僅利己，而且利他、利國、利民；育人以愛而不是恨，授人以漁而不是魚，教人以思而不僅僅是 “知” 和 “能”，這些需要捍衛且孜孜踐行。

對于上述所言的價值觀，我們一方面要在科學理解的基礎上認同和堅守；另一方面，則應以此對照現實教育、本校教育的是非、長短和優劣，并引領教師或傳承發揚、或修補完善。領航校長班中的張勇，是海南陵水中學校長，他率領全校教師，用兩年左右時間，梳理、整合、凝練出 “仁智教育，山水文化” 的辦學新理念；天津南開中營小學華聯校長，在很多學校大搞 “運動式” 文化建設時，堅守百年前建校之初劉寶慈校長確立的 “勤、樸、敏、健” 的校訓。兩位校長一南一北，一變一守，卻都經由審慎、細致、縝密的思考、分析與研究。這樣的價值認同，是校長引領團隊理性思維的結果。而這一過程，又充分體現著價值觀的引領。價值觀與理性的頻繁互動，可以大大提升校長的思維品質。特別在當下，科技競爭、未來挑戰推動著各行各業的發展，我國教育的改革也進入攻堅克難期，而應試升學的壓力依然不減，如何順利度過學校教育的 “膠著” 時刻，需要所有的校長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找到平衡，這需要思維和行動的智慧。

二、精準定位：在校長價值的實現中錘煉理性

校長的職能在于按照教育規律、人才成長的規律，引領教師“因材施教”，立德樹人。人是活生生的個體，教學則是發展個體的思維和個性，這就要求教師也必須富有創造意識，在教學中學會量體裁衣。教師的這種理性思維，當然得靠校長引領、示范和帶動。在現代社會中，學校絕非孤立的存在，行政和社會對于學校的管理、影響和干預或多或少存在，這就要求校長必須努力成為確保師生安靜教學、學習的 “過濾器” “安全閥”，而不是一般行政和社會的 “傳聲筒”和 “路由器”。在這一過程中，對上級文件精神、各地先進經驗、媒體宣傳典型，校長與教師 “合力” 進行比照分析，提煉整合，融會貫通，擇其大要而不為瑣屑干擾，為我所用卻又不被牽引左右。領航校長分布在全國各地，有些地方行政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泛濫，事無巨細管頭管足，令人無所適從。有校長說：“如果我們真的將所有的來文一一傳達和落實，就什么教學的事兒也做不成了?！鳖I航校長超越一般校長的，還是理性應對的智慧。其智慧就在于善于化腐朽為神奇，與教師共同研討，巧用化解和整合，最終將形式大于內容的條文、要求和規定消弭于無形，不讓正常的教學受到干擾。這一過程，倒反而成為教師與校長理性思維成長的鍛煉機會。

三、筑穩基石：從哲學經典中汲取智慧

如何才能具有理性思維？ 一方面，需要校長和教師掌握思維的基本工具和方法，這必須通過邏輯知識、思維理論的學習和積累。校長與教師要閱讀哲學，特別是教育哲學經典，要閱讀哲學大家的傳記，從中獲得思維品質的提升。一般人總認為西方人重理性，東方人重感性，一談哲學便是古希臘三杰。這些我們當然需要學，甚至崇尚理性教育的很多教育哲學家我們都應該虛心學習；但萬不可忘記，我國先秦時期也曾經涌現出燦若星辰一般的哲學大家，如孔孟老莊的儒、道哲學一點也不遜色于人。所以在學習和借鑒方面，我們還是要秉承博采眾長、兼收并蓄的原則，汲取古今中外的哲學精華。關鍵的問題還不在此，而是我們的閱讀、借鑒，究竟側重點在哪里？ 是理念的接受，主張的移用，還是思想的傳承？ 從現實的狀況看，這三種情況都普遍存在。我以為在這一問題上，還是要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華。我們要汲取的精華是理性，是理性思維、理性精神和理性人格；其次是那些經由歷史驗證、千錘百煉的真理性 “思想”。青海西寧第二十一中學的于大偉校長，從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生活” 觀中深悟并提煉出“過一種豐富多彩的有意義的教育生活” 的主張；寧夏銀川金鳳第三小學的王曉川校長深研儒家價值觀和 “六藝” 教育，創立 “說學教育” 模式，提煉出 “說以成理，學而至善” 的教育思想。這些，就是根植傳統和學校歷史并進行理性思考后的教育原創。

四、變革治理：通過放權賦能解放大腦

治理喊了這么多年，變革依舊緩慢。除了管理系統的慣性，還在于校長自身的管理理念和自覺，也在于一時難以找到切入口和抓手。如今，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給治理變革插上了翅膀，問題是校長肯不肯、敢不敢 “放權” 和“賦能”？ 敢不敢在 “放權” 中讓“治理” 真正落地，做到人人各得其所，管理者有權、有事、有責、有擔當？ 肯不肯在 “賦能” 后，使人人心靈自由，主動作為，勇于探求，敢于創造？ 關鍵是，一旦實行，校長從此可以從權力掌控的自我陶醉和管理事務的繁雜瑣屑中 “解放” 出來，最終 “解放” 的是自己的大腦?？傆行ｉL調侃，自己是 “屁股指揮腦袋”，大腦從來就不長在自己頭上。他們渴望頭腦能靜下來想點問題，真正的教育問題、教育的真問題。當 “大腦” 一旦真的歸位，校長就可以閱讀和思考，探索學校教育的本真和初心；就可以登高望遠，暢想和勾畫學校發展的愿景和學生發展的真諦；就可以放低姿態，沉下心來，觀察教學，聽取意見，博采眾議；就可以斟酌和權衡，集思廣益，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從而科學決策。

山東臨淄晏嬰小學的孫鏡峰校長正是通過賦能、放權，通過機制激發，保障教師自我管理、自主發展，從而讓自己跳脫出來，專注思考、探究農村小學教師發展、課堂教學以及學生學習中長期存在的僵化、機械、刻板問題，尋找學校嚴重缺乏生機的原因。在理論學習和專家幫助下，他終于找到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和抓手。他從引導教師圍繞國家課程標準在各學科教學中的具體落實入手，在短短數年時間里，讓教師的水平大幅度提升，教學質量得到提高，學校師生的教學生活豐富多彩，充滿活力。校長“大腦解放”[2]之后的“慢思考”[3]，以靜制動的大智慧，真正讓校長回歸校長角色，進而讓學校真正回歸教學。

五、反思成?。涸跊Q策和管理實踐中磨煉人格

人的正確思想源自哪里？ 只能是社會生產和生活實踐。北京市中關村第二小學的楊剛校長很年輕，常被人戲稱為“年輕的老校長”。言其“老” 并非言年齡，他還很年輕；也并非言 “老態”，他還相當青春?！袄稀?，是夸他的沉穩、練達，“每臨大事有靜氣”。楊校長并非天生如此。中關村第二小學也經歷過一些曲折，楊校長一開始時也緊張，感到壓力山大，但他經過慢慢調整，讓自己逐漸冷靜、理智下來，客觀分析原因，努力尋找事實和真相，與班子和團隊細致研讀文件、政策和法規，商討解決問題的思路和策略。通過匯報行政部門請求支持，借助媒體輿論正確導向，調動社會資源合力調解，與相關人員積極溝通，校長和團隊按分工積極主動作為，很快化難為易，化危為機，解決了問題。楊校長以此為契機，與班子成員、全校教師反思既往，吸取教訓，總結經驗，讓危機及其處理成為自己與教師理性發展的過程和機會。領航校長身上獨特的理性人格，幾乎都是在這樣的歷練中逐漸磨煉出來的。

當前的競爭、生存壓力、發展特別是轉型的挑戰，使校長身心俱疲。多年前，我曾疾呼 “校長：誰來保護？” 呼吁采取強有力的機制“寬容和保護校長”。[4]這個問題到今天并無多大的改觀。而發展理性思維、精神和人格或許可以從校長自我的角度 做出積極的改善，但還需要行政部門、社會多方力量的幫助和支持，對校長的培訓，要從單一的思想灌輸、理念傳播、模式推廣，走向思維啟迪、精神引領和人格塑造。另一方面，校長在修煉自身理性的同時，更應該關注和重視教師理性的培養，通過放權賦能，通過決策示范、民主協商、良性互動，通過營造自主、寬容、安全的教育生活，使教師與校長互學共進，比翼齊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