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差異視角下我國閱讀工具包發展的策略研究*

孫虎聲 陳 剛 馮銀花 張海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圖書館 江蘇南京 210044）

1 引言

中國文化具有獨創性、悠久性、包容性、統一性、保守性的特征[1]。中華民族和西方民族由于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生活習俗及不同的社會歷史，在思維方式上存在較大的差異[2]。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在對同一事物的認識上會有所差異，在對圖書館閱讀工具包的認識上也不例外。

在美國，閱讀工具包服務是公共圖書館向社會公眾提供的眾多服務中深受公眾喜愛的服務之一，它有著一整套責權明確的制度和規范。在英美國家，閱讀工具包英文通常用“Book Discussion Kits”“Book Club Kits”“Book Group Kits”“Book Club to Go kits”或“Book Discussion Sets”等詞語來表述，直譯為“讀書會套件/包/工具包”[3]。美國皮爾斯縣圖書館官網對閱讀工具包的介紹：“它為你的書友群找到好書和討論的想法”。簡而言之，它是為讀者或讀書會提供閱讀幫助的一款工具。

西方的“讀書會工具包”通常指圍繞某個主題或圖書將一定數量的圖書復本、閱讀指南、問題討論清單等資料和物品放在一起制作而成的套件/包/工具包。美國西雅圖中央圖書館、麥迪遜市公共圖書館、皮爾斯縣圖書館及英國倫敦公共圖書館等文化機構有“讀書會工具包”服務，圖書館將讀書會過程中需要的全部資料以套件/包/工具包方式寄送到地方讀書會，以方便其使用圖書館資源。

我國圖書館界對“閱讀工具包”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有的學者認為閱讀工具包是人們在工作學習中存放各類與閱讀有關的工具的包裹。也有人認為閱讀工具包是專門為特殊人群準備的工具，比如專門為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和動機卻苦于選書難、無閱讀指導經驗的教師設計的入門級行動素材與閱讀指南[4]。嚴貝妮、米雪認為閱讀工具包主要指由我國公共圖書館提供的各類工具包，是公共圖書館為拓展文化服務，提升全民閱讀質量，為具有特定閱讀需要的讀者或讀者群體設計的有助于實現其閱讀目標的各種閱讀素材及與閱讀相關工具的總和[5]。

我國閱讀工具包與西方國家相比在內容、使用方式、制度、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本文主要從東西方文化的視角分析不同文化對閱讀和閱讀工具包的影響。

2 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

文化作為一個內涵和外延十分豐富且難以界定的概念，迄今為止世界各國著名學者給它下的定義已不下百種。19世紀人類學家泰勒（E·Ty1or）在他的《原始文化》一書中給文化下的定義一直被視為最早的經典性定義，他認為：文化是一個包括從人的知識、信仰到能力、習性等在內的復合整體。

2.1 東方文化的特點

東方文化是在以個體農業為基礎、以宗法家族為背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環境中形成的[6]，東方民族性格和文化有幾個特點：一是崇尚和平和中庸之道。數千年來，華夏民族創造了獨立于世界燦爛輝煌的民族文化，中國人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很深，比如中國人推崇“忍讓”的思想，把“謙讓”作為一種評價標準，“孔融讓梨”故事作為學習典范。正如一個事物有其兩面性一樣，儒家思想也有糟粕的內容，比如過分的“謙讓、忍讓”可能導致不積極、保守的狀態。另外，儒家思想強調“先圣、先王之道足以垂萬世，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皆準”，認為先圣、先王都已經把后世的問題都解決了，不需要改變，不提倡懷疑、批判、分析、實證，缺乏科學精神，從消極方面來說阻礙了科學發展。二是家庭本位與尊卑有序的思想。中國人長期生活在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農業社會，以家庭為社會活動中心，以至于社會人際關系都家庭化了。所以中國許多政治制度和思維意識都與家庭意識有關。人和人的關系由家庭宗法維系，長幼有別、尊卑有序。中華民族重實際，講求觀念，有禮有節，輕法制制度，而民主、自由、平等的觀念比較淡薄。三是性格內斂。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幾乎都是農業社會，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在“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自然經濟觀念下，導致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偏于感性，性格內向，重人事，崇理論，富于經驗直觀而不注重理論思維，宗教觀念薄弱，具有較強的精神自調能力。

2.2 西方文化的特點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代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發展成熟于歐洲，后擴展到美洲、澳洲等廣大地區。西方民族性格和文化有自己的特點。一是個人本位。奉行個人本位，以人為中心，注重個體，尊重人格、尊嚴，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這對發揮個人主觀能動性具有積極意義。二是受商品關系影響。古希臘、羅馬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和開放性的海洋地理環境使得商品生產較發達，人隨著商品和貨物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商品關系直接影響和締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就形成了西方民族重感性欲求和理論思維、重理論思維而輕視經驗直觀、重視平等、尊重個人隱私、富于冒險、性格傾向外向的心理結構。三是受宗教影響。西方受基督教精神影響深遠，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8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文化“啟蒙運動”興起，作為文藝復興的繼續和發展，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政治概念，創立“天賦人權”的理論，把生命、財產、自由、平等等視為“天”所賦予人的“人權”[7]。

3 東西方文化對工具包的影響

為了比較兩種文化對閱讀工具包的影響，筆者采用網絡調查法分別對我國26個省級公共圖書館和11個英美國家公共圖書館的官方網站進行了調查，發現東西方文化差異在閱讀和閱讀工具包上外化為發展觀念、閱讀習慣、讀者性格、讀者偏好的差異，進而帶來不同影響。

3.1 發展觀念差異

歐美國家圖書館非常重視讀書會工具包的發展，將它定位為提高社區生活品質、促進教育和閱讀、為許多人提供成功機會的一項長期舉措，并針對工具包服務制定了權責清晰、管理嚴格的借閱制度和管理制度，對借閱內容、對象、方式、期限、權限、選書標準等方面均有明確規定。例如，美國Hoover public library根據工具包的特性量身打造了不同于普通圖書的借閱制度，如表1所示。

表1 Hoover public library工具包與普通圖書借閱制度比較

相比之下，我國圖書館提供的閱讀工具包服務缺乏完善的借閱制度，多以公益捐贈、主題活動等方式開展服務。嚴貝妮、米雪總結我國公共圖書館閱讀工具包的發放主要有三種情形：一是作為特色活動的一個環節；二是以慰問的形式，向偏遠地區贈送閱讀工具包；三是網絡申請審核通過后由主辦單位將閱讀工具包以快遞方式寄送給讀者。例如，2015年7月，甘肅省圖書館聯合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分別在何家堡鄉何家堡小學和河口小學進行“省圖雙聯行動暨暖流計劃走進學校捐贈儀式”，向受益學校捐贈體育包2套、學習包239套及急救包等其他物品[8]。2018年陜西省圖書館在“2018年文化扶貧月”系列活動中向丹鳳縣貧困兒童捐贈圖書100冊[9]。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人口大國，圖書館資源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優先采用發展普通圖書借閱為主，并輔以公益捐贈、主題活動大禮包等服務的發展模式無疑具有重要意義?，F今，文化扶貧已成為國家扶貧的必要組成部分，且從2011年開始文化扶貧由部門的專項行動逐漸成為一種自覺的精準文化扶貧行動，呈現出公共文化扶貧與特色文化產業扶貧并重的新局面[10]?；谖覈鴩?，我國工具包服務與西方國家有許多不同，如表2所示。

表2 中西方閱讀工具包服務比較

3.2 實用主義

當今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盛行的國度。儒家思想主張學以致用，的確實用主義能節省時間、精力、社會資源，如果所有的投入都沒有產生任何實效，那這個社會將是不可想象的。但實用主義也有“只講究實用”“不考慮品質與內涵”“不愿意探究事物背后本質”等功利性的一面。鳳凰網評論員劉云楓認為：“學以致用，是中國傳統。如果一樣東西不解決實際問題，就是沒用；沒用的東西，在中國是絕沒有市場的。與此相對，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希臘，卻熱衷于不切實際的純粹思維訓練，愛智慧，哪怕這種智慧看上去很幼稚、很荒誕?！盵11]“重視短期，輕視長期”是實用主義危害的具體體現。時間是有成本的，從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所有長期或不可預期的社會活動，都是不經濟的，也是不實用的。受實用主義影響，我們常常把閱讀工具包看成是“屠龍之技”或錦上添花的“附屬品”，沒有真正認識到它的價值，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從表2的對比中可以發現我國圖書館閱讀工具包面臨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不重視基礎制度建設，工具包的運作缺乏一個系統、科學、長效的運行機制。二是缺乏可持續發展機制，往往在活動結束后便沒有了下文，不關心產出效益，不能循環利用，造成大量資源浪費。三是認知度低下。服務對象范圍狹窄，主要向圖書資源匱乏的貧困地區、偏遠地區的讀者提供服務，服務形式和內容單一，民眾乃至各文化機構在有系統化閱讀需求時往往很難想到閱讀工具包。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圖書館人應及時轉變觀念，以發展的眼光看待閱讀工具包的推廣工作。

3.3 閱讀習慣差異

東方文化以家庭本位為主，講究尊卑有序，傳承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有諸多優點，但也有缺點，比如在教育上主張老師說的話就是“圣人之言”，學生只能“畏”之，而不能詰之，不允許學生懷疑和詰責?？鬃拥膶W生宰予發現了他學說中關于“井有仁者”和“居喪期限”的矛盾，對他的觀點提出一些質疑，他就痛罵宰予不“仁”[12]。更受后世儒學推崇的“先圣、先王之道足以垂萬世，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皆準”觀念影響，“滿堂灌輸，全盤接受”的教育方式順理成章地成為主流，至今還在影響著我們。即使在今天，東方家庭對孩子的教育常常還是一種灌輸式的教育，孩子應該無條件接受。在學校課堂上，老師仍然延續家長式的教育模式，即填鴨式教育。課堂上老師永遠是主角，而學生處于被支配地位，被動地聽老師灌輸知識。東方人無論是在家庭教育還是在學校教育總是處于被支配地位，從小養成了被動學習的習慣。在此背景下，要求東方人在閱讀上積極、主動的發言、討論和交流自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閱讀這件事上，東方人顯然更喜歡“閉門苦讀圣賢書”。2015年8月知更社區正式上線，它是一個服務于讀書會和讀書人的O2O（Online To Offline）知識社區，即充當“中間人”角色把作者和讀者、讀者和讀者聯系在一起的第三方知識平臺。成立初期創建者設想了一種藍圖，讀者因閱讀而走到一起，相約一城進行一場跨時空的全民閱讀。然而這一設想難以推行，他們最終發現讀書人天生愿意純純地讀書，而且閱讀更見私密性，不像音樂和電影那樣易于快速結群[13]。喜歡“純純地讀書”的習慣也導致今天的讀書活動中一場拓展視野、開闊思維、交流知識和思想的讀書會往往最終演變成一言堂或講座。因此，在以討論和分享為特征的“群體閱讀”方面東方人不是很擅長。當前，與歐美先進國家和地方相比，甚至與港臺地區相比，我國大陸地區的讀書會發展相對較慢，普及率不高[14]。圖書館直接為讀書會提供工具包服務的案例更是不多見。

西方文化強調平等，尊重人格，并認為上天賦予每個人的權利是平等的，即“天賦人權”。由此，在西方人的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平等，父母會尊重孩子的意愿和選擇。在課堂上，則以啟發式和討論式教育為主，老師把主動權交給學生，讓學生自己探索、自己思考、自己提出問題。此外，西方人與東方人的整合、綜合性思維不同，他們是分析式思維，西方人講邏輯論證，講條理分析，對一個問題總要問個為什么，因而西方人很好辯，辯論在古希臘的發展史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從家庭觀念、教育理念和邏輯思維的視角不難理解西方人在閱讀這件事上更樂于與人討論、分享，“群體閱讀”的意愿更強?，F代意義上的讀書會起源于世紀初的瑞典，距今已有上百年歷史。其間，歐美國家大量的讀書會、讀書社團、社區社團等民間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社會公眾要求公共圖書館為讀書會提供服務。例如，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在其學?；蛏鐓^成立了自己的讀書會，圖書館通過工具包服務為館內外讀書會提供各種支持，積極推動本地讀書會的發展[3]。

作為一種閱讀方式或閱讀習慣，我國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通過說和聽與他人進行思想交換，從而產生思想火花，并最后完成自我提升的閱讀習慣還有待于培養和加強?？上驳氖沁@一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亞馬遜中國發布的“2017全民閱讀報告”中顯示，我國讀者閱讀習慣正發生從“閱獨”到“分享”的變化，閱讀社交化日益明顯。數據顯示，78%的受訪者選擇通過社交平臺（微信、微博、豆瓣、知乎等）分享閱讀有關的內容；17%的受訪者會在電商平臺留下讀者評論。作為一款推動“分享閱讀”的輔助工具，隨著我國讀者“群體閱讀”意愿的提高，閱讀工具包在我國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3.4 讀者性格差異

東方人在“長幼有別、尊卑有序”的思想影響下，保守思維占據主導地位。保守思維與內斂性格的交互作用下造成東方人缺乏主動性、積極性，怕別人批評，怕說錯話，不敢敞開心扉表達思想。保守思維方式加劇了“群體閱讀”意識的弱化。

個人主義和富于冒險的思維方式使得西方人偏向于更外向的性格，更積極，敢于表達不同思想，提倡討論、分析，樂于分享。

在西方文化的推動下，閱讀工具包推動“群體閱讀”的功效被放大，這成為工具包最具有魅力和生命力的價值所在，反過來高漲的“群體閱讀”意愿使得工具包更受歡迎。

3.5 讀者閱讀偏好差異

閱讀偏好受性別、年齡、地域、社會、生活方式、文化等因素影響。亞馬遜中國發布的“2017全民閱讀報告”中顯示我國閱讀存在南北差異，可總結為“北詩詞南經管，東流行西社科”。同樣，由于受地域、文化因素影響，東西方讀者偏好也有所差異。以中、美大學生的閱讀偏好為例。搜狐網上發布了一篇關于大數據比對中國和美國大學生閱讀書目數據的文章，從綜合排名的TOP10發現，中國大學生較少閱讀有想象力、有國際視野、綜合類或有普遍意義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書籍，西方大學生卻相反。浙江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蔡天新就此發表評價并認為我國大學生應該有更多個性化的閱讀[15]。

儒學自漢代以來，在近兩千年的時間里成功地占據了中國意識形態上的正統地位。儒家文化有諸多優點，但也有弱點。比如重視人和社會的研究，卻忽視自然和科學技術的探索，甚至把科學技術鄙視為君子不為的奇技淫巧；重視道德倫理的教育，卻忽視力量的培養；重視既成經驗和已有傳統的繼承，卻忽視社會制度與文化的拓新和人類自身創造性的發揮等[16]。古希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與中國大不相同，他們對大自然不僅沒有壓抑恐懼的感覺，反而十分熱愛和崇尚。西方思維強調實證性和精確性，又由于手工業、商業、航海業的推動，自然科學得到產生和發展[17]。此外，與東方農耕文明不同，西方更多的受商品關系影響，西方人富于冒險，對其他世界正在發生的事物更有興趣，更樂于了解新事物。

4 我國閱讀工具包發展的思考

影響我國閱讀工具包發展的因素較多，但是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對傳統文化和觀念進行反思，改變視其為“屠龍之技”的舊觀念，從思想上充分認識閱讀工具包對全民閱讀的重要價值，重視基礎制度建設，加大投入。

4.1 走制度化、規范化道路

借助全民閱讀，以前瞻的眼光在發展之初將制度化、規范化作為建設目標和原則，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多走彎路，另一方面可以使發展早日進入快車道。宏觀上，從一個健全的框架式、方向性體系去著手，將涉及到閱讀工具包的人、事、物納入體系規范中；微觀上，有大量細化的規范支撐，能切實指導規范實際工作。將閱讀工具包從規劃、設計、制作、入庫、發放、回收、管理到推廣等整個流程細化規范，并重視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完善規范流程。

4.2 建設專業館員隊伍

人是發展的第一要素，圖書館各項業務的發展離不開高素質的館員隊伍。閱讀工具包的制作和使用是一項包含收集、整理、編輯、再創造等行為的活動，從選題、選材到使用都需要專業人員的參與，富有創造性元素的特點決定了館員在這項業務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西方國家的圖書館一般由專門館員按照一定的標準選題、收集資料進行制作，在借閱時由專門館員負責，因為閱讀工具包的特殊性，一般只能以手工方式借閱。在我國還未被廣泛熟知的閱讀工具包在使用過程中更需要專業人員進行引導和指導，因此，培養一批高素質、高水平的閱讀工具包專業館員是閱讀工具包事業的基礎保障。

4.3 培養良好閱讀習慣

我們應當以開放的心態積極吸收西方文化中尊重個人權利、重視平等、鼓勵發揮積極能動性等合理元素，把培養讀者“群體閱讀”習慣作為重點，不斷提升全民閱讀素養，這需要政府部門和專業機構及全體國民共同努力。群體性閱讀活動包括各種茶話會、沙龍、讀書圈、學習圈、讀吧等，其中最廣泛和最具代表性要屬讀書會。我國自2006年以來讀書會在各地逐漸活躍起來，各種類型的讀書會紛紛建立。2018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明確規定：公共圖書館是社會主義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將推動、引導、服務全民閱讀作為重要任務。在當前全民閱讀大好形勢下，圖書館應當在營造良好閱讀環境和文化氛圍方面發揮積極引領作用，并通過采取加強閱讀工具包推廣和建設等措施積極向讀書會等組織提供支持和服務。

4.4 推廣個性化閱讀

東西方讀者受各自文化和思維方式等因素的影響，在閱讀內容上偏好有所不同，進而必然會在閱讀工具包內容選擇上有所差別，如何根據我國讀者閱讀偏好打造適合我國國情且具有中國特色的工具包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例如，圖書館在工具包選題上應根據我國讀者閱讀偏好注意積極引導個性化閱讀，幫助讀者去除“守舊”“保守”消極思想，全方位拓展讀者閱讀興趣和愛好，有意識加大對有想象力、有國際視野、綜合類或有普遍意義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的推薦力度。

4.5 注重可持續發展

建立工具包回收機制，讓工具包在有需要的讀者間有序流動，使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近年來，公共圖書館在以發放大禮包為主的服務模式上引入了圖書漂流、流動書車等創新型服務。這些新型服務既豐富了工具包的活動形式，又使得工具包向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前進了一步，值得贊許。例如，2018年5月，廣安區圖書館、廣安區婦聯舉辦以“快樂六一，書香伴行”為主題的“流動圖書館”進校園活動。2019年1月，攀枝花仁和區圖書館舉辦讓知識流動起來——“流動圖書館”進基層活動，把圖書館服務延伸至學校、軍營、企業及貧困鄉村。

5 結語

中國閱讀工具包的發展不能忽略中西方文化互相碰撞這一現實，更不能孤立地、片面地脫離中國文化走“空中樓閣”式發展道路。我們應以開明的政策、開放的體系和良好的心態審視和研究西方閱讀文化，拋棄其糟粕吸收其優秀內容，使中國全民閱讀事業煥發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時代氣息和時代精神，并在傳承和創新中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