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語境下的克爾凱郭爾

王齊

丹麥學者尤金姆·加爾夫（Joakim Garff）所著《克爾凱郭爾傳》中文版于二0一九年底出版。尤金姆是我一九九九至二00一年在哥本哈根大學“克爾凱郭爾研究中心”（SKC）從事博士后工作期間的同事和朋友。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這本書二000年首版時在丹麥引起的轟動，我還作為國際克爾凱郭爾研究的代表被“中心”派去接受丹麥一家電視臺的采訪。這本書很快在國際研究界走紅，被譯成多種文字。

這本傳記的成功是有其背景的?？藸杽P郭爾一八五五年去世，二十二年后的一八七七年，丹麥文學批評家、文化史家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才出版了小冊子《索倫·克爾凱郭爾：一個批判性的綱要》，兩年后小冊子被譯成德文，克爾凱郭爾得以跨越國界，走向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在英語世界，影響比較大的克爾凱郭爾評傳是克爾凱郭爾的熱心推介者和翻譯者、美國牧師沃爾特-勞瑞（Walter Lowrie，1868-1959）于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以及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克爾凱郭爾小傳》（A ShortLife of Kierkegaard）。兩本傳記篇幅相差很大，前者六百余頁，因為當時的英語世界對克爾凱郭爾著作基本一無所知（那時英語世界的讀者只能看到一本六百多頁的《克爾凱郭爾日記選》和《誘惑者日記》），傳記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對克爾凱郭爾作品的引用。而《小傳》出版時，克爾凱郭爾生前發表的著作已譯成英文出版或即將出版，于是一部以克爾凱郭爾人生經歷為主線的真正意義上的傳記就顯得格外必要了。在克爾凱郭爾生前發表著作、死后出版日記和其時可見的同時代人回憶的基礎上，勞瑞牧師對克爾凱郭爾的生活故事進行了提煉，構建了一個“標準的”敘事框架：克爾凱郭爾的父親從日德蘭半島的窮苦牧童到哥本哈根富商的奮斗經歷;因母親、哥哥、姐姐相繼病逝帶給克爾凱郭爾的“大地震”;父子之間的裂痕和克爾凱郭爾對神學的背離;一八三八年父親去世后克爾凱郭爾與神學的和解;與雷吉娜的短暫婚約;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五年的審美感性作品;一八四六年作為轉折點的《最后的、非科學性的附言》;《海盜船》事件;一八四八年后轉向基督教寫作;晚年與國教會論戰的“神圣的諷刺”;葬禮風波。勞瑞牧師目標明確，他就是要把克爾凱郭爾塑造成一個基督教的“浪子”，而“浪子”一旦回頭，便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為基督教“殉道”之路，因而他有資格成為二十世紀基督教的“校正”（corrective）。在翻譯的順序上勞瑞牧師也遵循上述主張，他從《附言》之后的“基督教作品”開始翻譯，并且呼吁讀者以此作為閱讀克爾凱郭爾的起點。

我最早接觸克爾凱郭爾就是從閱讀這本《小傳》開始的，當時還是借閱汝信先生一九八0年在哈佛訪學時淘來的舊書。一九九九年夏天我進入“中心”工作的時候，包括尤金姆在內的同事對此深表遺憾，因為我沒有看到美國歷史學家布魯斯·基爾姆澤（Bruce Kirmmse）一九九0年出版的《克爾凱郭爾與丹麥黃金時代》（Kierkegaard in Golden Age Denmark），該書雖不是標準傳記文體，但卻因提供了一個理解克爾凱郭爾生活和寫作的宏大歷史背景而開啟了克爾凱郭爾研究的新方向。幸運的是當時我對基督教思想了解甚微，只對克爾凱郭爾早期的假名作品感興趣，不僅沒有受到勞瑞牧師的影響，反而對他的宣教有種本能的抵觸，這當然是歪打正著的結果。

“克爾凱郭爾研究中心”成立的直接原因是整理出版一套學術版《克爾凱郭爾全集》（So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簡稱SKS）。它不僅收錄克爾凱郭爾作品最多、最全，而且還為文本提供了集釋卷，對克爾凱郭爾作品中的歷史文化背景和語言難點進行了詳盡解說。尤金姆就是這套《全集》名列第二位的編委，因此《克爾凱郭爾傳》的寫作是在整理、注釋《全集》的過程中完成的。尤金姆親口告訴我，傳記的寫作完全是他利用每天下班之余、周末和假日完成的。當時“中心”成員要求每天上班，雖然沒有嚴格執行“朝九晚五”的作息。即使像我這樣的博士后，如果有一天突發奇想要到日德蘭半島旅行，那也是需要向行政副所長打個招呼的。我記得尤金姆在參與寫作《全集》第十八卷克爾凱郭爾青年時代日記（EE.FF.GG.HH.JJ.KK）的注釋時，與我同辦公室的另一位丹麥同事討論克爾凱郭爾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五年兩次柏林之行所乘交通工具和路線時的情景。作為外國人，我對這些歷史細節的考證沒有特別的興趣，覺得它們跟克爾凱郭爾研究沒有太大關系，不過對于丹麥學者的熱情倒是能理解的。正是基于丹麥學者探索歷史的熱情和自身語言文化的優勢，《克爾凱郭爾傳》才能為我們構建出一個克爾凱郭爾生活時代的立體圖景，使我們了解到當時哥本哈根的城市建設，克爾凱郭爾生活過的每一處公寓，他受洗的教堂，家庭牧師，家族墓地，以及丹麥“黃金時代”文化藝術群星像素描——安徒生、海貝格、馬騰森、格隆德威等，無論敵友，他們都是激發克爾凱郭爾寫作的靈感來源。

美國著名歷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歷史的技藝》一書中，把歷史人物傳記稱為“能夠折射出歷史的三棱鏡”，強調寫作人物傳記需要接觸一手的“原始資料”，這兩點在《克爾凱郭爾傳》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不過歷史人物傳記與哲學家傳記有所不同，構成前者的主體是歷史人物所行之“事”，而支撐后者的則是哲學家的作品，這一點解釋了為什么勞瑞牧師的第一本傳記中三分之二篇幅是對作品的引用。在寫作《克爾凱郭爾傳》時，尤金姆充分利用了《全集》新整理出版的克爾凱郭爾日記。因為剛剛完成了克爾凱郭爾日記選的翻譯，我很容易辨認出傳記引用了克爾凱郭爾寫于一八三八年的著名“吉勒萊日記”AA：12的片斷;日記NB：7、NB：34和NB：36這幾則自我陳述“報告”的片斷;對于尤金姆直接參與注釋工作的日記JJ的引用則多達四十四則?？藸杽P郭爾著作中有一部分是假名出版，因此研究中會出現“哪一種聲音代表真正的克爾凱郭爾”這類問題，也有人傾向以未發表日記作為甄別的依據。尤金姆在重述克爾凱郭爾人生故事的時候，充分吸收了《全集》的成果，不再秉持那種在假名作品和真名作品之間做出絕對劃分的天真立場。因為研究者們發現，《哲學片斷》和《憂懼的概念》最初都是打算用真名S.Kierkegaard出版的，直到送交出版商之際，才臨時改為帶隱喻意義的假名JohannesClimacus（爬天梯的約翰尼斯）和Vigilius Haufniensis（哥本哈根的守望者），可見作品署名有一定偶然性。而日記的性質就更復雜了。以傳記引用最多的日記JJ為例。日記JJ的寫作時期是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六年，與克爾凱郭爾假名寫作的高峰期基本重合。在全部五百一十七條日記中，約有一百條日記都是克爾凱郭爾在這段時間所出版書籍的素材，如傳記引用的表現克爾凱郭爾因靈魂和肉體沖突而生的痛苦情緒的日記：“如同傷者渴望著擺脫繃帶，我健康的精神也渴望著擺脫身體的倦怠……”（315頁）這段取自JJ：375的日記明白無誤地出現在《最后的、非科學性的附言》第二部、第二冊、第四章當中。這也就是說，克爾凱郭爾在日記本中寫下的同樣是作品，是或虛構或真實的文本，它們不能如人們通常設想的那樣成為解讀克爾凱郭爾人生和著作之謎的鑰匙。循此線索，尤金姆在利用包括日記在內的克爾凱郭爾作品重構其人生故事的時候，一直小心地維護日記之為克爾凱郭爾的創作的認識。在書中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日記文本可能就是一個“虛構的故事”，是克爾凱郭爾“人生的一個‘替身”，克爾凱郭爾從未停止與自己所寫的這些虛構或不那么虛構的文本進行對話，而“恰恰是這些文本，是他真正的‘凹透鏡”（45頁）。尤金姆的謹慎態度應該是符合克爾凱郭爾本人的意愿的，他曾說過，在他死后，無人能夠對他的生活有任何了解?？藸杽P郭爾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護自己最內在的自我不被人輕易識破，貫徹他在《非此即彼》中即宣稱的“內在不同于外在”的生活原則。

除了對日記、書信的利用外，傳記還利用了來自其他人和物的“原始資料”：克爾凱郭爾家人和師友的回憶;哥哥彼得·克里斯欽的日記;兩任秘書克里斯欽和萊文的回憶;克爾凱郭爾死后家居物品和書籍拍賣清單;克爾凱郭爾對巨額遺產的揮霍細節;自費出書的收支情況;甚至還有女粉絲的來信。雖然塔奇曼承認“原始資料”可能帶有傾向性甚至欺騙性，但在從海量信息中提取傳主生活故事的過程中，它們仍然具有參考價值。尤金姆顯然不想讓讀者迷失在海量信息當中，跟勞瑞牧師一樣，他對這些“原始資料”的利用也有明確的目的，除了要告訴我們諸如克爾凱郭爾讀書做標記的習慣等事實外，尤金姆更多是用這些“原始資料”達到他在“引言”中坦陳的寫作目標——“多一點批判性和歷史感，少一點虔誠和頂禮膜拜”（4頁）。以對哥哥彼得日記的引用為例。這位哥哥沒有掩飾他對弟弟在家庭中的受寵地位的嫉妒，他披露弟弟與父親的爭吵，暗示父子關系并非如弟弟在自己的著述中所描繪的那樣和諧。在對“父親之死”這個重大事件的重構上，尤金姆對比了兄弟二人的日記，發現彼得的日記“嚴格遵守時間順序詳盡地記述了忙亂的最后時刻，而索倫·奧比的札記則措辭莊嚴、崇高、敏感，簡直是一首贊美詩”（95頁）。在描繪那場“大地震”以及除父親受罰似的高齡外其他人都活不過三十四歲的魔咒的時候，尤金姆利用了弟弟寫給哥哥的一封信，揭示出這個“魔咒”不過是老克爾凱郭爾與小克爾凱郭爾在憂郁中共同“培育”出來的“稀奇古怪的想法”（101頁），在很大程度上解構了克爾凱郭爾在日記中表達的“耶穌在三十三歲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及勞瑞牧師為之賦予的殉道的悲壯色彩。

在對待克爾凱郭爾在其短暫的四十三年人生中留下二十八卷作品的問題上，尤金姆從“悲憤出詩人”的弗洛伊德式立場出發，認為逆境、痛苦甚至“虐待”造就了克爾凱郭爾的豐產，寫作成為他的精神治療和快感來源，雖然克爾凱郭爾所謂逆境主要來自他自身的靈肉沖突，來自他的“肉中刺”。而生活中一旦沒有了危機，克爾凱郭爾就不得不“復制自己”，比如尤金姆指出，《人生道路諸階段》的主題是對《重復》的重復，結構是對《非此即彼》的模仿?？藸杽P郭爾想把《誘惑者日記》的主角換成女性，寫一部《交際花日記》（272頁）。在這個思路之下，克爾凱郭爾遭《海盜船》漫畫諷刺的事件就不再被解讀為庸眾對天才的攻擊，而是被視為克爾凱郭爾重新找到寫作動力的契機（306頁）。尤金姆甚至大膽運用了當代對于“涂寫癖”的研究，根據克爾凱郭爾閃爍其詞的日記揣測他或許患有顳葉癲癇癥，完成了對克爾凱郭爾的天才創造的去魅。但是如此，尤金姆就沒有把前述的日記之為創作的原則貫徹到底，不自覺地犯下了傳記作者刺探傳主隱私的“偷窺”?。?38-341頁）。

總之，透過丹麥“黃金時代”的歷史萬花筒，尤金姆的克爾凱郭爾既不是他同時代的哥本哈根市民眼中帶有幾分天才的“怪人”，也不是勞瑞牧師竭力打造的基督教的殉道士;而是一個個性更豐滿、更復雜的人物。在充分展現克爾凱郭爾的思想和寫作藝術造詣及價值的同時，尤金姆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嫉妒的、缺乏安全感的、愛諷刺人的花花公子，一個用不停頓的書寫作為精神治療的作家。傳記作家的任務不是記錄傳主的人生流水賬，而是塑造傳主的靈魂。在這個方面，尤金姆與勞瑞牧師的努力正相反：勞瑞牧師為基督教事業努力神化克爾凱郭爾，而尤金姆則在后現代語境中勢把克爾凱郭爾拉下神壇。丹麥社會歷來強調平等，甚至墮入了為克爾凱郭爾所痛恨的“平均化”的泥淖。后現代的丹麥社會更不需要英雄，不求卓越，雖然丹麥人也會嘲弄造成丹麥社會“平均化”后果的“延特法則”（Janteloven），但實際上他們對于平等的接受遠大于排斥。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想必尤金姆不會生出把克爾凱郭爾塑造成英雄和衛道士的念頭。

尤金姆一九六0年出生于哥本哈根上流知識分子家庭，雖然擁有哥本哈根大學神學系博士學位，但他進入神學系就是為了研究克爾凱郭爾，因為哥本哈根大學哲學系是分析哲學的天下。在《克爾凱郭爾傳》出版之前，尤金姆的研究就顯現出了明顯的后現代立場。他獨立出版的《不眠者》（一九九五）和與他人合作的《克爾凱郭爾的美學》（一九九五），都是從審美感性的角度解讀克爾凱郭爾，他毫不掩飾地欣賞甚至模仿克爾凱郭爾的行文風格，有意無意地回避克爾凱郭爾與基督教之問充滿張力的關系。這個后現代立場在這本按編年史方法寫就的《克爾凱郭爾傳》中表現得更加明顯，突出的例子是他對克爾凱郭爾一八四三年《重復》一書的解說。尤金姆認為這本書“形式怪誕”，是“一片游戲場，一個鬧聲喧雜的實驗室”（171頁）。他否認“重復”是一個哲學術語，只強調要從修辭意義上去理解它，“如果我們試圖繞到修辭背后去接近‘重復這個概念的內在含義，得到的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吨貜汀繁绕渌髌犯枰婚喿x。一讀再讀”。很遺憾，這種表層次的后現代主義克爾凱郭爾研究只關注到了修辭和書寫形式，而沒有注意到“重復”作為哲學概念的可能性?！爸貜汀奔扔锌赡芤馕吨叭瞬荒軆纱翁みM同一條河流”的赫拉克利特式的重復之不可能，還可能指示著《傳道書》所言“日光之下并無新事”的相同事物的單調重復，更有可能昭示著尼采那充滿生命意志的創造力量的“永遠回歸”。而對于克爾凱郭爾假名寫作時期最重要的兩部哲學著作《哲學片斷》和《附言》，傳記幾乎是一筆帶過，沒有探究克爾凱郭爾對古典哲學的批判，以及他對在世俗化社會中如何做一名基督教徒而做的理論努力，站在從整體上理解克爾凱郭爾思想的高度，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感。

尤金姆的《克爾凱郭爾傳》出版后的第二年，國際克爾凱郭爾研究界的大腕阿拉斯泰爾·漢內（Alastair Hannay）出版了英文的《克爾凱郭爾傳》（Kierkogaard，A Biography），該書同樣引起了學界的轟動。不過與其說漢內的書是傳記，不如說是一部克爾凱郭爾思想的導論。作為傳記體裁的尤金姆《克爾凱郭爾傳》，恐怕一時無人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