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聞理念對比分析

苑盈瑩

摘要：本文以2021年普利策新聞獎中國新聞獎為例，對比中美傳媒文化和新聞理念的差異，并分析其內在原因。

關鍵詞：普利策新聞獎、中國新聞獎、中美新聞價值觀

新聞作品評獎活動集中體現著不同國家的新聞理念、評判標準、文化傳統。中國新聞獎和普利策新聞獎分別作為中美新聞業的最高獎項，更集中體現了中美兩國傳媒文化的差異。

普利策新聞獎是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據美國報業巨頭約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遺愿，普利策獎自1917年設立，包括新聞、書籍、戲劇和音樂四大類下的21個評獎項目，其中有14項是新聞獎項。中國新聞獎創辦于1990年，是經中央宣傳部批準的全國性年度優秀新聞作品最高獎，共設四大類，29個評選項目。

本文以2021年第105屆普利策新聞獎和2021年第31屆中國新聞獎為例，對比中美傳媒文化和新聞理念的差異，并分析其內在原因。

一、普利策獎和中國新聞獎對比

（一）獎項設置不同

普利策獎共設置14項新聞獎項，包括：公共利益服務獎、突發新聞報道獎、調查性報道獎、解釋性報道獎、地方報道獎、全國報道獎、國際報道獎、特稿寫作獎、評論獎、文藝批評獎、社論寫作獎、社論漫畫獎、突發新聞攝影獎、特寫攝影獎。

中國新聞獎則根據消息、通訊、評論、特寫、專題、副刊、訪談等分類，設置特別獎和一、二、三等獎。且獲獎作品數量較多，2021年中國新聞獎共評選出350件擬獲獎作品，其中特別獎5件，一等獎68件，二等獎106件，三等獎171件。

獎項設置上，中國以作品體裁為種類劃分標準，美國以作品內容為種類劃分標準。

普利策獎僅為某一具體的新聞報道頒獎，而中國新聞獎除了為某一新聞作品設置獎項外，還將新聞專欄和新聞論文也納入頒獎范圍，例如2021年的新聞論文《積極回應時代挑戰，加快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和新聞名專欄《人民現場》等。

（二）報道內容不同

由于中國新聞獎獲獎作品數量較多，本文僅以一等獎獲獎作品為樣本進行分析。2021年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獲獎作品中，政治民生類新聞占比最大，例如：《“總書記來過我們家”系列報道》、《統帥的深情牽掛》、《老外看中國小康》、《習近平領導中國戰“疫”》。

2021年普利策獎獲獎作品涉及的內容大多是從社會問題角度出發，以調查類報道為主，新冠疫情和美國種族相關問題占比過半，同步也關注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立法不公、隱私保護、保釋改革等議題。

（三）報道傾向不同

中國新聞獎獲獎作品以正面報道為主，著眼于傳遞正能量和宣傳正面效果，贊揚性報道較多。例如《全國首個！浙江為數字經濟立法》、《我們在一起—直擊武漢緊急關閉離漢通道》、《為了和平，為了勝利》。普利策新聞獎的獲獎作品以負面報道居多，著眼于揭露、調查社會問題進而推動問題的解決和改變的發生，批評性報道較多。所調查的大多是勢力集團對公眾利益構成損害的事件，題材是重要的和公眾所關心的，調查內容可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多個領域。例如，路透社的Andrew Chung等記者以《最高防御》等4篇系列報道，對美國聯邦法院案件資料進行數據分析，詳細解讀“有限豁免權”是如何保護過度使用武力的警察免受起訴。

（四）報道立場不同

中國新聞獎獲獎作品大多是從傳者的立場和角度出發，普利策獲獎作品大多是從受者的立場出發。中國注重以政策、社會事件的宣傳為立場，關注集體的和諧與穩定。美國注重以輿論監督和批評為立場。西方傳媒眼中的“重大”多以個體為視點切入，聚焦人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 對個體重要便是對國家重要，社會意義的重要便是新聞價值的重要。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對權力的監督、為弱勢群體謀求公平正義始終是普利策新聞獎的核心。

二、從新聞評獎看中美新聞理念差異

（一）對媒介的功能定位不同

美國將新聞媒體定位為獨立于政府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發揮“環境監測”和輿論監督的作用。中國將新聞媒體定位為政府的宣傳機構，是中國政治和行政體系的一部分，

看重社會效益和對整體社會的協調與平衡。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美國，傳媒本身就是一種經濟產業，新聞和觀點作為商品互相競爭，只有包裝精美、內容刺激的新聞才會受到讀者的青睞，所以它首先考慮的是市場反饋和受眾口味。同時美國媒體素有“第四權力”、“無冕之王”的傳統角色定位，以對政府實施監督為責。而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了新聞媒體的“事業單位”屬性，發揮政治輿論的導向作用 ，注重對國家領導人和政治人物的關注。

（二）對新聞的價值判斷不同

中國傳媒在整體思維中用普遍的價值取向、精神追求觀照不同個體，西方傳媒卻善于從相異的個體中歸納出一般的規范與原則。也就是說西方重“個體”，中國重“集體”。

美國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有極強的人道主義精神。一旦有災害發生，報道主要集中在人員的傷亡狀況，他們認為這是一種人性化的報道方式。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扎根人心，注重為民眾傳達“要團結一致，相信黨和政府有解決的辦法和能力”的理念，也就是相信大家能用集體的智慧來解決問題。因此，在新聞報道中中國媒體記者一般都會聚焦到政府的行動上與成效上。

而西方聚焦種種社會問題對個人生存狀態的影響，通過揭露問題來推動政府的政策議程，從而推動問題的解決。普利策新聞獎在評獎時注重新聞報道產生了哪些社會影響，引起了什么樣的改變。普利策獎評委會在評價2021調查類報道獲獎作品時，稱該報道“揭露了一個系統性問題，即美國各州政府未能及時建立有關危險卡車司機信息的共享監督機制，而這些信息共享原本可以迫使他們遠離道路，避免更多的事故。報道促使政府相關機構立即進行相應的改革?！?/p>

三、總結

中美傳媒文化差異的內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受中美兩國歷史文化傳統、政治經濟制度、媒介體制、社會發展階段等多種因素影響。中西方傳媒具體反映在報道上的新聞價值判斷、新聞題材選取、具體敘述方式有所不同。但中西方傳媒價值取向作為兩種獨立的文化價值體系，并無優劣之分，對對方的優勢加以比較借鑒，能更好地完善自身。

中美兩國新聞傳播的目的都是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推動社會的良性運行。無論是調節或者溝通，都是對整體利益的高度重視。普利策新聞獎和中國新聞獎獲獎作品的風格和目的貌似不同，實際上是共同完善了新聞所負擔的認知和教化的社會功能。同時也應看到，普利策新聞獎的歷史及其媒體發展有其可學習借鑒之處。中國新聞獎的評定可加大監督力度，體現人文關懷，以適應當前新聞業發展的需求，擴大與國際新聞界的交流與合作，進一步增強中國新聞獎的品牌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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