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商業化影響下的學術自由困境

杜詩蓉

【摘要】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商業化影響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和各個方面。學術界也無一例外受到商業化的影響。在商業化的影響下，當前西方學術界出現較多問題。本文主要針對西方商業化影響下的學術自由困境進行研究。首先闡述并明確西方視域下學術自由與自治的關系，接著總述商業化影響下的學術自由困境，再者具體闡明商業化影響下的學術自由的具體困境之“終身職位”制度困境，最后得出結論。

【關鍵詞】西方;商業化;學術自由;困境

引言

學術自由定義為學者在教學和研究中遵循真理的權利，而不必擔心因違反某些政治、社會或宗教正統觀念而受到懲罰。在西方，人們普遍認為這一概念是在1812年左右由洪堡的柏林大學提出的，涉及到教師的自由和學生的自由這兩個術語[1]。此后，學界大多對于學術自由有以下不同的定義：相當于言論自由，是指學者和學生在公共問題上暢所欲言的自由。在英國，1988年《教育法案》的一項修正案對這一術語作出了有影響力的定義，“在法律范圍內質疑和檢驗公認智慧的自由，以及提出新思想和有爭議或不受歡迎的意見而不使自己處于失去他們在機構中可能擁有的工作或特權的危險之中的自由[2]”。相比之下，其他學者將學術自由解釋為一種職業自主，與作為職業群體的大學學術相關，哈斯克爾“學術自由的核心和靈魂不在于言論自由，而在于專業自主和大學自治”。當今大多數學者偏向第二種定義，從這個角度來看，該術語主要是指學術界為了做好教學和研究工作而必須能夠行使的酌處權，它平行于其他職業也需要的自由裁量權。

一、西方學者對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關系的看法

大部學者認為學術自治會影響學術自由，自治權越大，學術越自由。追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不僅僅是一種西方價值觀，而是應該在任何想要獲得大學頭銜的大學中得到承認和實踐。早些時候，蘇聯的大學不僅被迫向學生灌輸馬克思主義學說，而且被迫回應國家壓力，甚至在科學領域尊重生物學中的李森科學說[3]，而自由科學家知道這是錯誤的。這都和國家制度治理方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良好的治理實踐和學術自由的行使密切相關，可以說是密不可分的。盡管沒有一個治理體系能夠保證學術自由永遠占上風，但一個不完善的治理體系——其中教師在學術事務中沒有被賦予首要地位，就一定會損害學術自由可能蓬勃發展的條件。在西方，已經有一些大學擁有強大的行政權力，但難以用所謂的“共享治理”來平衡這些權力。在“共享治理”[4]中，教師通常通過校園參議院，試圖作為合作伙伴參與校園治理。盡管如此，政府仍舊控制處理實質性問題，例如，確定角色和任務;確定預算分配;批準新的學術項目;創建教師工資等級和學生錄取標準;管理允許的研究領域等，這樣看來政府是非常接近學術的重要中心的。為了保證學術自由，按理來說需要某種形式的伙伴關系來維系二者之間的關系，以便看到學術價值在最高級別的政策決定中得到有力的體現。但是現實是，這種伙伴關系并不存在行政權力過大，學校自治范圍較小影響學術自由。

但是對此，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學術自治并不會對學術自由產生影響。19世紀早期的牛津和劍橋大學幾乎是完全自治的，然而他們自己卻通過強加宗教測試來剝奪學術自由。即使在今天，美國的私立宗教大學，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大多數政府控制，但是可能需要將對自己信仰的承諾作為就業的一個條件，尤其是在神學和哲學系。相比之下，柏林的洪堡大學在1812年左右，雖然缺乏地方政府的自治，但仍然授予其學者學術自由[5]，并為世界樹立了一個模式。所以學術自治并不是學術自由的必要條件，沒有較大的自治權，仍然可以學術自由。

二、商業化影響下的學術自由困境

從上述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那么除了學術自治這個影響因素以外，當前影響西方學界學術自由的最大因素便是商業化。

學術自由在當前市場化商業化高等教育的商業化可以被定義為學術工作的營銷[6]，即銷售學術專業知識為高等教育機構提供資金。由于一些因素，如政府資金減少，大學之間的競爭，以及政府的創新政策，鼓勵大學將其研究商業化，許多大學接受來自行業的資金，并從事商業活動。究其原因，可能是希望將大學與工業更緊密地聯系起來;將公立高等教育私有化，并使其服從市場力量;利用和管理大學研究作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優先考慮和促進為私人利益創造知識，其效果可能會減少政府的發現等等。但是無論原因是什么，效果是什么，商業化在全世界都有增加的趨勢。

但是商業化給學術自由帶來一些問題，除了商業化造成的顯性障礙外，還可能存在與學術自由相關的隱性影響。政府向大學施加壓力，要求通過商業化開發替代收入來源，這些壓力相互作用，造成工作負擔過重，減少了獨立研究的時間。商業活動的趨勢意味著學者們除了正常的工作量之外，還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撰寫競爭性標書、開發和營銷商業課程。從工業界吸引研究資金的壓力，越來越多地將學術努力導向“安全、定義明確”的研究領域[7]，而不是投機領域。這些趨勢有利于職業學科的發展，而不是高等教育中思辨和批判性學科，而且它們有時會將學術界的教學重點轉向與學術界專業知識無關的領域。市場模式和教育有相反的目標、動機、方法和卓越標準，大學必須確保獨立于市場，這樣才能保持學術自由和對知識的批判性探索。為了防止這些決定性特征的消失，大學必須超越市場模式的狹隘假設，更新自己獨特的目標、動機、方法和卓越標準。格雷厄姆[8]強調了市場模式和學術自由方法之間的差異。他認為，學者和科學家不是企業家。學者有求知的欲望，而不是銷售的欲望，而這種欲望是人類最基本的驅動力之一。一方面學者和科學家對知識的信念要求保護學術自由和學術科學完整性。另一方面，企業家的動力是推銷他的產品，他沒有任何等同于學術自由的價值觀，他的首要任務是支付賬單、遵守法律、開發產品和實現利潤最大化。

三、商業化影響下的“終身職位”制度困境

上述已經總體談及商業化市場化對學術自由的影響，那么接下來要談一下在商業化影響下的“終身職位”制度。

傳統上，學術自由賦予教師在研究和教學議程中相當大的自主權。學術自由是由這樣一種信念驅動的，即當教授能夠探索理論，擴展現有的知識領域，并報告他們的發現而不用擔心因內容而遭到報復時，學者就會勇于說出真理。在這種學術自由的氛圍下，在世界許多地方帶來了這樣一種現象：終身職位。終身教職的概念是由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確立的[9]，由于教職員工不享有其他部門員工的職業流動性，如果學術自由要成為美國高等教育中有意義的現實的話，教授需要終身職位提供的工作保障。在21世紀初，美國超過95%的傳統大專院校提供終身教職。終身職位或其他形式的工作保障為學術自由提供了重要的保護，在此之前，在行政權力之下，當一名學者發表有爭議的發現或有與行政政策相矛盾的話時，他會失去工作擁有的終身職位，但是有了終身教職有了工作有保障，個人便會尋求真理。然而終身職也有壞處，例如任期效率低下，對此美國也做了相關的調整，例如變更更長的試用期和加強任期后的審查。然而，終身教職作為學術自由的堡壘的重要性，在經過大量的調查和研究后仍舊得到了定期的證實。CAUT[10]認為，大學行政部門應被迫恢復提供永久、穩定的工作，作為學術人員的標準，以維護大學的學術自由、質量和誠信。

但是在商業化發展的大背景下，聘用非終身制教師可以被視為商業化的結果或大學治理的管理方法，這是對學術自由的強大威脅。由于任期的重要性，它值得單獨討論。這里出現一個新的定義“吉卜賽學者”[11]。它是指是一個用來描述“從事學術教學和研究活動的人，他們沒有收入保障、機構支持，也沒有任期保障的學術自由和獲得傳統研究資助渠道的好處，而從事全職教師職位的學者通常會獲得這些好處”。逃亡學者、獨立學者、投資組合專業人士、道路學者和高速公路傳單是用來定義同一組學者的其他一些綽號。使用這些標識符是因為學者們總是從一個校園搬到另一個校園。由于許多大學限制兼職教師在一個校園里的授課時間，他們必須在三個或四個不同的學校工作才能賺取足夠的收入，他們在學術界的比例一直在迅速增加，這種增加在學術自由方面造成了一些負面結果。

結論

總的來說，西方商業化背景下，學術自由受到較大影響。商業化影響下，學術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在研究方向，研究方式，任期制度，評分制度等多方面存在問題。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商業化市場化成為發展大勢，但是學術自由仍舊是保持學術界純潔的重要保證，各國應該采取相關措施保證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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