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企業家”張謇的起承轉合

溫鐵軍

張謇在19世紀末抱著“實業救國”的理念創辦民營企業，一開始辦的就是社會企業，追求的就是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綜合領域的可持續發展。

張謇的偉大之處在于，他開啟了中國近代企業的全新類型——社會企業。張謇堪稱中國第一位社會企業家。

張謇所從事的“社會企業”事業主要體現在兩個地方：

首先，大生公司的發展基礎，是與農戶家庭經濟理性地自覺結合。眾所周知，大生公司的經營模式是“公司+農戶”，這種經營模式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紗廠與小農家織直接合作;二是把土地整理之后租給棉農作為墾殖基地。這種模式就把農業領域中的原料生產和紡織工業領域中的產業鏈經營方式有機結合在一起。

其次，張謇在1895年籌辦、1896年正式開始經營大生集團，在其存在的30年中，一直致力于對南通做地方綜合建設。張謇所追求的現代化并不是要把農民改造成市民，他是要以社會企業為基礎，實現南通城市與南通人民的整體現代化。

21世紀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后，西方企業界也開始轉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即追求社會企業，或者叫企業社會化。這意味著，企業不再只是把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第一目標，而是要追求人類可持續發展，形成企業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關系?，F在我們如果考察各個大型跨國公司，就會發現基本沒有哪一家大型跨國公司還像20世紀那樣，或者是像我們現在照搬的經濟學教科書所提出的那樣，僅僅以利潤最大化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可持續發展正代之成為發展目標。

某種意義上，20世紀整個世界的發展都可以說是“粗放的數量型發展”，其所對應的理論體系就是粗放的發展主義理論。這種粗放的發展主義，在霸權國家粗放發展的主導下，導致全球危機不斷發作。今天這個世界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對社會企業的強調正在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目標。而張謇在19世紀末抱著“實業救國”的理念創辦民營企業，一開始辦的就是社會企業，追求的就是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綜合領域的可持續發展。

張謇的社會企業在南通的發展有一個“起承轉合”的變化。

先看“起”。張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綜合性的，首先是因為他的理想就是“余畢生抱定村落主義”——他不想消滅農村和農民而獨成一己之事。他之所以能“起”，主要是因為大生公司初期利潤高達25%，最高能夠超過50%。當時他面對的主要壓力是官方股本在大生公司的啟動資本中所占比例較高，必須足額支付利潤。但大生公司的資本原始積累很快完成，他為什么可以做到？

分析張謇的經濟實踐，我們可以歸納出兩條經濟學理念：一是全產業鏈節約成本，他做到了全產業鏈在地化，節約了各環節之間的交易成本;二是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他通過把農、工、商、金融多種經濟門類組合在一起，得以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其中，工農融合、城鄉結合的在地化模式非常重要。

這種產業結構保證了大生公司的長期發展。農業沒有獨立出去，變成向工業提供剩余的受損部分;農戶傳統“男耕女織”的土布紡織業保留下來，張謇的紗廠則成為適合農戶織布的中間平臺。在大生，作為原材料的棉花是在自己的墾殖公司生產，紗線加工是在自己的工廠進行，后期的成布則是當地以戶為單位的家庭紡織。大生在南通范圍內完成產業鏈整合，這就極大節約了生產成本。此外，其他諸如物流、倉儲、金融、保險等，各種不同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張謇都在南通當地整合，在南通創造了一個在地化的全產業鏈。

這種產業經濟模式能夠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具有社會企業的制度優勢。今天的社會企業，只要能夠把所有經濟門類裝在一個體系內，幾乎都立于不敗之地。這種社會企業在地化發展模式，應該是張謇的企業能夠經營30年的重要內在機制之一。

再看“承”。張謇的產業是在地化的，能夠就地轉化企業利潤，優化本地一級市場。大生公司就地轉化利潤的實質是本地資源的資本化，其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資源資本化模式，這是中國企業家首創的社會企業經營經驗。張謇也因此實現利潤就地轉化帶來的可持續性發展。他創辦的教育、醫療、福利和公益事業，所有這些不外乎都是企業獲得在地化綜合性收益的表達。

社會企業的主要特點是支持并投入在地的社會文化的綜合建設，而這種在地綜合建設與大生公司長期發展相輔相成。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教育—實業—公益”三位一體的村落主義推動近代化社區的建設，優化投資經營環境;第二，貧困地方原本成本極低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就地實現資本化;第三，通過小農分散耕織與企業相對集約來擴大產業整體規模，形成“墾牧租佃+廠紗戶織”;第四，多元化形成的產業鏈條和本地市場網絡體系有效節約交易費用，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到一般均衡;第五，實業導向的多層次教育促進人力資源就地轉化為企業人力資源。

其后是“轉”。當產業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意味著風險的規?；?，每一分資本帶來一分風險，資本的每一份積累都帶來等量的風險集中，風險爆發時就要看有沒有抗御、消化風險的能力。內部風險尚可通過加大內部調整力度來化解，而外部輸入風險則很難抗拒。

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得到中國3億兩白銀賠款，其中一部分就用于產業發展;而用于產業發展的資金又有一部分直接用于日資產業在中國東部、華北地區的擴張。依靠國家扶持的日本紗廠對中國紗廠形成巨大壓力。同時，一戰后西方再次向中國傾銷商品，紡織行業資本開始深化、升級，同行業競爭加劇，造成各種成本上升。最后，隨著東北市場被地方軍閥割據，并最終為日本所占領，加上直奉戰爭等動亂的影響，內外壓力共同造成行業危機——對于集聚資本能力相對較弱的一般輕紡產業而言，外部環境變化和國內多種因素影響，最終導致競爭加劇，產業衰敗。

最后是“合”。雖然張謇是在國內外競爭惡化的時候去世，但是他去世的同時，整個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已經發展起來。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有一千多個單位參與鄉村建設，鄉建演變成全國性的社會事業。很多鄉建前輩做的事情都起于這一時期。其中，張謇在南通培養的費氏家族出了因研究鄉村、從事鄉建而著名的費達生和費孝通。黃炎培等后續的先賢，都紛紛繼承張謇遺志開展鄉村建設，終于在民國時期形成蓬勃興起的鄉建局面。這都是拜張謇1894—1895年起步的南通鄉建實驗所賜。

從作為社會企業家的張謇的“起承轉合”中，我們可以吸收什么樣的經驗看待今天民營企業的發展？

張謇的企業經歷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是，應該把當代民營企業所遭遇的困境和現在的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緊密結合在一起，而不是簡單將其視作與國有企業的矛盾。當前中國民營企業所遭遇的困境，應該說和張謇的大生集團在20世紀2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企業在某一個領域進一步擴張之后所遭遇到的內外環境的根本性改變所致。

張謇研究的另一層現實價值，在于幫助我們理解新時代轉型期的社會企業改革，國企和民企都應該在生態文明戰略下走向社會企業。

張謇的抉擇與傳統中國社會的清流文化息息相關。清末民初的企業家有一個共同特點：救國的同時要救民?，F代企業是建立一套所謂的現代公司制，但是張謇提出的公司制度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來定義公司的。無論是對公司還是大生的定義，他都是要延續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們眼中的張謇的偉大，正在于此。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