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望先生遠去的背影

2020年12月21日，我剛進辦公室，環球網的一條信息搶入眼中：“《朝日新聞》剛剛消息稱，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于當地時間20日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0歲?！蔽倚闹幸惑@，想起不久前他還在中國接受采訪。仔細一看，信息是東京時間10：07發出的，美國東部時間仍在20日，顯然是第一時間發出。

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傅高義教授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對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對他的家人表示誠摯慰問。傅高義教授為促進中美溝通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們將銘記他為推動中美關系發展所作的貢獻”。

凜冬之日，哀思如潮。我趕緊擬就一封唁電，發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唁電說：“傅高義先生是一位能夠超越意識形態，真誠推動東亞和平的學者。他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思接世界、博學睿智、溝通中外、通曉中日的大師，重慶乃至中國學界失去了一位享譽世界的好朋友?！?/p>

2009年：結緣于“中日戰爭

國際共同研究”

我認識傅高義先生，源于章百家、楊天石先生的引見。

那是2008年，重慶正在醞釀實施“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研究與建設工程”（簡稱“重慶抗戰工程”），我負責工程的具體工作。工程的重要理念是“中國立場，世界眼光，學術標準，一流水平，進入西方主流社會，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因此，我們需要一個連接國際主流學界的平臺。

章百家告訴我，楊天石和傅高義辦了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需要在中國落地，重慶可以考慮承辦。于是我去北京與楊天石面談。他告訴我，這個項目叫“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由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傅高義發起。1997年江澤民訪美時到哈佛大學演講，就是由傅高義負責接待并主持的。隨后傅高義提議，在中日兩國政府間歷史共同研究項目之外，建立一個新平臺。于是，“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項目在傅高義、楊天石及日本的山田辰雄等共同努力下成功建立，得到了全球學界的積極響應。從2000年開始，該項目連續在美國波士頓、夏威夷和日本箱根召開了三次會議，參會的都是國際知名學者。

楊天石告訴我，考慮到重慶在二戰中的重要歷史地位和杰出貢獻，以及重慶近現代史學界在國際學界的影響，傅高義和他以及會議主辦方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日本慶應大學、中國社科院近現代史研究所等建議，由重慶來承辦第四次會議。

傅高義和楊天石等的建議，與重慶抗戰工程的訴求高度契合。重慶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戰時首都和外交中心。這次會議以“戰時國際關系”為主題，圍繞二戰時期各國外交角力，集中梳理當時的國際關系脈絡，向中日兩國人民，以及西方世界實事求是地介紹中國抗日戰爭這場偉大的反侵略戰爭，增強西方世界對這場戰爭的認識。

重慶代表中國第一次輪值舉辦該會議，有助于提升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在國際學界的影響，彰顯重慶在國際關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時，也能加強國際社會對重慶的歷史認知，提升重慶的國際形象，促進重慶進一步擴大開放。

2009年9月7日至9日，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四次會議在重慶舉辦。我在開幕式上首先邀請項目發起人傅高義致辭。他說：“中日戰爭的歷史需要中國學者、日本學者和美國學者合作研究。我的目的有兩個：第一，要想真正了解二戰歷史，就要運用各國的資料，從世界的角度去研究，光靠一個國家的資料和學者是不夠的。第二，作為學者，我們應該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對于中日戰爭，各國學者的觀點是不一樣的，希望我們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能一起討論，這樣就可以推動世界和平的發展?！?/p>

他還特別強調：“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是二戰以后成立的專門研究東亞的機構。費正清去世以后，我們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費正清研究中心。二戰時期費正清就住在重慶，在美國大使館領導的文化處工作，要是他今天活著的話，他肯定會很高興。因為我們能夠在和平的環境里開這么大的會，而且是在重慶召開會議，跟日本學者、中國學者合作開會，他肯定很高興?！?/p>

會議發出了《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四次會議倡議》（即《重慶倡議》），這是經傅高義等同意并修改定稿的重要文件，由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麥金農教授代表與會各國學者在閉幕會上宣讀并通過。

《重慶倡議》回顧總結了該項目的十年歷史，指出了其未來的發展方向，表達了各國學者致力于推動世界和平發展并為之作出貢獻的強烈愿望?！吨貞c倡議》特別肯定了重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倡議各國專家學者以本次會議在重慶召開為契機，關注并參與到重慶正在大力推進的重慶抗戰工程之中。會議認為，這一工程是遠見卓識之舉，對于深化中國抗戰史研究、推動二戰歷史研究，促進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這是該項目舉辦以來第一次發表會議倡議，重慶會議因此具有了承前啟后的里程碑意義。

這次會議對重慶的最大意義在于，讓重慶的抗戰大后方研究的影響，從重慶一域提升到國家的高度，進而走入西方主流學界。 如今，重慶已經是全球范圍內研究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的重鎮，代表著中國抗戰史研究的新方向。

2012年：首次拜會哈佛傅宅

2009年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四次會議后，重慶抗戰工程加速推進。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拉開了海外史料尋訪的序幕。當年10月，我率領一個大團到臺灣地區系統地搜集到一批史料。2012年2月，尋訪團去了英國，3月又去了日本。9月，我率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海外資料搜集考察團去了美國。

此次赴美尋訪，是2008年重慶抗戰工程正式啟動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中美文化交流活動，也是一次具有很強的檔案、圖書、文獻專業性質的考察。十多天時間里，考察團的專家分赴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館、羅斯?？偨y圖書館，以及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搜集館藏史料。

作為團長，我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到波士頓，去哈佛大學拜訪傅高義，邀請他參加2013年在重慶召開的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五次會議，并向他報告和請教會議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在傅高義家中，我向他詳細報告了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五次會議的主題與籌備情況?？紤]到2015年將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因此會議的主題確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下的中日戰爭”，希望各國學者從全球視野來審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緣起和意義。我還報告了2012年以來，和楊天石到倫敦與劍橋大學方德萬、牛津大學米德，我到日本與山田辰雄、波多野澄雄商議會議籌備的情況。

傅高義對會議的前期工作表示滿意。他非常贊賞重慶抗戰工程為會議舉行帶來的積極推動作用，非常感謝我們一行專程赴波士頓邀請他參加會議。

那天，我們還談到他的新著《鄧小平時代》。2000年，傅高義70歲時開始研究和寫作《鄧小平時代》。他的學風非常嚴謹，一切從最基礎的資料工作開始。他既閱讀中國內地出版的相關著作、報紙和回憶錄，又廣泛運用中國港臺地區出版物，以及英文、日文出版物，對美國的檔案更是充分運用。在此基礎上，他還做了大量的訪談，對象包括一些國家政要、研究鄧小平的專家，以及鄧小平的親屬、朋友、手下干部等共300多人。不僅如此，他還前往鄧小平生活或工作過的地方考察。

談起《鄧小平時代》與當下重慶發展的關系，傅高義說：“20多年前，我去過重慶。2009年再來重慶，感覺這個城市的現代化步伐很大。這說明中國的政策非常好，應繼續沿著鄧小平的道路前進。要不斷地改革開放，不要停止;中國要繼續韜光養晦，不要打仗。中國與日本可以和諧共進，這對中國前途有好處?！?/p>

2013年：再會山城，共赴盛會

2013年9月，傅高義再次如約來到重慶，出席9月13日至17日召開的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五次會議。這是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項目創立以來最盛大的一次會議。

在我的記錄中，傅高義教授有兩次比較集中的講話。一次是在開幕式上，用英語講的。

他說：“10年前，我和楊天石、章百家、山田辰雄等共同發起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會議時，我心里就有兩個想法。首先，我希望推動學者們對二戰歷史的研究。我們迫切需要來自中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學者開展合作，共同推動二戰歷史的研究。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由于世界各地學者的合作及努力，與對其他戰爭史的研究相比，我們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此我感到非常高興。第二，我希望世界各地的學者們能在一起共同研究這一段在人類歷史上最復雜的歷史。通過我們的研究來促進各國政治家停止自二戰以來的敵對狀態，攜手創造和平的世界。為此，我們需要加強對話。我認為，經過多年努力，各國學者對于二戰的歷史已達成了基本的共識，但不幸的是，政治家們仍未解決分歧。我認為，通過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項目在世界各地舉辦會議，這首先是我們已經在哈佛、夏威夷、箱根和重慶召開的會議，是能夠促使分歧得到解決的?！?/p>

在第二次講話中，他提到：“歷史研究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用‘實事求是的辦法來了解情況，也希望將來我們的國家都處在和諧的社會里面，用和諧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我已經83歲了，我沒有做過二戰的研究，但是各位在場的學者做過非常好的研究。我認為，與10年前召開的第一次國際共同研究會議比較，這次會議的學術水平提高了許多，參會作者提交的論文、提出的觀點，都有很大進步，水平大大提高。我看了他們的文章，我覺得很多都是第一流學者提交的第一流的學術論文。這都是因為周勇教授所做的非常好的組織工作。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舉辦這樣的會議。在今天的討論中，來自臺灣地區的黃自進教授提出，希望第六次國際會議放到臺北召開，但我個人希望放在重慶。因為二戰時期重慶是中國的首都。我認真看了來自荷蘭的年輕學者（Vincent K.L. Chang 張克雷）提交的論文，從他的論文看，抗戰時期的重慶的確是非常具有國際性，很多知名學者和外交官都聚集在重慶?，F在重慶人口3000多萬，這么大一個城市，我去年來了一次，今年4月份又來了一次。我認為重慶的發展非?？?，也是世界上很重要的城市之一?！?/p>

這次會議展示了中日戰爭研究領域發展趨勢和最新成果。牛津大學米德教授認為，中國是二戰史上“被遺忘的盟國”;中國抗日戰爭是二戰的開端，是二戰東方戰場開辟的標志;中國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抗戰時期的中國就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重慶在這場戰爭中具有全球意義和影響，這種角色應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遺憾的是，中國作為同盟國最重要一員，在二戰中的歷史貢獻都“被遺忘”了。

這次會議更推動了“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板塊”的形成，增進了海峽兩岸在抗戰史領域的學術共識，推進了重慶方面與國外有關機構的合作。

會議還明確了舉辦地點選定原則。鑒于重慶擁有大量極具研究價值的抗戰文化遺產，并正在大力推進抗戰工程，重慶方面表示，愿意成為中國內地舉辦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的永久會址，得到與會各方的贊同。

2019年：哈佛三大約定

竟成永訣

2019年7月，我再訪美國。哈佛是一定要去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拜訪傅高義先生。這一年，傅高義已經年滿89歲，按中國傳統該做90大壽的生日了。

7月29日下午，我們一行如約來到哈佛校園中那棟熟悉的小樓，傅高義身著體恤、短褲，一副鄰家大爺的模樣，仍然操著他那軟和親切的話語開門迎接我們。這一次，我帶去了快6歲的孫女小諾。她沒見過傅高義，但并不陌生，進門就祝傅爺爺生日快樂、健康長壽，讓老爺子開心得很?？吹叫≈Z對屋里擺放的照片很感興趣，傅高義立即拿出全家的影像冊給我們看。其中一本引起我們極大的興趣。那是2015年，傅高義率領全家25人到廣安拜謁鄧小平故居?？梢姼蹈吡x不僅研究鄧小平，而且對鄧小平懷有深深的敬意。

那天的話題十分廣泛，我和傅高義達成了三個約定。

他首先告訴我，他的新著《中國和日本：面向歷史》英文版出版了，簽名送給我一本。他說，你是我簽名贈送的第一位中國學者。在這部新作中，傅高義揭示了1500年來中日兩國文化政治互動史，并指出為了世界穩定，兩國必須建立新的關系。他告訴我，該書2020年將在香港出版繁體中文版，隨后將在中國內地出版簡體中文版。我們約定，同2013年出版《鄧小平時代》一樣，他來重慶時我一定全程陪同。這是第一個約定。

我鄭重邀請他2020年參加在重慶舉行的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七次會議，并報告了會議籌備情況。我們共同回憶起2009年和2013年在重慶召開的兩次會議對中日戰爭研究的推動，尤其是傅高義的巨大貢獻。他說：“這是我們共同的愿望。當然我已經老了，89歲了，老人家了。但是我很想去，只要我的身體沒有問題。前兩次你們把會議辦得那么好，這次一定能辦得更好，就按你們確定的9月份召開吧?！边@是第二個約定。

傅高義談興很濃，我便問起他90歲以后的研究和出版計劃。他告訴我，他還要做兩件事，一是寫一部自己的回憶錄，二是寫一部關于胡耀邦的書。他打算2020年到重慶時，要去四川南充查閱原川北行署的史料，因為胡耀邦當過川北行署主任。我們約定，屆時我一定陪同他前往南充查閱史料。這是第三個約定。

第二天上午，我們再去傅高義家，他帶我們去了一家名叫“常熟”的中餐廳吃飯。吃飯的過程中，我們繼續聊著頭一天的話題，談興不減。飯后，他帶領我們一行去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與館長南希見面，又帶領我們參觀藏書，并與在那里做研究工作的中國學者見面，收獲滿滿。

7月底的波士頓，驕陽似火，室外直射的陽光猛烈地灼烤著大地。我們已略感疲憊，更擔心90高壽的傅高義。我們提出告辭，請傅先生回家休息。我們共同走出圖書館，在一處小教堂前與他握手告別。

看著九旬老者傅高義漸漸離去的背影，我心中升起一種莫名的感慨，于是舉起手機留影：略顯佝僂的身軀，卻未見蹣跚的步伐，而是一步一步堅定地走向前方。旁邊是一排高大的橡樹，幽深的濃蔭伴隨著道路伸向遠方，更顯一種深邃的意境。

這些天，我為傅高義拍攝的那張背影老是盤桓于腦海，揮之不去：遠去的傅高義先生，或許正思考著90歲后如何去迎接那些更有意義的挑戰，或許正計劃著如何履行我們的哈佛三大約定，或許他正以這種優雅埋頭、執著前行的姿態，在向我們告別，走入歷史的深處……

編輯/王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