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同內地與地方調適： 清代婼羌地區開發研究

王 翩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婼羌，維吾爾語名為“卡克里克”，詞源自維吾爾語“卡克庫都克”，意為“四口井”。(1)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新疆年鑒》，新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1頁。晚清時期，英、俄等國為爭奪對中亞地區的控制權，覬覦新疆日久，清政府為保障其西部疆域安全，通過移民屯墾，加速了對塔里木盆地周邊地區土地的墾殖。光緒二十五年(1899)，經巡撫饒應祺奏請，設立卡克里克縣丞，歸新平縣轄?？死锟藸I守備歸蒲昌營游擊轄。光緒二十八年(1902)后復經巡撫院部饒應祺奏奉，二十九年五月改婼羌縣，屬焉耆府轄。(2)馬大正、黃國政、蘇鳳蘭整理： 《新疆鄉土志稿》，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版，第539頁。直到1959年，婼羌縣才更名為若羌縣。

區域尺度上人類活動與地球表層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是環境變化研究的重要議題。(3)滿志敏、鄭景云、方修琦： 《過去2000年中國環境變化綜合研究的回顧》，《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婼羌地處阿爾金山北麓、塔里木河尾閭，處羅布泊西南，區域內米蘭河、瓦石峽河等滋養出串狀綠洲。婼羌依托綠洲農業而起，深受水源等自然條件左右，是研究干旱地區人地關系的典型對象。對此，學界將婼羌置于羅布泊區域內，從地質、環境、氣候等方面開展了長時段研究，指出近兩千年來，包括婼羌在內的羅布泊地區發育了兩期古綠洲，一是樓蘭古國時期(1—4世紀)(4)夏訓誠主編： 《中國羅布泊》，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張莉： 《樓蘭古綠洲的河道變遷及其原因探討西北歷史環境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第1輯；呂厚遠、夏訓誠、劉嘉麒等： 《羅布泊新發現古城與5個考古遺址的年代學初步研究》，《科學通報》2010年第3期；Bing Xu， Zhaoyan Gu， Xiaoguang Qin， et al.， Radiocarbon Dating the Ancient City of Loulan， Radiocarbon， 2017， Vol.59， No.4。，二是明清小冰期前(5)林永崇、穆桂金、李文等： 《小冰期新疆樓蘭地區綠洲生態環境變遷事件》，《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0年第7期。，且塔里木河改道與水源萎縮是綠洲及其滋育的人類文明式微的決定性因素。近年來，絲綢之路發展史及其與氣候環境變化關系的研究，越來越強調要對干旱區的人地關系開展多尺度研究。(6)陳發虎、董廣輝、陳建徽等： 《亞洲中部干旱區氣候變化與絲路文明變遷研究： 進展與問題》，《地球科學進展》2019年第6期。韓春鮮等人通過文獻考證的方式指出，近300年來羅布人遷徙不定的原因在于喀喇庫順等河流湖泊的萎縮。(7)韓春鮮、呂光輝： 《清代以來塔里木盆地東部羅布人的生活及其環境變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2輯。宋立州利用漢文檔案復原了清代民國時期婼羌道路及沿線環境。(8)宋立州： 《清代民國時期敦煌婼羌道路考》，《歷史地理》第33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331頁。在強調環境對婼羌開發影響之外，劉建超從小尺度上對清代移民規模、屯田面積、農業技術選擇、土地權屬等人文要素進行探討，認為屯田可以為生態環境帶來積極的影響，促進荒漠戈壁變為綠洲，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并不突出。(9)劉超建： 《從清代新疆屯墾政策角度談屯田與生態環境的關系——以天山北路東部屯墾為中心》，《干旱區地理》2015年第2期。在此基礎上，本文聚焦婼羌地方開發背景下不同群體的行為選擇，綜合運用漢文歷史文獻、近代英文考察報告和筆者田野調查等資料，對晚清婼羌綠洲群的開發與城市建設開展小尺度剖析，探析串珠狀綠洲開發與城市建設背后自然與人文的互動歷程。

一、 磧路要沖： 邊陲縣城發展肇始

(一) 綠洲星布

晚清時期，婼羌縣主要由卡克里克、瓦石峽、米蘭、阿不旦四處距離相近且規模較小的綠洲組成，“間有可耕之土，背水面山，形勢爽塏”(10)〔清〕 陶保廉： 《辛卯侍行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頁。。其中，卡克里克綠洲面積相對較大，居米蘭與瓦石峽之中。

斯坦因堅信：“不論古今，卡克里克綠洲都是整個羅布泊地區的核心。它所賴以形成的是從昆侖山東部流向羅布洼地的大河。在其沖積扇上修建灌溉設施，遠比塔里木河下游水緩漫流且不斷改變河道的支流可靠得多。對于了解馬可·波羅筆下羅布當地情況的人而言，種種地理事實毫無爭議地表明，這一在通往沙州或內地途中、進入沙漠前用以補給的‘戈壁邊緣大城鎮’，就是今天的卡克里克所在?！?11)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2， Vol.1， p.343.

根據斯坦因的記載，卡克里克綠洲以外的廣闊沙漠地區，道路沿途罕見河流蹤影，地表裸露，只有少量的紅柳，鮮見其他樹木。在這樣的路途上，人往往會感到無比消沉。(12)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429.關于卡克里克瓦石峽、米蘭等綠洲的無垠荒漠，中外游客都聽說過惡鬼出沒的恐怖傳說。據亨廷頓整理，這些傳說中的荒漠鬼怪，往往都會用別具風格的幻象誘惑行人，或者模擬熟人的聲音召喚行人，或嚇退膽小的人不再前行，或誘惑行人走向沙漠深處，直至死于饑餓和干渴。(13)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Ltd.， 1907， pp.239-240.

即便沒有深入荒漠，流經婼羌境內的諸河流在進入沙地后，由于河道變寬、土質松軟、蒸發量大等自然條件，也多呈現水流減緩的狀態，還時有河流改道現象發生。1906—1908年，斯坦因在卡克里克西南部考察時就了解到該處河流已五年左右未見上游來水(14)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430.，矮樹和草叢越往南去越是稀疏，然后是數英里貧瘠的荒地，地表呈現風蝕特征(15)⑤ 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435.。在卡克里克綠洲附近，河道寬闊，但水量少。(16)⑤ 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435.此外，斯坦因此行還在途中發現若干行將枯竭或已經干涸的河道，只有幾處小湖之水可資飲用。不過，在地下水位較淺的地方，即便河道里未見水流，地表卻長有茂密的蘆葦等植物，成排生長的胡楊林也喻示著地下水源或河流的基本走向。

(二) 磧路要沖

盡管自然環境難稱優渥，婼羌仍是溝通東西、聯系新疆與青藏等地的交通門戶。在西漢時，其地近鄯善國扜泥城，東漢時稱罐泥，唐時地名納博波城。(17)鐘興麒編著： 《西域地名考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頁。該地形勢“地小而腴，轄境甚遠，東接敦煌，南通于闐。為邊隅沖要之區”(18)〔清〕 朱壽朋著，張靜廬等點校： 《光緒朝東華錄》卷一百七十五“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八月”條，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923頁。。不論是從和闐至敦煌還是從庫爾勒南下，卡克里克都是交通中轉點和行人補給點。無怪乎斯坦因于1906—1908年來此地考察時，就感嘆：“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把樓蘭那樣的古城首都放在別處?！?19)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343.

漢唐時期，絲綢之路青海道分為主輔二線，其主線由青海河湟地區折向西北，跨越祁連山隘口，與絲綢之路河西干道相連。而青海道的輔線則自西寧起，沿柴達木盆地西進，跨越阿爾金山口即抵婼羌境。在東晉南北朝及北宋時期，受地方割據阻礙，絲綢之路河西走廊段梗阻，由青海進入婼羌的這一路線，甚至曾取代河西走廊干道成為絲綢之路的主線。(20)王育民： 《絲路“青海道”考》，《歷史地理》第4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152頁。以聯系青藏地區而言，婼羌則是節制青藏高原北部西藏勢力的前哨。(21)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451.光緒三年(1877)，在平定白彥虎叛亂的過程中，左宗棠就曾指出南經羅布淖爾取道吐魯番經敦煌而往青藏是防御的重要一線。(22)〔清〕 左宗棠撰，劉泱泱、岑生平等校點： 《官軍克期進剿應防賊蹤紛竄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660—661頁。

光緒二十一年(1895)，新疆巡撫陶模奏請在卡克里克設立巡防局。陶模認為，一是該地漢唐時即屬樓蘭古國，有駐軍開發的歷史，二是該地東接敦煌、陽關，南通青海、西藏，西達于闐，“居磧路之要沖，為礦山之孔道”(23)〔清〕 陶模： 《卡克里克設立營局片》，〔清〕 陶模著，杜宏春補證： 《陶模奏議遺稿補證》，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309頁。，其第三條理由則在于設置卡汛營哨抵御河湟反清勢力，再次強調了婼羌聯系敦煌、連接青藏的地位。光緒二十一年，在平定劉四伏等河湟反清勢力過程中，清軍即調動駐扎在羅布淖爾的各營旗，嚴守紅柳峽、阿不旦、阿武斯三處，嚴密防范，預備戰守。具體而言，英吉沙爾參將李金良派隊出紅柳峽迎擊，營務處提督曾松明遵商撫標練軍前旗馬隊劉清和駐防阿不旦，屯營巡檢施再萌派隊扼守阿武斯卡，李金良偕阿克蘇鎮標中旗馬隊藍德清駐防卡克里克。(24)〔清〕 朱壽朋著，張靜廬等點校： 《光緒朝東華錄》卷一百三十七“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冬十月”條，第3886頁。

圖1 光緒時期婼羌縣村莊與河流分布示意資料來源： 改繪自馬大正、黃國政、蘇鳳蘭整理《新疆鄉土志稿》(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版，第539頁)。

(三) 礦務孔道

婼羌縣地居要路，但自身卻并不是物資富庶之所。婼羌縣本身的動物出產以牛、羊、驢、馬、野馬、猞猁為主，相關的動物制品包括狐皮、雕尾、皮靴、羊裘、氈毯、口袋等，作物產出有小麥、苞谷、青稞、胡麻、棉花等，這些物產與南疆他處相比并無優勢可言。(25)馬大正、黃國政、蘇鳳蘭整理： 《新疆鄉土志稿》，第544頁。即便交通地位如此重要，清政府對婼羌地區經濟、社會的深入經營仍被推遲至光緒年間。直到和闐等阿爾金山北麓城市發現金礦等物產，沙俄覬覦其間，清政府在婼羌境卡克里克等處設營駐兵、鑿通道路等事項才被提上日程。

清廷在咸豐年間即著手開采新疆各地已探明的礦產，但受制于采辦資金與人力的匱乏，尚未形成大規模的采礦局面。咸豐二年(1852)，為了緩解軍餉的籌措壓力，清政府以招商的形式議行開采新疆、熱河等處金銀等礦產。咸豐帝認為，“開采礦產，以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地，較之一切權宜弊政，無傷體制，有裨民生”(26)《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貨五》，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666—3667頁。。其時，新疆在喀什噶爾已探明金礦，在羅布淖爾、烏魯木齊、庫車等處開有銅礦、錫礦多所。不過，直到咸豐五年(1855)，這一“無傷體制，有裨民生”的采礦業，在新疆推行得并不算順利。當時，烏魯木齊地方的銅錫礦務尚未開爐鼓鑄，在烏魯木齊都統賡福的督導下，羅布淖爾等處已探明兩處銅鉛礦，但無款可籌，如何獎勵奮勉、督促經理，成為當時當地道州委員無法回避的問題。(27)《清文宗實錄》卷一五六“咸豐五年正月十二日”條，《清實錄》第42冊，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4927頁。

隨后，因南疆多地叛亂反復，包括婼羌在內的新疆采礦業直至光緒年間，才在內外交困、亟需裕餉的背景下，重新提上議程。光緒二十二年(1896)，出使大臣許景澄在翻譯俄國人所繪地圖時，發現俄人已經在和闐至羅布淖爾一線探明金礦十七處，并有精準測繪。御史陳其璋遂奏言：“富蘊含積，既若是之多，外洋測探，又如此之確。擬懇皇上飭下各督撫、將軍，遴派熟悉礦務之員，相度地脈，擇要開采。既可以固邊防，并可以裕餉項?！?28)〔清〕 李宗棠： 《御史陳其璋請各省開礦折》，〔清〕 李宗棠輯，李興武校點： 《李宗棠文集之四·奏議輯覽初編》卷五，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177頁。又值“庫儲匱乏，全在廣開礦產以濟急需”，于是光緒帝特別囑托，“和闐金礦系屬內地，俄人自無可借口，俟查勘之員回省。如果礦產實系暢旺，即著饒應祺酌度情形，官辦商辦，究以何者為宜，迅速定議具奏”(29)《清德宗實錄》卷三八五“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九日”條，《清實錄》第57冊，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9968頁。。

不過，技術、人力、運輸等問題如不解決，單純地政策性扶持采礦業，并不能有效地緩解開采成本大、經費不足等帶來的產業發展牽制問題。光緒十九年(1893)，新疆巡撫陶模即奉上諭擬商辦和闐金礦。陶模委派嘉峪關洋員比利時國人游擊銜林輔臣、候選巡檢施再萌裹糧往勘羅布泊以南之后，面對羅布泊以南曠無人煙的現實，對如何推進礦務開采“尚無端緒”。陶模也坦陳，幾次官方鼓勵開采，效果不及預期，“只因礦學乏人，沙漠長途轉運薪糧所費尤巨，歷年虧累，無從報銷”(30)〔清〕 李宗棠： 《新疆巡撫陶模覆陳自強大計折》，〔清〕 李宗棠輯，李興武校點： 《李宗棠文集之四·奏議輯覽初編》卷一，第29—30頁。。光緒二十四年(1898)，李鴻章在論及新疆采礦業時，直陳“新疆礦產豐富，但用土法開采，則得不償勞。目前中國礦學未興，又乏巨款，自不如與西人伙辦，猶可坐分利益”(31)〔清〕 李鴻章： 《復新疆撫臺饒》，顧廷龍、戴逸主編： 《李鴻章全集36·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頁。?？梢?，技術、人力之外，沙漠長途運輸帶來的成本劇增也成了采礦受阻不可忽視的因素。

(四) 官路開辟

在軍事與經濟兩大壓力的催促下，籌劃南疆官路便提上議程。清前期，和闐至婼羌一段尚未辟為官路。不過，從和闐至噶順淖爾尚有道路標示在《乾隆十三排圖》。在1884年新疆建省前夕，清政府即著手重新開辟從敦煌至卡克里克/阿不旦的道路。光緒年間新疆安定后，清政府在羅布泊西岸筑蒲昌城，設立縣治。由此，婼羌與庫爾勒之間建立起穿越沙磧與塔里木河的驛路?！缎陆l土志稿》婼羌縣鄉土志圖與《新疆全省輿地圖》新平縣圖，驛路自婼羌縣底驛，過羅布橋至羅布驛、破城驛、喀拉臺驛、和罕驛，渡阿拉竿河至阿拉竿驛、喀喇臺驛，至庫爾勒、都拉里、合什墩、古斯拉克莊、烏魯可立、英格可立、河拉、英氣蓋、新平縣、克尼爾、庫爾勒。(32)馬大正、黃國政、蘇鳳蘭整理： 《新疆鄉土志稿》，第544頁。在斯坦因1906—1908年的游歷中，他通過與當地的一名年近六十的老人溝通得知，由于沙磧演化，舊路難尋，負責探路的官員還是在兩名羅布土著的帶領下才重新打通這條塔里木盆地南緣的東西道路。(33)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342.而漢文文獻詳細記載了清政府開辟道路經過： 郝永剛等人受新疆巡撫劉錦棠與魏光燾的指派，沿塔里木盆地南緣、昆侖山脈北路，抵達和闐，經過三次探路，采集并保存下沿路經過地和里程。(34)〔清〕 陶保廉： 《辛卯侍行記》，第350頁。

從婼羌前往敦煌，主要有兩條路線。其一，為西湖道。西湖道從婼羌往東行，經羊大什哈、密遠莊、咸水井子、大墩、葦子泉、火石鐮子、紅柳泉、五棵樹、小陽關、清水溝、馬廠、堿泉子、下西寧等地至敦煌。西湖道沿線各處多分布有水草，人煙稀少，可以騎行，但不宜行車。該線從且末至敦煌全長2 295里，從敦煌向東北行280里可以抵達安西。其二，為南湖道。南湖道同樣由婼羌東行，經羊大什哈、密遠莊、紅柳溝卡、野馬溝、雙泉子、聚水溝、龍尾溝(沙泉)等地進入甘肅境，最終亦抵達敦煌。南湖道沿線水草豐美，水大多帶有苦味，山路險峻，從且末到敦煌全長2 421里(表1)。

表1 經婼羌至敦煌路線 (單位： 里)

續表

內地人前往和闐等南疆地區，多數情況仍是取道經玉門、星星峽、哈密、吐魯番、焉耆一線。西湖路、南湖路這兩條路多成為當地土著的往來道路。(35)支那省別全志刊行會編： 《新修支那省別全志》第8卷“新疆省”，東亞同文會1944年版，第600—601頁。在從婼羌至敦煌之間的交通路線上，有兩處主要的物資采購點，可以開展雇傭騾馬等事項。若從西往東行，必須在于闐采辦，若從東往西行，則必須在甘肅酒泉采辦，或者選擇敦煌作為物資補給點。如果未及時在前述各地雇傭騾馬、補采物資，在且末、婼羌、安西、玉門各地進行物資補給的難度將會大幅提升。

從婼羌前往青海的路線，主要由婼羌往東南出發，先后經磨朗、阿五拉斯、特必達坂、噶斯湖、忙奇、噶順等地，最終抵達屈莽山南口。屈莽山南口位于新疆與青海交匯地界，由此地經柴達木川，可以抵達西寧，行程大約需要19天(表2)。

表2 經婼羌至青海路線 (單位： 里)

續表

需要指出的是，婼羌的交通地位除了社會經濟開發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由塔里木盆地南緣特殊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斯坦因在從和闐前往卡克里克的途中，就明顯地感知到塔里木盆地南緣的道路已經為荒漠與綠洲嚴格地確定下來。這些沿著綠洲邊緣的道路，路線迂回，沿途幾十英里杳無人煙，隨處可見巨大的紅柳包、枯死的楊樹或成片的枯草叢，歷年往來此地的外國人，只能沿著這條路行走。(36)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p.220.在這些面積小且分布集中的綠洲范圍內，行人可資獲取的飲水都來自水量無多的綠洲咸水井。

二、 區域開發： 清政府主導下的移民社會

(一) 移民遷入

同治年間南疆大亂，“回民避難者，多雜集蒲昌海左右，流離轉徙，死傷過半。大吏勞徠安集，焚灌莽，起屋居，藝樹決渠，資牛、種、镃基、纴績、組之具，教以耕織。行之十年，民乃大殖?！?37)謝彬著，楊鐮、張頤青整理： 《新疆游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頁。清政府在卡克里克、瓦石峽、米蘭等婼羌境內綠洲的移民活動隨之開始。

行軍以糧為先，轉運尤重。同治以來的數次用兵，使得軍事行動所需糧食日多。但由于新疆本地所產糧食尚不足以為繼，往內地采購既不能一時齊集，也會因糧食市場供不應求而導致糧價上漲。更重要的是，糧食運往前線的成本益高。至光緒二十一年河湟反清事起時，羅布淖爾墾區雖有數年經營，但無糧可買。至于往安西直隸州等地采辦，甚至出現了“近漸搜羅殆盡。無論如何加價，安屬均無糧可采。豌豆一項，每市石增銀至七兩有奇，竟顆粒購求不得”(38)〔清〕 朱壽朋著，張靜廬等點校： 《光緒朝東華錄》卷一三五“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八月”條，第3850—3851頁。的現象。由此事起，開展卡克里克等綠洲要地的屯墾工作、提升農作產量就顯得尤為重要。如同光緒皇帝所曉諭：“劉四伏就擒，辦理甚好。羅布淖爾安插事宜，著飭該局妥為布置?！?39)〔清〕 朱壽朋著，張靜廬等點校： 《光緒朝東華錄》卷一三五“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秋七月”條，第3843頁。

自光緒十九年修筑蒲昌城、設置撫輯招徠局之后，清廷開辟的羅布淖爾墾區東西達兩千余里，南北有一千余里。區域之廣，管理上自然鞭長莫及。于是新疆巡撫陶模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奏請在卡克里克設立巡防局。光緒二十一年，清軍追剿河湟反清頭領劉四伏等眾報捷后，安插降眾五六千人于羅布淖爾及塔里木河濱，計口授田，以圖甘新境安。(40)〔清〕 繆荃孫編，王興康整理： 《續碑傳集》卷三二“光緒朝督撫十二·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2—1194頁。

盡管曾國荃在給時任護理、新疆巡撫的魏午莊復信中，曾談及“羅布淖爾善后一切，尚屬得手”(41)〔清〕 曾國荃撰，梁小進主編： 《曾國荃集(四)》，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433頁。，可是，在卡克里克屯墾活動的實際落實中，則受到了來自移民、土著等多方群體的重重阻力。對于被安插在卡克里克的人而言，他們多為遣犯，或為招徠的貧民、流民，“良由農事最苦，非退卒游民所樂為”(42)③ 〔清〕 李宗棠： 《新疆巡撫陶模覆陳自強大計折》，〔清〕 李宗棠輯，李興武校點： 《李宗棠文集之四·奏議輯覽初編》卷一，第29—30頁。，旋墾旋逃，成為常態。由是，卡克里克地區招徠內地人民墾種的實踐幾近“無效”。為了改善這一局面，陶模認為，“惟有責成地方官加意撫循，招徠土戶，逐漸墾辟，寬定升科年限，務期歲有加增。惟地曠人稀，非克期所能奏效?！?43)③ 〔清〕 李宗棠： 《新疆巡撫陶模覆陳自強大計折》，〔清〕 李宗棠輯，李興武校點： 《李宗棠文集之四·奏議輯覽初編》卷一，第29—30頁。

陶模招撫土著辟墾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帶有一點“一廂情愿”的意味。在卡克里克的屯墾活動，對于居住在該處土著，尤其是羅布人而言，無異于一種侵犯“祖產”的行為。在羅布人看來，卡克里克、米蘭等綠洲地區系其世代所居、世代所有。因而，在清政府籌劃羅布淖爾墾區，并源源不斷遷入內地居民、河湟降眾等人口時，羅布人在情感上最直接的認知，就是祖業受到了侵占。(44)M.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Vol.1， p.170.由此，不論羅布人是否有主觀上的意愿，他們實際上采取了選擇主動遷入米蘭等地的做法，占據綠洲資源，以示對這片土地擁有所有權。這也在一個側面表明，羅布人從其舊居阿不旦遷往米蘭的做法，可能受到了阿不旦環境趨于不佳的影響，但這一遷徙也是出于守護世業的內在驅動。

在實際執行中，招徠土著在婼羌境耕種的政策亦非毫無響應。不過，要想讓這些從他處遷來的維吾爾族人長久穩定地留居在卡克里克，也非易事。美國人亨廷頓游歷卡克里克時，就曾從三名移入卡克里克已有三十年的維吾爾族人口中得知，盡管清政府采取發給籽種、緩征糧賦等獎勵性措施，但這些移入人群仍面臨歉收與納稅壓力?？死锟说臍夂蚺c水源條件并不能保證農業收獲的穩定，而一旦歉收，承種的移民就會降低耕種的意向，如果承種地畝已經達到了熟地升科的條件，在稅賦的壓力下，農墾歉收則更會強化這種負反饋。同時，隨著移民的增多，卡克里克、瓦石峽等本就不算寬闊的綠洲就變得“擁擠”，農業勞動的競爭也會提升。

從農業耕作技術來看，遷入婼羌的維吾爾族人所言農作物常有歉收的現象并不為虛?？死锟?、米蘭、婼羌等地為典型的大陸型干旱氣候，農業與生活用水依賴發源于阿爾金山的河流水源。同時，當地新開地畝僅可維系三年耕作。盡管當地屬于諸河流的山前沖積平原，但其土質黏性大，灌溉后容易產生土壤板結現象，因此灌溉農業亦難長久維系。亨廷頓還注意到，當地土壤疏松，源出高山的大河甫一出山，河水便迅速滲入地下，河流中裹挾而來的細膩黏土便沉積下來，干化變硬，需要用兩年左右的光照和雨水才能使其軟化，使莊稼在黏性土壤中得以播種。(45)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p.244.

正因為這些現實壓力的存在，從新疆他處遷來卡克里克耕種的維吾爾族人，對于清政府的獎勵或優惠措施并沒有表現出足夠的信任。在管理維吾爾族事務的伯克組織下，這些維吾爾族移民采取了一種更為精明的做法，即在響應招墾號召之外，還通過建造休憩場所、糧倉和巴扎等設施，強化米蘭綠洲作為進入樓蘭最后補給點的地位，吸引往來人員。對于駐扎卡克里克的清政府官員而言，這也足以作為地區經營的功績寫進其奏報給上級的文書中。(46)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335.

(二) 建筑營造

盡管清政府及駐扎婼羌的官員或出于軍事目的，或基于采礦裕餉的考量，都積極推進包括卡克里克在內的羅布淖爾墾區的發展，但清政府并未在婼羌境內牽頭開展修筑城池等活動。清政府未筑城池，既是因為財力確實不濟，也是因為在有限的綠洲空間內實無可資圈用的地畝，再加上光緒年間已平定多年叛亂，筑城池似不是地方建設的必備舉措。從婼羌西部的且末來看，“且末無城，無郵政機關，衙署系統就前稽查局改設，塌廢不堪，規模陋隘”(47)⑨ 謝彬著，楊鐮、張頤青整理： 《新疆游記》，第182頁。。

不過，必要的政府辦公與民間宗教場所仍有建設的需要。在晚清，婼羌縣內的各類政務、民生建筑也漸趨完備，具體來說，“縣署有回堡一座，慶祝宮一座，社稷壇一座，定湘王廟一座，附祀各神牌位，城隍廟一座，羅布驛提橋一座，阿拉河渡船一只，縣署初等小學一堂，喀拉臺譯日學一堂，回堡勸學所一處”(48)馬大正、黃國政、蘇鳳蘭整理： 《新疆鄉土志稿》，第542頁。。由此可知，隨著安插內地民戶愈多，以及地方主政官響應清政府的新疆與內地一體、廣推郡縣制的主張，內地的諸多民間宗教信仰也傳入新疆，并修建相關活動空間。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時任知縣劉謨的主持下，在婼羌縣城中大街修筑了城隍廟。次年，由知縣周源主持，在東郊又先后修筑了社稷壇、神祈壇。(49)〔清〕 王樹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 《新疆圖志》卷三七《祀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87—688頁。而自光緒三十三年(1907)至宣統二年(1910)間，知縣瑞山陸續在婼羌設立學堂四所。

定湘王廟在婼羌縣的設立，反映出此地曾為湘軍征戰與駐守之所。定湘王本為湖南善化縣城隍，咸豐年間經湖南巡撫奏請被封為永鎮定湘王。左宗棠率湘軍進駐新疆，甫一抵達，一些士兵由于水土不服每多患病，后經隨軍醫官“調印善邑城隍廟藥方，隨在設位供奉，患者求服之輒應，故西陲各地，多立定湘王廟以妥神”(50)陳乃勛輯述，杜福堃編纂，顧金亮、陳西民校注： 《新京備乘》，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頁。。新疆之烏魯木齊、哈密、奇臺等地曾各有定湘王廟。

三、 行為調適： 世居婼羌民眾的社會響應

(一) 羅布人口

婼羌境內的人口以維吾爾族為主，漢族人口極少?！秼S羌縣鄉土志圖》記載：“本境盡是纏民?！?51)馬大正、黃國政、蘇鳳蘭整理： 《新疆鄉土志稿》，第541頁。該志記載，婼羌縣境內盡為維吾爾族人，除本地土著外，建縣后還從吐魯番、喀什、于闐等處遷入不少維吾爾人。直至1917年，婼羌全縣人口有4 298人，684戶。(52)謝彬著，楊鐮、張頤青整理： 《新疆游記》，第189頁。除縣署與軍隊外，境內只有漢人二家。(53)謝彬著，楊鐮、張頤青整理： 《新疆游記》，第191頁。謝彬發現，婼羌及其鄰近的且末、尉犁三縣，境內皆無酒坊、豬種和漢人日用京貨店，“可見漢人之極少，而纏民所宅也”(54)⑨ 謝彬著，楊鐮、張頤青整理： 《新疆游記》，第182頁。。

在這些泛指的“纏民”之中，還有一支獨特的人群，即羅布人?！痘亟尽酚涊d，羅布人“不種五谷，不牧牲畜，唯劃小舟捕魚為食，或采野麻或捕哈什鳥剝皮為衣，或以水獺等皮并哈什鳥之翎持往城市貨賣，易布以為衣帶。此種回人世居海邊，不維不通中華，亦不與各部落相通”(55)《回疆志》卷一“山川”，《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1號，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4—25頁。。關于羅布人族源一說尚未有定論(56)關于羅布人的族源問題，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認為生活在天山以南的諸民族是由多種族群通過遷徙交流、融合而來。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則推測羅布人的族源可以追溯到蒙古人或者柯爾克孜人。日本學者佐口透通過文獻考證的方法，認為多倫人(亦有稱多蘭人、惰蘭人、多郎人、多浪人)與羅布人屬于同一種族。近年來，國內的學者通過對羅布人語言、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考證，對羅布人的族源提出了不同的假說，包括“樓蘭人后裔說”“焉耆維吾爾族移民后裔說”等。，苗普生、王野蘋等學者則將羅布人視作一支具有獨特社會習慣的塔里木土著人群(57)苗普生： 《關于清代的多浪維吾爾人》，《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5期；王野蘋： 《羅布淖爾與羅布人》，《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這一提法雖然未能回答羅布人從何而來的問題，但突出了羅布人自身特點，對討論羅布人社會具有一定指導意義。

歷史資料與近代西方人的游記，也觀察到了羅布人與維吾爾族人在宗教與社會習俗等方面的不同?！段饔蚵勔婁洝贩Q羅布人“語言與回子通，不解誦經禮拜之事。時有至庫爾勒回城者，不能谷食肉食，食即大嘔”(58)〔清〕 七十一： 《西域聞見錄》卷二《新疆紀略》，嘉慶七年抄本，第2b頁。。1906年，受沙俄軍隊的指派，馬達漢(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在新疆等地區開展長達兩年的情報調查。馬達漢認為，羅布人之于纏民猶如猶太人之于基督教眾，并注意到羅布人與維吾爾人在宗教方面的鮮明區別。(59)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Across Asia: 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1908， Otava Publishing， 1969， Vol.1， p.92.亨廷頓也留意到生活在米蘭的羅布男女之生活習慣特點，“女人可以在陌生男人面前擺食物的事實表明，伊斯蘭教律在這里沒有得到嚴格遵守”(60)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p.247.。民國時期，謝彬至婼羌考察，也注意到羅布人“操纏語而不善誦經禮拜”(61)謝彬著，楊鐮、張頤青整理： 《新疆游記》，第188頁。。

關于羅布人的整體外貌，亨廷頓則有如下描述：“羅布人皮膚白、黑頭發，可能是有著大量蒙古人或藏族血統的纏頭人。他們講突厥方言，但和纏頭人沒什么不同。他們和塔里木盆地其他地區的人一樣溫柔、熱情好客，但在我看來，他們更加獨立和自尊?！?62)⑩ M. 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p.246.斯坦因曾在羅布人的聚居地阿不旦與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者攀談，據其所描述，這位羅布老人“身形瘦長而結實，滿臉皺紋，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特征”(63)M. 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341.。

在社會生活方面，亨廷頓也記述了生活在荒漠綠洲之中的羅布人所掌握的獨特自然條件下的生存技能?！傲钗殷@訝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夠繪制地圖來標示沙漠中的道路、湖泊和河流，其比例和方向標注的準確性還很高。這對于未受教育的人而言是很難得的。也許，喀喇庫順復雜的河網和分散的湖泊，迫使他們養成了用地圖記下距離與方向的能力。他們以漁業為生，用楊樹制成獨木舟，在池塘間往來穿行，在茂密的蘆葦叢中穿梭?！?64)⑩ M. 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p.246.

(二) “游移”的阿不旦

阿不旦是距離樓蘭遺址最近的綠洲點，由是近代西方人前往樓蘭多以此地作為物資補給站和歇腳點。從米蘭前往阿不旦的沿途，為長有灌木叢的沼澤地帶。普爾熱瓦爾斯基關于阿不旦的記載，提升了阿不旦在西方探險家中的知名度。阿不旦舊有地址位于阿不旦海子南岸。根據《回疆志》，作為羅布人據點的阿不旦所在，為“各湖池之北、大湖之南”(65)《回疆志》卷一“山川”，《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1號，第23頁。。所謂大湖，即阿不旦海子。阿不旦海子實際上承載了八方來水。其北面有塔里木河及其下游支流鐵列木河、阿拉竿河等，發源于天山的孔雀河，由新平縣境匯入羅布淖爾，再入阿不旦海子。其南面發源于阿爾金山的卡墻河(即車爾臣河)同樣經羅布淖爾匯入阿不旦，其余源出阿爾金山的凹石峽河(即瓦石峽河)、凹石峽干河(即瓦石峽干河)、婼羌河、密遠河(即米蘭河)則直接匯入阿不旦海子。(66)馬大正、黃國政、蘇鳳蘭整理： 《新疆鄉土志稿》，第543頁。

斯文·赫定于1897年考察普爾熱瓦爾斯基所載的阿不旦，當時阿不旦村仍在河北岸。1900年6月斯文·赫定再次訪問時，阿不旦村已搬至河流南岸，其舊址已被遺棄。(67)Sven Hedin， A list of the Places Where Plants Were Collected, in Southern Tibet， Stockholm， 1920， Vol.6， p.18.在斯坦因所繪制的卡克里克地圖上，阿不旦旁特意標注了“new site”(“新址”，圖2)。同一時期，散居在羅布淖爾附近的羅布人已形成了三大聚居區，在庫姆恰普干(Kum-tschapghan)共有122人，其中定居57人，專事牧羊之人7名，在卡克里克從事農業耕種共計35人，還有23人專業從事畜牧業。第二個聚居點名為吐遜恰普干(Tusun-tschapghan)，共計有73人，其中定居居民32人，從事農耕相關的共計41名。第三處羅布人聚居點名為玉爾特恰普干(Jurt-tschapghan)，共有84名羅布人。(68)Sven Hedin， 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 Stockholm， 1905， Vol.2， pp.131-132.

圖2 斯坦因所繪米蘭與阿不旦“新址”(局部)資料來源： M. 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 Vol.5， sheet No.57).

大約在1911年，羅布人的定居點最終轉移到阿不旦海子以南、婼羌縣城以東緊鄰米蘭河西岸的米蘭綠洲。1914年，斯坦因抵達阿不旦的時候，阿不旦村已經徹底被廢棄。(69)⑧ M. 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 Vol.1， p.350.至1917年左右，謝彬的考察報告里記載了位于羅布淖爾西北的兩處羅布人聚居的村莊，“望之叢薄蔚然，居民各十余家”(70)謝彬著，楊鐮、張頤青整理： 《新疆游記》，第188頁。。

(三) 羅布人生活轉型

在亨廷頓的考察報告中，生活在卡克里克的維吾爾人在有限的綠洲地帶發展出較為成熟的農業生產。亨廷頓還從環境與農業活動的關系相比較，認為草原環境下的游牧人不斷遷移，形成了自力更生、堅忍不拔、勇于冒險的品格，而農事耕作環境下的種地人與耕地密切相連，形成了耐心而沉穩的性格，生活在卡克里克的居民就有著鮮明的耕作文明性格。(71)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p.223.

而關于羅布人，斯文·赫定在考察其生存環境后，認為羅布人的村莊具有實體的所在，但這些村莊又是“流動的”。(72)⑤ Sven Hedin， 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 Vol.2， p.152.這種“流動”體現在羅布人的居所并不固定地扎根在某處，但聚落名稱卻得以保留。如羅布人生活的阿不旦村，就有河南岸一址與河北岸舊址。在斯文·赫定看來，新、舊阿不旦的位置變化，主要在于村落臨近的河流改道，阻擋了舊阿不旦村與卡克里克之間的交通。(73)⑤ Sven Hedin， 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 Vol.2， p.152.他還用了一種文藝的方式表述羅布莊阿不旦的空間變遷，“嚴格地說，阿不旦已經不存在了。但也可以說這個古老的村莊仍然存在，只是它以前的居民現在住在玉爾特恰普干?！?74)Sven Hedin， 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 Vol.2， p.132.

遷往米蘭之后的羅布人，在房屋建造上發生了相應轉變。羅布人的社會生活原本是半游牧式的，因而修筑規格巨大且堅實夯筑的屋宇就與其生活方式不甚契合。對于羅布人自己而言，不論是富人還是普通人，“他們也滿足于住在蘆葦屋里，并把他們的財產儲存起來”(75)M.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1928， Vol.1， p.170.。居住在阿不旦之時，羅布人“靠湖吃湖”，不同于卡克里克等鄰近地方以紅柳條、黏土筑房，而是以蘆葦和泥建筑起若干小屋。(76)⑧ M. 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 Vol.1， p.350.除此之外，居住在阿不旦的羅布人，并沒有磚砌或者夯筑的屋宇。(77)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341.1907年，斯坦因再次抵達米蘭時，位于米蘭河西岸的羅布人的聚落已經發展為一個相當緊湊的村莊，并且建筑有十余個大宅院。這些羅布人在米蘭修筑的房子，一如卡克里克居民建筑的房子，用相當堅固的泥磚砌成墻，并充分利用周圍胡楊林等木材資源修筑柱子和屋頂。大部分的民居還在屋后新建了果園。羅布人似乎意識到米蘭在前往樓蘭路上的物資補給作用，還在村落中央空地修建專門的招待所，為即將進入樓蘭荒漠的旅人提供休息處。(78)M.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Vol.1， p.170.

羅布人的生活方式逐步從在塔里木河下游生活時的半游牧狀態，轉向某種程度的農耕生活。居住在阿不旦時，羅布人在塔里木河及其支流河湖捕魚為生，農業種植活動十分有限，只零零散散地種一些燕麥和大麥。(79)M.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1， p.341.羅布人在米蘭的農業生產活動，在分散且尚未開墾的綠洲地畝上進行。他們一方面保持著漁獵或游牧的生產活動，同時也有一部分羅布人以種植小麥、大麥等作物為業。不過，羅布人的耕作活動，在空間上仍是零碎的，在時序上亦是斷斷續續而非長久為之。(80)M.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Vol.1， p.170.

米蘭河的水量夏季節漸豐，而在秋冬季節甚至會出現枯涸狀態。米蘭河的水源是否足以支撐起羅布人遷入后的農業及生活用水？斯坦因也懷有類似的疑問。他咨詢其聘用的阿不旦向導及其兒子，了解到每年早春播種的2、3月間，由于河床和低山積雪融化，會形成一波臨時性的洪水，而在6月份，高山積雪融化，才形成了一年中流量最大的一波洪水。因而在自然條件上，米蘭河的來水可以滋養起相當的農業活動。另一名給斯坦因當作向導、名為易卜拉欣的羅布人，擁有自己的土地，具有豐富的灌溉經驗，在他看來，盡管在土壤、河床石質等條件上卡克里克河等相鄰河流優于米蘭河，但就供水量而言，卡克里克河就顯遜色。據其估算，如妥為利用，米蘭河可供約500戶的人群在米蘭綠洲從事農業活動，而遠非彼時的24戶人家。(81)M. 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1， p.475.

不過，羅布人的數量在晚清時期呈不斷減少之趨勢。據亨廷頓測算，鼎盛時期的羅布人口是1907年其到訪該地時的約250倍。而據謝彬《新疆游記》所載，清乾隆時期尚有羅布人家500余家，宣統時余存五六十家。(82)謝彬著，楊鐮、張頤青整理： 《新疆游記》，第188頁。這一羅布人口減少的趨勢，一方面源自荒漠河流改道與萎縮，導致可資其賴以生存的漁獵資源無法承擔起足夠的人口生存；另一方面，則是受牛痘感染的威脅。羅布人對牛痘非?？謶?，以至于只要一有人患病，他們就逃到另一處新的村落，而把病人撇下，為病人留下一定的食物，舍棄他們用蘆葦稈筑造的房子及本就數量無多的家具。(83)Ellsworth Huntington，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p.247.

結 論

自西漢以來，以屯墾戍邊為導向移民活動便一直是中原王朝治理新疆地區的重要舉措之一。而論及移民規模之大、分布之廣、治理之深，中原王朝主持下的歷次新疆移民活動均不及清代。清代前中期，清政府在婼羌地區的治理順應“因俗而治”“漢回隔離”等主張，加以沙磧千里、戰亂頻仍，該地一直未能納入地方開發的議程。至光緒年間，特別是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從長年的平亂經歷中意識到婼羌優越的交通中轉地位，而和闐等地金礦的探明引發沙俄垂涎，更進一步激發清政府采礦裕庫的熱情，強化邊疆安危意識。由是，婼羌溝通河西走廊與青藏高原的路徑復為辟通，安插新疆內外移民日隆。

從婼羌的人口構成來看，清末本籍人口占比約97%，外省人口占比不足1%，約89%的人口居住在鄉村。由是，當清政府在光緒年間以礦務、驛路等交通考量而重視婼羌地區開發時，那些由他處遷入的移民和世居當地人群如何在水源、耕地資源緊缺的條件下開展生活與勞作，便是窺探新疆建省以后地方治理的一個側面。

本研究在關注清政府主導下的婼羌開發的基礎上，著重關注居住于婼羌的不同民眾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饋與行為調適。被清政府安插在婼羌的移民既仰仗政府的扶持開展農業活動，又因地熟升科之后而懈怠耕種。特別是受制于水土等自然條件的約束，清政府與移入民眾之間未能建立起長期有效的社會聯系，二者之間的關系較為松散。土著的羅布人則采取前往米蘭綠洲的方式，既維持和開辟了自身的生活領域，又與清政府主導下的移民保持了一種相對和諧的距離，形成較為穩定的共生局面。而從縣制建立以來的區域發展來看，清政府在婼羌境內的經營活動，以卡克里克綠洲為中心，修筑衙署、神壇等設施。在米蘭綠洲等地，則出于維系交通的需要，設立驛站，開辟驛路，構筑起地區聯絡網。從政策所作用的底層群體的社會行為檢視清政府在新疆建省以后的區域開發，有助于更為立體地認識在資源趨緊的民族地區開展地方開發和治理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