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富足的矛盾：西方國家治理體系失靈與政治衰敗分析*

□ 楊志軍 徐琳航

內容提要 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民主價值與治理效能間的客觀矛盾一直存續于西方世界，致使國家治理效能低下。政治衰敗、三權分立橫向阻滯和聯邦制縱向杠隔的矛盾與自由魅化催生的不可治理性問題等是為明證。對此，需以法治紓緩國家與民主間的張力、以權力分層打破專業官僚與平等民主間的割裂、以國家與社會彼此鑲嵌實現協調并進、以認同培育改變意識形態主導發展模式。同時，包含中國人的精神（人和）、國家治理權威（國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和）的中國特色治理經驗亦可對西方國家治理體系和政治制度有所補繕。

2020年是人類歷史的新拐點。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發，種族歧視形成世界性暴亂，給我們提出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民主價值與治理效能之間的矛盾為何愈演愈烈？ 美國號稱西方世界自由民主燈塔，自從19 世紀政黨分贓以來美國政黨和有識之士雖不斷推動變革，但這個矛盾始終存在，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在21 世紀行進的第二十個年頭，天災與人禍一起交織，產生重大危機。在此關鍵時刻，我們必須從人文社科視域展開思索，對兩百多年來一直存在的重大命題進行新的解剖與回答?？v觀西方自由民主制建立過程，其伴生于現代民族—民主國家的建構活動之中，經歷了民族國家集權化組織形式確立和民主國家分權化制度體系設計的嬗進過程，由此進入包含“自由、平等、法治”等要素的政治現代化，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這究竟是現代國家建構的終章，還是建設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序曲？

一、現代民族—民主國家建構

20 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關于國家生成邏輯和建構路徑的解釋都集中在“現代化”或“政治發展”視域。一是以巴林頓·摩爾、伊曼紐爾·莫里斯·沃勒斯坦和查爾斯·蒂利等為代表的國家建設學派。他們主張運用資本、強制、榨取、戰爭和軍事暴力等諸多要素來解釋城市、城邦國家、帝國、民族國家在歷史上的不同質態，強調歷史條件和社會要素如何形塑不同的國家類型和建構道路，尊重建構路徑和生成邏輯上的異質性。二是發端于塔爾科特·帕森斯、發展于寒繆爾·亨廷頓和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主義學派。他們運用“政治發展”的特定標準（如政治參與擴大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等）對國家建構路徑和生成邏輯進行化約處置，從資本主義國家所經歷的建構歷程中尋求同質性和普適性的方案，以此在經驗和規律上對國家的政治制度加以歸納。

（一）歷史演化論的民族國家組織建構

民族國家濫觴于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斗爭，是相對于傳統國家（如城市、城邦和帝國等）而言。在形成方式上，卡爾·馬克思將其看作階級斗爭的產物；西達·斯考切波也認為“在國家崩潰下的階級斗爭，是引發社會革命并最終建立新國家的過程”；①“國家制造了戰爭，并且戰爭又制造了國家”。②在定義上，馬克斯·韋伯認為“國家是一種持續運轉的強制性政治組織，其行政機構成功地壟斷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并以此維持秩序”。③并指出國家應包括三個要件：（1）存在著固定的行政官員；（2）能堅持合法地壟斷暴力工具這一要求；（3）還能在既定的領域內維持這種壟斷，包括了暴力和領土權兩種特征。④安東尼·吉登斯承襲了這種觀點，認為“民族國家是擁有邊界的權力集裝器，是現代時期最為杰出的權力集裝器……民族國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國家所組成的聯合體之中，它是統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對業已劃定邊界（國界）的領土實施行政壟斷，它的統治靠法律以及對內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維護”。⑤可見，民族國家包括“權力”集中和“主權”確定兩個核心意涵。

權力集中與韋伯提出的第一、二要件對應。托克維爾將其劃分為“政府集權”和“行政集權”兩種形式。政府集權指對民族領域范圍內實施合法化的暴力壟斷，在榨取、沖突和戰爭的過程中建立起具有高度權威性和集權性的中央組織，以此保證對領域范圍內的政治統領；行政集權則指建立“持久穩定和純粹管理等級性質” 的行政部門來實現間接統治，因為統治者在領土范圍內往往難以實行對地方和民眾的直接統治和對資源、稅收、征兵等的直接攫取。⑥蒂利也表示，“沒有哪個民族國家可以自上而下地完成直接統治，而更多通過委派任命和地方挑選精英進行間接性統治，從而在財政上支持和豢養一個龐大的、疑存嚴重不忠、欺騙、腐敗和反叛的管理機構來實現統治”。⑦主權確定意指對領域范圍和領土主權的絕對控制權威，與第三要件相互印證。主權形成于國家間的關系體系之中，在侵略與反侵略戰爭和暴力沖突過程中劃定疆域范圍和國別界限，實現身份上的平等關系和對內事務的自主自決。吉登斯也認為主權不僅是民族國家在領土范圍內享有對一切事務的最高權威，還表現為平等、獨立的對外關系。⑧

國家形成于權力“集中”和主權“確定”的過程，蒂利將這種過程理解為“資本資源”和“強制資源”的積累集中?！百Y本包括所有有形流動資源和對這些資源的可實施的所有權，確定剝削范圍；強制包括對某種行為的所有有關的 （威脅的或是實際的）運用，這種行為常常給清楚這種行為及其潛在損害的某些人、某些個人的財產或某些群體帶來損失或傷害?！雹豳Y本和強制的集中積累程度和狀態作為自變量，分別形塑城市系統和國家系統，從而孕育出三種國家質態：強制密集（帝國）、資本密集（聯邦或城邦）和資本化強制（民族國家）。資本和強制是資源，積累和集中是目的，而戰爭則是手段。三者的互動過程構成民族國家的基本系絡，達成權力“集中”和主權“確定”的基本目的。以時間為軸線，戰爭有“（處于）戰爭”和“準備戰爭”兩種質態。戰爭編織起歐洲民族國家之網，而準備戰爭則創造出國家的內部結構。戰爭作為歐洲歷史的常態事件，是歐洲各國實現“權力集中”（主要指政府集權）和“主權確定”，并向民族國家形態轉變的關鍵變量。在對內戰爭實現政府集權、對外戰爭確定主權、準備戰爭達成行政集權的同構作用下，資本和強制資源不斷集中積累，民族國家達到頂峰。

（二）政治發展論的民主國家制度設計

何謂民主？ 塞繆爾·亨廷頓將其明確定義為“被統治的人民通過競爭性選舉來挑選領袖的過程，民主政治即精英政治和政黨政治，需具備政治競爭和政治參與的程序合法性”。⑩以美國的微觀切面來看，對民主化的詮釋可分為四重制度叢結，包括“三權分立制”、“聯邦制”的縱橫權力結構體系、“競爭選舉制” 的政治權利表達渠道和保護產權的“私有制”經濟制度。競爭選舉作為核心，是賦予其他三個制度叢結權力合法性的基礎； 三權分立和聯邦主義作為國家權力集中的內涵外延和制度進階，是避免權力墮入腐敗和獨裁風險的制度閥門； 而私有制作為資源配置的民主化界定，是“主權在國”向“主權在民”過渡在資本、經濟和產權上的具體反應。

三權分立制的目的是權力平衡，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橫向間權力分野構建起權力間的牽制和關聯，厘清國會（立稅、征稅、借貸、宣戰、鑄幣、籌資、立法和常備軍等）、總統（法律監督執行、委托立法、任免官員、議案否決、立法倡議、外交、締約和戰爭等）和最高法院（司法、裁決、審判、準立法和解釋憲法等）權力界限和制衡關系，避免國家由“集權”走向“極權”。杰斐遜也表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只有分開并相互平衡，才能保證政府建立在自由原則上，才能避免暴政”。?聯邦體制則建立的是一種縱橫交錯的復合共和國（compound republic）?！肮埠蛧锾字埠蛧?，美國各邦（州）都是一個共和國，整個聯邦也是一個共和國（大共和國）?！?在內涵特征上表現為三種：其一，聯邦主導權與地方分權互嵌；其二，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權力共享、接續與耦合；其三，憲法對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權力制約限制。

競爭選舉制通過間接選舉方式將總統、國會、最高法院、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權力訴諸人民，以“人民批準統治”置換“人民統治”，從而賦予權力合法性。熊彼特認為“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決定的權力”。?這是對選舉賦予權力合法性的真實揭露。選舉是民主的本質，人民運用投票方式將自身權力委托于信任的民意代表代為行使，通過程序性的間接關系限制亦或制約權力，但這仍為民主的真實性埋下隱患。私有制是“主權在民”在資本和產權上的具體表現，是一種與公有制相對的公民經濟權利，主要表現為產權的明晰化和生產資料的不可侵犯性。產權明晰化可歸納為“確定的”（defined）、“可保護的”（defendable）和“可被剝奪的”（divestible）“3D”概念。私有制在公民社會的私人領域確定起與國家主權類似的公民主權，在公私之間劃定明確界限，以此阻絕國家權力向公民私人場域的侵入。哈耶克認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一樣。就是由于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個人手里，才沒有人有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享有自由的資格”。?

二、西方國家政治衰敗與治理失效

權力集中和主權確定的民族國家建構和民主化政治發展論的民主國家制度設計的同構過程形塑出現代國家基本系絡。從集權到分權、主權在國（政府）到主權在民、從國家權力統合到分權制衡、從公有制到私有制，現代國家組織結構、制度體系和治理邏輯顯現出對“民主化”的熱衷。民主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標尺，西式自由民主制被后發展國家奉為圭臬?！皻v史終結于自由民主制的確立，而民主國家誕生于自由民主制的確立?！?然而，治理效能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民主政治制度的結果變量，正為西式自由民主制提供反面例證。以美國治理現實來看，民主政治在溢發制度紅利的同時也攜帶著“負外部性”元素，反噬治理效能，使得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與治理效能之間的矛盾沒有得到根本緩解。

（一）民主制度設計無法適應環境變化

從人民主權的“人民統治”到精英民主的“精英統治”，再到多元民主的“多元自治”，都昭示特定民主形式并非一勞永逸，民主政治制度設計必須因應經濟社會環境的客觀變化。制度變革一旦無法順應環境變化，民主也就墮入崩潰邊緣，最直觀的反映是治理方式失范和治理效能低下。

治理效能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民主政治制度的結果變量，是監測民主政治制度與經濟社會環境是否存在矛盾和不匹配性的一面鏡子。亨廷頓最早運用“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術語解釋這種矛盾，福山將其描述為政治制度的“功能失調”（dysfunctional）。亨廷頓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引發對新社會群體的動員，現有的政治制度又無法滿足它們的參與要求。政治衰敗的根源就是因為制度無法適應變化的情況——即新社會群體的崛起及其政治訴求”。?這種觀點早期用于二戰后新興獨立發展國家存在的政治動蕩、獨裁、腐化和暴力等結果的解釋。其學生福山也直言，“有跡象表明，美國官僚體系已經偏離韋伯的理性，不再是一個唯才是舉、唯賢是用、充滿活力、高效運作的組織”。?

從長期觀察來看，美國政治衰敗或制度路徑依賴有三種表現形式。

其一，美國民眾對政府部門的不信任引致過多的立法和司法來實現對行政權力的制衡，三權分立確定的競爭平衡關系遭到破壞。一方面，強大利益集團通過操縱國會建構“去中央化、權力和決策分散、法理至上”的行政模式來達成自身目的，國會干預滋生出諸多沖突相悖的行政任務，職能重疊以致行政部門缺乏獨立研判決斷能力，行政質量效率降低；另一方面，司法部門通過冗長、復雜、緩慢、執法不一的程序性司法行為替代具有科層性質的、相對高效的行政行為，行政部門職能被其分化蠶食。福山也表示，“美國政府質量的衰敗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黨’治國——法院和立法機構，篡奪很多行政部門的應有功能，使政府的整個運作變得顛三倒四和效率低下”。?

其二，家族精英制復辟傾向?！坝H戚選擇”和“互惠利他”作為人類社會交往的兩種模式，構成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天然家族制和以利益關系為紐帶的社會家族制。在早期的美國，政黨分贓就是一種社會性的家族制，在經歷文官制度改革后，政黨分贓逐漸被公務員考試、擇優錄取、反賄賂和反腐敗等制度所解構。但在20 世紀下半葉，互惠利他逐漸以一種知恩圖報的恩惠交換形式存在，并擺脫法律對賄賂“市場交易”的定義。在禮尚往來中，接收一方會覺得自己有一種知恩圖報的道德義務，只需在另一時間或地點進行回報?！胺山沟氖鞘袌鼋灰?，而不是恩惠交換，這恰恰成了美國游說團興起的基礎?！?政治精英與利益集團之間禮尚往來的互動形式削弱了國家的非人格化特征，民眾話語權逐漸被精英和利益集團間 “非賄賂、非腐敗”的互惠共謀所取代。政治精英與利益集團在法律允許下構建起精英家族制的變種，破壞政府行政與國會立法。同時，精英家族制逐漸脫離底層社會民眾，建構精英價值觀，引導資產階級白色純種論復蘇，黑人平權主義的思想和運動受到壓制，加劇種族沖突和社會不公。

其三，美國政治中的否決者統治（vetocracy）問題。否決政治“將權力委托給體系中不同政治參與者的制度性規則，可構成潛在的否決點，其中個別否決者可阻止整個體系的行動?！?這種“潛在的否決點”具有多元性，否決點可以是政黨、利益集團、國會、社會組織，甚至是具有影響力的個體。這不僅有政治共謀的風險，更會產生反民主性制度設計和低效性政治決策的客觀后果。尤其是由否決政治衍生出的總統制，總統與國會、法院，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分權制衡競爭并不導致民主的結果。作為“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制度設計，總統可以對議會通過的議案行使否決權，議院亦可通過三分之二多數票推翻總統對議會法案的否決?？偨y與國會在冗余不明的制衡競爭權力關系中存在著職責不清、授權不明和權力過渡的混亂局面。福山坦言到，美國應該抑制否決者統治的制度安排，強化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的一致行動能力，甚至是引入“議會制風格的機制”。

（二）三權分立橫向阻滯與聯邦主義縱向杠隔

橫向三權分立制“以野心對抗野心”的初衷愈發成為保護“資產階級私產、政黨意識形態斗爭、利益集團腐化交易”等的制度屏障，并呈現出三種亂象。（1）三權分立掩蓋了攫取民眾政治權利的實質。作為反對封建階級而創立的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存在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的悖論。三權分立制從資產階級內部進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分工削弱資產階級力量，以此保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平等關系。顯然，制衡源自總統、參眾兩院和法院間的權力內斗，普通民眾對權力影響（或稱限制）能力依舊羸弱。本質上，三權分立是以權力制衡權力，而非以權利規制權力，戴伊等表示，“開國者們還企圖在國民政府中實施一種分權制，即獨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以將其作為一種對付多數主義（民眾多數政治）的防御工具和作為一種保護精英自由和財產的補充手段”。（2）行政權侵占立法司法領域以致制衡功能式微。與福山所述“行政部門司法化和國會對行政職能篡奪”的“弱政府”現象有所差異的是，行政部門正在經歷“民粹主義”抬頭的侵擾，總統逐漸演變為新型的“德謨咯葛”。不受干涉而獨立運行的分權與平等地位關聯牽制的制衡作為三權分立的基本面向，一旦權力存在主次序列和“剝削”關系，制衡也就嬗變為某種程度上的單頭“主制（主要制約）”。（3）議行分離致使“議而不行、行而未決、決而無果”。國會、政府和法院的分離組織結構形塑起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分工和閉環桎梏，致使三者缺乏階段性連貫。議行分離建立的權力監督和制約徒增程序上的繁文縟節，決議、執行和審查在時間和經濟向量上成本增加，在治理活動中顯得滯緩低效。同時，議行分離組織結構造就的競爭關系亦無法為部門機構間的協調聯動提供體制基礎，至多形成彼此的“妥協”。而這種妥協不僅需要時間和經濟成本加以彌補，更會催生政治上的“黑箱狀態”，精英共謀、利益集團交易等就源于這種妥協過程。

縱向聯邦主義制度杠隔表現為 “（聯邦政府）權力極化”和“（州政府）權力散化”兩種失衡狀態。為終結邦聯制“無政府”狀態，1787年憲法意圖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實現權力集中，并保留州政府部分權力，既保證中央權力統合，又保證地方權力自主性。但是，憲法難以窮盡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權力平衡法律規定，二者模糊和重疊地帶易致權力失衡。一種情形是中央聯邦政府權力極化。州政府作為具有獨立形態的政治實體，在地方立法、行政和司法領域雖具有一定自主性，但聯邦政府仍可通過（修改）憲法實現對州政府權力的攫取。另一種情形是州政府各自為政以致權力散化，表現為權力的多中心主義。憲法第十條修正案指出“本憲法既未授予合眾國，又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意圖構建以憲法串聯的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權力同心圓包含結構。而權力散化則將這種結構打破，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權力圈束呈現交叉甚至是分離結構。聯邦制將主權切割為兩個不同的權力束枝，以致聯邦政府主權的軟弱無力，有學者將其形象比喻為“分層蛋糕”。托克維爾也表示，“美國聯邦政府比較懦弱，是聯邦制的一大不足，足以對其生存造成威脅”。

（三）自由魅化催生“不可治理性”問題

漢密爾頓將人民視作威脅，堅持性惡論。他指出：“總的來說，人是邪惡的?！薄叭耸且靶牟?、存心報仇而且貪得無厭的?！彼踔林毖圆恢M：“人民！人民是野獸！”有鑒于此，漢密爾頓主張“有限個人自由”和“無限聯邦政府”。有限個人自由表現為“對人民行為的秩序性規范”和“人民自由權利的讓渡和放棄”。人民是非理性的，需要秩序和規范來保證人民理智行為和正義行動，防止絕對自由主義泛濫帶來個人自由對國家干預的排斥行為。同時，“由人民代表發出的公眾呼聲，要比人民自己為此集會，親自提出意見更能符合公共利益”。漢密爾頓推崇英式代議共和制，主張人民對自由權利的放棄和讓渡，認為人民部分自由權利應由富人、士紳和商人等少數資產階級精英“代理”，相信政府代表和精英對權利的代理是值得信任的。同時，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不僅能有效制止人民恣意妄為、肆意妄行，約束其行動“回軌”，更能保證央地關系緊密聯系和聯邦政府的中央權威?！奥摪畹奈磥硇枰菬o法估計的，滿足這種需要的權力也應當不加限制?！睗h密爾頓甚至決意將聯邦政府權力無限放大，不支持人民自由權利入憲，認為權利入憲不僅沒有必要，甚至有害無益。

杰斐遜則相信“美德、同情、寬宏大量是人類素質的固有因素”。尤其是對于農民，他有著近乎偏執的信任。杰斐遜持有一種“有‘憲’個人自由”和“有限聯邦政府”觀點。作為《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杰斐遜開篇立意：“人人生而平等，他們被造物主賦予他們所固有的（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有生命權、自由權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杰斐遜認為人是一種理性的、道德的生物，能夠在紛繁混亂的社會表象中明辨是非，并作出理智行為，無須國家干預。他坦言道，“我寧愿看到半個世界人類滅絕，也不愿這個事業失??；即使每個國家只剩下一個亞當和一個夏娃，只要他們是自由的，也勝于目前的狀況”。但在面對謝司起義的態度上，杰斐遜認為“自由之樹必須經常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澆灌”，這是其被批駁為極端個人主義、暴亂煽動者的重要論據。遂此，自由必須增添“有憲”的前綴。與漢密爾頓的“有限”不同，秩序和規范并不來自政府的行政介入，而是源自人民同意入憲后的明文規定。有“憲”個人自由有別于政府干預的“有限個人自由”，又與“絕對個人自由”的激進主義劃清界限，憲法成為“積極自由”（有做某事的自由） 與“消極自由”（不受外部干涉的自由）的“維護者”和“保衛者”。

對個人自由的迥異態度是存在貶“漢”揚“杰”態勢的重要原因。杰斐遜的有“憲”個人自由讓學界看到“個人自由與政府干預”矛盾調和的曙光，但在時間推移和治理實踐中，有“憲”的個人自由越發偏離杰斐遜的初衷，憲法內容的添補成為人民任意專斷、暴亂行動的合法“保護傘”。有“憲”自由嬗變為“無限自由”亦或哲學上“絕對自由”，黑格爾認為此類自由“完全缺乏思想教養”。歷史上的個人主義、激進主義、單邊主義和物質主義等都是此類自由的變種，是一種“自由魅化”。在具體治理活動中，自由魅化的表現形式是制度或政策（政府）和客體或受眾（民眾）間的相互對抗性和沖突性，直接后果是不可治理性問題的產生。這種觀點建立在許多政社（民）關系與制度運用罔顧制度以致治理活動低效的基礎上。在非常態化的治理行動中，制度剛性和政策強制性不可避免且最為有效。但在進入自由魅化后保護民眾個人自由的私人領域時，大量制度和政策受眾拿起 “法律”（憲法）的武器予以拒斥。自由在美國民眾生活中的矯枉過正、民主政治與社會治理陷入絕對自由主義的窠臼以及自由魅化與制度和政策規制作用相互矛盾是美國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現實問題。

三、有效的國家建構與能力提升

西方自由民主制“政治衰敗、分權制衡阻滯杠隔和自由魅化”等諸多制度缺憾與治理間的不匹配性和沖突矛盾，以致資本主義國家陷入治理效能低下的泥沼。福山雖對此給出“認識或智識的僵化”和“執政黨保衛現狀做法”的解釋，但并未予以修正。由此，如何跳脫制度路徑依賴、平衡政府部門間權力關系、協調少數精英與多數民眾矛盾、保證國家權力自主性和社會民眾權利互洽等成為西方國家擺脫治理失敗的關鍵所在。

（一）堅持國家、法治與民主問責相統一的政治現代化

作為早期共識，政治現代化是包含“國家集權”和“社會民主”的二維結構，二者之間存在某種張力?！敖y與分”、“國家建構與民主”間的客觀矛盾難以調停緩和，從而滋生彼此張力，二者關系呈現“互斥”而非“互促”。在美國，三權分立部門橫向阻滯、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間權力失衡、魅化民主、自由與國家治理政策沖突都是這種張力的直觀反應。

福山則建構起包括“有效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制”的政治現代化三維結構，有意運用“法治”緩解國家集權與民主間的張力問題。與亨廷頓和阿爾蒙德的思想一致，有效的國家指強大國家能力和權力自主性，從屬于民族國家建構范疇。國家能力包括合法化的暴力壟斷、分散權力集中、資源攫取、社會動員、替代社會權力和直接統治民眾的能力等；權力自主性則表現為國家對利益集團、階級的超越性和行政權力的擴大化。有效國家作為國家和政體體系建構的產物，不僅是集權化的組織載體，更是進一步政治民主化先決條件。由此，福山持有一種從有效國家到法治再到民主的政治發展次序觀點。民主問責制則是參政議政擴大化和政治民主化，從屬于民主國家建構范疇。通過民主政治制度設計、民眾基本權利確定、社會監督機制完善、民意表達渠道暢通等方式加強社會與民眾對國家政府決策的影響程度，在有效國家的對立面建立起民主制衡機制。但是，二者間的制衡往往表現為“失衡”，始終無法跳脫“國家權力介入個人自由，個人自由排斥國家干預”往復循環的怪圈。

而法治作為“一系列的行為規則，反映了一個社會內部的廣泛共識，能夠約束一個社會中甚至最有權力的行為者——無論是國王、總統或總理”。法治所確定的法律、法規和條例等剛性規則，為國家、社會和民眾集體承認和共同遵守，是調和國家集權與社會民主間張力和矛盾的最優解。它踐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包括對上（國家或政府）限權與授權、對下（民眾）賦權與規權兩個復合向度。在對上限權與授權方面，通過法律確定國家或政府行政邊界，制止權力擴張濫用；授權是為政府權力提供法理性和權威性，以制度剛性和法律規范保證國家治理活動和政府行政行為穩序進行。在對下賦權與規權方面，通過法律條文將民眾權利予以明確，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位權利賦予保證民眾意志和利益得以有效表達；規權意在樹立民眾“法律底線思維”和設立權利邊界，確保權利有限性和行為規制性，防止自由泛化。法治是一種規制，政府行動和民眾行為一旦出現法律“越軌”行為，法治的剛性規制就會迫使二者行動“回軌”；法治是一種均衡，在“國家集權”和“社會民主”間尋求相對均衡點，終結二者失衡狀態。只有在包含“國家集權”和“社會民主”兩個基本內容的政治現代化中嵌套“法治”內涵，構建由法治串聯“國家”和“民主”的網狀結構，才能賦予政治現代化完整意涵。實現“政治決策民主化與科學化，政治運作法治化與制度化，政治參與普遍化與深入化，權威理性化，政治職能高效化，廉政機制健全化”。

（二）打破專業官僚制與平等民主制的割裂沖突

官僚制既是民主的組織形式，又是民主的障礙。作為障礙，官僚制與平等民主制間的矛盾表現為“精英統治與人民民主對立、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沖突、集權與限權失衡、責任唯上與責任唯下脫嵌”四個方面。

首先，官僚制分部—分層、指揮—服從的等級制度從根本上拒斥精英與民眾間的平等身份，對公眾參與設置重重限制?！艾F代官僚體系是社會精英最重要的載體之一，現代官僚制承接了前現代社會精英治國的功能，少數精英與多數大眾間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依舊未變?！倍哌x舉上的委托和被委托、代表與被代表關系成為專業官僚營造權力權威性和統治合法性的合理解釋?！懊裰髦髁x者認為，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是公眾參與政治的前提，而等級制本身就暗含著對公眾參與的層層限制，就意味著高高在上的精英對底層大眾的控制甚至奴役?！逼浯?，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沖突表現為“工具導向”與“價值導向”的目的異質，亦反應“效率與民主”的悖論。形式合理性具有“精明的計算、效率至上、非人格化、確定性”等特征，遵循手段和程序；實質合理性具有“自由、平等、博愛、倫理”等特征，遵循價值和后果。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與平等民主制追求的實質合理性存在價值觀念上的根本割裂和必然沖突，以致無法達成目的契合。再次，與國家集權和社會民主間的張力類似，官僚制集權與民主制限權呈現難以調和的權力失衡局面。一方面，官僚權力的慣性膨脹勢必形成官僚統治的“威權國家”；另一方面，民主的制約力量向政府系統內部擴張亦會削弱國家權力合法性和權威性，催生國家社會的不穩定因子。最后，官僚作為官僚制的組織要素，是一群“有文化教養的人”，其權力和“業務資格”源自上級專業任命而非人民選舉產生，官僚以此做出“服從上級權威而輕視人民意愿”的邏輯行動，責任唯上與責任唯下彼此脫嵌。這是官僚漠視公共價值和公民偏好的結果，更是官僚等級體制的窠臼。于此，需打破專業官僚制與平等民主制的割裂沖突，建立一種“民主式的官僚制”。

民主式的官僚制并非屬于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務的“去官僚化”改革方案，而是一種以科層官僚組織為載體吸納民主的體系結構。第一，民主公共價值與效率理性原則的互嵌。耶茨認為，“民主是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核心價值，效率是任何一個管理領域或行政機構的主要價值，政府必須既有民主，又有效率”。民主與效率的理性價值并非獨立而相互排斥，而是彼此融合支撐。民主反映的是對公共價值回應和公眾偏好的迎合，政府出于對結果、服務和公眾需要的責任意識與民眾展開積極互動和協商，贏得公眾信任，獲得權力合法性。但同時，民主并不排斥官僚對于效率價值的追求，高效的行政和管理效率亦不降低民主價值或公共價值質量。較寬泛的理解，官僚制行政領域的效率原則是民主政治領域實現公共價值的基礎亦或手段，民主式的官僚制就是要將政治民主價值輸入到行政管理的全過程和各個環節，在官僚體制中實現科學、有效、平等的民主決策，以此滿足公共價值訴求。第二，權力集中與權力分層下放的融合。統一的國家和政府權力是官僚制與民主政治保持平衡的充要條件。民主式的官僚制將政府統一權力結構視為民主政治的基礎，承認權力集中必要性； 但同時又通過層次性的權力下放賦予基層民眾獲得感和自足感，保持基層穩定性，增強權力結構民主性。適度的層級權力分割并不意味著權力分散化，這不僅能滿足民眾分享權力要求，緩和民主壓力，又能避免高層核心權力權威性的流失，體現的是官僚制權力集中與民主制權力分層下放的相互融合。第三，官僚制與民主制間的憲治杠桿。這與福山政治現代化邏輯一致，在此不再過多贅述?？傊?，憲治杠桿作用就是“確定行政邊界”和“樹立底線思維”，政治體系必須達到某種程序的平衡，權力必須受到兩個制度的制約，一個是法治，一個是某種形式的民主問責。

（三）實現國家自主與社會中心的協調并進

馬克思最早發現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并不完全作為統治階級工具而存在，還可以凌駕于市民社會和經濟決定的生產關系領域做出有悖于有產統治階級的行為，他將這種現象描述為“波拿馬主義”。而后以普朗查斯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者逐漸意識到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性，從而提出“國家相對自主性”概念。但是，新馬克思主義者仍未將國家作為一個獨立主體看待，并未擺脫社會中心主義范式圈束。直至以斯考切波為代表的國家回歸學派決意打破社會中心論的范式枷鎖，明確提出“國家自主性”概念。斯考切波認為國家具有“潛在的自主性”，是指“作為一種對特定領土和人民主張其控制權的組織，國家可能會確立并追求一些并非僅僅是反映社會集團、階級或社團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標”。從馬克思的“波拿馬主義”到新馬克思主義“國家相對自主性”，再到國家回歸學派“國家自主性”的歷史流變反映的是社會與國家的割裂。因此需要“把國家找回來，但不要把社會踢出去”。這不僅符合治理實踐需要，也是國家與社會的必然面向。只有實現國家自主與社會中心協調并進，才能修補二者割裂沖突，保證治理效能的提升。

首先，通過制度實現國家自主性與社會的“鑲嵌”?！肮倭胖贫葢蜩偳对跓o形的社會中，并與社會相結合，只有官僚自主性與社會鑲嵌性相結合，這個國家才能發展，只依靠市場的力量似乎不太可能造就這種發展?！辫偳蹲鳛橐环N互動過程，表現為兩個方面：（1）國家通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提供、政策協商制度性渠道構建、官僚向社會領域的身份嵌入培育社會信任和認同，營造公民參與的宏觀環境；（2）社會公民通過廣泛參與（如公共服務提供）、合法融入政策制定、監督政策執行增強國家力量，實現與國家共治局面。二者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維度構建起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彼此鑲嵌。同時，鑲嵌并非由完全的主觀意識決定，而是客觀的制度性鑲嵌，建立國家（官僚）與社會（民眾）間的制度性關聯。制度“是在各種政治經濟單元之中構造著人際關系的正式規則、慣例，受到遵從的程序和標準的操作規程”。它確定國家與社會的伸展程度和嵌入范圍，保證二者良序互動?！爸挥袕倪@種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性關系出發，我們才能看清國家的活動范圍和國家對社會的塑造程度?！?/p>

其次，國家自主性對社會的分層嵌套。國家自主性不僅表現為超越社會、階級的獨立決策能力，也包含國家嵌入社會而保證執行的能力，這種嵌入現象被米格代爾描述為“國家在社會中”。分層作為國家在社會中的嵌套，將國家自主性進行概念“分層”，與社會力量（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和志愿組織等）彼此耦合。國家受到社會影響程度并不一致，在特定層次壓力下選擇國家自主性的強弱，以此匹配相應的社會環境，而不是將中央政府權威一以貫之?！爱斘覀儐枃业淖灾餍缘臅r候，我們更應該問的是在哪一級是自主的，因為不同層級所面臨的壓力是不一樣的?！眹易灾餍詫ι鐣姆謱忧短鬃裱敖y分”邏輯，即國家在某些領域保持獨立性、自主性和權威性，實現宏觀結構和特定環境的“統合”；同時又在特定領域將賦權社會、地方保證相對自治，實現中微觀結構和特殊領域的“分合”。

（四）改變意識形態主導發展模式的價值取向

意識形態具有兩重屬性。第一重是代表和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和觀點，暗含貶義色彩；第二重則是“觀念的上層建筑”的中性概念，“意指一種系統地、自覺地、直接地反映社會經濟形態和政治制度的思想體系”。列寧更是以階級立場區分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類型，前者是“虛假的意識形態”，而后者是“科學的意識形態”，暗含褒義。就意識形態本身而言，可以是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學、宗教等等，為國家、階級、社會組織、公民團體等基于自身立場形塑的價值觀念和思想體系。而恰是這種多樣性、多元性和可塑性等特征，意識形態也會被不同主體的利益裹挾，成為攻擊臆想對手的手段。因此，需從以下兩個方面改變意識形態主導發展模式的價值取向。

其一，停止“意識形態化”滲透，構建世界意識形態譜系。意識形態化由資本主義右派和社會主義左派對立使然，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對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馬克思主義、國家制度和經濟建設道路”的批駁基礎上，不斷向其傳播灌輸符合資本主義價值屬性的西式普世方案，甚至通過政治“污名化”等手段轉移矛盾中心，紓合自身階級爭斗和社會沖突。對此，發達國家需轉變意識形態偏見桎梏，放下對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盲目自信，停止對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滲透，在尊重“政治、文化、民族” 多樣性和多元化的基礎上同發展中國家一道構建世界意識形態譜系，并在國際社會中尋求經驗繕補自身發展。其二，培育“國家認同”，倡導主流意識形態價值。美國的最大威脅來自內部的認同危機，政黨、利益集團、民眾認同源自對自身利益的認同，而非對國家保持認同。各自認同形構的價值觀念的異質性造成國家的混亂，意識形態迥異形塑的利益爭奪引發社會的無序，國家對此卻無能為力。因此，需從“語言、民族、文化、政治”等多維度、多層次培育信任，構建認同。以語言同質為載體，以民族認同為紐帶，以文化認同為基礎，以政治認同為目的，在對其整合基礎上發展成為一種為全民所普遍接受的國家認同，倡導社會意識形態主流價值（如中國24 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此引導國家社會中各意識形態主體 “逐（私）利”向“逐（公）益”價值取向轉變，緩和彼此意識形態沖突。

四、中國“三和”治理理念和政治發展經驗

中國民族國家建構邏輯和民主政治制度設計較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所不同，因而在政治結構和治理實踐中呈現獨特性。也因此，政體和制度存異致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衍生對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偏見，威權國家、卡里斯瑪權威等批駁之語不絕如縷。但觀照疫情防控現實，為何國家、民主和法治非均衡發展的中國較之西方國家在治理效能上呈現此漲彼消的 “異常狀況”？ 秉持“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態度，深究其理，中國國家的成功得益于“三和”理念的根植發展，即社會公眾層面的“人和”、國家層面的“國和”以及國際層面的“共和”。

（一）人和：中國人的精神與社會組織的公心

對于中國人精神的真切洞見肇始于辜鴻銘先生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認為中國人的精神“是中國人賴以生存之物，是本民族固有的心態、性情和情操”。中國不存在控制民眾思想的宗教文化，但有培育“良民品格”的教義信仰，即孔孟儒教。儒學的根植為中國人予以踐行的“君子之法”，在其內心培育孝子良民的國家觀念，即“愛的法則、正義法則和廉恥感”。其一，愛的法則包括“人要愛人，但要愛之以禮，愛之以義”；其二，正義法則是指“為人要真實、可信和忠誠”；其三，廉恥感。它是“社會和文明的合理的、永久的、絕對的基礎”。在三條法則形塑之下，“仁、義、禮、智、信”的基本教義和道德操守成為中國人的行為準測。中國人成為講“禮”行“義”、兼具“四德”、“有孩童般的精神世界和成熟理智”的真正中國人。四德包括“博大” （broad）、“純樸”（simple）、“深沉”（deep）和“靈敏”（delicacy）。正是充盈的精神生活和對根植于心的道德戒律之踐行，中國人才能以心性踐于行動，形成個體和家庭“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社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和”良序局面和社會風尚。有學者認為，中國人的勤勞、忍耐與變通三大品性，源于中國人獨特的圈層包容共生式“四層次三十二字”需求觀。

“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弊孕鹿谝咔楸l以來，中國人的獨特精神力量和道德操守無不為世界稱奇。愛的法則鑄就一道道愛心防線，各地醫療隊和物資進駐馳援武漢；正義法則讓國人肩挑責任，守望相助；廉恥感讓黨員、群眾和社會組織奮勇爭先，奮戰一線。博大，有著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的愛國情懷和責任意識；純樸，有著堅守本心和道德戒令的自律意識 （居家隔離）；深沉，有著自我深省和過而能改的糾偏意識；靈敏，有著與國同心和與鄰相友的仁愛意識。國人的“仁愛、真實、忠誠、純樸、深沉”等優秀精神品質和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愛國意識同西式民主造就的“理性、法治、自由”的現代人格有較大差異，這也是中西疫情防控成效呈現不同質態的重要原因。

（二）國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治理權威統籌兼顧、協調四方

中國不存在黨爭激烈的多頭政體，僅有“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央政府和“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使命型政黨。中央統一領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優勢不僅能終結意識形態紛爭作出高效決策；強大國家能力和中央政府權威“全面調動資源、廣泛社會動員、牽引各方力量”更能保證執行暢達、統籌兼顧、協調四方，實現社會穩序?！罢d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币砸咔榉揽卮翱诟Q探伺之，“以人民為中心” 的原則形塑出國家治理在理念、方式和特色上的三條基本邏輯。

第一，人民群眾生命安全至上的治理理念。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求，制定“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的四早四集聯防聯控原則，做到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習近平總書記作為政治統領更是作出指示：“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組織各方力量開展防控，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叭嗣裰辽稀笔侵醒胝畧陶绞胶椭卫硎侄蔚牧⒒嫦?，“生命至上” 亦是增進國家治理凝聚力、向心力和國家治理效能提升的主導理念。

第二，中央政府治理權威統籌兼顧、協調四方的治理手段。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為中國最高領導機構，召開13 次會議分析研判疫情態勢，制定疫情防控戰略計劃。以中央治理權威牽引、以一統體制為載體、以統籌戰略為手段，自上而下推動疫情防控工作。同時，中央政府作為國家治理核心，依靠政治命令、權威發布、社會動員等方式協調各方資源，形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的抗疫共治格局。疫情爆發后，國務院召開聯防聯控機制會議，各區域聯防聯控、省際聯防聯控等機制逐次建立，繼而形成“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全國性疫情聯防聯控網絡；同時采用“一省包一市”的方式，19 個省份對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漢以外的16 個市州及縣級市，守護好“米袋子”、穩定好“菜籃子”、保障好“藥箱子”。

第三，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群眾的治理特色。群眾既是國家治理對象和政策受眾，又能以治理主體身份釋放治理活力，賦能國家治理活動。對此，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指出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400 多萬名社區工作者在全國65 萬個城鄉社區日夜值守，義務宣傳、巡查、協調、防控、便民，在疫情防控“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扎根堅守，遏疫情，保民生；14 億人民群眾在履行“自覺居家隔離和配合核酸檢測”的基本職責基礎上，還積極“加入志愿服務、主動捐資集物、監督物資流用、參與網絡問政、廣泛建言獻策”，為疫情防控工作注力。

（三）共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古代中國治理傳統與科技革命發展危機的統一

囿于一域的國家建構和政治制度設計并非國家治理全部內容，超越民族、超越國家的“天下為公、四海一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亦是其題中之義。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極力倡導之理念，發軔于中國古代“天下大同“的世界情懷和共治目標； 發生于全球非常態化危機處置和科技革命發展問題應對的合作踐諾?！肮埠汀弊鳛橹袊卫韨鹘y和價值理念，古代圣賢已有“達則兼濟天下”的共享理念；“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憂懷意識；“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互助情懷；“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平等觀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世界人文關切。正是優秀治理傳統的澆鑄，命運共同體意識才得以從民族命運共同體、國家命運共同體、區域命運共同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嬗進轉變。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指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隨后，習近平總書記作為倡導者在國內國際社會積極發聲，向世界推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得以充實，目標得以確定。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要打造“責任、利益、價值和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強調對全球性風險和危機的應對處置，如全球氣候、經濟、環境、貧困、恐怖主義等等方面要秉持安危與共的合作意識；利益共同體則是一種“共建共享”的新國際政治經濟準則，共同利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的基點；價值共同體指的是各國優秀文明成果的互通互鑒，文明的發展不僅需要本國歷史積淀，還需在別國汲取營養；命運共同體作為終極形態，是要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與共、和諧共生”的世界大同局面。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任何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擇取都源自問題倒逼，尤其是科技革命發展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和社會“平面化”所帶來的次生危機，傳統問題和非傳統問題逐漸具有“全球性、復雜性、交互性、多樣性、易變性、泛在性”等特征，迫使國家在治理方式和手段上有所應變。習近平指出：“現在，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薄蔼毮倦y以成林”，問題呈現的諸多特征決定了世界各國“合則力強，分則羸弱”的命運態勢。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因應問題特征轉變、強調共和的中國方案和中國實踐。中國不僅是其積極布道者，更是其堅定實踐家。如一帶一路建設、金磚+合作模式、上合組織、不發達國家人道主義援助、維和部隊派駐等等都是生動的中國實踐。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態化時期，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加凸顯其時代意義和實踐價值?！跋蚴佬l組織分享新冠病毒毒株、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組成專家組聯合考察、視頻會議分享經驗、醫療防疫物資馳援、派出專家組提供幫助”等等都體現中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踐諾。

五、結語與展望

回溯西式民主的歷史演繹過程，主要經歷以盧梭和洛克為代表的人民主權理論、以托克維爾與熊彼特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論、以達爾為代表的多元民主理論的轉型過程，并穿插以麥迪遜為代表的憲政共和民主理論和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民主理論。國家建設主義學派的民族國家建構與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的民主國家政治制度設計在并入民主化軌道后，展現出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國家建構和民主化進程的過分衷情，學界轟轟烈烈的“找回國家”運動也多立標于亞非拉等失敗國家，而并未自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自身境遇。政治衰敗并不是后發展國家的特有現象，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治理失敗的鮮活案例亦是政治衰敗的具體表征。從1988年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到2018年史蒂文·列維茨基和丹尼爾·齊布拉特的著作《民主是如何終結的》，代表了西方學者從過度自信到自我反思的轉變過程。同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40 余年的建設和發展進程，也在向世界展示一個全新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過程。

政治制度是一國之根本，也是國家治理效能提升的關鍵。由政治制度建基立柱的國家治理體系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系，某個制度的衰敗狀況會引發治理體系的“連鎖反應”，甚至出現整體性崩潰現象，對此，西方國家必須有所警覺。尤其是美國，如何解決自由民主燈塔“染灰”和“接觸不良”的問題是當務之急。對標于“政治衰敗”的美式表征，我們提出兩條紓困之道：一是消除認識或智識的僵化。政治制度和治理決策必須要擺脫已有經驗和科學積累的誤區，擺脫“分析性思維”而尋求一種“相似性思維”，以一種實踐邏輯作出制度安排和相關決策。治理本身是一個根據具體場域和情境變化、時空轉變而作出相關反應的過程，原有制度所維護的穩定結構也必須作出改變以保證治理靈活性和因應性。

二是要實現從“民主浪漫主義”向“民主現實主義”的質性轉變。這是“精神民主”和“程序民主”向“治理民主”和“功能民主”的轉變。民主作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內涵，存在嚴重“民主赤字”現象，“治理民主”和“功能民主”則能有效消解此等現象，建立一種結果導向的實質民主，而非注重過程的程序民主。結果導向能夠將民主孕育于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打通理想民主與現實民主間存在的隔閡。從民眾的實質政治參與、具體權利擁有、實際經濟獲得以及治理效能提升作為評判民主的標準，而非執拗于頂層的制度安排與設計。只有思想上的民主浪漫情愫（制度上的過度自信、自由魅化）回歸現實的治理情境，轉化為實質性的治理民主和功能民主，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民主價值與治理效能這對困擾其兩百多年的矛盾才有望紓解。

注釋：

①Theda Skocpol，France，Russia，China.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Revolution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8，2，（1976）：175～210.

②⑦⑨[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魏洪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王焱編：《憲政主義與現代國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④⑤[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力濤、王銘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

⑧必須解釋的是，權力集中和主權確定是存在概念歧義和重疊誤區的。主權確定概念能將權力集中對內向度中的政治統領（政府集權）囊括其中并以此保證內外向度上的完整性，但權力集中所包含的管理機構和行政部門（行政集權）次級無法通過主權確定呈現。民族國家內在意涵需運用主權確定（對內最高權威與對外自主自決）和權力集中（對內政治統領和層級節制的行政管理部門）的復合型結構予以揭示，盡管其存在概念重疊風險。

⑩[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 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對復合共和國的深入分析，參見[美]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毛壽龍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

?[美]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英]弗里德里?！W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馮興元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之終結與最后一人》，黃勝強、許銘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World Politics，1965，17（3），pp.386～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