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30年的蘇維埃大印

黃英豪

在江西宜春市萬載縣的湘鄂贛革命紀念館的展廳里，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公章，被陳列在中央展柜最醒目的位置。此印章1994年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是該館的鎮館之寶。鮮為人知的是，這枚大印在1934～1964年間整整“失蹤”了30年。而說起它的失而復得，就不能不提到發生在湖南平江縣兩個老伐木工人身上一段有趣的故事。

1958年秋，年輕力壯的郭桃仁，從湖南平江縣來到相鄰的江西萬載縣官元山林場做伐木工人。1963年秋，郭桃仁的弟弟郭興仁也從平江老家來到官元山檢坑伐木隊做小工。當年10月的一天，郭桃仁帶著弟弟上山找杉條。干了一會兒，弟弟郭興仁去山中解大便。忽然，從厚厚的腐葉下，發現一只已腐爛不堪的黑色牛皮包，郭興仁用手一提箱子，早已腐朽的皮箱子頃刻裂成數塊，提手上只剩下幾只銹跡斑斑的鐵夾扣，一沓已爛成紙泥的文件露出來，還掉出一只圓形大印，印章是銀質的，在密林中透射進來的陽光下閃閃發光。

中午時分，郭氏兄弟把印章帶回了杉皮小屋（伐木隊駐地）。郭桃仁把印章放在泉水中洗凈，印章越發顯得銀光閃耀。他把印章沾上印泥，在筆記本上連蓋了好幾個印模，只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20個隸書字（繁體）清晰可見。遺憾的是，郭氏兄弟都僅上過一年學，這印上的20個字，幾乎有一半不認識，所以，他倆也就不知道這枚大印的重要性，也就不知道20多年前發生在當地的那場如火如荼的革命風暴……

1930年冬到1931年秋，湘鄂贛蘇區在反“圍剿”中得到迅速發展。出于革命斗爭形勢的需要，1931年7月，中共湘鄂贛邊區在瀏陽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組成了湘鄂贛省委。1931年9月，湘鄂贛省委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平江縣舉行，選舉產生了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

1932年4月，湘鄂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機關遷入萬載縣仙源鄉（與平江、銅鼓交界）辦公。在仙源期間，省委、省蘇維埃政府除領導軍事斗爭外，還辦起了兵工廠、造幣廠、被服廠、紅三醫院等，并創辦了《紅旗》《戰斗日報》《工人斗爭》等報紙。后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湘鄂贛蘇區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鎮壓，仙源更是敵人的重點進攻對象。1934年1月，省委、省蘇維埃政府機關全部撤出仙源，向銅鼓縣轉移。由于遭到敵機轟炸，轉移途中不可避免出現人員傷亡和文件、物品損毀或散失等情況。

很顯然，郭氏兄弟在山上作業時無意發現的這枚印章，就是20多年前省蘇維埃機關人員在撤退途中散失的重要物品之一。但由于郭氏兄弟不了解過去這段革命歷史，也就沒把這枚“重量”級的印章當回事，所以也就沒有向林場領導匯報，只是將印章隨便往衣物箱里一塞，便又和幾個工友日復一日地上山伐木去了。

1964年春，郭桃仁接到場部通知，前往萬載縣城出席全縣的林業工作會議。

會上，郭桃仁與其他參會者一樣，拿出筆記本記錄。寫不出的字，就畫些符號代替。但讓郭桃仁怎么也沒想到的是，就在上午散會時，掛在會場正廳石柱上的大喇叭播出了一條通知：“請官元山林場檢坑作業隊隊長郭桃仁同志，吃完中飯后馬上去會場對面的縣公安局接待室！”

通知連播了三遍。郭桃仁頓時心里像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縣公安局的干部老潘接待了他。老潘開口就問：“筆記本帶來了沒有？”他一怔，隨即一邊從口袋里掏出筆記本遞過去。

然而，老潘卻翻開筆記本，指著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印章的那一頁，嚴肅地詢問是怎么一回事。郭桃仁便一五一十地把在檢坑原始森林中發現大印的經過向老潘做了匯報。聽完介紹，老潘鄭重地叮囑郭桃仁，此事關系重大，在沒有得到縣公安局通知之前，不得離開會議駐地。

第二天清晨，縣公安局調了三部大卡車，滿載著公安人員和民兵，由郭桃仁帶路，直奔距縣城50多公里外的官元山林場檢坑作業隊。

在急速奔馳、起伏顛簸的卡車上，老潘向郭桃仁說明了此次進山的任務和目的：一是將該印章收歸政府保存;二是在發現印章的地方進行全面搜山，看看還有沒有老紅軍的遺物;三是查找紅軍烈士遺骨，給予遷葬。但是，100多名公安人員和民兵在大印發現地搜查了一整天，一無所獲。最后帶著郭桃仁捐交的這枚印章返回縣城……

不久，這枚失落了30年的蘇維埃大印安放在中共湘鄂贛省委舊址紀念館里，重新回到了它久別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