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于清貧的晚清湖南攝影第一人

2018 年 9 月，一份《尹和白老人事略》的手稿出現在網絡上，這是學者卞孝萱當年收集“辛亥、民國人物碑傳”資料時，長沙瞿宣穎（1894—1973，晚號蛻園，晚清軍機大臣瞿鴻禨之子）相贈的親筆原稿。尹和白，即晚清及民國時期湖南知名畫家尹金陽，善畫梅花，尤工蟲鳥，今人知道他的已經不多。

當年齊白石對他的畫梅之法推崇備至，曾登門求教，并稱“畫梅余推此老為最妙，此老自言學楊補之（即北宋楊無咎），余以為過之遠矣”。陳寅恪的哥哥陳師曾、楊度的弟弟楊鈞，都曾從其學畫。

事實上，尹金陽不僅是一位杰出畫家，在瞿宣穎看來，他還是湖南攝影第一人。道光十五年（1835）出生的尹金陽，字和白，號和光老人，是湘潭名士王闿運的弟子之一。他入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府的具體時間不可考，最早出現在幕僚莫友芝日記中的時間是同治四年（1865）六月初七，那時南京已經攻克。莫友芝對他的印象是：“三十不娶，好道善畫，曾見其白描紈扇，殊有韻?！?/p>

瞿宣穎手稿《尹和白老人事略》（局部）

曾國藩欲予委任，尹和白婉辭，曾國藩于是轉而讓兒子曾紀澤從其學畫。曾紀澤的詩詞、書法已有相當造詣，盡管有尹和白親自帶教，但曾紀澤最終沒有成為杰出的畫家，卻對尹和白的攝影技術情有獨鐘。

據瞿宣穎所言，尹和白的攝影技術，是在兩江總督幕府期間學自外國人，當時湖南人中鮮有了解者，而兩江總督幕府中最先接觸到西方攝影術的人則是江西南豐人吳嘉善。吳嘉善，字子登，清咸豐十一年（1861）進士，不僅是算學家，還是載入《中國攝影史》的最早學習西方攝影術的中國人之一。同治初年，吳嘉善曾因避亂而至長沙，結識了同為算學家的丁取忠。因為他會攝影，由此被人懷疑信洋教，私產因之被人搗毀，此番在湖南的遭遇甚至被魯迅寫入了雜文《論照像之類》中，從該文還可以知道，當時曾國藩的肖像曾在江南各地長期懸掛。

吳嘉善作為幕府成員，他的名字最早出現在曾國藩日記里的時間是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六日。這一天，馮樹堂約吳嘉善來給曾國藩照相：“以玻璃用藥水照出小像，蓋西洋人之法也?！痹o澤也在當天及二十八日的日記中記錄自己在一旁認真圍觀吳嘉善的操作，這年他 31 歲。

迄今，曾國藩僅有一張略帶兇相的照片存世，曾有傳言說這是曾紀澤初學時所攝，當時曾國藩因毫無思想準備，故表情比較難看，整體上都很難與一個大儒、權臣的形象聯系起來，但是父子兩人的日記中均沒有記錄這件事。

這張照片是否就是當日吳嘉善所攝？也尚難確論。因為曾紀澤次年八月十八日接陳莘耕函，內有洋人給曾國藩拍攝的照片，洋人究竟何時給曾國藩照過相？日記中也沒有相關記錄。但由此可知，曾國藩當年不止一次照相，留下的照片也不止一張。

無論是在長沙還是在南京，尹和白和吳嘉善都有交集，他從吳嘉善處也學到了許多攝影技術。而長沙進士周壽昌更先于他了解到這個新鮮事物，他曾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廣東游歷了3 個月，將所見所聞寫入了日記，其中就記錄了中國早期攝影的一些情況，他特別注意到，照相時間必在辰巳時，即上午7 點至11 點，必是天晴有太陽的天氣。顯然，這都跟曝光技術相關。

尹和白作為掌握西方攝影術的湖南第一人，其實際操作至少可追溯到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楊恩壽（1835—1891，長沙人，晚清著名詩人、書畫理論家）的《坦園日記》，他將于次日參加好友張自牧（字笠臣）組局的小聚，張自牧還要招尹和白用西洋攝影法記錄他們的行樂之況。

有意思的是，膽小如楊恩壽，因擔心照相被勾走魂魄，竟托辭不往，這大概也是當時長沙城的士紳們對待“照相”這個新鮮事物的普遍反應。不過張自牧自己是照了相，曾紀澤的詩作《題張笠臣小像，即以志別，兼以呈郭筠仙丈》可為佐證。

曾國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春去世之后，曾紀澤全家居于長沙，與尹和白、張自牧、郭嵩燾、朱宇田等人過從甚密。這年十月初一，他正式跟尹和白學照相。先是看尹和白擺弄相關器具，再是旁觀他用相機拍攝有天下第一楷書帖之稱的《九成宮醴泉銘》。尹和白后來率先將湖南著名書法家何紹基的《張黑女志》拍照制成了印本，早于上海的銅版紙印刷，這項開創之舉，可能就始于在長沙的這次嘗試。

曾紀澤

次日，尹和白又對曾國藩的照片進行了翻拍。此后幾天，除了照帖，又先后給曾家人照相。到第七天，郭嵩燾也登門來看照相了，曾紀澤則協助他洗像、曬像。由此可以推斷，當時尹和白采用的是濕版攝影法，日記中也有“清理各像玻璃”的記載可以佐證。

濕版攝影術是由英國倫敦的雕塑家阿切爾于 1851 年發明的，它將硝化棉溶于乙醚和酒精的火棉膠，再把碘化鉀溶于火棉膠后馬上涂布在干凈的玻璃上，裝入照相機曝光，經顯影、定影后得到一張玻璃底片?；鹈弈z調制后須立刻使用，干了以后就不再感光，所以這種攝影方法稱為“濕版法”。濕版法操作雖然麻煩，但成本低，僅為銀版法的十二分之一，曝光比銀版法快，影像清晰度也高，玻璃底片又可以大量印制照片。

即便有尹和白言傳身教，攝影術的掌握仍舊不易。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初六，曾紀澤因藥水調制不成功，當天的照相失敗，初七再試才成功。由于照相的程序繁瑣而耗時，藥水又很昂貴，因此這種攝影活動也不是經常進行，當年僅只本月有過三次。

光緒元年（1875），曾紀澤恢復照相活動。先是因曾國荃的元配熊氏去世，沒有留下相片，只好找她一個面相相似的女兒照片，請人照著畫像。八月初十，曾紀澤的岳母即湘軍元老、陜西巡撫劉蓉的夫人來到長沙過59 歲生日，曾紀澤協助尹和白為她照相。這一年的照相活動也只有這一次。

光緒二年（1876）十月三十日，尹和白隨曾紀澤抵達曾家在湘鄉的府邸富厚堂。

從十一月初六起，尹和白以曾國藩的照片為藍本，為其畫像，這可能是曾國藩廣為傳播的畫像的出處。

初十，曾紀澤幫著準備暗室和藥水，次日，為他的兒子廣鑾照相。二十日，他又專門清撿母親歐陽太夫人的幾張照片，她的照片于何時、何地而攝，曾國藩父子的日記中都沒有專門記載。

十二月十一日，曾紀澤為夫人劉淑懿與妯娌們在思云館照相。思云館是曾國藩在給父母守孝時專門建造的一幢兩層小房子，后來建造富厚堂時將其納入整個院子之中。尹和白就住于此處，畫室和照相室也設于此。

這可能是曾紀澤第一次獨立操作，因為經驗不足，未準確判斷出光線不足，這次照相未成。次日重照，順利照成5幅，幾天后裝嵌、逐一打包，分送各家。春節將至的臘月二十九，曾紀澤又照相一次，但沒有透露照相內容。

光緒三年（1877）三月十五日，在尹和白的協助下，曾紀澤為他的三妹（即羅澤南的兒媳）照相。

屈指算來，尹和白在富厚堂居留了近半年時間，與曾紀澤朝夕相處，亦師亦友，無話不談，關系之密切程度無以復加。因為曾紀澤即將赴京就職，這次持續數月的攝影活動是他對家園、家人無限眷戀的流露。

他們于光緒三年四月分別，自此再未相逢。

曾紀澤把許多照片帶到了北京，不僅有家人親友的影像，還有山水、屋宇。光緒四年（1878）十月二十一日，在即將出使英國之前，他和兩個外國友人一起至北京時泰相館照相。

曾紀澤雖然對攝影情有獨鐘，但是從其日記來看，自步入仕途后，因為事物繁忙等原因，他再無此雅興，更沒有精力和時間重操舊業。

如果曾紀澤泉下有知，或許會非常后悔把家人的影集留在京城宅邸中的決定。1900年北京庚子之亂，北京臺基廠曾紀澤的宅邸遭縱火焚燒，不僅有仆役喪命，很多字畫、文物也毀于一旦，其中顯然包括那些珍貴的影集，這是永遠的遺憾了。

瞿宣穎是經其岳父聶緝椝（曾紀澤的小妹夫）出面請求而向尹和白學畫的，時間是1909—1910 年。當時尹和白已年過七旬，每隔幾天就由轎子接至瞿家，他每餐必喝幾杯汾酒，酒興上來之后就會絮叨往事。但這些出身官宦之家的弟子，終究只是將畫畫當作一種興趣，未能有所成就。

尹和白于民國九年（1920）以84 歲高齡謝世，他的那些故舊早已先他而去，所以無人為之作傳，由女婿楊鈞為其撰墓志銘。

楊鈞是楊度的弟弟，在楊鈞看來，尹和白是一個很孤傲的人，既“不屈己以應物”，也不為賣畫賺錢而不顧尊嚴，換句話說，就是個性耿直，而且沒有商業頭腦，故終其一生“四壁蕭寒”。但這并不影響他“舉酒高談，濡翰盡興”。也因為這種純粹，楊鈞形容，他都要忘記家里的飯甑被灰塵覆蓋了。

尹和白作為湖南攝影第一人，他也沒有如香港人率先開照相館賺取暴利那樣，把照相作為發家致富的手段。盡管還兼給曾府幾個女眷及瞿宣穎教畫，間或賣畫，終究還是一種甘于清貧的態度，安之若素。

尹和白的朋友郭嵩燾，也是較早接觸西方攝影的湖南人之一。同治五年（1866）五月十九日，在離任廣東巡撫前，郭嵩燾向6 位好友辭行，吳嘉善為他們照了合影。

光緒二年至四年，郭嵩燾在倫敦時曾經兩次專門去照相。卸任回到湖南之后，光緒五年（1879）八月初六，他約請尹和白為家人照相。

光緒七年（1881）五月初九，郭嵩燾的兒媳婦（即曾國藩第四女）去世，由尹和白摹寫遺照。光緒十三年（1887）十一月二十五日，又請尹和白為家人照“全家?！?。

不難看出，這個時期照相已經被更多的人理解并接受。長沙人皮錫瑞的日記中就記錄了他分別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六月于南昌、二十九年（1903）六月于北京、十二月初三初四在長沙照相的事，照相顯然已經毫無新奇之感了。

郭嵩燾、張自牧、周壽昌等人盡管愿意嘗試和接受，卻不會去親自實踐，只是把它看作一種“技”而非“藝”，畢竟它不在正統科舉的范疇，而且使用門檻也非常高，甚至還很奢侈。光緒九年（1883），周壽昌在當初的日記原文下加注：“今照相之法中國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制藥必自外洋，鏡亦如此，有高下數等?！彼@然注意到了近40 年間攝影的關鍵材料顯影藥水和鏡頭都受制于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