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的影響

翟雪玲，汪為

（1.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北京100810；2. 四川農業大學，成都611130）

1 引言

2014―2016 年， 國家在新疆啟動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取代棉花臨時收儲政策的試點工作，并于2017―2019 年深化了新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改革。 從實施效果看，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為穩定棉花生產、推進市場化改革、保護棉農收入發揮了重要作用，達到了政策目標[1]。 然而，作為一項實施面較廣的產業惠農政策，其公平性、普惠性以及能否促進小農戶充分發展也是評價中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 2014 年新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試點政策方案中明確規定，誰種植補貼誰，在補貼對象中區分為基本農戶和農業生產經營單位。由于新疆土地面積較大，如果棉花收益穩定，生產規模越大，預期的收入水平就越高。 而新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實施方案并沒有對種植規模、產量或者經營主體做限制，那就存在1 個現象，種植規模較大的農戶和生產經營單位能夠有充足的資金進行再生產，從而獲得更多的收入。 從這幾年新疆棉花生產實際看，這種趨勢較為明顯。 部分資金實力雄厚的農業生產經營單位通過各種方式從普通農戶手中流轉土地進行規?；a， 從而獲取更多的收入，而小規模農戶卻只能獲取土地流轉收入或者少量補貼，且基本被排除在現代農業之外。 這顯然與國家財政政策向小農戶傾斜、助力脫貧攻堅、促進社會公平的方向不一致。 鑒于此，本研究基于2018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地調研數據的樣本，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回歸和回歸分解法，控制棉農家庭異質性因素，以驗證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的影響，并厘清該政策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的影響程度，以期為完善該政策提供理論證據。

2 文獻回顧

當前，專門針對棉農收入的研究較少，對普通農戶收入的研究較多，宏觀方面和微觀方面的研究均有涉及。宏觀方面主要體現在政策對農戶收入的影響。 信貸政策直接影響農戶融資，如李長生等[2]、曹瓅等[3]認為不同信貸渠道約束會影響農戶收入，曹瓅等[3]發現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能增加農民收入，張建軍等[4]指出信貸與保險互聯能有效改善農戶信貸配給，顯著提高農戶農業收入。 許多學者研究了農業政策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如朱長寧等[5]、段偉等[6]、張煒等[7]發現退耕還林政策能夠直接影響農戶收入。也有學者研究公共產品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如楊斌等[8]發現農村公共產品成本分擔會影響農戶收入差距，徐定德等[9]發現農村公共產品投資會提升農戶收入，韓家彬等[10]發現農村公共管理服務對農戶收入有顯著的影響。外部環境是影響農戶收入的重要因素，劉小強等[11]、趙茂等[12]研究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對農戶收入影響，盧晶亮等[13]分析了自然災害和政策救助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微觀方面，很多學者研究了農戶家庭個體特征對其收入的影響。 高夢滔等[14]研究了婦女教育對農戶收入和收入差距的影響，肖富群[15]發現人力資本會顯著影響農戶的收入。許多的學者從農戶行為方面研究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如李賓等[16]研究了勞動力轉移對農戶收入的影響，諸培新等[17]發現農地流轉能夠提升農戶收入，王玨等[18]發現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行為會提升農戶收入水平；也有學者從微觀外部環境分析農戶收入的影響因素，如高夢滔等[19]認為村干部知識化和年輕化會對農戶收入產生影響，王成利[20]發現社會資源對農戶收入的影響較為明顯， 黃英偉[21]發現了類似的結論，他認為關系對農戶收入有顯著影響。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作為1 項惠農政策，對農戶種植行為和生產收益會產生直接影響。從農戶種植行為來看，王力等[22]發現在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實施初期，補貼發放次數多、時間長，影響了農戶的種植調整。 王利榮等[23]發現，如果目標價格補貼政策發布滯后，對棉農種植行為的影響較弱。 賀超飛等[24]發現上期政策實施是否達到預期收益會影響農戶種植行為，王力等[25]的研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們發現目標價格預期對棉農的棉花種植意愿有顯著影響。 胡迪等[26]認為政策實施的效果還取決于農戶對政策的信心和感知的穩定性、大豆與玉米的比較收益以及補貼方式。 從農戶生產收益而言，黃季焜等[27]認為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有利于完善棉花價格機制，保護棉農利益；盧冰冰等[28]發現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保障農戶的種植收益、提高農戶收入水平具有正向作用。 但韓冰等[29]指出，在當前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對“黃箱”政策限制的背景下，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持續增加棉農收益的能力有限。 胡迪等[30]指出，為了穩定農戶的收益預期，目標價格補貼政策不宜大幅調整。 張杰等[30]發現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穩定棉農收入有積極的作用，但棉農的實際收入低于政策預期， 導致棉農心理落差較大。 Antón等[31]根據政策作用的經濟學分析認為，目標價格補貼政策的實施會提高農戶預期收益、降低預期的生產風險，從而對生產形成正向的激勵效果，促進農戶擴大生產規模；但Lin 等[32]認為，農戶決策還受到其財富水平的影響。

綜上，國內外文獻主要關注普通農戶收入的影響因素，缺乏對特定收入農戶的研究；對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的研究則集中在政策意義和實踐經驗總結等方面，少有文獻基于面板數據和實證方法來分析其對棉農收入的影響。 鑒于此，本研究將以棉農為研究對象，分析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的實施是否對棉農收入產生影響， 以及對于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收入的影響程度， 為該政策的完善提供理論依據。

3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影響的理論分析

棉農行為目標是福利最大化，棉農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經營者，作為1 個理性消費者，在一定預算約束下的消費效用最大化是棉農最終追求的目標；同時，追求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利潤最大化又是其作為生產者的身份所要追求的最終目標。假設棉農獲取一定額度的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既可以用于增加家庭成員消費預算，也可以增加棉花生產經營活動要素投入。 然而，由于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資金流動性不足， 在允許的情況下，棉農會選擇合適的資金規模用于改善棉花生產條件，從而擴大棉花生產經營規模、 提高生產經營效率，進而提升棉農總收益。 如圖1 所示，假設棉農在獲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前的生產性投入為K1， 在獲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后，其用于棉花生產的投入會增加為K2，次年棉農生產性投入可能的選擇是I1、I2或I3，相對應的棉農收入為R1、R2或R3，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農戶會根據自身實際選擇相應的投入，從而獲得相應的棉花種植收入，此時，棉花目標價格補貼促進了棉農收入的提高。

圖1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對棉農的收入效應分析

然而，棉農個體之間存在差異，其種植規模的差異會導致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影響程度的差異。 首先，棉農的棉花種植行為通常是由產前收益預期所決定的。對于小規模種植棉農而言，享受的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相對較低，如果流轉出土地取得的收益小于種植棉花的收益，小規模種植棉農則會選擇維持生產或小幅擴大生產（由于資源約束，小規模種植棉農不會大幅擴大生產）；如果流轉出土地取得的收益大于種植棉花所取得的收益， 小規模種植棉農則會選擇流轉出土地，從而縮減棉花種植規?；蛲顺雒藁ǚN植。對于大規模種植棉農而言， 種植規模的擴大可以帶來規模效應， 且能夠帶來更高的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有利于大規模種植棉農收入的增加，因而大規模種植棉農更傾向于轉入土地擴大再生產。 其次，不同種植規模的棉農對棉花種植的風險抵抗能力是有差異的。 相對于大規模種植棉農而言，中小規模種植棉農的棉花種植面積較小，面臨的生產風險和市場風險較低，可以更加靈活地調整生產決策，從而有效地規避棉花種植風險。棉花目標價格補貼主要是為了防范棉農種植棉花的市場風險，因而對中小規模種植棉農的影響程度較小。對于大規模種植棉農而言，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能夠增強其抵抗風險的能力，并且能夠增強其市場預期，有利于其做出擴大棉花種植面積的決策。 因此，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大規模種植棉農的影響程度較大。

根據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1）棉花目標價格補貼對棉農收入有顯著影響；（2）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收入的影響程度不同，對小規模種植棉農的影響程度較低，對大規模種植棉農的影響程度較高。

4 數據來源、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4.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有數據來源于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現代棉花產業體系經濟功能研究室于2018 年7―12 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要棉產區開展的實地調研。 調研以問卷調查為主，采取分層隨機抽樣方法， 選派調研人員與棉農展開田野調查。 綜合考慮實地調研的可操作性，調研區域涵蓋阿克蘇、巴州、昌吉、喀什、塔城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師、第二師、第七師和第八師等地，調研數據包括了南北疆多個地區、自治州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師（市），數據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調查共發放問卷1 200 份，最終收回問卷1 089 戶，剔除無效樣本及關鍵變量缺失樣本后， 獲得有效樣本1 078 戶，占樣本總數的89.8%。調查問卷的內容主要包括：第一類是家庭基本情況，主要為家庭規模、家庭結構、家庭收入和資源稟賦等內容；第二類是戶主基本情況，主要包括戶主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等； 第三類是農戶棉花生產狀況，包括棉花收益、棉花種植面積、棉花銷售收入和棉花種植成本和綠色生產行為及意愿等內容。為了確保調研質量，課題組在正式實施田野調查前進行了預調查，對調查問卷進行了修改和優化。同時，在正式實施田野調查前，課題組對調研人員開展了問卷調查和入戶調研等方面的培訓。

4.2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棉農收入，包括家庭人均純收入（lnt）、家庭人均農業純收入（lnm）和家庭人均棉花純收入（lnc），本研究分別進行對數處理。（2）解釋變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為被調查農戶享受的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對其進行了對數處理。（3）控制變量。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還設置了相應的控制變量。 戶主特征會影響家庭決策，從而影響家庭收入，戶主特征包括戶主性別（ged）、戶主年齡（age）、戶主受教育程度（edu）和戶主健康狀況（hel）。 家庭特征也是影響家庭收入的因素， 包括家庭成員是否有干部（gb）、是否加入合作社（hzs）、家庭規模（siz）、家庭勞動力數（lab）、人口負擔系數（bur）、家庭老人數量（old）、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狀況（mir）、是否科技示范戶（sfh）和家庭土地面積（lan）。 各變量的定義與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1。

表1 變量的定義與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4.3 模型選定

根據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的理論分析，實施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會影響棉農的收入，但影響棉農收入的因素很多，如棉農異質性因素、家庭資源稟賦及其他因素等，需要估計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影響的凈效應。本研究認為擁有某些個體特征和人力資本優勢的棉農將具備更顯著的收入優勢；因此，將棉農戶主特征和家庭特征作為控制變量， 構建以下收入決定模型：lnt（m,c）＝α0＋β1price＋β2xi＋β3zi＋εi。 式中，lnt、lnm和lnc分別表示棉農的家庭人均純收入、家庭人均農業純收入和家庭人均棉花純收入的自然對數；price表示本研究核心解釋變量享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xi表示戶主特征變量， 包括戶主性別、戶主年齡、戶主受教育程度和戶主健康狀況；zi表示家庭特征變量， 包括家庭成員是否有干部、是否加入合作社、家庭規模、家庭勞動力數、人口負擔系數、家庭老人數量、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狀況、是否科技示范戶和家庭土地面積；εi是隨機擾動項；α0、β1、β2和β3為待估參數。

5 實證分析

5.1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影響的初步檢驗

表2 為棉花目標價格補貼對棉農收入影響的OLS 估計結果，為了避免估計結果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采用Huber-White Sandwich 方法來估計標準誤。 從表2 數據可以看出，在控制農戶異質性特征的條件下，享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對棉農家庭的人均純收入、農業人均純收入和棉花人均純收入均存在正向影響，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不管采用哪種收入作為因變量，各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基本保持不變，說明回歸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和可靠性。 從回歸結果來看，享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高的棉農的收入高于享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低的棉農，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和描述性統計的結果一致，即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會促進棉農收入提高，存在收入效應。

表2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對棉農收入影響的OLS 估計結果

5.2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的收入效應

描述性統計結果驗證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的影響。 然而，對于不同種植規模的棉農而言，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是否存在一致的收入效應，即對于不同種植規模的棉農，其收入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的影響程度是否一致？為了厘清此問題， 本研究將棉農種植規模劃分為小規模、中等規模和大規模3 種類型，用以分析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收入的影響。從表2 估計結果來看，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主要對棉花生產性收入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僅分析了該政策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的影響。 根據數據特征， 將棉花種植規模小于等于0.667 hm2的棉農劃分為小規模種植棉農， 共359戶； 將棉花種植規模高于0.667 hm2、 小于等于6.667 hm2的棉農劃分為中等規模種植棉農，共369戶； 將棉花種植規模高于6.667 hm2的棉農劃分為大規模種植棉農，共350 戶。從表3 結果可以看出，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的棉花種植純收入均有正向影響，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進一步表明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花種植純收入效應的穩健性。進一步對比不同種植規模棉農的回歸系數可以發現，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小規模種植棉農和中等規模種植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的影響程度較低，對大規模種植棉農的影響程度較高，即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以上結論驗證了本研究假設2，即棉花目標價格補貼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的影響程度不同，對小規模種植棉農的影響程度較低，對大規模種植棉農的影響程度較高。

5.3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的影響程度

表3 的估計結果僅僅反映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是否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產生了影響，而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戶主特征和家庭特征變量對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影響的貢獻率具體為多少，哪些因素是影響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的關鍵性因素，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收入效應有多大，這都有待進一步測算。 在表3 估計結果的基礎上，利用Wan[33-34]改進的回歸分解法，可測算出各變量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影響的貢獻率。 結果見表4。

表3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的影響

從小規模種植棉農來看，影響其棉花種植純收入最大的因素為土地面積，貢獻率高達79.49%，而享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的貢獻率較低， 僅占1.89%；從中等規模種植棉農來看，影響其棉花種植純收入最大的因素也是土地面積， 貢獻率為62.06%， 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的貢獻率仍然較低，占3.19%；從大規模種植棉農來看，影響其棉花種植純收入最大的因素為享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數額，貢獻率為40.80%。 可見，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于大規模種植棉農的棉花種植收入效應大于中小規模種植棉農的收入效應，這進一步驗證了本研究的假設2。 可能的原因是，對于中小規模種植棉農而言，其棉花種植面積較小，對棉花生產投入不足，棉花單產低于大規模棉花種植者。 由于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主要是按照產量進行補貼的，單產越高，獲得補貼越高。另外，對于大規模農戶來說，在節本增效方面明顯優于小農戶，因此從政策效果看，棉花種植面積越大，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于棉花種植純收入的影響越大。

表4 各解釋變量對棉農棉花種植純收入（lnc）影響的貢獻

6 結論與啟示

從理論上來說，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收入效應，可以直接提升棉農的收入，且棉農個體間的異質性導致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不同棉農收入的影響程度不同。 此外，不同類型的棉農對產前收益的預期和風險抵抗能力的差異，也會導致不同種植規模的棉農受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影響程度的差異。 基于2018 年對新疆棉農實地調研數據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棉農收入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棉花目標價格貼補政策對不同種植規模棉農收入具有不同的效應，對中小規模種植棉農的影響程度較低，而對大規模種植棉農的影響程度較高。

鑒于上述結論，今后應該在保持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延續性的基礎上，從公平性和促進小農戶發展的角度對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作如下改革：第一，現行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對于中小規模種植棉農的收入影響程度較低，對于大規模種植棉農的收入影響程度較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財政分配的不公平，并且容易刺激市場主體過度擴大生產規模，影響生態環境。借鑒國際經驗，可以對補貼主體、補貼上限進行限制，規定基本農戶和經營單位能夠享受補貼的最大規模的產量和面積。 第二，該政策執行方案中進一步向小規模農戶傾斜，提高對小規模農戶單位面積補貼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