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最直接、最直觀可測的是能源,沒有捷徑可走。
潘家華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落實2030年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我們如何實現這些目標?
關于碳中和的解讀,現在有些理解走偏了。2020年9月以來,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碳中和,而且在中央多次會議上要求落實。國家一句號令,千軍萬馬、上上下下都積極表態推動碳中和,這沒錯。但問題出在哪兒呢?一提碳中和,森林碳匯、水稻養殖等諸多領域都熱情高漲,大有“大干快上”、喧賓奪主之勢,然而這些領域都是氣候中性碳,依靠栽樹推動碳中和是不切實際的。碳中和主要指的是化石能源的碳,其他的碳相對于化石能源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并不是碳中和的主攻方向。
而農業林業的碳,多屬于氣候中性碳,來自于大氣中間。例如牛吃草、豬食料、養殖業釋放甲烷,又回到了大氣,它們都是氣候中性碳。
在溫室氣體排放中,由化石能源產生的二氧化碳占80%,甲烷至少有40%,氮氧化合物占30%。所以要抓主要矛盾,這才是正道。碳中和,并不是所有領域都可以作貢獻。
廣為流傳的碳中和“天平圖”,實際上是錯謬的。在“天平”一側,依舊大量排放,另一側,則靠碳匯來中和。從科學上講,這是錯誤的,原因是:綠色植物是碳匯,也是碳源。它們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最后作為生命體要死亡、要枯枝落葉,最后又回到了大氣,不可能是永遠的碳匯。
當然在某一個時間段,綠色植物可以有這么一點碳匯,從長遠來看,植物碳循環是氣候中性碳,不要以為,栽了樹就可以把碳給中和了,從邏輯上是不成立的。
說到碳匯,國家林草局2019年出版的《中國森林資源普查報告》顯示,我國森林碳匯一年4.34億噸,如果換算成二氧化碳,也只有12億噸。而中國2019年全口徑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達140億噸,其中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102億噸。即便是真的碳匯,要中和年總量超過百億噸水平的化石能源碳也是杯水車薪。
所以森林植物的主要功能不在碳匯,而是可再生能源。生物質燃燒有碳排放,但是,生物氣化替代天然氣,生物乙醇可以替代汽油,生物型碳可以替代煤球,生物質可以直接燃燒發電。這才是森林植物的真正功用所在。
全國碳中和,是一盤棋,要協同,不可以單打獨斗
碳中和最直接、最直觀可測的是能源,沒有捷徑可走。事實上,我們需要的并不是碳,我們需要的是能源服務。煤發的電是電,光伏、水利發的電也是電,兩者是均質產品,和來源沒有關系。
我們必須承認煤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貢獻,沒有煤炭,中國的經濟發展到現在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并不表明,煤炭還有未來,這一點是必須明確的。
關于氫能,這是二次能源,如果它是源自于化石能源,依然是高碳的,未來氫能必須來自零碳的可再生能源。
全國碳中和,是一盤棋,要協同,不可以單打獨斗。比如大西北風光無限,大西南水電潛力非常大,東南沿海是經濟重心,相對來講人口密度高,經濟活力強,陸域空間小,但是海洋風電也有很大潛力,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空間和時間差異或不可控性較強,必須要區域協同,多能源品種協同。
在碳這個問題上,中國確實要認清我們現在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現在的碳在全球的占比超過1/4,2020年超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有經濟體的總排放量,人均也早已超過歐盟水平,正在逼近OECD人均。
實現碳中和,我們當然有難度,而且不是一般的難。因為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發達國家碳達峰都是自然達峰,沒有什么人為干預或約束?,F在我們是要人為壓峰、降峰,所以這是難處所在。不僅如此,發達國家從達峰到中和,多在50年以上。我們總能量巨大,卻只有30年時間,所以實現雙碳目標絕非易事。
我們以為,隨著收入的增加,碳的問題就解決了。其實,不盡然。美國人均GDP超過6萬美元,歐盟、日本人均5萬美元,在碳的問題上仍然舉步維艱,中國2020年剛過1萬美元,低于高收入國家最低起點(人均12600美元),通過發展就能降低排放并不現實,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在這兒并不成立。
關于碳市場。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市場手段很有用,但是必須要清醒的是,從長遠看,碳交易市場不可能蓬勃興旺,市場功能也很有限,因為配額交易必須要交易成本低、交易主體多。而碳是無形產品,要核查、登記、交易,眾多環節且不說,正常的運行本就很高。而碳交易市場中,化石能源排放大戶大都是上游原材料企業,這些企業數量較少,易形成寡頭;上游企業也可以輕易將碳成本轉嫁出去。從全球看,2050年前后,不少國家開始接近碳中和,最后碳排放大體歸零,所以碳市場不可能做大,也不可能做強。
回過頭看,美國倡導并植入京都議定書的三大市場機制,即碳交易、清潔發展機制、聯合履行,但美國都沒有參與;歐盟在2005年做了碳交易體系,但15年來,茍延殘喘,也談不上生機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