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齡與南北議和（1916-1919）館藏《1917年熊希齡致馮國璋信札》研究

曹霞

辛亥革命紀念館館藏《1917年熊希齡致馮國璋信札》，是我館為數不多的關于南北議和文獻之一，信札1通4頁、封1個，全文內容如下：

大總統鈞座敬密陳者：昨奉諭，敦勸王陸，現陸已愿擔任外部，王亦允代理總揆，似新政府即可成立，足以上紓廑注。惟此次改組內閣，所示方針不外三端：一曰繼續外交政策;二曰維持北洋現狀;三曰解決西南時局。有派段督辦參軍務之舉，則外交可無問題;有王為陸部總長，段又別有位置，則北洋現狀亦或可以支持。獨于西南時局能否解決，尚無把握。而此次閣員中并無有與西南接近之人，亦殊為一缺憾。頃聞交通曹總長有力辭之說，司法江次長亦不愿升任總長，齡意兩部消息果確，可否以現任審計院長莊思緘任司法總長，以陸軍上將王鐵珊任交通總長，不獨資望極合，而兩君與陸干卿皆有深交，實可為調停南北之一種表示。 謹貢所見，乞賜鈞裁。專此密陳。恭叩鈞安。 顧問熊希齡謹呈封面有時間及注，“民國六年十二月一日到”;“密陳莊思緘王芝祥均與陸干卿有深交請畀以司法交通兩席為調停之表示”。

1917年7月張勛復辟失敗后，段祺瑞擔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推副總統馮國璋為代理大總統，拒絕恢復約法和國會。8月非常國會在廣州召開，成立軍政府，孫中山就任大元帥，護法戰爭爆發。以英、美為靠山的馮國璋一直對段祺瑞的專制弄權甚為不滿，他力圖借助南方軍政府的勢力擠走段祺瑞，奪得北京政權，便提出“和平統一”的主張，并指使湖南前線的直系將領停戰撤兵，致使北洋軍失利。段祺瑞被迫于11月15日和20日兩次提出辭呈，22日馮國璋準其辭。30日，任王士珍為國務總理，重新組閣。熊希齡就是在此前提下，上書給馮國璋，推薦與南方軍政府實際掌權人陸榮廷有交情的王芝祥與莊思緘擔任內閣重要席位，以此來向南方軍政府表示南北和平的誠意。

熊希齡，字秉三，出生于湖南湘西鳳凰縣一個三代從軍的軍人家庭。此地隸屬湖南鳳凰廳，故在熊希齡成名之后，他又被人尊稱為熊鳳凰。他以民國二、三年間出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國務總理而聞名遐邇，卻又因曾副署解散國會命令，故此迭招物議，成為盛名之累。

后人熟知他與譚嗣同等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和《湘報》，以推動變法維新;也熟知他創辦北京香山慈幼院，救死扶傷。但是對其在袁世凱稱帝后，關于南北時局的活動鮮有論述，我館這封信札正是熊希齡為調停南北時局奔走的見證?？v觀熊希齡留下來的電文及遺稿，可以看出熊希齡在南北對峙逐漸形成的過程中，對南北雙方議和態度的變化。

辛亥革命后，建立以袁世凱為總統的統一國家，中華民國政府，但是這種統一是短暫的。由于袁的倒行逆施，解散國會，廢除約法，不斷背離民主政治的道路，引起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的反對，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以此開始形成南北兩個相互獨立的軍事政治集團。1915年底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護國戰爭爆發，南北對立開始表面化;這種對立一直到張勛復辟失敗，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政府拒絕恢復舊國會和約法而導致護法運動的爆發，在武力統一和護法運動的雙重作用下，出現了南北兩個政府，最終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熊希齡在南北對立過程中對于南北議和的三種態度轉變：1916年6月以前，拒當袁世凱的議和代表

1913年7月被袁世凱任命為國務總理的熊希齡，于9月組織內閣，10月發布了洋洋萬言的《政府大政方針宣言》，對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實業、交通、司法、教育等諸大政都作了詳細的論說。然而，熊希齡的政治抱負還沒來得及施展，袁世凱利用其組閣維持其統治的嘴臉就暴露出來了。11月袁世凱便以“熱河盜寶案”為由，挾制熊希齡副署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籍議員資格之令。取消國民黨籍議員資格，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國會議員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的局面，國會名存實亡。于是，袁世凱便名正言順組織了“政治會議”與“約法會議”取代國會，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操縱所謂的“政治會議的決議”，頒發了解散國會的命令，迫于情勢，內閣亦不得不副署。至此，熊希齡才認清袁世凱的真正面目，2月6日，他向袁世凱遞交辭呈。

辭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被袁世凱委以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及參政院參政，以圖“盡心實業”。然而袁世凱一心一意準備推行帝制，1915年秋，北京城里掀起了一股帝制復辟的逆流，熊希齡才覺無可挽回。為了不卷入復辟帝制的漩渦，熊希齡以“母病”為借口，離開北京。12月，袁世凱頒發“洪憲”帝制申令。很快，蔡鍔等人在云南組織“護國軍”，25日宣布云南獨立;1月27日貴陽宣布獨立，2月貴州護國軍攻入湘西鳳凰、麻陽一帶。熊希齡遂以老母在湘西“被兵情急”，再度向袁世凱請假，迎母到漢口“避難”。而這一次請假，沒有遭到袁世凱的刁難，因為各地獨立，沒敢實現“登基大禮”的袁世凱，知道與南方進步黨人梁啟超是至交，與蔡鍔是同鄉的熊希齡，會是他南下調和的使臣，于是他向熊希齡提出了“乘便赴滬，向梁任公等疏通意見，商議調和之策”。2月8日出京南下的熊希齡，電告其弟攜母從沅州登舟“逕至漢口”，自己則在漢口等候“迎母”。在這坐待的二十多天里，熊希齡并沒有東去上海與梁啟超“疏通意見”，而是在2月下旬給袁世凱去電“黨人意志堅決，無可調和……”“滬行已決計作罷”。3月10日，深恐熊希齡倒向護國軍一方的袁世凱，由政事堂發出申令，任命熊希齡為湘西宣慰使，“會同該省文武長官，訊籌扶綏辦法，務期實惠及民，閭閻安堵”“……過境北軍……人地生疏……體察情形，隨時會商各統兵大員及本城鄉正紳耆，聯絡接洽，勿生誤會”。熊希齡深知，袁世凱的“實惠及民”是假，聯絡接洽過境北軍，使之與當地“勿生誤會”是真。但是鑒于湘西人民“慘遭兵禍，老幼死亡載道，情殊可憐”，熊希齡只好借勢受職，“翼以救我父老子弟，以盡桑梓之義”。他聯電中央請求罷兵恤民，與滇黔方面接洽商定停戰條約，南北雙方同意在4月7日至5月6日停戰一月，為湖湘人民爭取了一個月春耕生產時間。熊希齡在湘黔停戰期間，便將湘西賑濟災民各項事情安排妥當，4月20日，向北京政事堂統率辦事處發出《告知宣慰事已辦竣請即轉陳大總統準予解職致北京政事堂統率辦事處電》，“宣慰使職分應辦之事均已完竣，應即呈請取消，以免靡費”。23日，熊希齡再次呈文袁世凱，請辭所有職務，“前既無裨國是，愧溺職而曠官;近尤有戒高深，懼辱親而招侮。茲幸一粗定，實已萬念俱灰。絕意仕途，敢法陶潛之歸隱……伏祈大總統俯鑒微忱，特頒明令，準予開去參政院參政、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并湘西宣慰使各差……”袁世凱當然不會放任其離去，他正擬與徐世昌意圖重新組閣，邀請熊出任財政總長并調停南北，但是遭到了熊希齡的拒絕，并于5月2日給袁世凱寫了一封長緘，勸他“速定退位之計”。5月10日，袁世凱派專員赴天津迎熊進京，請他充當議和代表，被熊希齡斷然拒絕，最后只好免去他的所有職任。

1916年6月辭去各項官職的熊希齡開始隱居天津，自稱“不再與聞天下事”，但是這種隱居，只是表明他不愿與軍閥同流合污，但是對于那些他認為有害國計民生的事情，尤其是家鄉湖南的事情，還是會過問的。

1917年10月——1918年10月，為桑梓，以個人力量呼吁調停南北

1917年，段祺瑞打敗逆謀復辟的張勛后，第二次組閣，但他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隨即南下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成立了以護法討逆為目標的廣州軍政府。西南軍閥因為懼怕段祺瑞利用臨時參議院作為其武力統一的工具，因而也加入到了護法的行列中。段祺瑞奉行武力統一中國戰略，開始征討西南地方勢力，護法戰爭爆發。然而，不管是一年以前的護國戰爭，還是當下的護法戰爭，南北兩大軍事勢力角逐的主戰場，都在湖南?？吹郊亦l人民又一次遭受戰爭的禍害，熊希齡本著消弭戰禍的夙愿，又出來斡旋，調停南北。

從1917年10月19日起，熊希齡開始致電南北雙方，進行勸和?！跋｝g久抱悲觀，不敢與聞世事。近因桑梓之變，南北雙方又將啟釁，同鄉父老子弟，函電絡繹，責以調和。希齡倘再含默不言，將何以慰閭里……”熊希齡在這一時期主要是以國內名流的身份出面勸和，他給南方的勸和電主要是發給兩廣巡閱使陸榮廷、粵督陳炳焜、桂督譚浩明，北方主要是大總統馮國璋，“諸公倘以國家為前提，希齡愿為魯連之排解?！蓖瑫r他還給長江各省督軍發出通電，希望他們“聯合調停，俾不致南北分裂，致為外人漁利”。由于熊希齡在社會上聲望，他的這種調停，對輿論還是有一定的影響。他的勸和符合大總統馮國璋“和平統一”的訴求，又得到了直系軍閥長江各督軍的呼應，多少給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制造了障礙，但是并不能使各方勢力的立場發生根本改變。北洋政府內部各軍閥派系矛盾重重，南方軍政府中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與西南軍閥各自立場完全不同，1918年5月4日，廣州的非常國會強行通過《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選舉唐紹儀、唐繼堯、孫中山、伍廷芳、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為政務總裁。改組后的軍政府完全由桂、滇軍閥及其附庸政學會所控制，孫中山離開廣州，護法運動宣告失敗。護法運動的失敗，并沒有讓南北停止戰爭，相反，南北雙方仍兵戎相見，分裂的局面更加嚴重。

1918年10月-1919年5月組建和平期成會，力促南北議和

熊希齡的勸和，雖然對南北政局沒有起到實質的作用，他那些苦口婆心的勸導，給大總統馮國璋出的各種他認為可行的建議意見（包括我館此封信函上推薦王芝祥與莊思緘擔任內閣從而促進南北調和）也并未被采納，但是由于北洋政府內部段、馮兩大派系的矛盾紛爭，南北政局確實在朝著有利于和談的方向發展。1918年9月，段派勢力組織安福系操縱國會，選舉新總統徐世昌取代馮國璋，而上臺后的徐世昌又解除了段祺瑞的國務總理職務，馮、段雙雙下野。徐世昌與新的國務總理錢能訓都主張和平，這使得熊希齡認為南北調和已經到了最佳時期。

10月23日，熊希齡聯合張謇，蔡元培、王寵惠、莊蘊寬（即莊思緘）、孫寶琦、周自齊等24位社會名流，聯名通電全國，組成和平期成會，利用該會向南北雙方勸和?！皣鴥葮嬦?，忽己年余，強為吵域之分，釀成南北之局，訓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軍暴露，萬姓流離，……擬組織以和平期成會，為同情之呼吁，促大局之和平?！緯谥?，不分黨派，亦非政團，平和告成，本會即行解散……”和平期成會成立后，“決于各省一律設平和期成會，并決推定二人往遏東海，請其指定一人研究和平進行辦法，西南派人共同研究，以圖時局解決”。 天津、上海、浙江、湖南等地，甚至海外華僑也成立了和平期成會。和平期成會的成立，在社會上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全國各省和不同行業紛紛效仿，先后成立了目的相同的促和會，“中華民國存亡之際與四萬萬人死生所系，一發千鈞，更無徘徊之余地”。在這種形勢下，熊希齡也加緊了他的勸和工作。他頻頻會晤新上任的大總統徐世昌，讓徐先向南方軍政府表示和平的誠意，然后又電聯廣州軍政府，“國民渴望和平，萬元一致，……中央當局確有和平誠意，……頃本會會員徐君佛蘇上謁大總統，確云撤兵命令即行公布，深望尊處同心相應，使國民知此后永弭兵止戈，為武德莫大焉?！背嗽陔p方態度上勸和轉圜，熊希齡還在南北和議雙方的具體事務上，比如議和的形式和名稱、議和的地點、南北雙方就巴黎和會代表的人選、以及陜西福建的相關調和，他都是在不遺余力地奔走呼吁，1918年12月底，在徐世昌的主持下，北京政府派出議和代表團南下。1919年1月3日，熊希齡也從天津動身南下，擬用和平期成會代表的身份列席南北議和會議，以實行必要的監督。然而南方代表團于25日才到上海。南北議和會議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租界正式拉開序幕，南北雙方圍繞陜西停戰問題、南北裁軍問題、中日密約等問題相持不下。雙方爭吵不休，和會開幕十天，正式開議不到五次，3月3日，南方代表通電停止和議，北方代表亦向北政府辭職。

和議停頓后，熊希齡又趕緊出來做促進和議重開的工作。他在南京函約各省和平期成會代表開會，成立了全國和平期成會聯合會，繼續在全國造成和平的趨勢，他一直堅信“和平主義終將戰勝武力主義”。經熊希齡和他的聯合會、及各方團體和個人的努力，加上英美法等國的干涉，4月7日，南北和談重啟。其實除了這些社會名流外，南北雙方并無和談誠意。重談的雙方，仍然圍著新舊國會等問題爭執不休。5月13日，南北雙方和議代表一齊辭職，南北和談不歡而散。再也無力挽救大局的熊希齡，和平期成的愿望成為泡影。

1919年5月17日，熊希齡給和平期成會聯合會致電，聲明退出和平期成會并不再過問政治，“所望南北決裂，各趨極端，恐非區區之力所能挽救。邇來厭倦政治已達極點……吾人雖以國家為前提，而攻詆者尚疑為攫取權利，利用黨爭。信用未孚，空言無益，惟有息影林泉，不聞世事，或可以明心跡。弟現將經手事件結束清楚，即脫離一切關系，不敢再為馮婦?！蓖炊ㄋ纪吹男芟｝g，歷經政壇炎涼，目睹北洋軍閥的窮兵黷武，他開始把他的后半生，傾注到濟貧施教，改良社會的事業上。

作者單位：辛亥革命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