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傳染病流行期預防行為變化及“危險信念—參照規范”模式

章偉芳 傅嘉璐 彭嗣惠 楊曉照 王慧慧 楊廷忠

（1.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口腔醫院，浙江 杭州310006；2.浙江省口腔生物醫學研究重點實驗室，浙江 杭州310006；3.暨南大學 基礎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廣東 廣州510632；4.中山大學 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廣東廣州510275；5.浙江大學醫學院 控煙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310058）

一、引 言

新型傳染病是人類面臨的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包括SARS、H1N1、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等，也包括此次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近年來，新型傳染病的流行已對人類構成了重大的社會和健康危機［1］。這些危機使人們在心理上受到劇烈沖擊，可能導致嚴重的緊張、恐慌和不知所措的情緒。根據心理壓力“刺激—認知—反應—應對”理論（Stimulus-Cognition-Response-Cope，SCRC），外部刺激引發危機感知，個體經認知評估后會出現心理和情緒反應，繼而采取危機應對行為［2-3］。一些研究闡述了在急性呼吸道疾病暴發期間人們的心理和行為反應［4-6］。新型傳染病的發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7］，疾病突如其來，并大范圍擴散，使人的情緒和身體不堪重負，并在兒童、青少年、成年人等各個群體中引起強烈的心理和行為反應［5，8-9］。

鑒于人類心理和行為因素對疾病預防的重要性，評估它們在疾病預防中的作用至關重要［10-11］?！案兄拍睢獏⒄找幏丁庇绊懤碚撜撌隽擞绊懳覈巳盒袨榈膬蓚€敏感要素，即感知信念和參照規范［12］。一些研究發現，在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如SARS）和埃博拉疫情暴發期間，強烈的風險感知與心理和行為反應之間存在顯著關聯［13-15］。最近針對我國人群的一項研究表明，個人對新冠病毒的危機感知與公眾不良的情緒和行為結果有顯著關系［4］。在我國的文化環境下，人群行為的塑造模式和西方社會有很大差別，表現為人們的行為容易跟著“感覺”走，這就決定了感知信念在其行為選擇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認知是健康行為理論的一個基本要素，而行為信念會影響人們的行為選擇［3，16］。行為信念有不同的方式，包括知識加工、邏輯思維和感知等形式。對慢性行為而言，知識信念對行為的決定作用是微弱的，甚至是可忽略的。但是對于新生問題，在人們普遍不了解新事物的屬性時，知識信念具有一定的作用。例如，關于呼吸道傳染病的研究就證實了知識信念的作用［17-18］?；诖?，本研究將檢驗感知危險信念和知識危險信念對新型傳染病預防的影響。

參照規范是合理行動理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3］。個人行為方式究竟是依據個人偏好還是大眾規范，這一問題與文化的關系非常密切。在強調個體主義的社會，多數人會以個人的態度決定其行為；而在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多數人則會依大眾規范來決定自身行為。由于我國人群的行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容易被環境線索暗示、受到他人的影響，參照規范成為我國人群行為的一個關鍵變量［12］。但是，目前來說，將參照規范納入研究的，在呼吸道急性傳染病研究領域還較為少見①Ng T.，“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nurses’intention to using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n Hong Kong，”Master’s Thesis，School of Nursing，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2008.。

新型傳染病一般會經歷從暴發至流行的過程。這一過程往往會有明顯的變化趨勢，病例數量會經歷緩慢上升、快速上升、達到高峰、快速下降、緩慢下降，直至少量散發狀態。厘清這個過程中的心理和行為變化狀況，對認清疫情在人群中發生、傳播和消退的規律頗為重要。然而，目前國內外的絕大多數研究屬于橫斷面觀察［11］。本研究將使用前瞻性縱向觀察方法，以感知信念—參照規范影響理論模式為框架，探索某新型傳染病公眾預防行為的人群規律，以期彌補這方面的研究空白，為我國預防新型傳染病提供新的視角。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前瞻性的縱向觀察方法來探索某新型傳染病流行期間我國人群的心理和行為反應的時間變化趨勢及其“危險信念—參照規范”模式。

（一）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從微信和豆瓣社交媒體平臺上通過廣告進行招募的。人員納入的標準是：普通社區人群；年齡為20—60歲；擁有和能夠使用智能手機；能夠讀寫中文；愿意參加研究并能在預定的觀察點提供信息。拒絕提供相關信息或有某些健康問題而不能正常應答者，則被排除在外。對潛在的參與者建立人員名錄，經資格審核后確定最終參與者。經本人同意后，每個參與者將收到一份電子問卷和操作指令。在閱讀完應答說明后，參與者被要求點擊“確認和授權”按鈕，提供一份電子同意書，然后進入問卷應答環節。每個參與者使用一個獨特的二維碼。二維碼為識別參與者的獨特工具，這樣可以禁止非參與者對觀察造成的干擾。掃描二維碼后，參與者即可進入被觀察組，無需其他條件。

本研究的追蹤觀察期為2020年2月到3月，持續一個月，由五個觀察時點構成，每個時點相隔一周。第一次為2月5日，第二次為2月12日，第三次為2月19日，第四次為2月26日，第五次為3月4日。整個觀察期覆蓋了某新型傳染病疫情從高峰到低水平階段的發展過程。在此期間，每個觀察點相對應的新確診患者分別為3 887人、2 015人、394人、433人和133人①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全力做好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http：//www.nhc.gov.cn/xcs/yqfkdt/gzbd_index.shtml，2020年6月19日。。

本研究的在線觀察是在問卷星上進行的。每一次觀察都有一個專用的電子問卷訪問鏈接。所有應答都是匿名的，問卷完成時間約為10分鐘。研究者建立了專門的數據管理組，負責數據收集和整理。每個觀察時點收集數據均采用相同的方案，以保證其同質性。

（二）變量測定

本研究是在危險信念—參照規范模式下進行的，包括危險信念、參照規范兩個自變量。

因變量是研究對象對新型傳染病的預防行為。由一個問題測量，即“感覺自己對疫情的預防怎么樣”，應答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級制評分，范圍從1分（很不到位）到5分（很到位）。

危險信念包含感知危險信念和知識危險信念。對于前者，通過詢問“感覺新冠肺炎病毒流行狀況很嚴重”來測量，應答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級制評分，范圍從1分（很不符合）到5分（很符合）。對于后者，通過詢問“流行期與他人接觸很危險”來測量，應答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級制評分，范圍從1分（很不同意）到5分（很同意）。

參照規范是指與自己關系親密的人對新型傳染病的預防行為，分別為家人或親戚、同學或朋友。詢問他們對疫情的預防，應答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級制評分，范圍從1分（很不到位）到5分（很到位）。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所有數據都使用Microsoft Excel錄入到數據庫，然后導入SAS（9.3版）進行統計分析。使用描述性分析來展示不同觀察點的預防行為及相關變量的變化情況。使用SAS GIMMIX程序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以確定諸變量在觀察期間的變化趨勢，并使用Armitage線性趨勢檢驗法②SAS Institute，“SAS/STAT 9.3 user’s guide：survey data analysis（book excerpt），”http：//library.oum.edu.my/oumlib/content/catalog/718463，2020-06-19.檢驗危險信念、參照規范與個人預防行為之間的關系。

三、實證結果分析

150名研究對象在基線被招募。從基線經過三個中間點到最終觀察點，獲得一一對應全程鏈接者102名，其中99名來自全國24個省區市，其余3名來自國外。研究樣本中，女性占61.8%，漢族占93.1%。43.1%未婚，50.0%已婚，6.9%喪偶或離異。研究對象的一般人口學特征詳見表1。

根據表2可知，感知危險信念（β=－0.087，p<0.01）和知識危險信念（β=－0.078，p<0.01）在觀察期間呈現下降趨勢，但本人預防行為（β=0.048，p<0.05）和家人或親戚預防行為（β=0.051，p<0.05）則呈上升趨勢。表3顯示，感知危險信念和知識危險信念影響了本人的預防行為，參數估計分別為0.126和0.118，p值分別為0.000 3和0.000 7。與此同時，家人或親戚、朋友或同事的預防行為對本人的預防行為也存在影響，參數估計分別為0.628和0.579，p值均<0.000 1。

表1 一般人口學特征分布

表2 觀察期間預防行為及相關變量的均值及變化

表3 預防行為“危險信念—參照規范”相關變量聯系

四、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驗證了新型傳染病預防的“危險信念—參照規范”影響模式，這一模式的建立對該行為的理解和干預具有重要意義。該模式視角下的新型傳染病預防和公共衛生教育應以感知信念和參照規范為切入點。

在觀察的基線，感知危險信念和知識危險信念分值是4.27和4.24，兩者在五個觀察點中均為最高，這個時間正是疾病的流行高峰。與以往的研究一致，新型傳染病的流行會對人們構成高感知威脅。例如，一項研究發現，約有10%—30%的公眾會擔憂流感暴發期感染疾病的可能性［19］。另一研究發現，2020年2月1日至2月10日某新型傳染病流行期間，15.3%的上海和武漢居民感知到疾病的嚴重性［20］。根據SCRC理論，新型傳染病的出現和流行作為一種強烈刺激，必然會引起人們強烈的心理反應，并導致許多消極的心理和行為后果［8-9］。而且，新型傳染病具有不可預期性，會對大眾造成極大的不確定性心理壓力［7］。新型傳染病的不確定性及相關心理問題對人類應對疾病構成嚴峻挑戰，政府和社會必須給予足夠重視。

本研究發現，在觀察期間，感知危險信念和知識危險信念存在從高到低的時間變化趨勢，正好與疾病流行趨勢一致?？梢?，危險信念的變化與此類新型傳染病流行強度趨勢存在一致關系。但與以上不同，本人預防和家人或親戚預防行為在觀察期間則呈現上升趨勢。危險信念是疫情發生不久后人們形成的反應性觀念，而預防行為是一種相對固定的行為模式。預防行為在人們受到刺激后啟動，經過一定時間不斷強化而逐漸形成［3］。不論是傳染病還是非傳染病，不論是急性病還是慢性病，公眾預防行為的形成對疾病流行的控制至關重要?？茖W理論和證據是公眾預防方案設計和制訂的基石，而以往的很多做法則違背這一原則。

本研究發現，感知危險信念對新型傳染病預防有顯著的影響。這種現象在西方社會也有報道。有研究發現，在急性呼吸道疾病流行期間，風險感知與心理和行為反應之間存在關聯［13-14］。相對于認知信念，我國人群行為對感知信念更敏感［12］。這種現象不僅對新型傳染病是如此，對其他疾病也是這樣［12］。本研究還發現，知識危險信念也影響疾病預防。根據健康行為理論［3］，知識信念對新生問題的處理有一定作用。當人們普遍不了解新事物屬性時，知識危險信念對預防是有用的。但隨著新型傳染病持續流行，人們對其屬性了解的知識已經趨于“飽和”，知識危險信念將不再起作用。相對而言，在疾病流行的整個過程中，感知信念一直有著重要的作用。這點對新型傳染病的預防具有啟迪，應重視以問題感知危險信念為切入點的大眾教育和行為干預。需要的是創造機會和渠道，使公眾得到問題感知和體驗，由此提高公眾的自我保護意識，推動避免感染疾病的自覺行動。

本研究發現，家人或親戚、朋友或同事的預防行為顯著影響本人的預防。參照規范視角的疾病研究在于重視參照人群角色行為對個人行為的作用。行為學“鄰里效應”所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吧鐣鷳B”說將健康和疾病現象理解為人與環境互相作用的產物。前者包括人的生物屬性、社會經濟地位、觀念、意識和行為等，后者包括環境條件、社會結構、文化和群體行為等。社會行為的視角特別關注以上兩個“活”的方面，分別從人的意識、行為和環境變化方面詮釋健康現象。本研究提示，對新型傳染病的預防研究和實踐應關注參照人群的態度和行為示范。疾病預防在注重行為者個體的基礎上，應強化群組和群體舉措。通過“創新推廣”“意見領袖”等方式產生群體效應，由此帶動個體行為。

不同于迄今絕大多數關于新型傳染病心理和行為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縱向觀察設計，其優勢在于可以觀察到隨著疫情變化人們的心理和行為，特別是預防行為的變化趨勢。這一研究設計與理論構想結合對因果關系的推論無疑是有利的。但本研究難以避免縱向觀察所具有的先天缺陷，例如樣本存在“集群”偏差，過度反映某一特征人群（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群）。因此，今后進一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